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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书屋》2017年第2期

作者：张晓唯

在传统的历史文本观照中，保守而嗜古的罗振玉与蔡元培二人之间似乎毫不相关，了无干系。实则，罗、蔡早年相互赏识，多有共事，维新改良的宗旨目标高度契合；即令在保皇和共和之间各自分途而行，“各为其主”，亦从未公开交恶，伤及情感；甚至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二人还一度为了学术与教育而“重修旧好”，共谋国学振兴。在蔡元培看来，“罗、王之学”独步中外，值得大力弘扬；而罗振玉内心，对“领袖群伦”的蔡元培始终怀有敬意，由衷服膺。罗、蔡二人属同辈，他们在晚清民国的时代舞台上，粗线条地演绎了那一代文化人在学术与政治当中的离合片段，值得后人细加玩味。

一

罗振玉和蔡元培均出生于清代同治年间，按公元纪年，罗出生在1866年7月，蔡则出生于1868年1月，相差一岁有半。蔡乃浙江绍兴人，罗生在江苏淮安，而祖籍为浙江上虞永丰乡，与蔡为绍郡同乡，同具浙东文化元素。罗振玉少时读书颇有灵气，年十六即考中秀才，后参加乡试不中，终因家境等原因，“绝迹棘闱”。而蔡元培在科第道路上，中进士，点翰林，官至翰林院编修，令士人艳羡不已，仅就科第层级而言，罗难望其项背。不过，罗振玉术有专精，又具干才，创办农学社、东文学社，主办《农学报》、《教育世界》等刊物，主持鄂、苏等地新式学堂，受到张之洞、端方、荣庆等大员的青睐和信任，出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在清末学界颇为活跃，诚可谓得风气之先的人物。

罗振玉和蔡元培相知相识，应是在戊戌年前后。实际上，罗振玉结识诸多越中乡人，如徐树兰、徐惟则等，恰是蔡元培的朋友圈。罗早年意识到办学堂培育人才乃当务之急，曾经致函蔡等人，希望他们建言地方当局关注此事。罗后来在沪上办理东文学社，任教南洋公学，与沈曾植等人交游，更与蔡此一时期的经历颇多交集之处。罗氏创办《农学报》，每期寄赠予蔡，二人曾就办刊事宜函札往来，互通心曲。此后，又同在沪上办学办刊，时相过从。蔡闻知王国维其人，甚而与之谋面，亦应在此时期。

这个时期，刚好是在甲午惨败后中国士大夫幡然醒悟，放低身段，如饥似渴接纳西学洋务的特定当口儿。蔡元培在翰林院恶补声光化电，有如小学生一般，随即请长假南下，在浙、沪等地开始从事新教育活动，办学堂、编刊物，补习外文，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罗振玉基本上也是沿此途径跨入新纪元的，其能量释放甚至更早更大：他系统翻译农学典籍，偏于务实路径，他编印教育杂志，传播新教育理念，也发现和带出了像王国维这样的学生和助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苏、鄂督抚那里建立起活动平台，展现出不凡的才干，为其后的入京仕途筑牢了根基。同时，他接受了日本经验，结识了东洋教育界一批主干人士，既赢得先发优势，也带来认知局限，眷恋皇权即是其一，以致最终未能走出“中体西用”的格局。

蔡元培则不然，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显然走得更远，在结识了中国教育会内一些激进朋友之后，“翰林革命”已是蓄势待发，欲罢不能了。可是，他力求不让自己沦为一个纯粹的“党人”，年届不惑仍念念不忘长久以来的夙愿——游学西洋，最终踏上德意志的土地，亲炙欧风美雨，致使其后来的器局就不可以道里计了。罗、蔡二人早年的交往，最晚应当截止于1907年蔡启程赴德之时，或可能更早一些，具体已无可考。

当蔡元培在柏林和莱比锡“苦读”之时，罗振玉在北京的学部和京师大学堂却在大展拳脚，显示出足够的锐气和能力，尽管科第层级偏低，但由张之洞保荐的“经济特科”身份，竟使他底气十足，当然也是性格使然。他作为学部参事与翰林出身的学部左侍郎严修之间就国子监的存废、部员资质、速成留学等议题展开的激烈争辩，似乎略居上风。为了保存收储“大内档案”（八千麻袋），在京师大学堂主管官员不肯出资的情况下，毅然决定调用他自己分管的大学堂农科经费，亦在所不惜。罗振玉的风格在晚清官场行事，或许不免碰壁，但有强势靠山为背景，在颓靡的氛围中未必不是一股清风。难得的是，罗并不满足于“干才”的赞誉，他对古物的兴趣和造诣与日俱增，正在接近这一领域的顶端。这为他在民国建立之后的长期“赋闲”生活，平添了名利双得的生存来源，也为外界留下一个难解的迷，“体制内的人们”自然不免捕风捉影，一些流言被传播的像是事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