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折叠城市运行了五十年？ 

——论《北京折叠》中的维稳机制 

作者简介：

刘慧慧，1994年生，安徽合肥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摘  要：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通过描述一个三层空间翻转折叠的世界，映射出当代社会人们对阶层固化的深切忧虑。阶层固化的背后是残酷不公的社会分配制度，可是它却没有招致集体反抗，这其中的维稳机制值得人们深思。本文将从时空隔离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来分析，前者带来信息鸿沟和矛盾的内耗，后者体现为流动方向和道德观念的统一，它们都起到消解反抗，规训民众的作用，成为维稳机制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维稳机制；时空隔离；意识形态

文章来源：《城市文化评论》（第13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北京折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三层空间并置的世界，郝景芳用细腻的语言生动地描画出不同阶层的图景，表现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生活场所、职业身份以及机械化水平等全方位的巨大差异，反映出了当代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

这种差异和不公一目了然而人人皆知，可是在小说中，为什么折叠北京运行了五十年，而集体无抗争？这涉及到《北京折叠》中的维稳机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时空划分的隔离

（一）信息鸿沟

折叠的北京城分为三层空间：“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

时空的隔离既是客观上城市折叠后的布局，也是有意无意进行群体分化的表现，它加深了各阶层之间互不了解的程度，它不仅隔离了人群，也隔离了人们真实对话的可能。

文章开头，当老刀在等待彭蠡的时候，几个少年在饭桌上议论：

“人家那儿一盘回锅肉，就三百四。”小李说，“三百四！一盘水煮牛肉四百二呢。”

“什么玩意？这么贵。”小丁捂着腮帮子咕哝道。

文中的“那儿”指向并不明确，但在对话中无疑指的是超出小李、小丁这一生活水平的另一阶层，小李、小丁的语气是羡慕又表示难以理解的。这番对话又表明：他们及其整个第三空间的居民尽管知道三个空间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对于这种差别，没有切身感受，他们无法真正地认识到。

而在后文第一空间里，老葛给老刀带回宴会上的食物时，他们有这样一番对话：

“哪儿能嫌弃呢。”老刀说，“有口吃的就感激不尽了。这么好的菜。这些菜很贵吧？”

“这儿的菜不对外，所以都不标价。我也不知道多少钱。”老葛已经开动了筷子，“也就一般吧。估计一两万之间，个别贵一点可能三四万。就那么回事。”

小李、小丁将一盘菜三四百元视为天价并感到难以理解，而老葛说的“也就一般吧”“就那么回事”体现出他对这些一两万、三四万元一盘菜的价格是习以为常，甚至稍有不屑的。此外，对于前者来说，他们只能带着自身的经验，在“回锅肉”“水煮牛肉”这类他们可理解范围内的事物上增加价格，以猜测和想象去认识另外两个空间的生活；而老葛带回来的菜，甚至没有给出名称和描述，或许它已经超出了大众的视域，无从命名。这种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不同阶层关于“常识”的巨大差异，揭示出了现代社会深刻的断裂——我们被封闭在不同的空间中，明知对方存在，却怎么也无法走入其中，只能靠对另一空间的想象来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安排。

上述对于菜价态度的细微对比反映了时空隔离下不同阶层人们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批次缺乏真正了解、信息不对等的事实。而小说中在另一方面更加直白的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三个空间之中，劳动量与回报的比例存在着的极大反差，人们接受了这种反差，在于他们对同等价格所附有价值的理解有天壤之别。

对于老刀这样一个垃圾工来说，他一个月一万块标准工资，“以速度换生命，以数量换取薄如蝉翼的仅有的奖金”，糖糖二十万的学费对老刀来说，不吃不喝也要20个月才能挣到，这就是天价，而他当下甚至没有时间积攒，只能通过偷渡冒险才能拥有这笔巨款。

对于秦天来说，二十万是支付给老刀的合理的“送信费”，而送信这一活动在老刀看来是不值二十万那么多的。老刀看到秦天给他转账后问秦天，“这笔钱是不是攒了很久，看他是学生，如果拮据，少要一点也可以”，而不知道这对秦天来说 ，他的实习工资是“一个月十万块差不多”，二十万“这也就是两个月工资，还出得起”。

而进一步，对依言来说，她是被娇养的太太，凭着兴趣出来工作，“每天只工作半天，拿半薪”，当她和老刀见面并希望老刀为她隐瞒已婚事实时，她从随身钱包里立马拿出了五万块钱的纸钞，表示只是“一点心意”，在老刀犹豫的片刻间，她又从小包里拿出五万块。这总共十万块钱对依言来说显然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她说道，“我只带了这么多”，而且我们能看出她的这种态度是真实的，因为这十万块只不过依言一个礼拜的工资，甚至是她每天只工作半天的半薪。在老刀看来，这十万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是让他违背良心去隐瞒秦天，也不值这个价。

