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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需要跨过三道坎

南湖雅集 2022-04-08



面对历史的蒙昧,我们常自诩为“现代人”。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文明”科技文明,飞天探月也不在话下;我们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现代生活:智能手机须臾不离;互联网让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最便利的生活……

 

然而,妨碍我们成为一个 “现代人”的往往也正是物质的繁盛

 

◎消费文化,让我们过于追求感观的愉悦,忘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何在;


◎沉迷在科技和信息爆炸的“现代性的幻想”里,却忽略了“现代”来自于人的觉醒和理性的启蒙;


◎社会秩序和各种思潮变幻无定,让我们来不及思考,以至一叶障目。

 

我们目光被现实的焦虑牵引,眩惑于生活的表象,很难再保持清醒的洞察。很多人只是活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躯壳里,不知“人”为何物,何为“现代”,遑论“清醒”。

 

器物层面的文明,虽然是现代文明最绚丽的“景观”,却只是文明的最表层。相比之下,思想才是永远的奢侈品。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族群如果没有现代思想的共识,没有那些有智识、有余力去关注思想、阅读经典的人,只会在痛苦的泥淖里迷惘不前,陷入“现代化的幻象”。

 

因为只有思想,才可能让我们清醒地认知世界、理解文明的深层逻辑。而要想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必须从思想上越过三道坎。

 

第一道坎:认识自己

什么是「人」该有的样子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首先得了解“人”:认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知道什么是人该有的样子,也就是就是认识自己。这也是当下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

 

比如人们只热衷于追求“有用”,不问是否“应当”;知识增加,信息爆炸,人们却更不知道如何取舍;知识精英擅长传授“知识的力量”,却极少传讲“良知的方向”;大学中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可怕的是,人们用科技发展出来的军事力量,不断摧毁着自己创造出来的文明,在文明辉煌的成就中展现出自我毁灭的倾向。一千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历经多次劫难而幸存,却在本世纪之初被人类自己的炮火任意摧毁。


那么,对于我们自身而言,生而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财富、知识和地位……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我们思想传统的开端,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轴心时代”。

 

◎对人的本源的追问,奠基于自轴心时代的突破。

 

那个时代,世界不同区域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有关“人”的根本问题: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犹太旧约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古希腊德尔菲神谕说:认识你自己!

 

这是人类第一次追问“生而为人”的终极意义。在这一追问的基础上,人类完成了文明的超越和创造性突破,普适性的人文思想和宗教就此奠基,从一个共同的起点出发,开启了各大文明延续两千年的思想传统。 

 

但是,我们今天还能从先哲们那里,探知人的本源、认识自我吗?毕竟轴心时代已经与我们相去两千余年。


 《雅典学院》,图源:《文艺复兴大师系列》


对人心灵世界的认识,我们从未超越轴心时代哲人们的洞见。

 

我们从没放弃过从轴心时代汲取营养和思想资源,尤其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认识自身,如何用道德和信仰面对世界。


众所周知,组成西方现代文明里的两大传统——哲学理性主义传统和宽容、仁爱、同情他人的道德信仰传统——就源自轴心时代的两希文化,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理性让人类大胆地探索经验世界,发现科学真相,促进技术进步;信仰让人类懂得敬畏“内心的道德律”,警惕、悲悯人性脆弱、幽暗的现实。


而且,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认知,不但没有超越那个时代先哲的洞察,甚至更为轻率。

 

但是,轴心时代大多数哲人——就像佛陀,我们从他的思想中找不到任何神秘因素;甚至认为,寻找一种绝对的确定性是不切实际、不恰当的——就如苏格拉底,他的追问总会让人开始重新审视已经习以为然的一切理念,这恰恰是当下的我们最为缺乏的。

 

◎在相似的危机中,重新回到对“人”的关注。

 

轴心时代的先哲,为什么那么关注“人”,关注人的道德和信仰?这个过程,其实是在直面那个时代的痛苦,从而在暴力和战乱的威胁下,完成了思想的超越。 

现代科技文明虽然极为灿烂,但社会竞争上的丛林法则、战争和暴力的阴翳、道德理想的衰微,同样一直如影随形。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的史诗巨著《文明的故事》讲到中国思想的未来时,曾说::古老的东方亟需寻回轴心时代的文明遗产,以填补他们在信仰上的空白……(第一卷《东方的遗产》)


