国防政策与全球传播：文化话语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研究
１． 困境、问题、目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军方、媒体乃至学界不断地责备质疑中国国防政策，散布“中国军事不透明”“中国国防话语不可信”“中国有野心”等国际舆论，形成了一套“中国威胁论”的话语体系。尽管中国反复宣示，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威胁论”论调经久不衰，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给国际社会增添疑惧的同时，配合着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深入推进（Howard 2010；Ratner 2011； 徐辉、韩晓峰 2014:78；叶建军 2011；参见 Zhang 2012）。 而我国学界对于中国国防政策的关注度总体较低，因而很难谈得上国际影响力，有限的分析往往缺乏全面性、系统性，更没有意识到“国防”与“话语／传播”的辩证联系，特别是后者对于前者的建构作用 （Shi-xu 2015； 施旭 2015）。
中国的国防政策究竟如何？尤其是,中国的国家军事战略的根本性质和本质特点是什么？应该如何去阐释理解？为此，我们将运用“文化话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相关国家安全、军事战略、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提出国家军事战略的“三维话语研究”框架，即：话语意旨、话语品行、 话语模式，以中国1998年以来的十部国防白皮书为核心材料，以美国1992年以来的六部军事战略 报告为对比材料，进行三个话语维度的分析：１）作为指导国防力量使用与建设的纲领，中国国家军事战略在理念上有怎样的特点？ ２）作为国际军事外交的行为，中国国家军事战略在话语品行上有怎样的性质？ ３）作为国家军事信息的国际传播，中国国家军事战略在对外交流上有怎样的诚信度？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国防政策作较为全面、透彻的阐释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国防政策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提出建议。
澄清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本质、特点、规律，并彰显与美国军事战略的异同，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国防政策，回应质疑、消除忧惧、防止误判，重塑我军国际形象，增进国际安全交流，推动世界安全秩序改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２． 作为“文化话语”的国防政策
在国际／国家安全、国防、军事的研究领域里，学者往往将话语当作内容的外壳，而未能认识其内在的辩证意义，因而也忽视了话语作为理论和方法的可能性。 而话语研究者又往往缺乏对涉及安全、国防、军事问题的专业认识，同样忽视了两者的相互联系。这种断裂情况无论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因此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改变这种二元对立的状况。
本研究将以“文化话语研究”范式为基础理论和方法框架（施旭 2010，2017，2018），提出的是一个整体、辩证的“国防话语”概念：指涉国家法律法规界定的国防事务的话语。这样一来，国防力量与国防话语辩证统一。背后的道理其实也简单：有力的国防话语，可以鼓舞斗志，可以震慑敌人，可以主导战争，也可以呼唤和平，因此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国防力量，或者说成为国防硬实力的体现（施旭 2020；施旭、梁晓波 2019）。 《论语》道：“一言而可以兴邦”。
在这里，“话语”是指以语言和媒介使用为特点的社交实践，是“人类交际”的具体存在形式。在要素构成上，它一般包括相互交融而成的“对话主体”“言行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在特性上，它具有重要的但往往被忽视的“文化性”，即不同群体的话语间的差异性和竞争性；比如，中国话语与美国话语，既有思维、价值、言语、经济、社会、历史等不同点，而在国际交往中更有权力的互动关系（如竞争、压迫、反抗、合作、渗透、分化）。在功能上，它构建现实，施行权力。而“文化话语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索话语各层面（如交际主体、言行意旨、媒介模式、目的效果）上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关系。据此，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美国的国家军事报告，都可以被看作文化不同的话语现象。
“国防政策话语”是“国防话语” 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国防建设和斗争中起着统领性作用。“国防政策”是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行动准则，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利益及安全形势（陈舟 2009：59；杨勇、董树功、孙晓婷 2018）。这里需强调，国防政策不是单一的军事、政治现象，而是典型的多元要素组成的国防话语现象。首先，国防政策必须有具有决策权威的（及相关功能的）主体；其次，必须就国防问题有特定的概念、原则、言说方式；再者，必须有相应的传播渠道，以及场合，等等。因此，国防政策也是交流、较量、交友或交恶的社交活动，具有话语性质（包括语用性、交往性）（Fravel 2015，2016；Shi-xu 2015；施旭 2016）。而国防政策中的一个关键、核心内容是“国家军事战略”：对其性质学者有不同的定义（Echevarria 2017；Finkelstein 2000；Lykke 1997；Myers 2004）。一般认为，国家军事战略是关于国防斗争和建设的指南或总方略（ 汤晓华 2008：74；杨运忠 2015；彭光谦 2001）；它服务于从国家安全全局统筹国防力量运用与发展的国防战略；与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有辩证联系（郭新宁 2006：4；周丕启 2007）。
