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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大家只能用电影借题发挥了

毒Sir Sir电影 2023-04-25
Sir找贾樟柯聊了聊。

距离他的上一部作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已经过去三年,这三年间发生了太多事。

令人好奇,贾樟柯有没有什么项目被按下了暂停键,未来他的电影又会怎样回应裂变的时代。

最近,因为宣传监制的电影《不止不休》,贾导在微博上忙碌了起来。


截止今天,影片票房突破5600万。

在大片当道的院线里,这个数字当然算不上多起眼。

但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中承载的议题:新闻理想、弱势群体、国情与现实……

都意味着在张皇失措的三年过后——

口碑文艺片开始回归院线。

现实主义和人文关怀也重新闪现在国产片里。

当市场复苏,一切归序,中国电影仿佛终于等来了繁盛的春天。

Sir想知道,贾导的电影计划是否也在进行中?

他对今天的电影,又有哪些想说没说出来的话?

短短一个小时,但聊天也很有料。

贾樟柯的回答还是一如既往,真实,简洁,直击要害。


01
网文代替不了新闻


《不止不休》有一个细节,韩东跟黄江初次见面,手里拿着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序言中,茨威格写:“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但是,如果新闻理想是不朽的事业。

为什么这几年的国产影视,我们根本记不住一个鲜活的记者形象?

《狂飙》里,官二代孟钰是自媒体主编。

因为一次失实报道,她被妈妈吐槽:


《保你平安》大鹏伪装成记者到福利院“调查”。

福利院的阿姨充满警惕:自媒体,算媒体哈?

时代变革下,记者的形象,从曝光黑暗的现代侠客,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反派小人。

为什么?

贾樟柯说,与其问这个,不如先追问一个更紧迫的怪象——
现在还有记者吗?
现在的媒体,都在搞营销了吧。
我真的不懂,我看很多网文说,记者找不到工作了,这是怎么了?没有新闻视频,没有调查记者是不正常的,这个行业应该继续存在。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需要新闻的。如果一个国家全是网文,没有新闻,没有深入的调查报道,那这真的好可怕。
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说,记者已经消失了。因为事实上不应该这样,现在是不正常的。


02
这个时代更需要励志

据贾樟柯说,《不止不休》在讨论阶段,还有一个名字:凌云。

在现实题材的光环下,电影更重要的内核是:

励志。

《不止不休》想去回应一个命题:

“这个时代的氛围,是个体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无足轻重。个体的努力还有用吗?”

贾樟柯还提到了一个人——

王克勤。

这位调查记者,被誉为中国揭黑第一人。实习生时期就揭示过北京出租车乱收费现象,后来凭《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名扬天下。

2011年,王克勤离开了所在的《中国经济报道》,后来,他出现在贾樟柯监制的纪录片《语路》里。

也是这一年,学者张志安在《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中直言:“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

2017年,调查记者数量再次砍半,张志安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中表示,仅剩不到175人。

《不止不休》里,韩东和黄江为了调查矿难,乔装打扮。嫌农民的旧衣服都不够旧,还在地上打滚磨破,用泥把脸抹黑。

现实中,王克勤曾经为了调查被封锁消息的“定州征地血案”,故意打扮成农民,他把相机藏在麻袋里,然后嘴里叼着烟,手里还开着拖拉机。

调查记者的江湖,才是真正的腥风血雨。

那个年代,轰动一时的案件有很多,从孙志刚到毒疫苗,包括电影中提到的,“它不上头版,谁能上头版”的矿难。

△ 贾樟柯在《不止不休》里用方言客串煤老板

但就像部分年轻人疑惑。

在调查记者无迹可寻的当下,去拍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真的有意义吗?

贾樟柯引用了王克勤的一句名言:
王克勤说,努力不一定能改变,但不努力一定不能。乙肝案件,它代表你努力了,改变了。我觉得是给人希望。
就像电影里提到矿难,那也是人的故事,人命的故事。但它仍然处在社会改变进程当中的一部分,远远没有到了一个节点。不能说没有改变,但一直在循环。


但是改变乙肝歧视,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通过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人的努力,国家真的取消了这个制度,今天已经看不到体检在检了。整个社会接受了科学,接受了乙肝对社会没有普遍性危害,它不能妨碍一个人的正常的工作就业。