上述发生在三个空间内的三种交换在一方看来都是对等的、合理的，但在另一方看来是不公平的，而最让我们感到悲哀的是，给自己的劳动价值贬值的一方恰恰是自身劳动价值被剥削的这一方。二十个月的标准工资——两个月的实习工资——一个礼拜的半薪工资，天价学费——送信费——“隐瞒费”，老实工作——违规偷渡——违背良心，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金钱数值上的巨大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他们三人所代表的不同阶层以不同标准去理解劳动价值。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人的存在价值就是其贡献的劳动价值。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只有在商品交换中，通过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相互对等、相互交换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价格是商品同货币交换比例的指数，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转化形式。我们发现，折叠北京的时空隔离，对这种价值的转化形式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货币转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根本的差别。

秦天、依言与老刀交易的达成，不仅表明了第三空间的人不了解另外两个空间，也表明了另外两个空间的人并不了解第三空间的生活状况。此外，张显曾向老刀询问第三空间的生活，又说他自己也想去第三空间住一段。虽然他想去的动机在于，他将来想进政府，而“他听人说，如果将来想往上爬，有过第三空间的管理经验是很有用的。”张显从未去过第三空间，他的想法既基于功利性的目的也基于他对第三空间的不了解。没有知情权就没有发言权，因而张显对政府的抱怨和自己力图改革的“宣言”，难免给人幼稚、空洞之感，老刀不相信，我们也很难相信。

（二）矛盾内耗

社会矛盾总是存在的，按照现有的说法来看，《北京折叠》中不存在“敌我矛盾”，而进一步将“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空间内部矛盾”。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性社会矛盾以内耗的的方式被排解了，这种内耗既是前面时空隔离的结果，反过来也成为维稳机制的重要方面。

在小说开头，喧闹嘈杂的步行街上，人们吵吵嚷嚷，大声讨价还价；吃饭的少年发现菜里有沙子，不满地说着要找老板退钱；城市清理队的车辆缓缓开来，驱逐着小摊子。这其中蕴含了诸多矛盾的可能，但这些矛盾没有爆发，导致的不满情绪已经被人们归入日常。我们明白，讨价还价本就是双方谈判，互相妥协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各退一步；吃到沙子，自然不高兴，但少年说要找老板退钱似乎只是说说，他继续捂着腮帮和别人聊天。尤其是人们对城市清理队的态度：城市清理队类似于现在的城管部门，小摊子“若走得慢了，就被强行收拢起来”，但是“没人会在这时候和清理队较劲”。无论是对摊主还是对吃饭的人，它都带来了麻烦，但是人们显然已经习惯并服从了这种管理方式。

波埃西认为，人们自愿为奴的第一原因是习惯。“人们断言，他们永远是处于奴役状态的，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们认为，应当人忍受恶，并且举出各种先例使自己相信这种说法。”在时空隔离下，同一阶层所处的生活条件是类似的，他们在群体内部找到先例，说服自己按照群体的道路生活。

各方面竞争被划定在同一空间内进行，越是底层，人数越多，内部竞争越是残酷激烈。

老刀的父亲从一个折叠城市的建筑工人转业成为垃圾工，也是经历了八千万中留下两千万人的淘汰。从幼儿园招生的描述，就更能深切地体会这一点：“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两个家长轮着，一个吃喝拉撒，另一个坐在幼儿园门口等。就这么等上四十多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只有最后剩下的寥寥几个名额分给苦熬排队的爹妈。这只是一般不错的幼儿园，更好一点的连排队都不行，从一开始就是钱买机会。”幼儿园门口排队的家长，是无数个老刀，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参与竞争，“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反映了多少家长心中的焦虑和彷徨，却不知道另一空间的人们早就不在同一个维度上参与竞争了。

小说结尾描述了一场爆发的矛盾：房东老太太和租客阿贝、阑阑因为加收的取暖费发生争执。这些内部的小猫腻，小算计让人们将利益损失归咎于直接的交易对象，而非外在于自己生活环境的支配关系。种种鸡毛蒜皮的琐事充斥在底层人民的生活中，让人厌烦而又不得超脱，在无解的情况下却又成为生活常态，成为强有力的束缚。“我们一定得有一种更简易的信仰，而那就是习惯的信心，它不用强力、不用技巧、不用论辩就能使我们相信种种事物，并能使我们全部的力量都倾向于那种信仰，从而使我们的灵魂自然而然地浸沉于其中。”

