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事｜ “罗氏档案”与敦煌研究的新视界：作为历史的敦煌与作为艺术的敦煌

学者与书为伴，以书为业。书，构成了学术研究的基石。举凡与“书”相关之事，如新书讯息、书评、读书经验谈、访书经历等，我们都通过“书事”栏目与各位读者分享。

1943年-1944年间，罗寄梅及其作为摄影助理的夫人刘先等人在敦煌遗址拍摄的莫高窟、榆林窟大量历史照片集，即被称为“罗氏档案” (Lo Archive)。在18个月的时间中，罗氏夫妇出入于敦煌石窟内外，拍摄了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有雕塑和壁画的340个，以及榆林窟42个洞窟中的21个，照片总数逾3000张。同时，他们也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莫高窟的生活状况与周边文物，以及敦煌城内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的风光。“罗氏档案”是当今学界公认的、建国前敦煌旧照中最系统、最完整、也是最清晰的一手照片档案，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罗氏档案”与敦煌研究的新视界

作为历史的敦煌与作为艺术的敦煌

▴

Visualizing Dunhuang：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

九卷本

自20世纪初叶起，敦煌石窟以其无可替代的艺术与学术价值，吸引了无数中外探险家和学者，他们在敦煌拍下的照片集成为敦煌文化重要的存留载体。在建国前敦煌旧照中，最系统和完整的敦煌石窟图像记录，来自民国时期著名摄影家罗寄梅，被称为“罗氏档案”。这批图像摄于1940年代，覆盖内容广、清晰度高，共有3000多张照片，几乎囊括了在当时能进入的所有洞窟，提供了探索敦煌原貌的宝贵影像。

目前，“罗氏档案”已由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整理成9卷本的套系—— Visualizing Dunhuang：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由8册历史照片和1册使用“罗氏档案”完成的论文集组成，并于2021年6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9月在中国正式首发。

More

▴

《观像敦煌》内页欣赏

其中，第9卷英文论文集，也另有单行本出版发行，书影如下。

▴

Visualizing Dunhuang: Seeing, Studying, and Conserving the Caves

一、“罗氏档案”的起源

1943-1944年，时任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受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常书鸿先生邀请，为筹备中的研究所拍摄记录敦煌石窟的现状。

20世纪30至40年代，正值民族救亡的关键时刻，敦煌文物在20世纪初的大量流失也唤起了学者与艺术家们的强烈警觉。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热”和中华民族国粹保存的气运中，罗寄梅和夫人刘先一起踏上了西行拍摄的道路。

▴

在敦煌工作中的罗氏夫妇留影

罗氏夫妇为敦煌之行准备充分，为保留取景的自由度、兼顾全景与细部拍摄，他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技术和设备，既在镜头中立体式收入了洞窟外景和洞内格局，也对特定佛像、题记文字和壁画的细节进行了清晰记录。这些清晰的记录为后人了解敦煌原貌留下了宝贵的线索。例如，一些敦煌壁画表、里层的壁画在40年代被剥离，如今已难见其踪，但仍可在罗寄梅的敦煌摄影中一窥全貌，甚至线描的力度折转都清晰可见。

为最大限度地重现真实视觉效果和敦煌全貌，罗寄梅采用了专业而别出心裁的摄影作业方式。以中唐时期开凿的158窟为例，罗寄梅使用了三种技术参数不同的摄影设备，在此拍摄共使用底片30余张。

由于洞窟中最重要的涅槃佛体量庞大，难以在洞口处将其身长拍摄完整，罗寄梅手持莱卡相机从多个角度取景，展示出洞窟内的空间结构和墙面的壁画。为了获取最佳的视觉效果，他甚至爬到了洞窟的西北角站在卧佛的脚底，从而将洞窟口的位置和外面照进的阳光也纳入了他的取景框。

▴

罗寄梅从不同角度拍摄莫高窟158窟中涅槃佛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同样是在158窟，伯希和的摄影师Charles Nouette (1869-1910)因为难以拍摄完整侧卧的涅槃佛，而将镜头聚焦在了其身后的壁画上。在伯希和1920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图集中可以看到，Nouette的两张照片都只拍摄到了佛脚的一部分和上方的壁画。

▴

Charles Nouette在莫高窟158窟拍摄的照片

伯希和探险队，1908年

二、“罗氏档案”中的影像特征与研究价值

在罗氏夫妇1943年抵达敦煌之前，已有数名国内外的学者、探险家赴敦煌考察，拍摄了多组探险摄影照。这些早期的敦煌影像在数量上不及“罗氏档案”，在拍摄手法和照片的艺术价值上也较罗寄梅略输一筹。