“国家军事战略话语”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一定国家军事集团通过语言及其他媒介、渠 道，宣示其武装力量面临的风险、争取的目标、执行的任务、建设的方向等内容的国内和国际传播实践。作为交际现象，国家军事战略话语当然包括对话、交流、理解、反应的（国际）社会交往层面 （Shi-xu 2015；施旭 2016）。大量的国家军事战略研究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恰恰是基于相关文本信息、 口头表达、传播事件等 （ Finkelstein 2007； Fravel 2008；Ghiselli 2018；Hansen 2006；Tubilewicz 2010；Zhang 2012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军事战略话语，如同一般的国防（政策）话语，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它反映特定族群（如东西方）的思维方式、认知观念、价值原则、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化传统、言说方式，并形成族群（如东西方）之间的权势互动关系。从这样的（跨）文化角度看，中国的国家军事战略有其特殊的文化性质与特征：以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政治纲领）为宗旨，以中国共产党为绝对领导，以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和谐观为出发点，等等；而美国的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黩武主义、财团和军工企业经济利益的支配（ 焦艳、晋军 2016）。
这里还需说明的是，作为国防、国防政策、国家军事战略话语的具体特殊形式的“国防白皮书”，在生产、内容、形式、传播等技术层面上各国不尽相同（Choi&Wattanayagorn 1997）。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应以本国或“普世”标准来评判他国国防白皮书的技术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国防政策话语的国家军事战略话语，又是一种国际军事外交行为，既然如此，就有国际社会伦理的层面。本文将以“平等对话，和平共处”作为批评国家军事战略话语的基础和原则。
其实，在国防政策特别是国家军事战略研究中，话语作为材料和路径是通常的做法 （Mearsheimer 2010；Tubilewiez 2010）。比如，学者们往往通过分析中国的国防报刊、书籍、公开文件，观察国防发言人或相关机构的特性，诠释他们的语境、表述甚至语气，以揣测中国国家军事战略（意图）（Chansoria 2011；Fravel 2008 ；Newmyer 2010）。因此，军界和军事学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注意国防话语（包括国防政策、国家军事战略）的国防（研究）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系统、不透彻的，因此也不是完善的国防（研究）体系；要建立完善的国防（研究）体系，必须将国防话语（包括国防政策、国家军事战略）（研究）作为有机组成部分（Shi-xu 2015；Zhang 2012:881-2；施旭 2016；施旭、郭海婷 2017）。
３． 跨历史、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军事战略
本研究在方法上顺应上述文化话语研究思想，讲求多元、兼用、比较、综合、公正的总原则，尽量使之贯穿于“材料选取”和“材料分析”的全过程（Shi-xu 2014：29；施旭 2012）。 这意味着，我们将运用安全研究、国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传播学、话语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知识，调动相关直觉经验和历史文化信息，兼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坚持明确的文化政治立场，即支持文化多元、世界和平，反对国际霸权、冲突分裂。下面简要说明相关细节。
本研究聚焦国防政策中典型、核心、要害部分———国家军事战略，将官方、历时、公开、系列的材料作为实证基础。为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自1998 年以来发布的十部国防白皮书，将被作为 主要的分析对象。 前八部涉及国防建设（包括经费、科技）、国际合作、军控裁军、防核扩散等问题；而国防政策，作为各白皮书的总纲，一般被扼要表述（即 1998，2000，2002，2004，2008，2010，2012年版）；但是，国家军事战略，作为国家备战部署和建设的具体指导，隐含在国防政策的扼要说明之中。因此，这些文件中的国防政策表达部分将被纳入研究视野。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以下简称《白皮书》，在引用时不进行年份标示，仅标识出具体段落；例举其他白皮书时，将标示特定年份），是新中国军事史上第一部以国家“军事战略”命名的白皮书；而2019年版则更加全面、详尽地解说包括军事战略在内的中国国防政策，并更加凸显了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和反应的层面。另外，由于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2015年以来关于白皮书的官方和非官方（新）媒体报道和解说，特别引人注目。因此，最新两部白皮书以及相连的媒体事件，将作为本研究焦点材料的重中之重。
