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孙飞宇：化孤独为共同——通识教育及书院制探索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信睿周报 Author 孙飞宇
观点
WECHAT ID: DEANPKU
关键词：通识教育 书院制 元培学院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5期，原题为“化孤独为共同：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通识教育及书院制探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 / 孙飞宇（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从2001年的“元培计划”算起，元培学院（下文简称“元培”）很快就要满20岁了。20年来，筚路蓝缕，元培累积的经验、成果、挫折乃至教训都值得记录和反思。元培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笔者想引用三位学生对元培的评价来开始本文。
从三位学生的本科经历看元培学院的教育
元培2013级政经哲（PPE）专业的李雨晗在其2017年本科毕业时说：“回首北大这四年，在无数选择之中找到了自己的那条路，也定义了自己的PPE。PPE stands for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it also stands for People, Planet and Environment.（PPE既指政经哲，也指代人类、地球和环境。）感谢北大，让我发现了自己的热爱和未来，也让我明白，绝知此事要躬行。”她在2017年拿到了罗德奖（Rhodes Scholarships）这个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本科生奖。此后，李雨晗选择Gap（间隔年，即在毕业或工作前做一次长期游历）一年，前往三江源地区从事环境与动物保护工作。
元培2015级整合科学方向的李卓然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在北大2019年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说：“在北大的日子里，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开放多元。这使我可以尽情地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拥有挑战艰深科学问题的热情和勇气，并且会在过程中得到各种各样的支持与帮助，使我以独特而欣欣向荣的姿态不断生长。”在北大，整合科学方向是运用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生物学研究的一个跨学科专业，旨在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李卓然在本科生科研方面有着极为优异的表现：作为第一作者在期刊Frontiersin Microbiology（《微生物学前沿》）发表有关新型球虫疫苗的论文，大三暑期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Micheal Elowitz（迈克尔·伊洛维兹）实验室研发出绘制大脑图谱的新方法。本科毕业时，她拿到了八所美国知名高校的全奖offer（录取通知）。
元培2015级世界史方向的蔡雨玹在本科毕业时说：“在大学里多多尝试总是好的，可以说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尤其是元培同学要面临的。相对成熟、前景广阔的选项自然比较保险，但勇敢地发掘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是个好主意。把自己交给自己，只有让选择的岩浆烧过一次，我们才会更加坚定。”蔡雨玹在本科期间学习了现代土耳其语、现代希腊语、波斯语和法语四门外语，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北大外国语学院曾经专门为她一个人开设波斯语课程。蔡雨玹还独自翻译出版了《四君主：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苏莱曼大帝》一书，毕业时也获得了多所知名高校的全奖offer。
这三名学生仅仅是元培学院不同学科方向的三位代表。在元培，像他们一样的学生数不胜数。元培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北大校内的所有专业和课程，同时也要承担“选择”的责任——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为之奋斗。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研究方向和人生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在共同教育上的极大困难：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同一所学院？这一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能之事，元培做到了。