03
北京承载过那种理想

贾樟柯说《不止不休》最触动他的,是北京曾经自由蓬勃,畅谈理想的氛围。

或许,也是因为当下,让他产生了落差。

去年11月,贾樟柯在与菲律宾电影人拉菲尔的对谈中,表达了自己对年轻创作者无法聊艺术的担忧:
有一天我剪片,拉菲尔突然跟我讲,安东尼奥尼说了句什么,过了一段儿又说,巴赞说了什么。我非常感动。
我在北京,已经五六年没人跟我谈这两个名字了。每天听到的就是票房高了,票房低了,初审通过了,没通过了,立项下来了没有。
我真的很想谈艺术。

Sir很多年轻同事看完《不止不休》,都会产生强烈的错位感——

我们好像真的生错了年代。

电影中的韩东,高中没毕业,能凭才华和人情进入报社,一稿成名。

明明是改编自真人真事,但在年轻人被就业焦虑裹挟的今天,这仿佛是来自第二个星球的故事。

贾樟柯很理解这种错位:
有年轻人提出疑问,报社的一个记者,能这样弄一个人进来吗?不要通过hr,不要填表,还不看学历吗?是啊,这是真的。那个年代,一个有话语权的记者就是这么厉害。甚至,其实各行各业都这样。
那个年代的北京,是能够成就个体,成全人,成全理想的。当时大量的年轻人去北京,不仅仅是带着挣钱的欲望,可能很多人都是为了某种理想。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谈论一些严肃的命题,甚至哲学的命题。我来北京也是为了我喜欢的事,我想成为一名电影工作者。电影里,韩东他们是媒体人,但对艺术家,对电影工作者来说,气氛是相似的。

北漂。

不仅仅为了赚钱,也是为了追寻文艺梦,在北京这个汇聚了无数机会和艺术资源的城市里,哪怕住地下室也甘之如饴。

这种故事,我们过去能看到。

陈可辛的《如果·爱》,周迅饰演的孙纳,是从乡下跑到北京来找演戏机会的穷姑娘,大冬天的北京,她吃不上饭、没地洗澡,遇见了同样不富裕、来北京学导演的林见东。



包括贾樟柯自己也是,千禧年初他住在一个破旧的居民楼,大部分的空间都用来堆放电影碟片。



这样的故事,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

内卷的环境中,他们思维的面向不是向外,向远方、梦想,而是更加现实和局促。

贾樟柯是这样观察到改变的:
那时候你在北京很容易活下来,因为你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互相帮忙,也就安顿下来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学美术出身,想成为一个电影美术师。有段时间他就是背着一个军挎包,到处流浪,包里只有两样东西,一条毛巾,一个牙刷。他就在各个高校的宿舍里流窜,然后等待下一个剧组的召唤。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如果生活在北京,08年奥运会就是一个转折。这个城市在提速,在升级,它主要反映在商业氛围,经济氛围的升起,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和人的连接更加商业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它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厂。

高校制度也改革了,现在你再去高校混宿舍已经不可能了,保安会把你轰出来。但那个年代,人和人是不设防的,你可以说现在更加有规则,也可以说对不同人的包容性下降了。大家都在某种商业秩序里面谋生了,氛围不一样了。
北京的文化资源还是很丰厚,但是那种同仁、同龄人之间的密切的艺术互动,肯定就减弱了。大家今天还在琢磨业务,但是这种琢磨,可能变成你自己去写篇文章,或者自己去思考和感受。那种亲密的、广泛的、频繁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经比较少了。过去我们一顿火锅,从下午六点吃到半夜三点,就在这聊。今天这种行为可能都显得幼稚了,而且根本没有人陪你这么干了。


04
我相信平凡英雄的存在,但我更关注失败者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生存或许不是困难。

但生存之上,个体的理想,个体的精神诉求,已经成了聊不起的奢侈品。

是时代不允许我们聊理想了吗?

还是说,我们自己丢掉了理想?

贾樟柯说,他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时代还允不允许有这样的理想。但我自己深刻的感触是,时代特别需要这样的理想,今天的时代更需要这样的理想。”

时代需要理想,不是长辈对晚辈的“打鸡血”。

恰恰相反,贾樟柯是最“不懂”给人打鸡血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在创作上跟王晶的南辕北辙——
我确实跟王晶性格不太一样,我不否定个体英雄、平凡英雄的存在,甚至很理解,很相信。但就创作而言,我还是对失败者比较感兴趣。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有很多,包括疫情这几年。但是我没有起心动念,想要拍这样的故事,这可能是我的弱点。

失败者,是什么人?

