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彬 | 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反思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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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建彬,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比较文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思想史、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等。
本文载《外国语文》2020年第4期
学术前沿专栏
摘要: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一项着眼于未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伟业。它必将为人们探究跨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模式提供新的路径,并由此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理解和友谊,从而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为有效宣示中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积极贡献。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策略进行理性的反思。首先,我们需要构建面向世界文学总体版图的文化自信心态。其次,我们要坚定信念,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一项长期而又充满挑战的伟大文化事业,它值得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用心去推进。基于以上反思,我们可以从开展中国文学表达自我与倾听域外世界他者之间的对话、以高度的前瞻性眼光推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海外世界的传播、充分重视持续保持对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并扩大中国文学在这个文化圈内的传播与辐射、将全球孔子学院等打造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桥头堡和轻骑兵等十个方面,积极谋划并推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一帆风顺。我们在此所提出的建议,不是也不能视为我们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所提出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国国际形象;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思;建议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繁多而重要,国际社会了解、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明显增长。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是响应乃至满足国际社会了解、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我们有必要放眼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格局,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情况进行跟踪调研,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情况进行尽可能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梳理,展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成绩,总结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不完满状态乃至失败案例中吸取教训,从而为今后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以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实践的具体行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服务,为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贡献独特精神资源,进而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01
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与发展策略的反思
根据我们最近几年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所作的跟踪调研(姚建彬,2016,2019)来看,与我们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目标相比,中国文学目前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这种情况,同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占据的位置还极不相称。按照GDP标准来衡量,我们在2010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我们的精神产品、我们的宣传、我们的理论,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和声音,我们的国际形象尚处于十分不稳定的阶段。与中国本土当代文学所表现出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景观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总体上还显得比较寂寥,大量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都还处于不为中国以外的读者所认识、阅读与鉴赏的状态。这种状况,既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过错,也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错,而是与中国文化目前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海外世界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会轻蔑地评论说:“中国是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侏儒。”这种论调,初听起来自然是极为刺耳的。但是,这种刺耳论调,未尝不是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版图中真实地位的某种揭示。
为了切实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可见度不够的这种局面,为了积极有效地塑造正面而丰富的中国国际形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部署。我们应该依据扎实的调研,不断整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通过丰富而多样的手段,借助或宽或窄的渠道,以灵活而机动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以丰富多彩而行之有效的文学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或海外发展,必将为人们探究跨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模式提供新的路径,并由此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理解乃至友谊,从而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为有效宣示中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积极贡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策略进行理性的反思。