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元培的教育逐渐出现了群体效应，毕业生中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为元培学院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真正在一线从事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人都会明白，实际的教育工作具体、烦琐、艰辛，难在短期内见效。无论理念如何光芒耀眼或打动人心，无论真知灼见如何入木三分或见微知著，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烦琐的工作之中，都不免成为空谈。反过来，如果对教育本身没有深刻和切身的理解，理念与见解带来的热情和动力也会在具体的工作中逐渐被消耗。若不考虑实际情况，只是简单地根据理念来推行某种制度，或由于疲于应付具体事务而忽略了对教育本身的考量，都难以获得好的结果。
元培学院 “成为元培人：书院实践之旅” 新生教育活动
回顾元培学院发展历程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元培计划”项目。学院正式成立于2007年，以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命名。校方一直都将元培定位为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基地。官方说法是：“借鉴世界优秀大学的成功经验，贯彻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的方针，建立中国特色的博雅教育计划和北大风格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的高素质人才。”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定位，同时显然也是元培的压力。20年间，元培逐渐成为北大学生人数最多、最受考生欢迎的院系之一，个中原因值得探讨。一个清晰的事实是，元培在文化和制度上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从最初的“文理科实验班”到今天“住宿制书院”的建设，从制度设计到人的培养，元培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也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
蔡元培像
经过20年的探索和努力，元培逐渐形成了一套整体性的、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教学计划：一方面，学院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为学生提供了一套新的大学本科学习体系，逐渐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住宿制书院”模式，元培也希望能够为北大乃至中国的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建设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时至今日，元培学院一直尝试将这两个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第一个方面即“尚自然展个性”，第二个方面则是“化孤独为共同”。虽然这两方面多有重叠，但笔者还是试图分开讨论——这并不纯粹是为了行文方便，也是因为第一个方面的制度性或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问题，使学院有意识地强调了第二个方面。
尚自然展个性
提供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的空间
元培学院的一大特色与学生的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有关。“双自由”是元培最早确立的制度，即自由选课和自由选择专业。报考元培的学生可在学校教学资源允许的条件下自由选择北大校内的任意课程，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再依照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方向。许多元培的学生都至少换过一次专业。由于大学里的专业与高中生的想象之间有不少的距离，通常来说，进入元培的新生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对元培的“双自由”和某种跨学科专业有明确的目标取向，以非常坚定的心态进入到元培的；第二种是高考后对报考志愿茫然无措，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方向感兴趣或适合哪一种专业的；第三种则介于这二者之间。对后两种学生来说，尝试不止一种专业本来就在其学习计划之内；而第一种同学往往也有转专业或学习双学位的需求。而元培的自由气氛与制度设置可以让学生更容易接触到并“切换”到其他的专业方向。
与这一特征相关，元培一直都致力于构建具有前瞻性的课程体系。这一努力的第一个成果，是通过优化课程结构降低对总学分的要求，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北大大部分院系的毕业学分要求都在140到150之间，而从2014年开始，元培将本院学生的毕业学分从150降到了120。这意味着相比其他院系同一专业方向的学生，元培的学生要少修10至15门课。降低学分并不意味着降低对学生学业的整体要求。恰恰相反，元培通过更精致化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自主性，尝试更多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教学计划的要求。在元培，大多数学生都利用这一自由尝试了跨学科的学习，双学位或辅修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位元培的学生都有适合他的培养方案。