从现存的照片中可以看出，法国伯希和探险队、俄国奥登堡探险队的照片大多是直接正对主题拍摄，不注重呈现洞窟、塑像的体量和三维空间，疏于呈现洞窟内外诸物件间的空间关系与主题联系，在取景方面亦缺乏斟酌和美感。罗寄梅却偏好从斜侧的角度拍摄，而非采用常规的正面拍摄或传统的对称构图，力求呈现石窟空间和彩塑的立体感。

例如，拍摄第251窟的时候，罗寄梅选择了非中心的角度，使得中心柱龛之深与平面墙之平形成对比，成功地凸显石窟的深度。

▴

北魏 敦煌莫高窟251窟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而对于盛唐时期的第320窟，如果正对塑像和壁画拍摄，则可能由于光线不佳致使佛像面部细节模糊不清，如奥登堡团队的探险家兼摄影师Samuil Dudin (1863-1929)所摄示例。罗寄梅则通过使用镜子和白布补充光源，采用侧面拍摄的角度，让佛像的五官轮廓得以清晰的呈现。这些做法体现出了罗寄梅作为摄影艺术家在摄影实践中的创新追求，也说明他对于空间结构和立体感的重视。

▴

莫高窟320窟，西壁龛内佛像，盛唐

俄国奥登堡探险队，Samuil Dudin拍摄，1914年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

莫高窟320窟，西壁龛内佛像，盛唐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探险队的拍摄通常以搜集、记录研究材料为目的，着重于考古学、汉学、佛学、或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而罗寄梅在敦煌的目的是以摄影为手段全面记录洞窟的情况，不带有具体的考察任务，也不受限于单一学科的关注视角。除了石窟内部的景观，他还捕捉了洞窟外部结构，采用的拍摄角度高低不一，从而全面展示出洞窟与外部相连的结构与周边整体环境，体现出他对这一文化遗迹的关照与访古之幽情。而其他西方探险团队往往仅采用直面石窟拍摄的方式，往往呈现出一片荒芜的废墟。

▴

莫高窟外景

华尔纳探险队，1924年

▴

石窟外岩壁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

莫高窟外景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在罗寄梅拍摄的前后，敦煌附近的管理状况欠佳，能够投入到保护工作中的人员和物资亦有限，存在损坏情况。此外，在上世纪60年代，因石窟结构有坍毁的迹象，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工作，使得洞窟的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改变。因此，罗氏的照片也为后人了解莫高窟和榆林窟及其周边状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全貌，提供了珍贵而全面的档案。

三、从“罗氏档案”到《观象敦煌》

1960年代，“罗氏档案”跟随罗氏夫妇从大陆来到台北，又漂洋过海到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方闻先生很快注意到了这批作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他的引荐和洛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下，普林斯顿大学在保留罗氏夫妇著作权的条件下，收购了罗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将其收入“东亚艺术图像档案”中，供师生教学和研究参考。

▴

罗夫人的记录簿

1944-46

方闻先生在其论文《汉唐奇迹在敦煌》中写到“罗氏档案”的重要性，指出主编经崇仪教授对这一系列照片进行的排序和编年工作，为学者们提供了“视觉结构的序列”，即“罗樾所称的‘可靠的视觉次序’”。而这一“视觉次序”的建立正是得益于罗氏档案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从洞窟细部，到整体装饰与建筑，延伸到洞窟群都有很成体系的记录。

这种系统性也意味着出版“罗氏档案”已经超越了普通图集出版的范畴，而是跨越敦煌学、艺术、和历史等领域的一个学术工程。当时由于美国并没有熟悉敦煌石窟的专家，虽有些许美国学者对敦煌石窟做过某些研究，但还没有能全面了解石窟细节的人选。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罗氏档案”始终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并未公开出版。

直到2008年，在年近八旬的方闻教授专程到敦煌考察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终于计划整理出版“罗氏档案”照片集，邀请赵声良等敦煌研究的专家学者对3000多张照片里所拍摄的石窟和壁画进行系统性地整理、标注、和阐释。据赵声良统计，罗氏的照片几乎囊括了在当时能进入的所有洞窟。

▴

赵声良统计数据

这种大量、系统的拍摄，加之罗寄梅对取景方位的记录，既有洞窟内外部全貌，又有局部细节特写，让一张张黑白照片不再只是记忆的“碎片”。它们给予观者形成如在洞窟游走观看的空间感，提醒人们敦煌是一个回荡着鲜活文化记忆的场所，先人曾在那里礼佛、冥想、修禅、抄经、绘画等等，也打开了更为多样的研究可能性。

