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师：教学内容上，我觉得要尽量贴近同学们的生活与文化习惯。这门课使用曼昆所著的经典教材《经济学原理》，但我没有完全按照教科书讲课，因为我觉得国外教材会缺少一些中国元素，天然地就与学生有一定距离。因此，备课时，我更多将曼昆的教科书当作参照，结合自身的情况将这门课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对教学内容作了新的编排和调整。

教学过程中，我希望能够更多强调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因此，我略去了教科书中一些较为依赖记忆的章节，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会不断在模型和生活事例之间进行切换，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模型思考、分析现实问题的习惯。

吴老师：作业内容都是我和助教一起设计的。我的作业有“标准”答案，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量。首先，很多听课的同学刚从高中上来，我们了解到他们内心深处是希望作业和考题有标准答案的，这样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更有“安全感”。其次，其实经济学一旦把问题和假设都说清楚，结论就是确定的。很多时候，大家认为经济学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公论，主要是对结论背后的假设有争议，而不是分析本身。通过设计有“标准答案”的作业，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思考问题，理解和使用从假设，到模型，再到结论的思考方式。这样有助于学生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知识结构。

比如现在一些大城市限制汽车牌照，北京的方式是摇号，上海的方式摇号结合拍卖，新加坡则直接给牌照定价。我们就可以出一道作业题或者考题让学生分析以上哪种方式更好。没学过经济学的人会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和讨论，里头涉及许多因素，比如不同的管理方式导致行政成本的不同、经济收益、对环境真正的影响、人们的心理等等。但是在作业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会先把所有“次要”的影响因素尽量剥离掉，找到最重要的部分构建模型、完成分析，形成一个“标准”答案。之后再慢慢把之前提到的这些“次要”因素加进模型，看看对结论有没有影响。学生对一个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

这门课的作业还有一个特点，作业只按完成度而不按对错给分。对学生们来说，只要他们认真完成作业，就没有作业得分方面的负担和压力，也降低了他们抄袭的激励。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抄袭是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的短期收益。如果课程作业不按对错只按完成度给分，抄袭与否的收益就没有太大变化，学生自然就丧失了抄袭的激励。当然这种方式也有相应的弊端，就像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我们也是衡量了很久之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事后看，这么做的效果还不错。

吴老师：我现在的教学不像刚开始时有那么大压力，内容和表达上更加驾轻就熟。但另一方面，我感觉自己也到了一个需要转型的阶段。由于我是“青年”老师，过去我在和学生交流时更像他们的大师兄。但我不可能未来十年都采取这样的方式，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或许我需要进入另一种教学方式与状态。关于如何完成这种过渡，我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答案，还得多向院里的其他老师和前辈请教。

教学内容的更新也是一个持续的挑战。我会在保证知识结构相对完整的情况下每年更新一小部分教学内容。我希望借此督促自己，保持对这门课的激情和新鲜感，为课程注入更多教学活力。

2019年秋季学期我们会尝试做网络课，这也是我们对教学进行的新尝试。在我看来，网络课不是简单把面授搬到网上，授课时还要考虑潜在受众观看视频时的感受。此外，网络课的授课对象非常多元化，这也给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教学内容编排和互动交流的方式都需要做相应的改变。我个人也对新学期的网络课充满期待。

吴老师：有时我会自己联系助教，有时会请院里帮忙联系。寻找助教其中一个途径是我在博士生课程结课的时候，会给感兴趣的博士生发出邀请；另外，我会联系一些同事，看他们之前的学生中有没有比较合适的；第三，现在有一些上过我课的学生会主动申请当助教。作为一名老师，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学生在上完课之后，希望在未来回到课上担任助教。

就像之前提到的，助教对这门课非常关键。因此，我会对助教进行简单的面试。一般我会先确定一名大助教，确定后我会和这位助教一起面试、邀请其他成员。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保证助教之间愉快相处，减少摩擦。事实上，我们的助教队伍都特别有奉献精神，是一个非常快乐、和谐的工作团队。

吴老师：助教主要负责批阅作业以及讨论课的教学，平均下来每个助教每周要上两个小时的课。同时，我们会要求助教跟课（即旁听任课老师讲授的主课）。我希望借此尽量保证任课老师和助教之间步调一致，使整个教学团队有统一的教学理念和思路。助教跟课还有一个好处：由于这门课是200多人的大课，学生们在课间课下提问时，我一个人解答的话，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时候，助教们可以帮忙兼顾一下，解答学生的疑惑。我非常感激过去几年所有助教的投入、付出和牺牲。