为了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尝试各种可能性，元培实行了弹性学习年限（3-6年）。在上述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元培还在尝试推行更灵活自主的教学方案，来推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实现普遍的主、辅修制度，荣誉学位与自主学习方案等；同时，结合全方位的导师制度，促进学生与导师的密切交流，努力将本科教育中的知识教育和育人教育同时落到实处，希望在制度上确保每一位学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培养方案。这当然会给教学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但这一尝试是值得的。在这方面，元培学生张林峰的经历颇为典型：他在元培一共学习了五年，选修了超过240个学分，在数学、物理和计算机专业方向上都达到了毕业的学分要求，并于2016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学习。
作为在学科意义上自由探索的典型代表，元培学院目前已经建立了五个跨学科的专业，分别是：古生物，政治、经济与哲学（PPE），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整合科学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这些专业的共同特点是都需要来自各个院系的教学力量协力合作，而在其中主导的元培学院则成了相关学科群协力合作与内在整合的平台。在这方面，元培学院的独特性非常突出：学院没有属于自己的教授，但会从全校各个院系聘请认同通识教育理念的教授担任导师，而所有学生都要去专业院系学习。这意味着元培成了校内跨学科教育的重要学术空间，同时也意味着本科生导师制度的重要性。导师是元培与专业院系之间的桥梁，能帮助元培的学生熟悉院系情况，联系院系中的其他教授，帮忙解决学习和研究中的问题等。
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三位同学一样，许多元培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将元培学院的特点总结为“选择”。选择的前提是自由。这既包括了在制度和资源方面的条件，也包括了对于个人选择能力的要求。与这一自由相对应的，往往是“迷茫”，这也是许多学生提到的在元培学习的挑战。在享受着最大可能的学习自由的同时，元培的学生都必须承担这一选择的责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某一学科感兴趣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听一两位优秀教授讲授的课程就足够了。然而，要将兴趣转变为专业，却会遇到很多困难。困难往往来自多个方面：比如，父母的期待和世俗的标准，以及学科本身的难度和对自己能力的不确定——不确定在学习某一门课程失败后，到底是应该再坚持一下，还是应该转变方向。所有这些困难和迷茫都要由学生自己承担。当学院在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一位同学自己的选择时，其实是给了他们一个更大的难题。
在最近几年的招生宣讲中，元培已经明确告诉高考考生：元培并非适合每一位成绩优秀的同学。对某一专业学科有明确兴趣的学生更应该报考专业院系，同时，个性不那么突出的学生可能也不太适合元培这种需要经过“淬火”阶段的学院。元培适合个性比较突出、有主见并且有能力实现自己志趣的学生。元培也的确在制度上为保护学生的突出个性保留了空间。
元培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学生组织，叫“元培学生学术学会”（简称“三学”）。在这个学会里，各方向的学生自发组成分会及相应的工作小组，以便各方向的学生在学习上相互帮助，为新生提供各专业学科的学习经验。学院每年都要与“三学”开一次沟通会，以了解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困难和需求。其中，元培的跨学科专业（如PPE和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三学”组织表现出了强烈的自组织能力，甚至可以根据自己和同学的学习情况和对各学科的了解，建议学院改变培养方案，增加或者删除某些课程（学院也会基于自己的考虑采纳或拒绝这些建议）。这种学生和学院交流的渠道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性特征，也是“尚自然展个性”的重要表现。
“元培学生学术学会”
教育的对象是人。秉承某种教育理念并力图将其贯彻实施，固然是值得赞许的理想主义态度。不过，在大学中，每一个受教育的人也都已经成年，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历程和对世界的理解。元培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针对不同的学生，教育者必须不断反思自己的理念，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通识教育的工作不仅限于课堂上的教学，更包括课堂外大量的师生交流。然而这一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另一个问题：由于个性化差异过大导致学生难以形成共同体感。这并不完全是元培自身的问题。从现实层面看，教育问题从来不仅仅关乎教育本身，任何一种教育理念的实施都会受到这种教育行为所处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尚自然展个性”理解为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里所说的“要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一种训练，那么元培就必须要面对这种理性之运用所带来的影响。
化孤独为共同
从通识课到住宿制书院