首先,我们需要构建面向世界文学总体版图的文化自信心态。今天的中国文学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更准确地说,是需要形成一种共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全方位的、面向全球范围的,而不能仅仅限于英语世界或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仅仅把目光牢牢盯在西方大国,或者像眼前不少等而下之的做法,仅仅把目光盯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那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说实在话,我们在开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种有色眼镜,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文化自卑心态的表现: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文学不如西方,所以急于获得西方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自己的文学超出了不发达国家的文学。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较我们优势的文化圈(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内的文学,抱着一种仰视乃至谄媚的心态,而对于较我们劣势的文化圈(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内的文学,则抱着一种漠视乃至鄙夷的心态。这两种心态,都是需要彻底摒弃的,否则会给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大业造成难以估量的妨害。在我们看来,倘若要切实有效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就必须要有胸怀天下的视野,要有将大国和小国的文学一视同仁对待的气度。
其次,我们要坚定信念,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一项长期而又充满挑战的伟大文化事业,它值得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用心去推进。我们要力戒盲目、急躁、冒进的心态,尽量尊重跨民族、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学传播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我们宜向当年那些优秀的来华传教士学习,主要是学习他们那种不畏艰险、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他们那种亲力亲为、知难而进的作风。当然,这是就我们主动对外传播中国文学而言。而对于那些主动传播中国文学的外国友人,我们则要给予友情的支持、理性的引导、学理的解释。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尽量放宽限制,要相信自己的作家,要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子,要相信自己的人民,他们会主动把优秀的民族文学传播到世界上去。正因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一项长远而持久的文化事业,我们就更要着眼于长远来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和理性布局,分国别、分地域、分文化圈、分语言圈来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
02
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与发展策略的建议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多个方面来筹划和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
第一,要在中国文学表达自我与倾听域外世界他者之间开展有效的沟通和对话,从而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营造友善的氛围和具有学理底蕴的渠道。这样的沟通和对话,可以在政府对政府、政府对民间、民间对民间、学术对学术等多个层次上展开。这样的沟通和对话,其目的是向外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人致力于推动文明互鉴,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而我们要实现这种美好愿景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主动而坦诚地聆听外部世界的声音,欢迎世界各国文学以适当的方式在中国获得表达空间。开展上述多层次、多形态的双向沟通和对话,目的在于营造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友善氛围,疏浚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具有学理底蕴的渠道,最终实现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并由此促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近年来,无论是在我们的作家群体中,还是在批评家群体中,乃至在出版界,都有不少人在倡导书写“中国经验”。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作家书写的就是“中国经验”,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说法,换成我们熟悉的表述,大体上仍然等同于有关“民族的”与“世界的”之关系的讨论。但是,既然我们的文学作品瞄准的是世界文学市场,我们的受众目标瞄准的是世界范围的读者,那么,有针对性地去倾听目的国的声音,有针对性地为了目的国的读者做一些调整或者适应性改变,并不是失去文化自信力的表现,更不是文化上的投降主义的表现。文学固然有很强烈的民族底蕴,但是也可以在爱、美、自由、人道主义、创造力等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主题上征服最广大范围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书写的主题可以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地域性与全球性兼容的,而表达的方式上则可以是民族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然是为了走出去,就要有意识地采用域外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和手段来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让域外受众在他们熟悉的方式中逐渐走入中国文学的天地。对于域外不同的民族文学而言,中国文学有点像一个贸然闯入者。如果希望别人欣然接纳中国文学这个“闯入者”,那就要做一些必要的铺垫、沟通与适应的工作,让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中国作家与域外读者之间彼此聆听,既要避免任何沙文主义倾向,也要避免任何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在一种平等、尊重、自由、灵活的氛围中推动中国文学在世界不同文化中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在表达自我与倾听他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从而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极具智慧的保障。
第二,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作家与译者、经纪人或出版家之间的稳定关系,进行深入的交流,加强拟定翻译图书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推广方式等各个环节的沟通与研究。要特别重视选择作品,加强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的图书市场、读者的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的研究,从而实现定位准确,目标明确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避免盲目、随意,甚至是错误地将中国文学译介到对中国的文化有抵触乃至敌视情绪的地方去。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定位,就不能忽视国外文学研究界对中国文学所作的研究与评论。换言之,我们要注意跟踪和了解包括国外汉学家在内的域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促进中外学者之间的合作性研究和对重要中国作家和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的深层次研究。对国外汉学家针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体的中国文化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要抱着积极、开放的态度去了解并回应,而不能盲目地抵触或粗暴地拒绝。以汉学家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所发表的评论和所作的研究,大体上能够呈现出其所在国家的民众和普通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性。毫无疑问,扎实而深入地了解不同国家的民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性,有助于提升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学的针对性和功效性。
