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

曾军

上海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7），“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8）。

文章出处：《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8期

（本文采用《新华文摘》转载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

[16ZDA194]

摘要：在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同时，西方左翼学者也存在诸多误读和浪漫想象。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西方同行”，西方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以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艺的吸收借鉴和创造性误读，形成了可命名为“毛泽东美学”的知识图景。布莱希特、马尔库塞、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詹明信、德里克以及当代激进左翼思潮中的巴迪欧、齐泽克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对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有助于恢复被西方“毛泽东美学”遮蔽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容，从而凸显“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

关键词：西方左翼思潮；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美学

一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全球流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发端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俄苏再传到中国，发展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逆向影响西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在西方左翼思潮中所展开的美学维度，可命名为“毛泽东美学”（Mao Zedong Aesthetics）。西方“毛泽东美学”不是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翻版或镜像，而属于西方左翼思想中的美学和文艺维度。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美学”关系上一直存在某种认知的断裂，甚至将它们视为彼此对立的思想体系。80年代以后，“毛泽东美学”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面貌重返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美学”并存但不兼容的理论格局。作为对这一知识运动的学术清理，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对西方左翼思潮中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清理和辨析展开对“毛泽东美学”的认知测绘。既然毛泽东的思想和著述是彼此共享的理论资源，我们就需要在一个新层面建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美学”的比较和对话平台。

以毛泽东思想及其著作为核心，我们可以以“同时代性”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作为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建立起必要的学术关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左翼美学之间，尽管隔着“东/西”的文化差异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但是它们都对20世纪“二战”之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文化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做出积极回应并提出了建设性方案。这一“同时代性”决定了西方左翼学者能够主动接受“来自东方的风”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并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启迪，并能够作为西方同行展开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远西对话”。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场景转换，还面临着如何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亚细亚”国度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践行社会主义理想的诸多难题，更不用说其中还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弯路了。而西方左翼学者则经历的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失败和思想分化，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暂时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从社会变革退回学术思想；他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已经从早期资本主义过渡到晚期资本主义，面对的是各种“后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泛滥。如果仅仅停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维度来审视，西方左翼学者早已退回书斋，用“话语革命”替代了“社会革命”；真正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旗手无疑是从欧洲经过俄苏，转移到了中国手上。如果仅仅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判断，西方左翼学者无疑停留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断章取义的浪漫想象层次；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也将绝大多数的西方左翼美学作为批判对象归为“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而如果仅仅站在西方左翼的立场来考察，西方左翼思想所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也都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存在巨大局限的；同时期毛泽东思想国际传播的重心也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这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左翼美学”虽然长期同时存在，却始终没能处于同一个话语平台上展开交往和对话。

长期以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主要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学术界内部开展的知识生产。其中，狭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特指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和浪漫主义诗人对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广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泛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文艺问题的方针、政策以及创作思潮等。这超出了毛泽东个人的范围，是将整个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的命名。如李准、丁振海所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就属于后者。不难发现，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创作风格、文学流派甚至写作技法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还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此外，“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有第三种形态，即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的领域，逐步被知识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的被建构起来。这些教材或专著主要的贡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框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文艺思想”自身还有一个不断形成、演变、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它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在结合中国本土经验和现实需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俄苏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并最终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我们就需要既在“中国外部”又在“中国内部”、既“赞成”也“反对”、既“继承”也“发展”的多重维度，完成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准确定位。

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左翼思潮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中予以考察，即是这种试图兼容“杂音”形成“复调”的学术努力。如英国学者莱恩（Laing,D.）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专章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并分为“鲁迅与上海的亭子间作家”、“毛泽东与革命根据地”、“社会主义内部的文化斗争”三节来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南斯拉夫的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在《马克思主义史》第三卷第二篇中专设两章，即《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和《武装革命胜利后的理念和实践》，比较系统地描述了中国革命历程和以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初期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哲学理念和政治主张。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在其专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三章中，用一节篇幅评述毛泽东的理论，将其思想命名为“农民马克思主义”。王善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第4卷《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中国近代农民美学观念的表现开始讲起，经过梁启超和王国维启蒙美学的奠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美学的发展，聚焦到毛泽东文艺观和美学观的集成，最后落脚到蔡仪美学思想，尝试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置于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中进行定位。

二

将西方左翼学者中接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美学家视为“西方同行/同时代人”，便可讨论他们在“同时代”面对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时如何展开理论与实践，以及他们之间是如何展开学术思想的交往对话，形成既有内在的关联又存在明显差异的多维“毛泽东美学”。结合西方左翼思潮的自身发展轨迹，主要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聚焦毛泽东思想中的关键文本，进而提炼出毛泽东美学中的关键议题，我们可以粗略绘制一幅“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的学术地图：

