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线上展览开展之际，我们特别推送这篇由刘卫东与刘子凡共同撰写的文章。袁复礼先生在西北考察中行程万里，历经艰险，留下了大量的采集、记录资料。本文整理了袁复礼关于出土文书的两篇未刊稿——《新疆出土之“唐”经》《“唐”人写经十五种志略》，略述其收集文书的经过，并对其中介绍的文书做简单的题解。

本文作者中，刘卫东为袁复礼外孙，供职于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目前在做新冠肺炎疫情统计工作，曾于2003年参加海淀区非典防控工作并获北京市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作者刘子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刊于《西域文史》第十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即出，感谢朱玉麒教授授权发表；微信发表时有所删节，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袁复礼新疆出土文书未刊稿研究

文 | 刘卫东、刘子凡

袁复礼（1893—1987）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早年曾留学美国，从事生物学、考古学、地质学的学习。1921年回国后，他参与了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和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曾赴甘肃等地进行地质调查。1927年，袁复礼加入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发现大量爬行动物化石，为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西北考察过程中也十分重视文物考古，曾于1928年主持了唐代北庭故城遗址的发掘工作，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北庭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值得注意的是，袁复礼还特别注重出土文书的收集，据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所载，该书中刊布的文书有3件是包尔汉赠送给袁复礼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的242页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是袁复礼于1930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购得，后赠予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2018年以来，袁复礼先生的子女以天下公器的理念，将袁家收藏的有关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相关资料，无偿捐赠给黄文弼中心及筹建中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纪念馆”展览、利用。受黄文弼中心的委托，我们整理了袁复礼关于出土文书的两篇未刊稿。其中，《新疆出土之“唐”经（未完稿）》（以下简称《唐经》）介绍了包尔汉赠送的4件写本残片，其中有3件写经，1件社邑文书。《“唐”人写经十五种志略》（以下简称《志略》）则略述了袁复礼在迪化购买的13件写经以及在兰州购买的1件写经。这些文书除了黄文弼先生刊布过3件之外，其他则未见著录。本文即拟对袁复礼的这两篇文章进行录文整理，略述其收集文书的经过，并对其中介绍的文书做简单的题解，以便学界研究利用。

一、

两种未刊稿原文

袁复礼的两份未刊稿，均以毛笔小楷竖排抄写在25行的乌丝栏书写纸上，对折后每面抄写12行。其中《唐经》凡3叶（图1），《志略》凡7叶（图2）。二者行书小楷，并加标点，后者间有铅笔改正，其叙述洗练而著录精确，体现了袁复礼先生受到传统国学和西方学术训练的良好功力。

以下先按照原稿抄录未刊稿文字，标点则根据现行规范略作调整，若有字句需要校正者，则单独加注。

未刊稿文字如下，图片点击可放大，

请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点开阅读。

图1、《唐经》首叶

图2、《志略》首叶

二、

袁复礼收集文书的经过

从这两篇文章来看，袁复礼先生获得的十余件文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在兰州、迪化等地陆续购买，二是在迪化时受赠于包尔汉。同时，袁复礼还参与了1928年黄文弼的第一次吐鲁番考察，他们在吐峪沟、胜金口等地获得了一批文书。《新疆出土之“唐”经（未完稿）》一文可能原计划一并介绍这些在吐鲁番获得的文书，但可惜并未完稿。以下按照时间顺序略述袁复礼收集出土文书的经过。

1、1923年冬在兰州考察时购买。1923—1924年，袁复礼在甘肃进行地质调查，在平凉发现了含奥陶纪笔石的底层，又在武威发现了大长身贝、袁氏珊瑚等丰富的海相化石。这些发现首次确定了我国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的存在，为我国西北地区显生宙地层古生物的研究作了开拓性的奠基工作。根据《志略》一文，袁复礼在兰州购买一卷文书应该就在这次考察期间。他在文中提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嗜古者多竞购藏”，也正是与此呼应。可见，袁复礼在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之前，就已经开始留意敦煌文书。

2、1928年经由吐鲁番前往迪化时，袁复礼与黄文弼、刘衍淮一同获得了一些文书。袁复礼在《唐经》一文中提到，1928年2月26日他与黄文弼、刘衍淮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发现了一批文书，又在胜金口购买一页佛经。袁复礼、黄文弼和刘衍淮都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天的情形。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记》卷一《十六年及十七年西行纪程》中有：