在很多人看来,人分为两种,有理想和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是失败者。

贾樟柯曾经也这么理解。

但拍完《站台》后,他真正贴近了失败者——
放弃理想的人,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
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
《站台》这个电影伤感,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
——《贾想:贾樟柯电影手记1》

当时,他还补充了一句更伤感的反问——

“我把这些心情拍出来,想要谈谈我们的生活,可有人来听吗?”

△《站台》结尾,崔明亮回到了山西,跟从未出过县城的初恋情人结了婚、生了娃

贾樟柯创作的焦点,始终是因为责任和生存而放弃了理想的人。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励志几乎不存在。小人物被时代的巨浪推着走,不仅无暇、无力改变现实,甚至看不清现实的真相。

△《三峡好人》


05
当电影超载

2019年11月,《不止不休》开拍。

2020年1月,电影宣布杀青。

因为疫情,《不止不休》按下了暂停键。

但这并不是它专属的困难。

过去三年,我们见证了无数电影一波三折的定档、撤档。

我们一度怀疑:是题材的敏感性让《不止不休》多次延迟吗?电影是否涉及非自愿删改呢?

贾樟柯的回答是,“没有,都是自发的”
不止不休遇到的困难,跟中国疫情这三年数以千计的电影一样。


大家莫名其妙地都进入了一种不确定的等待期,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反正放不了。没啥意见,没啥回复,你问人也问不来,就干等着。大家进入到一个毫不确定,没有回应,没有沟通渠道的状态。
好在这样一个奇怪的阶段结束了,过去了。反正我们中国电影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丢了三年时间,那么,我们我们接下来就好好拍电影,把这三年追回来。

但是,真的这么容易追回来吗?

等待戈多一般的三年,消耗的不仅是创作者,更是观众的观影信心。

当然,还催生了必须借电影说话的冲动。

《不止不休》上映后,因为韩东女朋友小竹这个女性角色塑造得较为单薄,王晶导演一度惹来了“厌女”指控。

贾樟柯能理解这种借电影发声的不安。
我非常理解,我也特别容忍这种女权主义批评的声音,因为在她们看来,这个电影确实没有反映女权主义。

但是——
我始终认为,看一个作品也应该站在导演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个电影它不解决女权主义的问题,它解决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注意力都在那帮记者。


小竹(韩东女朋友)这个人物,她有她的世界,但电影没有展开太多篇幅去去呈现,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王晶前一段有个回答挺好的,他说,如果说电影无法反映女性的话,那它也没有反映小孩,没有反映老人,那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
但我理解这些评论,我们话语空间太窄了,只能借由电影各说各的话。我们只有通过娱乐,通过电影,通过影视才能说点我们想表达的主张。除了这个渠道,似乎没别的渠道,所以就只能发发弹幕,借题发挥。


06
创作需要舒展的空间,但我们的空间依然很有限

话语空间的窄小,表达渠道的缺失,同样是年轻创作者的困境。

过去,我们会给中国导演归类成:第N代。

其实到了第六代,这样的分类和归纳,已经在失效。

因为这一代的导演,已经呈现出一种游离体制、形形色色的叛逆,无法被抽取出太多共性。

到了下一代,这种趋势其实更加明显。

哪怕一直在做青年导演扶持工作的贾樟柯,也无法归纳出青年创作者的共性。
年轻人的困惑各不相同,他跟以前我们的那种困惑不太一样,每个人具体的处境不一样,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不一样,你的问题对他不是问题,他的问题对你也不是,形成很个体化的局面。
我过去无论是在戛纳做青年导演的工作坊,还是釜山电影学院任教,主要都是跟年轻的导演打交道。国际的年轻导演,他们很容易跟当代社会的演进发生密切的关联,他们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在跟世界思潮同步的。


过去很多电影是表现来自社会政治的焦虑。但这十年已经转变了,他们更多的是身份的焦虑,性别的焦虑。今天进一步的改变是,变成了人类跟人工智能的对峙。还有像医学、人工智能的进展,像前几年戛纳金棕榈《钛》,还有很多赛博朋克题材,都是在讲这个。


△ 《钛》

但是在国内,很多东西是话题禁区。最简单的,我们的电影连现代人群里大量存在的性别焦虑都表现不了,这就要落后于国际市场,国际话语了。我们不能因为市场很蓬勃,就无视我们跟人类思考的前沿还有一段距离的问题。

我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我们的话语空间始终是受到挤压的,始终是不够充分跟饱满的。它致使创作的舒展度不够。创作,是某一种需要舒展度的运动,精神的蓬勃,想象力的蓬勃,这个舒展的空间,目前看仍然非常有限。
还有过去疫情三年,那种不知从何说起的不确定性,也是大家共同面对的困难。


07
电影交流是双向的

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开放了。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好莱坞和日本动画,悉数返场,就算是没有小长假的三四月,电影院的可选项也变得丰富起来。

跟被疫情耽搁的时候相比,市场是热闹起来了。

但如果再看工作日仅3000万左右的日票房,又不免让人担忧起来:

过去被击溃的观影冲动,还有报复性反弹一说吗?