更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重心转移、大国博弈的语境下，中国和美国的军事战略实践，是处于特殊文化互动关系中的军事外交现象。 因此，为全面、深入认识和阐释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性质、特点、规律，必须联系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实践。 为此，本文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自1992年以来发布的六部《美国军事战略报告》（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主要对应和对比材料；但为突出美方战略最新状况，也以2015年期为重点（以下简称《报告》）。①
与中国白皮书一样，美国报告是国家军事力量使用策略和发展方针的具体纲要。但不同于中方白皮书，美方报告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根据 1986 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改组法》（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的要求，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 战略指导的产物（陈积敏 2015）；另外，该报告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The Presiden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和美军《四年防务评估》（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为指南（陈飞 2016；王连成 2011）；再者，它还对于财年国防预算申请和分配结构有导向作用（焦艳、晋军2016）。
另外，根据上文提出的话语概念，白皮书和报告不能仅仅作为文本来认识，还应该从社交实践的整体角度被看作国家、国际传播事件；这样，参与白皮书、报告生产、传播的机构和组织，使用的相关传播媒介和手段，相关的国内外环境等，都要纳入研究视野。
这种跨文化、跨历史的材料收集方法，这种学科交叉、理论多元、方法灵活、实践导向、文化和谐的材料评析立场，都是为了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有效地发掘、阐释、说明和凸显当今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性质、特征与规律，以助力中国国家军事战略话语体系的建设，消解或避免中美、中外国家间军事战略的误解和误判，最终推动中美、中外国家军事战略朝着合作共赢、人类和平的方向发展。
４. 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话语内涵
关于“国家军事战略”，学界没有共同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要素构成概念 (Echevarria 2017; Finkelstein 2000:101 -102；Lykke 1997;Myers 2004)。根据中美两方的具体表述，我们提出“五位一体”的国家军事战略话语内涵分析框架，以求得尽量全面的认识和评价：1)时局观察：本国、地区、全球安全状况; 2)安全观念：国家/国际安全利益内容，这些利益的性质和维护手段，及其与他国关系; 3)自我定位：军事力量的地位和作用; 4)目标任务：国防力量的目标与任务; 5)行动准则：国防力量使用的原则。这即是说，我们的分析将依照该框架在文本意旨层面上展开 (以下《白皮书和《报告》都特指2015年版）。
时局观察是对本国、地区、全球安全状况的看法;因为是国家军事战略谋划的起点,一般写在文件开端。其意义不仅在于是国家军事战略制定的出发点,而且也在于反映主体世界观和态度。《白皮书》和《报告》都有关于国际局势、安全形势或外部安全环境的描述、评估、预测甚至解释。
《白皮书》有几个稳定而突出的意旨特点值得注意：（一）“无我境界”下的世界总体安全趋势; (二）世界内的密切联系; (三)国际局势的积极方面(即“和平”“发展”）。
国际安全形势(1998)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5]②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6]
国际安全形势 (2019)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3
美国的时局观却不同：（一)“有我境界”下的世界局势，尤其在具体事态上;（二）那些顺从美国领导的国家或组织的情况：（三）越来越危险的世界安全局势，尤其是强国或崛起中强国的潜在安全威胁③：
Strategic Landscape (1992)
The Cold War is over and a host of powerful forces is shaping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major 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military strategy.[2]（战略格局(1992） 冷战已经结束，一大批强大的力量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2015)
Most states today -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support ... Some states，however, are attempting to revise key asp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re acting in a manner that threatens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5]（战略环境(2015)……由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领导的国家都支持……但是，有些国家正在尝试修改国际秩序的关键方面，并以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行事。）
