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住得好，犯罪就能少？

纪录片《深入全球最难熬的监狱》

疫情之下，就连最为森严的监狱也面临改变。近期美国司法部宣布，此前数千名因疫情获释的囚犯将不必重返监狱。2020年3月，为遏制新冠疫情，美国国会曾通过法案，允许部分犯人离开监狱，进入“家庭监禁”。

不同社会背景和监狱体系下的罪犯，行为与再犯率有着明显差异。这不禁让人思考，罪犯应为自己所做错的事，以及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受到酷刑惩罚甚至非人待遇，还是应被给予足够的尊严和尊重，侧面激励其改变面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哪种方式更有可能降低一个国家的犯罪率？

在纪录片《深入全球最难熬的监狱》（Inside the World's Toughest Prisons）里，被误判入狱12年的英国记者拉斐尔·罗，以及其他一些人，通过亲身体验揭开了不为人知的监狱实况。

位于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庶的海洋”，是世界热门旅游点之一。然而光鲜背后，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反而使该国成为可卡因北上的交通要道，国际贩毒集团正在蜂拥进入哥斯达黎加。

在过去数年，毒品的涌入引发了大量的团伙暴力行为，这也使得位于哥斯达黎加的改革监狱（La Reforma Prison）成为了拉丁美洲最高安全等级监狱之一。这里关押了超3000名高危级别罪犯。

“改革监狱”宛如年代古早的动物园：狭小的空间被破旧的铁栏铁窗隔开，肮脏不堪、人满为患，新进的罪犯需要在充满恶臭的隔离区待上若干时日；生绣的铁门、烧焦的墙皮、劣质的床垫将犯人们包围，这里没有灯，等待他们的不只是物理空间上的黑暗，还有那不知何时到来的分配日期。

不同形状的监区，关押着风险级别不同的犯人，一般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风险区。中、高级风险监区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淋浴室极其简陋，单个浴间被破损的墙壁隔开，没有热水、没有电，只能靠倒水来冲洗身体和清洁如厕区。

新人进入监区之后，最好不要表现出恐惧，也不要挑战狱中大佬的权威，否则会被欺负得很惨。事实上，监区的气氛非常紧张，暴力事件不断。例如，100多名危险罪犯被关在一个小院子的4间拥挤牢房里，一块面包卷，一个烟头，都可能引发一场争斗。

在这里，监狱一方对罪犯几乎秉持“放弃治疗”的态度，关他们的目的就是惩罚和压制，谈不上改造，更没有为其回归社会而做的准备。

在此工作的狱警，也仿佛经历着另一种“监禁”。显然，他们并不打算投入过多的人文关怀在这恶劣又枯燥的环境中，入狱的罪犯常常经历着非人对待。

很多人要么年少入狱，在牢房中一点点消磨掉青春；要么多次入狱，在罪恶折返中消耗掉大半生。由于没有接受“改造”的想法，大部分人常常是无事可做的，只是走来走去，打发时间。只有少部分人，用绑上水瓶的木棍替代杠铃，三五个人一起锻炼，用健身来缓解大脑的压力，发泄心中的愤怒。

可是，在这些惩罚与非人道处理之下，监狱的存在似乎并没有让犯罪减少，反而使其成为滋生仇恨与衍生罪行的堕落机器——哥斯达黎加社会的犯罪率与再犯罪率居高不下。

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很难再坐视不管。近年来，新型监区开始在监狱内部的低风险区试行。

新区表面上如同“迪士尼乐园”一般：狱友可以在园区内四处走动，教育机构、工作间、多功能健身房、足球场、洗衣房以及厨房一应俱全，宽敞的空间可容纳700人。

老区和新区相比，宛如“地狱”和“天堂”。

政府期待这“天堂”能缓解监狱压力和社会张力，并为改造罪犯创造更多可能。然而意料之外的是，狱友们似乎对这“天堂”并不感兴趣。这个新区空空荡荡，很多犯人宁可挤在拥挤又航脏的监区也不愿来，而原因是住在这里需要签署协议，保证遵纪守法，一经发现有越界行为，会招致严惩。

什么样的“越界行为”吸引力大到，这些人宁可像动物一样被对待，也不愿住进“天堂”呢？

事实上，监狱里住了大把的瘾君子。很多人被关进监狱之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卖毒品赚钱。甚至有人故意设计反复入狱，以在外面弄到便宜的毒品后，进监狱再卖给瘾君子。但“吸毒”和“毒品交易”在新区显然是明里暗里都不被允许发生的。

或许，对于哥斯达黎加来说，比起花大力气改变监狱和罪犯，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加大投入，从更深层面改变民众的思维、素质和生活水平，更为紧要和有效。