在面临着相似的社会危机时,亟需我们重回轴心时代同情、博爱、仁慈的道德伦理认同,思考先哲关于人本身的关注和洞见,学习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提升对同情的特殊追求。

 

就如阿姆斯特朗在《轴心时代》中所说,人类具有改进自身的能力,通过对理想原型的模仿,追求一种理想的状态。只是今天我们把对理想状态的追求,用在了追求时尚、明星偶像上去了。轴心时代的先哲所教导的,正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去认识内心深处的理想原型——自我。




第二道坎:运用理性

走入「现代性」的启蒙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必须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或者说是什么带来了现代文明,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却并不一定足够“现代”?因为很多时候,“现代”不是一个指示时间的词汇,而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度量衡:现代性的展开,现代秩序的诞生,都与人的“启蒙”和启蒙运动息息相关。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未经证实的流言就可以引起民众的恐慌,甚至蜂拥囤货;不时有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陷入传销组织的新闻;当一个社会现象出现的时候,网上却少有理性讨论,多是情绪的发泄和语言攻击……

 

这些发生在当今社会的事情,决不是“现代”的表现——而是相反,甚至就其蒙昧而不自知来说,几乎与数百年前的“封建”时代并无不同。蒙昧无关乎知识的多少,而来自于启蒙的缺失。什么是启蒙呢?

 

可以说,对现代的追求来自于启蒙运动。如果说轴心时代塑造了人类的人文、信仰体系的基本形态,那么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直接促成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世界开始祛魅,文明走向理性

 

启蒙运动本身就隐喻了“光明”的意象。启蒙哲人希望用光明来驱逐黑暗,通过宣扬真理、揭穿谬误、树立自信,来传播理性和批判思维,让光明普照,来驱逐愚昧、守旧盲从、专制和偏执。

 

正如一位启蒙哲人所说:阴影的中心从未像如今这样稀少和微弱;哲学大踏步前进,光明如影随形,伴随左右。

 

现代性的独特品质也随之确立:怀疑主义,追求科学,推崇理性。到启蒙运动后期,就连各个基督教的教派也都接受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价值。

 

卢梭、伏尔泰、康德等启蒙巨人早已进入大师的殿堂。他们塑造的“现代性”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标尺”。


启蒙时代法国文化沙

 

走入“现代”所最需要的理性主义,尤其为启蒙所强调。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对启蒙做了盖棺定论式的定义:启蒙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的状态中觉醒。

 

是什么让我们陷于不成熟的状态呢?因为我们惯于希望有个人能给我们发号施令,有精神导师能直接给我指导,有书能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启蒙则要求我们自由地做出决定——每一个人都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人的这种自由的精神,才能让我们走向理性,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的状态。

 

人的自由,这一“现代文明的核心”被启蒙运动清晰地点明。这一思想释放了人的活力,让每个人自尊自立、认识世界;现代思想中的批判性思考和纠错机制,“形而上”的信仰追求,求知求真求新的学术传统,全都源于个人自由精神。

 

“何谓启蒙”的呼吁,更是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之路成为每个转型时期都要面对、要追寻的问题,正如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便被形容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未完成的启蒙”。

 

而当下面临的种种“现代”问题,同样很大程度上源自上至知识精英下至平民百姓对启蒙的片面理解。

 

◎只重视法兰西启蒙,忽视苏格兰启蒙

 

启蒙运动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启蒙思想所指明的现代化路径却很多样,甚至天差地别,可以总结为两种——法兰西启蒙和苏格兰启蒙。

 

法兰西启蒙更加强调人的理性,批判君主专制和等级社会,批判宗教狂热,他们建构的未来社会图景,最为重要的是自由、平等和宽容,后来演变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

 