安全观念涵盖国家/国际安全利益的内容，其性质特点及维护手段,包括与他国的关系。它是国家军事战略的基石和指针，决定国家军事战略的方向和目标 ( Finkelstein 2000: 101)。
《白皮书》一开始就强调，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世界各国相互交融;在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中宣称中国同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质上也是认同中国与世界的安全联系，比如：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4]
中国军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深化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营造平等互信、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2019，35]
这种国际融通的安全观念，还应该从中国的“新安全观〞⑤“总体国家安全观”⑥的历史发展脉络来把握;同时还应该从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整体观、辩证观来理解。
相比之下，《报告》反映的是二元对立、分裂世界、分化人类、唯我独尊的安全观念。这也不难理解:美国文化缺乏整体辩证思维，缺乏包容、利他、和谐的价值观。且看《报告》从美国“永久利益”中提炼出的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是从全球视角看所涉及的国际关系：
The NSIs are; the survival of the Nation; the prevention of catastrophic attack against U. S. territory; the security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the security, confidence, and reliability of our allies; the protection of American citizens abroad; and the preservation and extension of universal values. [2015,25〕（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的生存;防范对美国领土进行灾难性攻击;全球经济体系的安全;我们盟国的安全、信心和可靠性;美国海外公民的安全;普世价值的存续和拓展。）
显然.“美国的安全利益”与盟国系统之外的世界没有关系;换言之,美国的安全观念是不考虑盟国系统之外世界的安全的。然而，“美国的安全利益”又是对国际社会有特殊要求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安全(the security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盟国的可靠度(reliability of our allies )”“（向世界)拓展普世价值 (the preservation and extension of universal values )”。这种分裂、排他、压制性安全观,还体现在其制造的道德“黑名单”：“邪恶帝国”“无赖国家”“流氓国家”失败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等等;该名单同时造就了美国优势身份，并将其攻势战略正当化。这里还需要质疑的是，作为美国安全利益的“全球经济体系”“普世价值”是由谁决定的？
自我定位指的是对本国武装力量作用和地位的表达,往往涉及与本国和国际安全利益的关系,反映国家军事战略的意图和目标
《白皮书》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是维护本国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发展[2，13];关于这一点几乎历次白皮书都有作同样的声明。从中可以看出,中方将军队定位为国家自卫性与和平发展性的。
美方《报告》则相反,将自己构建成国际安全秩序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将自己的全球同盟伙伴体系构建成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石，且乐于展示军事能力与军事优势;这里需特别注意,其地位和作用具有突出的“国际”层面。那么，不依附其同盟伙伴系统的国家间接隐约地变成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对立面：
...a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dvanced by U. S. leadership...[2015，在重点窗重复](……由美国领导推动的以规則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America's global 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 is a unique strength that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2015，39]（美国的全球盟友和伙伴网络是一种独特的力量，为国际安全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与《白皮书》截然相反，《报告》的自我意识、分裂意识、敌对意识跃然纸上（注意 our we. U. S. allies adversaries partners )。
目的任务是指关于国防力量的根本目的与任务，或者战略目标和手段的表述，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反映其本质特点