老刀感到疲惫，“他想让阿贝不要吵了，忘了这些细节，只是不要吵了。他想告诉她女孩子应该安安静静坐着，让裙子盖住膝盖，微微一笑露出好看的牙齿，轻声说话，那样才有人爱。”我相信，阿贝她们如同老刀一样，也希望自己是这样可爱安静的女孩子，但是她们都知道，这样没有用，在基本的生理需求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讲求审美需要是无稽之谈。

时空的隔离让竞争和矛盾在同阶层的人之间发生，人们习惯地将其归入日常，而这种方式模糊了底层人民真正需要反抗的制度关系，消耗了他们抗争的力量。

二  意识形态的统一

（一）流动方向：向上的一致

在《北京折叠》的空间制度里，存在着流动的可能，概括来说，有老刀、彭蠡这样的“偷渡者”，也有老葛这样的“晋升者”，有秦天这样的“实习生”，也有张显口中镀金的“选调生”。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们发现小说中，不管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流动方式，最终的流动方向都是往上指的。而在这种流动方向的背后，暗含着三个空间对于第一空间意识形态的服从。如果问问三个空间里的人一个宽泛的问题——什么是好的？我们能够想象回答的方向一致性，它们都会向第一空间靠拢。这种倾向，在老刀身上自然明显，也同样体现在小说里的其他人物身上。

老刀是三个空间的“见证人”，也是故事的“串联者”，从老刀的视角来看他对三个空间的描述，我们就能感觉到明显的评价倾向。对于第一空间，我们能看到是“脏兮兮的餐桌和被争吵萦绕的货摊”；第二空间则是“撤退时的优雅”；老刀初到第三空间看到的景象是震撼人心的，宁静透彻的天空、动人的日出，这一片自然似乎能使人超越日常、触摸生命。

老刀无疑知道第三空间生活环境的恶劣，所以他才不惜冒险去挣糖糖的学费。看完小说，很多人都说老刀是认命了的底层劳动人民，但我们不能忽略文中有一处是这样写的：“（老刀）他上了小学、中学。考了三年大学，没考上，最后还是做了垃圾工。”四十八岁的老刀是认了命的，但是面对连续三年去考大学的老刀，我们不相信他是认命的，做垃圾工并不是年轻时老刀的首选。老刀或许因失败而认命，但他认的也是自己的命，却希望糖糖能够跳出命运圈子，成为像他在第一、第二空间见到的那些淑女，“安安静静坐着，让裙子盖住膝盖，微微一笑露出好看的牙齿，轻声说话”。

秦天和张显是第二空间的学生，秦天想去第一空间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为了依言还是为了他自己，“他对未来充满乐观，等他毕业就去申请联合国新青年项目，如果能入选，就也能去第一空间工作。”张显表示想去第三空间住一段，“他听人说，如果将来想往上爬，有过第三空间的管理经验是很有用的。现在几个当红的人物，当初都是先到第三空间做管理者，然后才升到第一空间，若是停留在第二空间，就什么前途都没有，就算当个行政干部，一辈子级别也高不了。”可见他的目的在于到第三空间镀金，最后成为第一空间的领导政要。

相对而言，老葛就是一个成功了的老刀，它以自身经历证明了通过教育晋升第一空间的可能，这种可能为无数第二、第三空间的居民留下了希望：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知识改变命运。一方面，这样成功的榜样佐证了制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个人成功的过程鲜为人知：人们不知道老刀的成功背后有能吃苦，还有技术不错、赶上机遇的原因，还存在着“家里没背景不可能再升”的障碍；个人成功的结果却是一目了然，他们为无数失败者提供了失败的原因——不够努力而已，这使得人们把更多的错误归咎自身，而忽视了制度本身的不平等。

（二）道德观念：向下的一致

在不同空间存在诸多巨大差异的同时，我们发现三个空间却共用一套道德原则，或许五十年的时间还不足以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道德认知，或许是郝景芳自己所说的“温情主义”，因而小说里我们找不到绝对的恶人。

主角老刀甚至颇具道德色彩，故事里的他本分老实、兢兢业业，却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去冒险挣钱。又例如，当老刀在秦天的公寓里洗澡的时候，“他很想多洗一会儿，将身上气味好好冲一冲，但又担心将澡盆弄脏，不敢用力搓动。”洗完澡后，他不愿意给别人增加麻烦，“他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了厕所盆里随意扔着的几件衣服。生意是生意，他不想欠人情。”这些我们认为符合现代文明的行为恰恰源自老刀这样一个来自底层、恪守传统的人，从中我们发现现代规则和传统礼教在老刀身上的接洽。此外，尽管他十分需要钱让糖糖上学，但在看到秦天付钱给他的时候，他认为秦天是学生，还主动开口说如果秦天拮据的话，他可以少要一点。