▴

莫高窟437窟外檐结构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

莫高窟266窟北壁通267窟禅修室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

莫高窟85窟外侧南壁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自2011年起，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还开始组织 “罗氏档案与敦煌”系列研讨会，邀请全球敦煌学者共同讨论“罗氏档案”的构成及相关学术议题。历经13年，来自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的数十位研究敦煌学、历史、艺术与建筑的中外学者共同参与了编辑，最终凝结成为九卷本《观象敦煌》，于2021年6月正式出版，同年9月在中国首发。

More

▴

《观象敦煌》内页

四、“罗氏档案”与敦煌研究的多元视角

在九卷本《观象敦煌》中，除了八卷照片档案，还包括一卷使用“罗氏档案”开展的研究论文集，即第九卷《观象敦煌：石窟的观看、研究与保护》（Visualizing Dunhuang: Seeing, Studying, and Conserving the Caves，另有同名单行本发行），收录了11篇立足于“罗氏档案”的敦煌研究最新成果，展现了“罗氏档案”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这些文章充分运用罗氏档案照片，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了对敦煌的探讨：敦煌作为历史档案，敦煌作为在地遗址，以及敦煌作为艺术和艺术史。涉及内容包括莫高窟和榆林窟洞窟的筑造结构、几个世纪的风格发展演变、佛教教义的转变、以及政治和赞助模式的转变，为今后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前沿思路。

开篇的四篇文章重点讨论作为历史档案的敦煌，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二十世纪的考察和摄影对于了解敦煌的意义。第一篇文章由经崇仪和柯伟勤（Richard K. Kent）撰写，分析了罗寄梅的职业摄影生涯，将罗氏档案中1940年代的照片置于探险与艺术摄影的语境中予以讨论。在第二篇文章中，Maria L. Menshikova通过研究奥登堡1914-15年的敦煌考察，介绍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的敦煌资料。而赵声良通过比较石窟的现状和罗氏档案中的照片，讨论了罗氏档案的意义和价值。最后，韦陀（Roderick Whitfield）联系佛教艺术研究与罗氏档案，阐释了影像资料如何加深我们对于遗迹的理解。

第二组文章分析作为场所的敦煌。刘怡玮思考了莫高窟洞窟群中包含的创始神话和周围土地的关系，并特意考察了如何从外部观看莫高窟的建筑布局。相比之下，林伟正关注的是洞窟营造，强调的是内部空间。而Agnew讨论了莫高窟保护工作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最后一节收有三篇关于敦煌艺术及其研究史的论文作结。朱安耐(Annette Juliano)和胡隽分别从一个特定的主题或石窟切入进行深入的研究。朱安耐追溯了皇权、织物和皇位的发展脉络，胡隽则探讨了420号洞窟中叙事、建筑和图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展示了如何把一个单独的洞窟或形式母题扩展成一篇细节丰富的艺术史研究专文。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则将具体专题放眼于一种广义的历史性论述为本卷作结，从而归结到敦煌及敦煌学研究对于中国艺术史的丰富贡献上。

这套文集集中呈现了敦煌研究的博大精深，以及“罗氏档案”带来的研究机遇。三组论文的主题和方法各不相同，每篇文章既可以被视为独立的研究，又互为补充。莫高窟和榆林窟洞窟的密集程度、几个世纪以来风格的发展、佛教教义的转变、以及政治和赞助模式的转变——这些都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尽的材料支撑。

本书目录

序言、致谢 / 7

撰文学者 / 9

年表 / 10

地图 / 14

引言 / 17

经崇仪（Dora C.Y. Ching）

敦煌作为历史档案

罗氏档案在民国时期文献记录、探险考察和艺术摄影领域中的地位 / 23

经崇仪（Dora C.Y. Ching）& 柯伟勤（Richard K. Kent）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敦煌藏品 / 69

Maria L. Menshikova

罗氏档案的重要意义 / 89

赵声良

敦煌与罗氏档案中的佛教艺术 / 115

韦陀（Roderick Whitfield） 

敦煌作为在地遗址：建筑与环境

“月之暗面”的建筑和地点：莫高窟与三危山 / 149

刘怡玮（Cary Y. Liu）

在观象敦煌里，“建筑”做了什么？/ 191

林伟正（Wei-Cheng Lin）

保护莫高窟：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长达30年的合作 / 213

Neville Agnew

敦煌作为艺术和艺术史

再思早期的敦煌石窟：纺织品、皇位与皇冠 / 237

朱安耐（Annette Juliano）

莫高窟420窟中的叙事、建筑和形象 / 265

胡隽（Jun Hu）

敦煌对中国艺术史的贡献：一个史学的探询 / 287

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

参考文献 / 355

索引-词汇表 / 373

图片归属 / 397

更多相关学术活动，敬请关注

责任编辑：汪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