西方“毛泽东美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时间上看，德国的布莱希特算是较早接触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西方左翼学者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可能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引起的世界性轰动的影响，布莱希特在1937年流亡丹麦期间创作了一首关于毛泽东的短诗。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写于1937年的《矛盾论》。该文也于1954年翻译成了德文，并立刻引起了布莱希特的强烈兴趣。1955年，在回答一家杂志关于“什么是1954年的最佳图书”的问题时，布莱希特认为，“在去年阅读过的图书中，给我印象最为强烈的，是毛泽东的论文《矛盾论》。”对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辩证法思想的学习，使布莱希特深化了自己对戏剧创作的理解。他在后期戏剧理论著述中有意弱化早年的“陌生化”理论，并不断强化“辩证法”思想，而且还将自己的戏剧创作实践的命名从“史诗剧”变更为“辩证剧”。次年，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并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庆典。这次中国行促使萨特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日）和《我们所见到中国》（《法兰西观察家》1955年12月1日和8日），波伏娃也撰写了《长征：中国纪行》。他们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化普及程度的现实等问题的梳理出发，提出新中国文化普及的必要性、文字改革的可能性以及作家思想改造的现实性等诸多问题的看法，认为“只有大众的知识水平和判断力都大大提高了，中国才能成为毛泽东所许诺的‘一个文化繁荣的国家’”。这些著作又在法国思想界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这两个事件都是具有标志性的，揭示出毛泽东之所以引起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关注，得益于两个重要的机缘：一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一个东方古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二是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其中《矛盾论》成为毛泽东对西方左翼思想家影响最深远的关键性文本。

1962年，毛泽东的《矛盾论》法文版在《思想》杂志发表，引起了阿尔都塞的强烈兴趣。他及时做了《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次年又撰写了《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等）》一文。这两篇文章分别都发表在《思想》杂志的1962年12月和1963年8月上。阿尔都塞通过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读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似乎与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关系”。他创造性地借鉴毛泽东关于“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并将之用“多元决定”这一概念来概括。阿尔都塞还从“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其现代性的意义，认为这是既有别于“斯大林偏向”的经济主义本质，又有别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

真正构成对西方左翼思想的巨大影响的时期，主要集中在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的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五六年时间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毛泽东美学”的代表要数原为法国先锋文学和激进思想的《原样》（Tel Quel）团体了。1968年秋，《原样》发表了集体宣言共同理论，寻求“全面颠覆”，并将写作和革命视为共同的事业，这标志着“原样”团体进入毛泽东美学时期。作为主编的索莱尔斯，不仅创作了包含中国因素的小说，而且还翻译了毛泽东诗词和相关著作，并在1972年春的第48和49合期、1972年夏的第50期和1974年秋的第59期出版了三期中国专号，共43篇文章。1974年5月，《原样》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这是他们转向左翼后的重要事件之一。中国行期间，罗兰·巴特写《中国行日记》，对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状况多有记录和评点。克里斯蒂娃则写了《中国妇女》一书，成为“欧洲妇女眼中的中国妇女”的重要文本，该著不仅全面描述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文化风俗、思想观念的变迁，而且还开展了专题访谈，其中就有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冯钟芸，了解到当时大学文学教育的现状；她和索莱尔斯的小说创作中也频见中国元素。

马尔库塞虽身在美国，但仍然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立场。在《反革命与造反》一文中，他从“文化革命”的角度重新理解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认为艺术和美学形式的变革体现了“艺术的政治潜力”这一激进主义的特征。该文是马尔库塞根据他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市社会研究所新学院所做演讲的内容写成的小册子，并在1972年发表。它通过对资产阶级的艺术传统以及美学原则的颠覆，指出无产阶级艺术充分发挥了其“否定性力量”；而作为这一“强有力的力量”的典型代表，中国革命文艺时期的流动剧院得到了马尔库塞的高度评价。在他看来，“中国的戏剧并不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进行演出；它是革命事件的一部分，插曲性地反映了演员和战士的同一性：演出空间和革命空间的统一。”

《毛泽东选集》以及专题性的《毛泽东论文艺》的英译本首先是由中国翻译出版并海外发行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精神领袖雷蒙·威廉斯在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所引的就是由中国1960年翻译发行的英译本《毛泽东论文艺》。在该书的第9章“立场与党性”中，雷蒙·威廉斯征引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三段话，认为“毛泽东这种论点（连同先前我们已熟知的那些立场观点）之中最能在理论上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非常重视改造作家同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党性’成了由某种迄今分立的、同社会和政治还保持一定距离或间离化状态的写作所采取的一种行动。”这段征引放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全书中也许并不特别引人关注，但是如果从整个“毛泽东美学”展开认知测绘的角度，其特殊之处也就凸显出来了：首先，所征引的毛泽东文献是由中国选编翻译并海外发行的《毛泽东论文艺》，这使得威廉斯能够“准确”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要义，因此，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海外学术影响的典范；其次，雷蒙·威廉斯所关心的议题不再是“辩证法”或“文化革命”，而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问题的“立场和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待的；再次，雷蒙·威廉斯强调了毛泽东处理“立场和党性”方面的特殊之处，即在“改造作家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强调文学的“立场和党性”问题。