首先，《白皮书》显示，中国军队的战略内核是：维护本国利益及世界和平。而《报告》明确表达,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震慑或击溃国家敌人和极端势力，增强与盟国盟友的全球体系。不难看出，中国战略是“国家自卫性的(对象是自己的国家)”，因而说,深刻地体现了“防御性国防政策”;而美国战略是“集团攻击的(对象为盟国体系外的其他国家和恐怖组织)〞，因而体现的是“攻击性国防政策”。对比中美具体表述：
中国军队有效履行新的历史时期军队使命,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2019，13]
进入新时代,中国军队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要求，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2019，37〕
To secure these interests, thi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provid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composed of three National Military Objectives; to deter, deny, and defeat state adversaries; to disrupt, degrade, and defeat VEOs; and to strengthen our global 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 [2015, 27]
（为了确保这些利益，国家军事战略提供了一种综合办法，包括三项国家军事目标：威慑、拒止 和击败敌对国家；扰乱、分解并击败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强化美国的全球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
《白皮书》表述军队使命和战略任务时（13,14），主句动词几乎全是“维护（还有“捍卫”，无攻 击性，近乎英文词“protect”），而行动对象，除了“世界和平”之外都是本国利益；白皮书（２０１９）则通 过表达相对被动行为的名词（“战略支撑”）更加突出地反映了国防政策的“防御性”。而美国表达 战略任务时，用的是六个破坏性、攻击性、震慑性、阻止性动词（“ to deter, deny, and defeat”；“ to disrupt, degrade, and defea”），对象是外部、他者主体。
最后，历史地看，中国的军事战略具有高度稳定性。2000、2002、2004、2012、2015年，白皮书表达的始终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1998、2006、2008、2010、2019年，在更高的管理层次上，白皮书表达的始终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而且，与表述相辅，新中国70年的军事行动也印证了高度稳定的中国战略内涵。 与此相反，美国不断更换军事战略，这种变化随着其对世界局势认识的改变、国家战略目标的转移而调整。因此，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不稳定的、多变的。
行动准则是指关于国防力量使用条件和界限，或军事行动规范的表述，是在国际社会中军事自律程度、原则性的表现，应该说从根本上反映国家军事战略的透明度。 这种表达往往以否定或反对的形式出现。
这方面《白皮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军事行动有明确的规则和界限，表现在向世界宣示一系列有条件的行动禁区，如：“坚持战略上防御与战术上进攻的统一，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 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 注意三次强调“坚持”，以及无条件的涵盖 多个领域的行动禁区，如：“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这些基本出现在历次的国防白皮书中，也折射了中国军事文化传统（如“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法》；“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因而体现出中国国防政策的历史延续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方具有高度而广泛的军事战略透明度。注意以下例子中表达否定或反对的词：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015，2］；“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015，15］；始终奉行不首先使 用核武器的政策（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2015，30］；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2015，30］；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2015，30］；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 ［2015，47］
与《白皮书》不同，在《报告》中找不到一句宣示美军不做的事，正相反，文件运用模糊或笼统的条件句式，暗示先发制人、采取单边行动的可能，如下面句子所示：
While we prefer to act in concert with others, we will act unilaterally if the situation demands .［2015，32］ （虽然我们更愿意与别国一道行动，但如果情况需要，我们会单独采取行动。）
5. 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话语品行