元培学院曾对毕业生做过一次课业调查，在调查中，许多学生认为元培学院的一个问题是同学们很少有共同上课的经验。这是一个在专业院系难以想象的“问题”。由于学生可以选择校内的任一专业，所以元培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同一宿舍的四位同学很可能会选择四个完全不同的专业方向。不同的专业方向意味着不同的培养方案和上课时间，乃至完全不同的学习群体。每一位元培的学生都要和相应专业院系的同学一起学习，而对于元培的学生整体来说，这些不同的学习群体是高度差异化的。在传统的中国大学里，一名本科生对其专业院系乃至大学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课程体系构建起来的。这一特征意味着两点问题：首先是中国的本科生普遍没有自己的“大学生活”，因为其在大学四年中的时间结构是由课程体系规定的；其次，课程体系及相关的要素和制度（如任课老师的教学水平与人格魅力，与评奖评优、保研出国等相关的GPA制度等）对学生的精神气质乃至人格的塑造都非常重要。散布在全校各个院系学习的元培学生既不太容易形成对元培学院的认同感，同时又因为不隶属于对应的专业院系，往往被认为是“外人”而难以形成对该专业院系的认同感。
这个问题不可忽视。元培的学生比较容易出现疏离感和孤独感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明显的现象。元培学院在北大校内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元培的学生被同学普遍视为精英学生，他们毕业后对专业学习的满意程度、相关的“学习时间”“专业教育评价”和“学术训练评价”等指标的评价一直都是全校最高。然而，与这一标签同时存在的还有他们低于全校平均水平的“同伴关系评价”和“师生关系评价”，以及疏离、孤独、焦虑和不安等情绪现象。这并不意味着元培的培养策略出现了问题，更非元培学生自身的问题。这些情绪现象本来就是近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中的普遍问题，已被诸多学者讨论过。其他专业院系的学生也有可能出现类似表现。然而，作为北大本科教育改革和探索的先锋，元培当然需要率先来认真面对这一问题。
• 元培课程体系建设。在北大，元培学院还有另外一个角色——“通识教育学院”。目前，元培正在尝试建设面向元培全体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元培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本就是一个通识教育学院的题中之义。元培也希望能借此增加元培学生的共同上课经验。
《理想国》课程
该课程体系的主要架构分为五大类，包括“西方古典文明”“中国古典文明”“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和“现代科学与技术”。这五类课程加上针对大一新生以“新生讨论课”为主的新生教育体系，基本构成了元培本科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元培希望学生有比较宏大的视野，能对东西方文明和近现代社会及相应的治学之道有一定的了解。在课程里，和文明相关的课程强调的更多是对某一经典文本的“精读”，与现代中国和世界相关的课程则强调研究性。这两类课程的专业性都不可能很强，但也要避免泛泛而谈——二者间的尺度如何把握，更多要看教师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及其教学经验。所以对通识课的教师选择非常重要，元培也一直在邀请在学生群体中口碑最好，对教学最为用心的教授来授课。
然而，科学类的通识课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元培也在尝试各种可能的形式。到目前为止，除了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合作的科学史类课程，其他科学类的试验课程都是希望能让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
总体来说，这几类课程都希望能为学生搭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世界和自我的知识框架，和一套可以进一步去求索知识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中国”课程体系中，元培要求任课老师必须设计社会调研环节，即学生必须有一次参加社会调研的经历，这往往是元培的学生首次（但不是唯一一次）接触到专业的社会调研训练。
从2018年起，北大的“暑期社会实践”成了一门必修课。元培邀请社会学系的老师来设计和讲授课程，努力将其建设为一门能够深入到中国社会基层社区的课程。两年的实践证明，该课程对学生的塑造并不亚于老师在课堂上的讲授。如果元培希望培养有文明与历史视野又能对中国社会有具体理解的人才，让他们能俯下身来从事踏实事业，社会实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教育环节。
• 新生教育体系。本科生在校期间的焦虑感有许多形成因素。在上述制度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原因：大一新生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环节出现了问题。疏离感和孤独感往往最容易在这一时期形成，因为大部分新生都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大求学的，他们从小到大成长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体系都会在入学后发生彻底的变化，只能以个体来面对北大之“大”。第一学期，大一新生首先体会到的是学校制度、社会结构、学习特征和节奏的巨大变化。有的学生甚至因此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影响一直持续到毕业。