二十六日同人随车路西行，至胜金口，余与黄仲良、刘春舫则雇用蒙兵之马匹及汉回引路，由土马窦谷至赛尔吉布图拉……午时至土峪沟……余等只就已发掘地点试掘，有随行缠头儿童多人帮助，掘得破碎经片数百张，其中字迹尚多良好。下午二时许即离去……至胜金口……晚间购得自该地出土之经一纸，背有畏兀尔文。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则记载：

上午8时，车先行。余同袁、刘骑三匹马，带一引路者，及一蒙兵，向西南出发……至土峪沟……余等看洞时，有村中小孩数十竞拾碎经片，顷刻成握，交偿洋1钱、2钱不等。回至一毛拉家，煮茶食。又有一人拾一块经来，给洋1两。经纸反面有蒙文、畏吾儿文字……抵胜金口，住次……本地人掘出畏吾儿文字经纸2张来售，给银1两，亦云廉矣。

刘衍淮《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也有详细记录：

廿六日。晨五时起，六时饭毕，雇马三，备游沟南之墩。……乃同袁、黄、一蒙兵、一引道之西宁回回顺河南行。……十二点，到土峪沟，计自赛里齐堡至此约三十里。……至村中山口内，下马询佛洞所在。乃同数人往，而小孩之随行者，亦数十计。稍北，见河两旁峭壁上，穿洞甚多，门甚整齐，然多空空如也，壁画也多没有也。……有小孩找到了碎经字，余乃收买之，拣一握者给红钱一文，分钱的时候很好看，把我困在了核心，一个个都伸着手要钱，嚷闹得厉害，费数钱银子。……到一缠头“毛拉”苏赖蛮家，茶点吃葡萄，买了一片有汉和蒙文的经，花了一两多。二点五十分行，……到店中，时六点矣！

可见，袁复礼、黄文弼、刘衍淮三人当天是在吐峪沟石窟的考察过程中，获得了较大数量的文书，袁复礼称有“破碎经片数百张”。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图片中，也留下了当时考察的珍贵镜头。之后他们又在胜金口购买了2件回鹘文文书。不过袁复礼只是在《唐经》中提到了这些文书，但未及整理。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古记》中似乎也没有介绍这批文书的情况。德国探险队、日本大谷探险队都在吐峪沟获得了大量的写经残片，目前吐峪沟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大量的文书。日后若能寻得袁复礼、黄文弼等人所获吐峪沟文书，与德、日探险队所获文书及新出土文书比较研究，必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3、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图片中的吐峪沟考察情形

以上提及的刘衍淮日记，作为一个学生，记录的程度要比袁复礼、黄文弼两位老师辈更详细，虽然他没有记载到当晚在胜金口购买文书一幕，但在前天即1928年2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在鄯善购买文物的事：

廿四日。……夕，出去买点小东西，回来看见一个人拿发掘出来的经来卖，询之直天津人也，业商于此。经出连木沁附近——南约廿里之土峪沟（？）中，有一经卷，半残缺，外之已成碎片，大小不等。翻阅多时，多汉文的，间有蒙、藏及其他字的，还有少许破绢画、布画，皆成碎屑，不能得其要领。还有有字木牌一，共成一大包，要五百两。袁以百六十两购得之。

可见，袁复礼先生等随处购到的文书等，远不止记录下来的这些内容，其中提及“有字木牌一”，可能就是《志略》中说的“更有木板刻经，曾由徐森玉先生鉴定为五代时之木刻文字”；而促使袁复礼、黄文弼、刘衍淮三人在前往迪化的仓促行程中特地拐到土峪沟作考察，无疑就有24日在鄯善购得土峪沟所出佛经的因素存在。

3、1928—1929年在迪化陆续购买。袁复礼随西北科学考查团大部队于1928年3月8日抵达迪化，4月20日即出发赴北疆的吉木萨尔，先后在北庭故城遗址和三台南大龙口进行了发掘，至当年11月24日返抵省城。1928年12月，考查团中外方团长徐旭生与斯文赫定返京，袁复礼开始代理考查团团长。1929年4月，袁复礼又赴阜康、吉木萨尔等地调查。根据《志略》一文所载，袁复礼第一次在迪化购买文书是在1928年12月8日，第二次购买是1929年1月18日，第三次是1929年4月，刚好都是在他从吉木萨尔返回之后、赴阜康考察之前。由此可见，在西北科学考查团到达迪化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迪化还是有较为活跃的文书买卖渠道，这或许也是与当时的上流社会对于收藏文书感兴趣有关。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清朝末年的新疆高级别官员如王树枏、梁玉书、段永恩等人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文书。包尔汉赠送给袁复礼文书，说明他也曾有所收藏。这也使我们看到早期新疆出土文书流散的情况。