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方面，其话语品行是一种国家武装力量的姿态、做派或行事方式，是反映国家军事战略性质的重要方面，更是影响国际军事（战略）关系的行为。 这种话语品行突出地表现在国家关系、军队关系的构建上，以及作为军事外交的言语行为上。 让我们看新近两部白皮 书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军队与世界和平关系的构建：
中国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希望同世界各国一道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2015，1］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015，2］
《白皮书》一开头就表达与世界合作的愿望（“希望同世界各国一道”）；白皮书（2019）在宣示国际责任和义务时，突出与国家社会合作、为国际社会服务的多项承诺。 其实，这种鲜明表达希望和平、发展，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姿态，表现在自1998年以来的每一期国防白皮书“前言”部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报告》运用“二分法”和“反衬法”将世界分裂成两类国家，将美国及其盟友系统宣称为“正义之领袖”，而将非盟友国家划为“修正”“国际秩序”并“威胁”前者的国家。《报告》的另一个威胁手段是，宣示与中国周边国家加强军事联盟，明示围堵中国的计划。且看：
... we will press forward with the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lacing our most advanced capabilities and greater capacity in that vital theater. We will strengthen our alliances with Australia,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We also will deepen our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and build upon our partnerships with New Zealand, Singapore, Indonesia, Malaysia, Vietnam, and Bangladesh ［2015,41］（……我们将推进亚太地区再平衡，把我们最先进的力量和更大的（武器）装载量放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我们将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我们还将深化与印度的安全关系，建立与新西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孟加拉国的伙伴关系。）
除此之外，对比涉及军事安全词语的动宾搭配，也可以帮助我们估测中美军事战略话语的品行。 “对手”（adversary/adversaries）、“敌人”（enemy）的常见动宾搭配为：defeat（打败）、dissuade（劝 服）、overwhelm（压倒）、halt（阻止）、attack（攻击）、destroy（毁灭）。
6． 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话语模式
除了从“话语意旨” “话语品行” 去理解国家军事战略，还必须从“话语模式” 的角度去进一步考察，因为在当今紧密联系的世界里，国家军事战略恰恰离不开作为国际交流活动的媒介传播。
自1998年中国定期发布中国国防白皮书以来，中国国防部于 2004 年开通中国军网，2009 年改版为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2008年建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年成立中国国防部新 闻事务局，定期或不定期发布中国军队新闻；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中国国防部先后开通了 “国防部发布”的微博、微信账号。这里，我们聚焦2015年5月26日《白皮书》 发布当天的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行为三个环节，进一步揭示作为中国国防政策的国家军事战略的性质与特点。
首先，传播主体上，有众多中央或全国性机关、组织、媒体的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解放军报》 、国防部外办、国防部网站、新华网、人民网、四大门户网站（腾讯、搜狐、网易、新浪），党政报刊网站。 其次，传播模态上，有各种媒介和渠道的使用：新闻发布会、现场直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网络专题、独家专访、介绍会。再者，在具体传播实践上，《白皮书》发布的当天，上述主体、媒介一齐行动，面向全中国和全世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7月22日中国预告了《白皮书》的发布；而且发布当日（7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过发言人介绍，辅以图片精炼亮点要点、微视频、发布会文字实录；另外，中、英文版单行本同步出版发行，以 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8个语种发表。 这些都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国家军事战略上乐于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态度。美方对《报告》的传播不同于中国，登载全文的只有国防部及其相关机构的网站。⑦
7. 结论
在整体多元、跨历史、跨文化分析对比的基础上，研究从话语切入对研究对象“中国国家军事 战略”的本质、特点、规律进行释义、解释、评价。第一，中国国家军事战略不具所谓的“攻击性” “威 胁性”，更不具所谓的“野心”；恰恰相反，中国战略的本质内涵，是防御、自卫、自律、包容。前文例 证显示，其军事战略饱含着全球性、分裂性、外向性、攻击性、任意性。中国战略的特性，是由其文化 传统、历史经验、社会条件和国防政策等因素决定的。