另外，当依言“贿赂”老刀让帮她向秦天隐瞒真相的时候，老刀表现出了愤怒。文中写道，“他不自觉地站起身，感到恼怒。依言推出钱的样子就像是早预料到他会讹诈，这让他受不了。他觉得自己如果拿了，就是接受贿赂，将秦天出卖。虽然他和秦天并没有任何结盟关系，但他觉得自己在背叛他。”这愤怒既是老刀对自己人格尊严的维护，也是老刀道德原则的体现。

而在整部小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空间差异、贫富悬殊带来的道德冲突，三个空间中对人的道德评价准则是一致的，社会整体崇尚文明礼貌，善良诚实等良好品德。

例如，依言在摆脱老刀帮忙隐瞒时，她的反应是拿钱给老刀以表示“一点心意”，我并不认为这是依言在刻意侮辱老刀，而认为是她所在社会的习惯的处理方式。在依言的反应中，我们明白，依言自己从内心也是无法认同这种“贿赂”行为的。尽管她占据买主的优势地位，但她在和秦天的关系中是一个骗子，在和老刀的交易中是一个贿赂者。无论怎么说，她都是理亏的一方，因而当她拿钱去拜托老刀时，表现得急切而羞愧。

在和老刀的谈话中，她也一直为自己辩解：“我不想让他以为我是坏女人耍她”；“她说虽然对秦天没有说实话，可是她的心是真诚的”；“也许我有一天真的会有勇气和他在一起”……

依言将一切推到未来，“留着可能性，让自己好过一点”，也为老刀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他对自己说，“也许她和秦天将来真的能在一起也说不定，那样就是成人之美。”总之，不管在别人眼中，还是在自己心里，他们都不想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

这种道德原则的表述或许是小说作者所寻求的人的生命意义的一个方面。郝景芳自己说，“我很难接受‘生命无意义’，还是愿意让笔下人物寻找一点生命意义”，尽管从小说结果来说，这种坚持有些无力，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确实持有对道德的肯定和追求。

道德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人们内在的意志力量，道德评价关乎个人对自身价值的定位，继而影响人们的行动。道德观念的统一让人们感到“温情”，这种温情根于传统社会，而让人们乐于接受，但它掩盖了社会的残酷本质。不仅是道德观念，我们可以想象社会在其他方面也有着诸多共识，即统一的意识形态。齐泽克认为，“信仰远非‘隐秘的’、纯粹的精神状态，它总是物化在我们有效的社会行为之中。信仰支撑着幻象，而幻象调节着社会现实。”信仰维持了社会的有效运作和社会结构的存在，而服从则是人们以无意义的既定方式接受习俗、社会生活规则和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会质询其权威性。

郝景芳也在访问中谈到，在不平等的制度下，“大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奋起抵抗，而且你还可以发现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朝着他自己心中温情的方向去努力的。”这里暗含着郝景芳的观念：承认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无力，但认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在个人层面尽力追求自己的价值。它反映了现代人的普遍心态，但很多评论者对郝景芳的这种“温情主义”持否定态度，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消极的，而且更危险的在于，它服从于统一的意识形态，并论证了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确实，不平等不一定等于邪恶，但它一定意味着一种生存困境。而从客观上来说，若默认了残酷制度的合理性，肯定了人们因个人的无力而局限于个人层面的追求，必然会失去抗争社会不公、改革社会制度的力量。

《北京折叠》中老刀和彭蠡目睹了三个空间的差异，但最后都退守到原有的社会位置，他们反映了数量庞大的底层人民在面对制度不公时，却集体无抗争的现象。这是维稳机制在起作用：折叠城市的时空隔离导致了各阶层之间的信息鸿沟，并将矛盾以内耗的方式排解；意识形态的统一使得人们服从于不平等的隔离制度，寄希望于以个人力量去追求发展的可能，道德等社会共识又为此掩护，让人们满足于“温情”。

那么面对这样的社会，真正的反抗主体是谁？小说没有给出答案。而我认为，无论如何，根本的反抗不能止步于对自身命运的愤慨，也不仅仅是质疑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而是要批判社会阶层的划分本质。

参考文献：

[1] 郝景芳. 北京折叠[EB/OL].  http://www.99lib.net/article/7090.htm，2016-05-05.

[2] 冯婧. 郝景芳：再见，大魔王[EB/OL].  http://culture.ifeng.com/a/20160928/50037987_0.shtml，2016-10-03.

[3] [斯洛文尼亚] 齐泽克著、季广茂译.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 [法] 艾蒂安·德·拉·波埃西著、王荫庭译.自愿奴役论[J]. 法国研究，1987年01期.

[5] [法] 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 思想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任冬梅. 从科幻现实主义角度解读《北京折叠》[J]. 南方文坛，2006.6.

文稿/刘慧慧

编辑/黄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