答案是存疑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电影跟国际接轨,就只是吸引别人“到我们这里来”。

可是,我们走出去的机会呢?

聊到跟国际电影的交互。

贾樟柯说了不少狠话:
我觉得现在引进的电影,仍然不够,它们还是被选择的,而且不是正常的市场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充分的交流。包括我们电影的创造力,能不能登堂入室,能不能进入到必要的台面上来,来跟全球前沿的电影一起成为被讨论被研究的作品?这一部分作品到底有多少?


电影交流一定是双向的。引进是一方面,但我们的电影能不能进入到那样的一个话语空间,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缺席国际电影展已经很多年了,今年柏林可能有些变化,希望今年戛纳、威尼斯也有进一步的变化。我们还是应该到处都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电影人的作品,有更多机会能被大家讨论,成为国际关注的对象。


我们不能只满足电影引进,不能满足于内循环,如果这样就只能落后了。

△ 《隐入尘烟》是去年缺席柏林电影节三年后,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

如果我们把电影放在一个娱乐的角度来看,它就应该热热闹闹的,大家还是要一起把市场弄热闹,聊理性,聊去泡沫,这些都是一厢情愿。


泡沫永远在,不能连火都没了。你去泡沫,就连子弹都没了。我觉得你要允许影视产业有一定的虚火,有一定的泡沫,有一定的膨胀。


只有热闹,电影行业才能维系。从工业上来看,对电影千万不要有洁癖说你喜欢什么电影,希望这个世界的电影都是这样子,就是要不同类型的电影,你要允许自己不喜欢的电影存在。


从精英的角度来看,有些电影格调不是很高,但是它能给数以亿计的人带来快乐,那也是它存在的理由。看电影要有颗宽容的心,能容纳不同的电影人,容纳泡沫,娱乐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08
「在清朝」没什么实际进度,但在我大脑里拍过1000多遍

2022年,Sir没有写中国电影的年终盘点。

但Sir很好奇——

在贾樟柯心里,去年的国产最佳,花落谁家呢?

谁知,贾樟柯杀了Sir一个措手不及。
你要听真话吗?
我去年没怎么看过电影,国内的,国外的,都没怎么看。
我现在基本不看电影,老了,落伍了,跟不上年轻人了(笑)。

听到这里,Sir原本准备的问题,都不知道要怎么问下去:新片《风流一代》赵涛会不会演、具体什么时候会出、跟立项十多年未见天日的《在清朝》有没有关系……

当然,贾导还是很实诚地透露了一丢丢:
最美的电影都在我的脑海里。《在清朝》在我脑海中已经拍了1000多回了,我觉得我拍的电影,不一定要拿出来给别人看了。
当然也不一定就见不到了,说不定哪天缺钱了就拍(笑)。

2023年,贾樟柯新片《风流一代》立项。

据他描述,这是一个有歌舞元素,讲改革开放后一代人的故事。

那啥时可以看见呢?

“不要太期待,会准备得比较长。因为这样可以多弄点预算(笑)。”

对Sir来说,结束跟贾樟柯的对话,停止对他新片的期待,是一种巨大的困难。我们很难忘记,第一次看《站台》被县城青年追着火车跑所感动,还有《三峡好人》的高空踩钢丝何精准、诗意地描述出,全体中国人在物质膨胀和光速发展中的眩晕感。



在Sir开始看电影的时候,贾樟柯是青年导演,是第六代,是亚洲电影闪耀的新星。

不知不觉中,贾导已经过了五十。

但没有改变的,是那种年轻的立场

没有因为功成名就,就走入与现实隔离的高处,他的发言仍然能切中年轻人的所思所想——

△ 贾樟柯与黄灯老师聊“二本学生”

依然年轻的是,办影展、做监制、扶植新人导演,他还在为曾经的电影理想,尽力发声,四处奔走。

现实会有很多失望。

保持理想的一个办法是,与还相信力量的人对话,接触,相互确认。

他们能让你看到,理想能穿过现实,中国电影是有未来的。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老板娘没有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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