如果想让通识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就必须要对这一类现实问题做出回应。为了帮助新生顺利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元培学院探索建立了一套新生教育体系，贯穿大学第一个学期。这套体系的第一部分是“新生训练营”，通常要求新生比其他院系学生提前一周来校报到参与。训练营会邀请全校主要院系的教学副院长来为新生介绍学科与学院，回答包括学习相关学科/专业的素质要求、将来的个人发展等问题，使新生更全面地了解各学科特点与前沿问题，帮助他们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和课程。其间，由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新生辅导员团队会带领新生结交新朋友，帮助新生更好地融入新环境。
其他新生教育还包括“学科方向系列讲座”和与导师的交流。系列讲座旨在帮助新生进一步了解北大的各类专业，学院会邀请各专业方向的杰出教授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以激发新生的学术兴趣，引导他们发现自己热爱的领域。此外，学院还要求新生在第一学期主动与导师就大学学习、人生规划与成长等主题交流至少三次，以获得更多的人生成长经验。
元培新生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2018年推出的“新生讨论课”。元培在大一上学期设置了必修的“新生讨论课”，邀请各院系教学表现优异的教授开课，设置富有特色的课程主题。课程的目的更多在于帮助学生理解与适应大学学习的习惯、节奏和方法。为了保证课程的质量，每门课程的人数限定在15人内，并鼓励教授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以促进师生互动和交流，帮助新生了解相关学科群的思维和研究方式。
• 住宿制书院建设。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元培学院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有利条件，正在尝试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住宿书院制度。从2016年开始，元培的学生集中居住在北大35楼。2018年至2020年，学院对35楼地下两层进行了全面改造，配有图书馆、自习室、讨论室、活动室、学生电影院、健身房、琴房、舞蹈厅、心理咨询中心和公共休息区等一系列方便学生交流与生活的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书院制度建设，包括住宿辅导员制度、书院系列课程与兴趣小组、书院导师制度及鼓励同学们参与书院的服务、建设与管理的制度等，希望能以此鼓励学生主动关心35楼和学院的建设。元培图书室的借阅系统及地下自习室和讨论室的预约系统，都是由元培的学生自发设计和编写的。而图书室、琴房、地下影院、健身房及自习室和各类活动室的线下管理和服务，也全部由学生志愿组织来负责。通过这些日常管理和服务，专业各不相同的元培学生在这里实现了“化孤独为共同”的温暖生活。
毋庸讳言，元培并不完美，一直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元培也并非中国高等教育的答案，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可能还在于其在理念和具体工作方面的探索。
这种全方位的探索尝试，只有在北大全体院系和部门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元培是一个受北大的滋养才得以茁壮成长的奇异学院。正如在2019年的北大毕业典礼上，元培的毕业口号所述：“与所有院系同学，向所有老师学习，感谢北大，我爱元培。”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的大学排名可能比其教育水平更受关注。而在大学教师群体中，科研发表已成为考察其能力最重要的指标，研究与教育之间的张力早已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所大学和一名大学教师为教育付出的心血和成果是很难被看到的。我们当然不指望把每一位学生的成才都归功于学校和老师的教育，实际上往往也并非如此。但正因为如此，教育才真正是不求回报的“良心活儿”。一所高校为本科教育所付出的资源很难在各种“世界大学排名”的体系里被看到；高校教师为教育所从事的种种工作，如备课、对学生的情况和问题的讨论、和学生的谈话、对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指导等，都会挤压其科研时间。总而言之，在汲汲于世界大学排名的许多大学里，衮衮诸公所忙碌的往往是科研发表、评奖评优、填写表格、申请“帽子”或身兼官职，而教育本身则越来越被淹没在此类喧嚣之中。更为麻烦的是，这种行动的逻辑也开始被学生认可甚至追随：对GPA的重视越来越盛行，研究开始向低年级下沉，而相当一部分本科生所做的科研是为了保研和评奖评优。
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识教育如何能够付诸实践，对“育人”的理解如何得以实施而不是简单落于学校的口号或学者的文章，确实是一个难题。不过，这也可能正是从事教育的时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学校愿意将资源用在本科教育，依然有老师愿意将大量时间花在备课和与学生谈话沟通上，依然有学校和老师愿意去考虑学生的成长并思考如何应对相应的问题，那么通识教育才能成为可能。笔者觉得元培正是这样一所学院。有一首古诗写得好，就以此作结吧：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作者 | 孙飞宇
原载 | 《信睿周报》第35期
编辑 | 郇冰皓
推 荐 阅 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