第三,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媒介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能够发挥的特别作用,积极调动各种新科技和新媒介手段,因地制宜地服务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都在发生着极大的改变。人类社会已经由读文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由于工作节奏加快,人类生活方式出现多元化,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智能手机、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日益普及,以及网上联机大型数据库的不断出现,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拓展,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面向海外中国文学读者群,推出可以供中国文学所到之处的当地读者在不同操作系统、多种品牌、各种款式的智能手机、移动终端下载并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不同格式的电子版、音频版、视频版、盲文版,从而有效改变以往基本依赖纸媒介和音像制品等形式传播中国文学的单一化局面,使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丰富化、时尚化。与此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根据中国文学名著的原著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对海外受众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直观性和便捷性,有意识、有选择地将已经被成功改编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电影版和电视版输往海外,用心打造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复合型途径。
第四,要高度重视专业网刊、网站对一些特定中国文学样式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深远影响。比如,根据吕子青、摆贵勤两位学者分别针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的传播所作调研,在2015至2016年度间,这些样式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不少是刊发在国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风向标意义的网站上的。比如,吕子青在其调研报告中就指出:“2015—2016年,刊登中国科幻小说的主力军为美国科幻电子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20篇),基本为每年10篇,其他如《顶尖》(Apex)、《银河边缘》(Galaxy’sEdge)、《光速》(Lightspeed)、《不可思议》(Uncanny)、托尔在线(Tor.com)等则大多刊登了1到2篇。”这也从事实的角度印证了谢丹凌所作的“近两年,美国著名科幻文学杂志《克拉克世界》和科幻电子杂志《不可思议》加快了对中国科幻文学作品的刊载频率,有时甚至每隔一月即发表一篇”这一判断是有据可依的。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EricSchwitzgebel)所制作的“英语科幻奇幻杂志十年(2005—2014)影响力排行榜”,托尔在线和《克拉克世界》在2012—2014年影响力榜单中分别为第一和第三位,而这两个平台目前是中国科幻文学走向西方世界的主要舞台。由此不难推断,如果托尔在线和《克拉克世界》这类在线平台能够更多推介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作家及其作品,那么中国科幻文学必将乘着最近几年海外传播的良好势头,走向更加广阔的域外世界。
其他如非营利线上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近几年持续刊载中国当代诗歌的最新作品、法国免费电子杂志《远东印象》(Impressionsd’Extrême-Orient)近几年通过活泼的主题引导法语世界读者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关注、西班牙电子杂志RevistaRCT对中国文学西班牙语翻译的持续关注、由来自英语国家的译者组建的以译介中国当代经典作品和新锐作家作品为主要目标的“纸托邦”(PaperPublic)所引发的域外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等等,都无一例外地启发我们,如果能够有针对性地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通过上述各目的语国家的专门电子杂志/网刊和网站而进入海外受众的关注、阅读、品鉴、接受视野,毫无疑问能够有效提升其在更大范围的受众群体中的可见度、认知度和影响力。
第五,要积极推动版权代理人制度。众所周知,许多国外作家,特别是欧美作家,早已经习惯了将自己的版权事务交给代理人去打理,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用来构思、体验和创作。而对于代理人来说,如果有了合适的利益分配和奖励机制,他/她或机构就会充分调动各种手段与资源,尽可能多地推动作家的作品被卖出更多不同语种的版权,并由此而占据更为广阔的世界图书市场份额。然而,让我们深感纳闷甚至遗憾的是,国内大部分当红或大牌作家,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优秀的翻译、高效的版权代理人制度和专业化的作家经纪人,是影响现阶段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对经纪人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三个原因所致。其一,观念问题。对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让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经纪人,无异于把自己的作品直接交给市场去检验。在这些作家看来,这不仅是自己媚俗的表现,更是文学堕落的征兆。在这些作家看来,文学作为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其价值不能由市场和利润来决定,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由专业批评家和学者所构成的文学批评体系对自己的文学价值的评判。其二,中国当代作家的版税收入普遍不高,让他们难以雇佣经纪人。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现有的图书定价普遍偏低,文学作品出版物的定价远不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出版社支付给大多数作家的版税额度尚不尽如人意。除了少数当红作家之外,作家从出版社获得的版税并不理想。加之有些不诚实的出版社还要在印数等环节上玩猫腻,作家从出版社获得的版税收入就更加要打折扣了。其三,我国的出版市场发育尚不够充分。我国已然是一个出版大国,然而还称不上一个出版强国。而要成功打造一个出版强国,“要打造一个成熟的出版产业,作家经纪人应是其中必备的重要岗位之一”。
由此看来,如果中国文学要在海外传播之路上走得顺心、舒坦、畅达,必须义无反顾地引入作家经纪人制度。麦家的经典密码小说《解密》在2014年的海外图书市场所刮起的“麦旋风”,就与其经纪人在背后的成功运作密不可分。当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探讨“麦旋风”带给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启示时,切不可忽视了版权经纪人谭光磊所发挥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来,谭光磊在助推华语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可谓成绩斐然,甚至改写了华语文学圈版权经纪这一行当,他除了出任麦家的经纪人外,迟子建、吴明益、张翎等多位华语作家也是由他经纪而卖出了多国版权。