我们熟悉的很多现代社会理念,都来自这一思想倾向,诸如:理性和意志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大众的民主权威,高于个人自由和宗教伦理;自由就是砸烂所有“制约人类天性的枷锁”,平等就是消灭一切“等级差异”……

 

这种启蒙思想,虽然对现代启蒙有重大贡献,却也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多少人被无辜滥杀。后世以法国启蒙为原型的现代化,也常常走向理性、人道的反面,将人间变成了修罗血狱。

 

苏格兰启蒙运动以休谟、斯密为代表,他们认识到理性对社会变革方面的局限性,并不一味强调对理性的建构,对现代怀着“保守主义的审慎”。他们认为,应该尊重社会既有的习俗和习惯,未来社会的基础是市场、法律和道德:

 

社会是新陈代谢的生机体,制度源自人的互动,而非理性设计;伦理习俗具有超越科学的神秘权威、复杂智慧,不能被人的权威淹没;自由的边界是私产、自愿和契约,否则就是放纵;真正的平等是人格、权利的平等,不是天赋、结果的平等……

 

苏格兰启蒙也由此确立了英语国家“现代化”的转型路径——宗教社会、有限政府和市场经济。

 

爱丁堡的休谟雕像


面对这两种启蒙精神,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大多对法兰西启蒙深深着迷,而全然忽视了启蒙运动中的苏格兰启蒙。他们怀着浪漫激情,鄙视宗教习俗,追求“无秩序的自由”,宣扬“无信仰的理性”。

 

◎转型中的反启蒙倾向:反对专制,却热衷于编织奴役大众的乌托邦。

 

我们将Enlighten译为启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启蒙的误读。按照汉语的理解,启蒙很容易理解成,向未蒙昧的民众和幼稚的孩童灌输知识和真理。那么,知识精英对于民众便有引导、监护之则。

 

殊不知,这种观点正与启蒙背道而驰。康德对启蒙的定义里明确指出,启蒙就是要摆脱受监护的状态,摆脱对监护者的依赖,勇敢而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做思考判断。

 

于是,启蒙反而促进了反启蒙的展开。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的知识精英,出于现实政治和变革的迫切需要,只不过把启蒙的口号当成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热衷于号召民众。民众也只需跟随,不需要自由理性。盲目追随的群众越多,似乎“启蒙”的成果越大。

 

就如著名哲学教授邓晓芒所说: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按照同一个“启蒙”的逻辑而走向了大众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归路,以新的造神运动来“启”群众之“蒙”,让群众陷入幼稚就是美、盲从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觉悟高”的幻觉。

 

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中写道:“今天与18世纪没有什么两样:世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光明,纠正启蒙思想缺陷的途径不在于回归蒙昧主义,而在于进一步的启蒙。

 

因此,成为一个现代人,清醒地理解现代性,追问“什么是现代”,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启蒙,深入到启蒙的精神本质。就像康德认为的那样:人要求把自己当做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第三道坎:人间「清醒」

洞察现代性危机

 

第三道坎,是明了如何才能在当下时代变得“清醒”。现代人的“清醒”,是建立在对自身处境的洞察之上的。我们该如何洞察所处的社会,立足的世界?又面临怎样的情境和危机?


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没有对当下社会的反思能力,自然谈不上清醒,最终只会——道德信仰、良知、灵魂的方向彻底丧失;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技术进步以铲除人文关怀、将人变成工具为代价……

 

现代化的过程、理性的发展,不应该让我们更加清醒吗?韦伯对此有最好的说明。他认为,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激发了现代的变革,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带来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但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弊端:

 

个人心灵的危机: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再有可依凭的基础,从而产生了精神危机。终极而崇高的价值和传统信仰的力量,随着现代化的“驱魅”而隐没。科学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瓦解了传统宗教赋予我们的价值理性。

 

社会政治的困境:讲求效率和分工的社会,日益将我们变成社会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从而“非人化”,由此,社会秩序反而成为了一个“现代的铁笼”。

 

就这样,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不是清醒,而是迷失:心灵的危机,让人抛弃了神性;社会秩序的困境,又让人文关怀逐渐远去,剥夺了人性。正如韦伯的这句名言——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马克斯·韦伯