4、“1930年春”包尔汉赠送。包尔汉是著名的维吾尔族社会活动家，省长杨增新1922年委任其为管理马厂的委员，又于1925年派其为汽车公司委员，监修公路，同时任司机学校校长。外国人来访时，包尔汉时常担任杨增新的翻译，与杨增新交往频繁。当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到达迪化时，包尔汉便承担了主要的接待和协调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到，1928年2月27日曾奉杨增新之命接待考查团。当时他接待的应该是率先到达的徐旭生和赫定等人。袁复礼也提到，考查团大部队于3月8日到达后，徐旭生给他们介绍了省政府招待员包尔汉和吴云龙。根据黄文弼的日记，此后包尔汉还曾帮助协调德国飞机在新疆飞行照相，黄文弼虽然对此事不满，但也承认包尔汉“态度亦佳”。可见，在考查团到达迪化之初，包尔汉作为杨增新指派的接待员，与考查团接触之间，活动颇多。袁复礼对包尔汉印象也不错，他写到：

包尔汉，字寿亭，旧俄时代喀山的鞑靼族，早年移入伊犁，为归化人士，精通汉语、俄语和维语及文字，多年为省中各长官接待外宾时的翻译，并兼管理汽车及司机。一次，徐旭生到他家拜访，见到案上有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曾到我处，出示维文的古植物教科书，内有维文拼音及附图的栉羊齿属（Pecopteris）和翅羊齿属（Neuropteris），足见他用功之勤（袁复礼《三十年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

袁复礼和包尔汉之间应该是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于是也就有了赠送文书之事。

不过《唐经》一文中提到的“一九三〇年春”赠送，可能时间有误。1928年7月杨增新遇刺，金树仁上台，包尔汉作为杨增新的亲信自然会受到排挤。他在1929年9月就被迫离开迪化赴德国考察，后考入柏林大学学习，直到1933年1月才返回迪化。所以1930年的春天包尔汉本人实际上是在德国。1929年春袁复礼和包尔汉都在迪化，赠送文书或许是在此时，袁复礼记错了时间。当然也不能排除包尔汉委托他人赠送，这里只能暂且存疑。

总体来看，袁复礼在甘肃考察时就开始留意敦煌文书，在参与西北科学考查团时也更加留意收集出土文书。而且袁复礼获得的文书数量并不少，他在这两篇未刊稿中只介绍了篇幅较大的十余件，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在鄯善、吐峪沟获得的很多残破经片。我们在袁复礼先生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的相片中，还发现了收藏在甘肃博物馆的新疆财政厅长徐谦旧藏吐鲁番文书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是袁复礼逗留迪化、与当地政要交流期间，从他们的藏品中拍摄到的部分。他对于西北出土文献的处处留心，可见一斑。

这两篇未刊稿的写作时间，未见记录。根据其书法风格和使用纸张的一致性，以及《唐经》提及与《志略》中文书相互关系的衔接，二稿的时间应在同期。根据其未能参考黄文弼在1954年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更准确的录文，而黄著反而提及袁复礼未刊稿中的记录（如“此残纸系1930年春袁复礼先生在迪化时新疆鲍尔汉先生所赠送者”、“袁复礼先生以太缘即太延之音误”）来看，应该是在黄著出版之前；而在《志略》记录最后一片由“民国十二年冬季余在兰州购得”的文书“尚拟寻出拍照，以就正于读者”的语气，该文书就在手边，只是暂时未能寻出而已，因此作者此时应该已经回到内地。1932—1954年间，是我们根据目前所得资料，能够推算出来的一个比较宽泛的写作时间段。

总之，袁复礼这两篇未刊稿的公布，表明袁复礼除了购买回鹘文《玄奘传》及从包尔汉处获赠文书外，实际上还购买了不少文书。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调查成果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加丰富，由于种种原因还有很多尚未整理公布。虽然这两篇文稿只是对文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但其中蕴含的学术信息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胡甲鸣 黄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