第二，中国国家军事战略不具有“敌对”“冲突”的态势或姿态，体现出的是和平、友好的话语品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战略自封为国际安全“领导者”，挥舞“普世价值” “国际准则”大棒,分割世界,分裂人类，结集拔高盟国系统，孤立贬低异己国家，表现出霸权主义做派。
第三，中国语境下作为国家军事战略重要内容的安全观，具有人类相通、国际相连的性质。 中国战略从中国文化出发，强调共护安全、共享安全。美国战略则相反：从二元对立思维、美国中心主义出发，制造世界分裂、安全对立、美国至上。
第四，中国国家军事战略并非“不透明”；恰恰相反，在战略目标、任务、军事行为等诸多问题上，清晰、明确、坦诚、行动有限度。中方反复宣布多重、多层禁止性原则；美国未有任何关于军事行 动禁止性原则的表述。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自1992年至今，向国际社会发布了六部公开的《报告》,2018年国防部向媒体透露今后将不再公开此类报告。 中国自1998年共发布十部《白皮书》 （总字数：英文版约 320292，约为美国报告词数的5.6倍；中文版409067），而且基本上两年一部；除此之外还分别于 1995、2003、2005年发布有关军控、裁军、防核扩散的文件。特别应该提醒的是，因为中国战略是国家自卫性的，而美国是全球性的、军事同盟性的，所以美军战略本应负有比中国更高的透明度责任。 然而，事实却相反。
第五，中国国家军事战略不仅透明，而且是真诚的，因此是可信赖的。 继前八部白皮书扼要阐述中国国防政策及军事战略，2015年中国首次专门就“国家军事战略”发布白皮书，而且发布的当天，诸多重要国家机关、中央媒体共同参与，运用各种交流渠道和技术，向国内和国外传播。这一切说明，中国在进一步开放，希望展开国际交流，并愿意承担责任。
第六，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乃至国防政策，是可预测的、稳定的。 自 1998年第一期至之后每两年一期的白皮书始终宣示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执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不论国际风云的变幻，不同于美国“随机应变”的国家军事战略。
第七，以上所述性质、特点和规律，也可追溯到中华文化的“和谐观” “天下观”。中国传统文化，惯于整体看世界，崇尚和谐的道德伦理；在军事领域，主张“先礼后兵”。这与美国的黩武精神、 二元对立思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文化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军事战略话语的区别。
最后，双方在整体战略话语上也有一些明显共同点：一是都在时局观察方面注意到世界急促而深刻的变化；二是都看到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相互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都将世界的“安全”“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为本国国家军事战略的一种目标或愿景，尽管这种目标或愿景有不同的层次，并且有不同的路径。
8． 研究与实践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绝非包括主流学界在内的西方社会判定的那样。恰恰相反，在理念上，中国国家军事战略呈“国家自卫型”；相比之下，美国战略呈“国际攻击型”；在品行上，中国战略呈“友善合作型”；而美国呈“霸权攻击型”；在表达上，中国战略呈“透明稳定型”；美国呈“模糊嬗变型”。但同时，中美双方的国家军事战略也有共同点：都体现了对“自我安全”的需求和期盼。
基于上述评估，我们提出几项建议。首先，鉴于中美两国军事战略性质形态截然不同，中美之间，乃至中外之间，尤其在武装力量高层、智囊机构及学术界，开展全面、深入、系统、细致的对话与批评，以认清两军战略的文化差异性（包括国际道义）、矛盾性、复杂性，避免无端指责，防止战略误判。
其次，在国家军事战略话语多元竞争的视野下，国际社会包括相关机构团体就“安全”“（国家） 军事（战略）透明度”“普世价值”“国际准则”“国际领导”的概念、标准、手段、责任及其话语使用原则进行商讨审定，因为这些概念常常在国家军事战略话语竞争中。为此，中国可以提出倡议，提供平台。
再者，发掘两军战略的共同点，以找到军事战略互动的新机遇、新模式、新方向，增进双方、国际和全球安全。 既然中美军事战略都承认世界的变化和联系，更有世界“安全”“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诉求，双方应积极探索对于这些概念的共识，挖掘应对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实现共 同目标的合作途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军事战略话语体系：一个能有效保障国家安全、中国特色军事战略话语体系。为此目的，以“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指针，注意运用中国文化智慧，以拓展、丰富、创新国际军事战略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指导国际 秩序治理；同时，反思中国国防话语；强化相应科研和训练机制，积蓄、培养、提升国防话语能力；不断完善强化中国国家军事战略话语的国内国际交流与传播，尤其是媒体、学界、军方要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阐释国家安全、国防政策（包括建立自己的国际期刊）；展开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的话语研究，建立相应的话语信息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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