 

现代化的“迷局”,本就是世界的普遍问题,就中国的境况而言,想要清醒更为困难:我们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还混合着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

 

近代史上发生了两次试图清醒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两次都伴随着急迫的现实目的和社会需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实用主义的态度,反而让人疏于反省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问题和人性问题。

 

尤其是80年代文学、哲学、艺术各领域都在学习现代文明数百年的各种思想派别,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等纷繁复杂的现代思想,都被一股脑地吸收过来。


未完成的启蒙与互相对立的现代思潮一同涌入,交织往复。理性主义尚未扎根,又面临着后现代的解构,全球化多元价值的冲击。缺乏时间的积淀和反思,让人对自身的道路更难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我们何以清醒?如何去面对现代性危机,以及当下独特的困境? 

 

80年代艺术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


刘擎有过一个总结: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我们应该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这是一条与主流启蒙理论的思想资源,在1789年后的西方现代思想的多元线索中持续展开:

 

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中,以审慎和批判的态度,质疑那“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到哈耶克的“理性的自负”——都是这样一种试图保持清醒的警惕。

 

一个清醒的现代文明,必须“让人活得像一个人”:既有人性的进取、创新和自利,又有神性的正义、契约和悲悯。

 

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必须追求自由和理性,同时警惕工具理性对人性的解构,坚守“秩序下的自由、信仰下的理性”,找准自己的坐标。

 

今天纵观人类思想史,悲观者难免生出“今不如昔”的错觉。如果是这样,我们更应该理解古今之变的本质,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因为,对思想史的理解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上限;阅读思想史,也决定了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获得个人幸福的下限。

 

就像罗兰·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最后提到的:沉湎于过去,可以逃避当下的沉沦时代。在这个思想乐园中,可以稳稳当当地对付逆境。这是我们未来生存而寻访前人思想和言论的主要理由。



然而,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想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无疑更紧迫、更艰难、更具时代意义,也面临更多的问题。因此,当下中国最亟需的,是那些精炼准确、系统公正的“思想史”经典。尤其是由思想界撰写梳理、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的权威论著,帮助我们成为“清醒的现代人”。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清醒的现代人”必读三书,包含凯伦·阿姆斯特朗的《轴心时代: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开端》,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1789至今》。

 

三本书横跨人类思想史上人文传统的突破期、成熟期和当下的反思时代。在这人类思想最为活跃、集中爆发的几个百年里的智慧,完全可以让我们系统地理解人类文明秩序的来龙去脉和精神本质。

 

了解“人”,回到人文思想的开端——轴心时代,寻找塑造了我们人文精神和世界观的源头。在全球视野下,回溯人文精神和人性追求的共同本源。

 

阿姆斯特朗作为英国最负盛名的文化、宗教学者之一,《轴心时代》堪称其巅峰之作。书中怀着切身的危机意识,呼吁我们重拾轴心传统中的同情、理解的道德精神。

 

◎理解“现代”,需要走进现代秩序开始诞生的启蒙时代,寻找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道志向和批判方法。

 

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是以一种启蒙主义的精神,在讲述启蒙时代的观念与激情。他展示给我们的启蒙画卷,完全超乎了主流的启蒙认知;启蒙运动里思想流派间的同一与复杂、微妙特质和宏观叙述清晰而生动;彼得·盖伊此书也成为了了解启蒙时代无法取代的经典著作。

 

在现实的嘈杂中做到“清醒”,要能洞察现代性的危机时刻,在纷繁的思想流派里,勾勒当代世界的精神本质。

 

斯特龙伯格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西方现代思想史:1789至今》是他的扛鼎之作,作为欧美高校的思想史经典,已风靡半个世纪。书中呈现出每个时代的独特背景和议题,清晰呈现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思想图景。

 

“清醒的现代人”三书作为顶尖学者的天才著作,以思想的火光照亮了自身领域的隐暗之地。三本书均为最新版本,其中《启蒙时代》和《西方现代思想史:1789至今》均由著名学者刘北成领衔翻译,后者的中文版由作者亲自指定。识图扫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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