和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处境类似的，还有哥伦比亚波哥大（世界可卡因最大产地）监狱、罗马尼亚克拉约瓦监狱等，然而，并不是所有关于罪犯改造的尝试都是失败的。在距离瑞典边境24公里的一片松树林中，有一所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正在成为监狱中的“典范”。

2010年，在挪威哈尔登，一所为杀人犯、毒贩及暴力罪犯等准备的最高安全等级监狱落成。这所监狱设施先进，以25%～30%的低再犯率闻名。

和“改革监狱”动辄数十年刑期不同，在挪威，不管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最长刑期都是21年；并且在监狱中，狱警不会以武力等方式惩罚罪犯。在他们看来，进监狱本身就是一种惩罚，犯人也需要拥有被尊重的权利。而这样的尊重，可能就是改变犯人思想意识的关键。

在挪威哈尔登监狱（Halden Fengsel），狱警会跟刚入狱的犯人握手，表示礼貌性欢迎。然后，有专业人员对新犯人进行观察和精神评估，并根据犯罪等级和评估结果将其送往不同的监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狱房每人一间，宛如酒店套房，有电视、橱柜、冰箱，干净整洁，设备齐全。

在休闲区，狱警不会像监工一样到处游走视察，而是坐在沙发上和狱友们惬意聊天，或者定期组织会谈治疗，像对朋友一样对待他们。这些狱警会用两年时间学习冲突管理、心理学、犯罪学、法律、社会工作以及伦理学等课程，以最有效地帮助罪犯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对犯罪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一味地推卸给环境。

狱警们认为，这些犯人的罪行已经发生，无法改变，但他们犯罪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思想意识，是可以被了解并慢慢改变的。如果狱警们可以成为好的榜样，让他们明白和学习该如何彼此相待，那就会影响到他们出狱后的行为举止。

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狱对罪犯们无限宽容。相反，这所监狱的“严苛”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改造”。根据监狱的规则，每一位犯人都被要求从事做饭、打扫、学习、工作等活动，如果拒绝，就会在相应的活动时间被锁在狱房中，长达一整天。

比如，监狱每天只会为犯人们提供一顿饭食，如果还需要其他食物，就必须自己做。有趣的是，监狱中还有超市，物品齐全，每位犯人都可以用自己在狱中工作挣得的“工资”，来购物消费。监狱有修车工厂、厨房等地方，都为犯人们提供了工作机会。

或者也可以学习。监狱请来了专业的木工、油漆、机电甚至音乐等课程的老师进行教学。这里的一切设计，都似乎在帮助罪犯学习一件事：建立责任感。

尽管如此，当局并没有放松对这些危险人士的看管。哈尔登监狱雇了350名狱警来看守259个犯人，并且设计了一套复杂的监控系统，来追踪犯人在整个监狱内部的行动。为了对付极具攻击性、不守规矩的罪犯，监狱还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地下通道系统，可将制造麻烦的犯人悄无声息地带走，而不影响其他犯人正常活动。然而据统计，在8年内，这个可怕的地下通道只被使用过一次。

哈尔登监狱的设计，非常典型地传达了北欧的“正常化原则”（The Normalization Principle）。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把身心障碍者看作平等的公民，认为其应有权利过“人性化生活”。

最早提出“正常化原则”的是瑞典人B. Nirje。他强调，心智障碍者应该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教育、就业、休闲生活与公民权，并取得所需的服务。心智障碍者也应该有成长、发展与自我决定的权利，并且一样具有作为“公民”的社会地位。

也就是说，如果你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犯人，他们就会成为动物；如果对最不知悔改的犯人都给予尊严和尊重，大概就可以让其中一些人变得有责任感并且遵纪守法。

虽然批评家们并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犯人理当接受严酷惩罚而不是这种待遇，而事实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监狱管理方法确实达到了一定成效：30年前，挪威囚犯的再犯罪率是70%，而现在只有20%～30%。

这样看来，哈尔登监狱似乎是监狱中的典范，这样的“完美监狱”能被大范围地完美复制吗？

就目前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高质量的设计、高水平的狱警人才，同时意味着高投资。据统计，哈尔登监狱每年为每个犯人的花费，高达12万美元。这并不是在每一个政府的经费中都可以筹出来的，尤其是在许多国家罪犯数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罪犯自身受教育的程度、原本的经济能力等因素，也会很大程度影响其是否有接受改造、服从规则的意愿和动力。

不过，哈尔登监狱的“成功”确实从精神上给我们上了一课：监狱存在的意义，到底是惩罚罪犯还是改造罪犯？对待“罪”，我们最好的处理方式该是“恨”，还是“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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