吴老师：助教会有一个逐渐适应和成长的过程。曾经有一位助教，非常认真。刚开始时压力比较大,前四五节课都比较紧张。每次上完课她都会给我打电话沟通交流，聊上大约一个小时，讨论如何更好地应对学生，回答他们的问题。大约一个月后，她的表现就非常稳定了，跟同学们处得都非常融洽，找我讨论的次数自然也很少了。

助教工作其实是不小的负担。北大学生勤学好问，学习热情十分饱满。我曾经试过上完3点到6点的课后，被学生问到9点。助教也有类似的经历，下课后经常会再答疑一两个小时。但我们课程的助教们积极性都很高，非常享受教学与讨论的乐趣，百问不厌。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面试时我把方方面面的困难都如实说清楚了，因此选择担任助教的同学本身主观能动性都比较高，对这份工作有着较大的热情。

我认为助教工作本身是很好的经历，我自己在求学期间就从中受益很多。学生毕业后，不管是工作还是继续深造，都会有很多做报告的机会。如何在报告中与听众问答、讨论、如何打动他们，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技能。很多时候，这些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练习来积累，而我们恰好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在北大，在这门课上，我们会有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向你提问，你既要学习如何得体地回答问题，也要学习提高表达的技巧，还要学会如何与听众保持适当的关系和距离，以及自如地控制报告时长。这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

吴老师：经济学的最大假设是理性人。我们希望在理性的框架下，尽可能多地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经济学非常看重因果关系而非相关关系，学习经济学能够帮助人们较为系统地分析问题。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能够得出一些有趣的、意想不到的结论。

举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突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当时很多人在讨论背后的原因。有人说原因在于枪支管理，有人说是因为政府对社区的管辖更好了，有人说是因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毒品市场的衰退，也有人说是因为监狱关了更多的犯人，他们没法跑到外头去犯罪。这些都是比较直观的原因。通过计算和分析，人们发现这些因素大概能够解释犯罪率下降的55%。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剩下的45%该如何解释呢？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剩下的45%来自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1973年后，美国各州堕胎合法化。这背后的逻辑链条是堕胎合法化减少了被遗弃婴儿的数量，而他们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良好教育和关爱，在长大后更有可能犯罪。因此，堕胎合法化使得这些本该在20年后犯罪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吴老师：我想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例子：我们知道通讯要使用无线电波，而波段是有限的资源。那么政府应当如何分配无线电波频段呢？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复杂。政府既希望让电波频段得到密集、有效的使用，促成新技术的快速应用，同时也希望从中获得较多收入。一开始，美国政府通过签发行政命令的形式来颁发调拨频段使用权。候选者需要填表申请，由委员会进行比较研究和听证，选出最有资格的申请者。这一个过程极其繁琐冗长。随后国会用抽签的方式取而代之，然而这又增加了人们申请的激励，导致申请者数量急剧上升。1994年，美国电信行业的领导者们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的会场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拍卖——政府正在通过拍卖来销售电磁波频段的使用许可证。这场试验性的拍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市场。其中使用的拍卖方案，正是由经济学家帮助设计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新颖但是形式复杂的拍卖方案，与传统方案相比，新方案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也更有希望把许可证分配到最合适的公司手里。而且政府从中也获得了巨额收益，到2001年初，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通过这种拍卖方式获得了总计420亿美元的收入。我想，这个例子能够较好地说明经济学理论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指导作用。

吴老师：就学习而言，我认为大学四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学习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价值观。知识总在不断更新，永远也学不完，学生不妨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更加注重培养对知识的审美和批判。这样，在日后的工作和研究中，我们可以判断哪些知识需要去了解和深入学习，并且在决定学习后可以快速地、批判地吸收和掌握。我给同学们的一个建议是：学习一门课的长期价值不在于从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本身，知识很可能在你考试或者毕业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一门课的真正价值或许是其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逻辑。

采访记者 | 郭九苓 陆梦然

录音整理 | 陆梦然

文字 | 孙甜甜 王钰琳 郭九苓

稿件支持 |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编辑 | 赖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