詹明信与中国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早在1971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便征引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其“认识测绘”的理论作为凯文·林奇的“城市的意象”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混和体，也包含了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因素。在其《理论的意识形态：1971－1986年文选》中，大体呈现了詹明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重要的思想历程，其中涉及到对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非常之多，其中尤其以《划分六十年代》一文最为集中，展现了詹明信的“毛泽东情结”。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德里克同时也是一位汉学家。他致力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曾自述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最重要的人物有三个：马克思、毛泽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亚洲哲学百科全书》中“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词条的撰写者，德里克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了全面介绍，并认为毛泽东哲学的形成有赖于第三世界革命反抗殖民统治、寻求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毛的马克思主义”（Mao’s Marxism）。因此，德里克对毛泽东的介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聚焦《矛盾论》和《实践论》，强调其“游击社会主义/本土马克思主义”（Guerrilla Socialism/Vernacular Marxism）。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阿尔都塞学派发生内部分化。作为学生的巴迪欧、朗西埃等分别自立门户，并在90年代之后汇成西方激进左翼思潮。这批学者更加紧密地将审美与政治、文化与社会、艺术与革命等问题结合起来，更加直接地从中国思想和中国现实中汲取理论灵感。巴利巴尔和马舍雷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接触到了毛泽东著作。1974年，在他们合作完成的《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来论证文学和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问题。巴迪欧在70年代撰写了大量以毛泽东思想为背景的著作，如用来批判和超越阿尔都塞的《矛盾理论》（1975）、《论意识形态》（1976）等。进入80年代之后，他的《主体理论》（1982）试图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来解决毛泽东思想中革命实践的主体问题，形成别具一格的主体理论。对文学艺术和审美的政治维度的强调是朗西埃的重要特点，在从“美学的政治”到“政治的美学”的过程中，朗西埃一直思考着“艺术如何政治”的问题。他从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动员和革命中获得启发，有感于五月风暴中阿尔都塞等知识分子不走上街头革命的做法，转而研究工人运动和劳工问题，认为应该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的能力”，主张普通工人也能够欣赏和创造文学艺术。

如果说，西方左翼思潮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从早期的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浪漫想象是一种出于无知和善意的误读，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五月风暴”革命激情的消退从而进入理性且克制的沉默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西方左翼思想界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其中，齐泽克作为激进左翼思潮中的重要成员，在新世纪之后转向了对毛泽东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矛盾论和实践论中的辩证法思想——的批判性反思便是这一具有标志性的转变之一。齐泽克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的关注是从1999年《敏感的主体》开始的。进入21世纪之后齐泽克“重新发现”并高度重视列宁的革命遗产，进而展开对“革命”的重新理解。在这一“列宁时期”大背景下，齐泽克的著作中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问题问题的讨论陆续增多起来。其中，他对毛泽东最重要的评价就是2007年给新版《矛盾论、实践论》所做的长篇序言，一方面认为“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劳动者的政治动员”，但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对“否定之否定”的反对是有局限的。在2008年出版的《保卫逝去的原因》一书中，齐泽克还重点分析了毛泽东辩证法的局限。2011年《Positions》推出了“中国与齐泽克”专号。齐泽克与刘康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学者张颐武、杨慧林等人也参与了讨论。齐泽克对毛泽东矛盾论的批评在西方“毛泽东美学”发展中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如果说长期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对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主要是正向激励，西方左翼学者也主要是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来汲取毛泽东思想和作为“他山之石”的中国问题的思想启迪甚至是精神支撑的话，那么，西方左翼学者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问题的态度则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沉默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隔膜再到90年代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质疑，西方“毛泽东美学”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值得我们关注。

三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存在“西马非马”的争论；在对待西方“毛泽东美学”的问题上，也存在将“毛泽东美学”、“毛泽东文艺思想”对立起来的倾向。这种思想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即站在“经典论”和“还原论”的角度，坚持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警惕在一定程度上事实存在的歪曲和误读。但这同样也存在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带来思想上的禁锢。我们不可简单地偏执一端，而应该保持思想的活力和张力。   

清理西方左翼思想中的“毛泽东美学”，有利于在中西方左翼美学交往对话中进一步厘清“毛泽东美学”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左翼美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复杂关系。“毛泽东美学”更重视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中的辩证法再加上与文学艺术密切相关的“文艺与政治”、“艺术与革命”、“作家与人民”（立场与党性）等相关问题，因此，“毛泽东美学”也不是简单的毛泽东政治理论的美学化或曰美学转向，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文艺问题的政治思考，以及文艺社会学维度的强调。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美学”虽然分属中西，但80年代之后，“毛泽东美学”伴随西方左翼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已经进入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内部，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的文论话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萨特的“介入”思想、阿尔都塞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德里克的后革命以及近年来激进左翼思潮的大规模引入等等。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留意它们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没有展开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之的对话。与此同时，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左翼美学之间的“同时代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西方左翼往往简化并片面地强调毛泽东美学中的某些侧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的复杂性存在严重忽视、误读和曲解的问题。因此，将两者置于“同时代”展开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有助于恢复西方“毛泽东美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遮蔽的地方，有助于更加凸显被遮蔽的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

文稿：曾军

编辑：常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