事实上,在麦家之前,已经有不止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见证并认可了文学经纪人的工作效益。阿来可谓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根据我们的调研,迄今为止已有近30个国家购买了阿来《尘埃落定》一书的版权,而所有洽谈和签约事宜完全是由其经纪人来运作的。在他看来,自己的《尘埃落定》一书版权输出后能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与版权经纪人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密不可分。阿来坦言,自己不了解国外的情况,而经纪人的运作很规范,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办法进行。所以凡涉及其作品国外版权的问题,他都会找自己的经纪人。交易成功后,经纪人按版税的10%至15%来提取佣金,这在阿来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阿来曾明确表示:“对于当今作家来说,应付商业其实比较困难,所以经纪人可以帮到一些,这样便于让作家去安心专注于文学创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外的版权代理人也在积极发掘中国市场,就像阿来说过的那样:“市场化以后,真正有市场价值的,西方人他也在找。”西方的文学经纪人制度已经有效运转了漫长的历史时间。当面对商业效益明显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时,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麦旋风”出现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面对中国的海外传播时,将会有更多的作家选择与文学经纪人合作,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格局也有望逐步提升。学习国际社会的优秀经验,建立高效的版权代理人制度,培育专业化的作家经纪人(也称文学经纪人),将是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能力、水平和成效的重要努力方向。
第六,要以高度的前瞻性眼光推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海外世界的传播。毋庸讳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域外世界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总体上还非常有限,这与我们敞开胸怀、热情拥抱世界各国优秀儿童文学的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我国低幼和少儿阶段的文学读物中,外来的作品占据着绝对优势,这对我国青少年儿童未来的审美观念、文学观念的培育,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构成了显而易见的文化安全隐患。这反过来启发我们,从长远的未来着眼,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值得注意是,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近年来在海外出版界炙手可热,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法、德、意、日、韩、希伯来语在内的14种外语在海外出版,其作品版权已被输往50余个国家。在英语世界,2015—2016年共有《青铜葵花》(BronzeandSunflower)、《大王书I:黄琉璃》(LegendsoftheDawangTome:TheAmberTiles)、《曹文轩中英文作品集》三部英译单行本出版,成绩斐然。在德语世界,曹文轩多部作品的德译本也相继上市,龙家出版社(DrachenhausVerlag)继2016年推出曹文轩的《第八号街灯》之后,又于2017年推出了他的《草房子》。同样是在2017年,莱比锡童书出版社(LeiV)将曹文轩的《最后一只豹子》《痴鸡》推向了德语童书市场,从而使两部中国儿童文学原创绘本得以进入德语世界儿童的读物清单。2017年,德语区孔院还策划了“曹文轩文学交流德国之旅”,邀请曹文轩带着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到访慕尼黑、法兰克福及海德堡,海德堡大学孔子学院围绕曹文轩而在当地市立图书馆举办的活动既有作者、译者、读者的互动,又有深度的作品研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4月,曹文轩荣获了具有“儿童文学诺奖”之称的“国际安徒生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域外与自我艺术身份定位的焦虑。
我们不妨说,相比前几年中国儿童文学在海外世界“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中国当代儿童题材的作品近年来在国际儿童图书市场开始崭露头角,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也渐渐走向国际舞台。除了曹文轩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之外,沈石溪、秦文君、李潼、张瀛太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于2015—2016年在海外翻译出版。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中,儿童和青少年都是当然的未来。征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儿童,也就意味着征服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未来。我们要仔细思考如何用文学去征服外部世界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阅读空间,在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之上,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和方法,推动更多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
第七,要充满自信而又理直气壮地鼓励和支持科幻文学、谍战小说、悬疑小说、网络小说、盗墓小说、推理小说、武侠小说等传统观念中的边缘文学向海外要市场,向海外要读者。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TheThree-bodyProblem)获得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成为首位摘取“科幻界的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2016年8月,郝景芳凭借科幻小说《北京折叠》(FoldingBeijing)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2016年,四川作家松鹰凭借《杏的复仇》(Apricot’sRevenge)获评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Journal)最佳推理小说作者。这三位中国作家所斩获的上述国际大奖,不仅在国内文坛引发强烈反响,也使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和悬疑小说出现在世界文坛的聚光灯下。正如姜智芹指出的那样,“多年以来,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纯文学作品无疑占据主流。不过鉴于中西文化价值的差异和中西叙事方式的不同,翻译出去的纯文学作品并没有在西方世界产生应有的影响,有很多作品没有真正走进西方人的心里。
《解密》《三体》等作品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启示我们,只要把握好思想性,兼顾好艺术性和趣味性,类型文学也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我们今后在向外传播中国文学的时候要拓宽思路,加强对类型文学的译介,将西方读者喜欢的谍战、科幻、悬疑等小说更多地纳入推介视野,将其作为纯文学翻译的有益补充,让更多的中国当代小说扬帆远航,从中国的变为世界的。”(姜智芹,2011)
第八,营造更加宽松的创作环境,加强中国文学自身内功建设。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注意净化本土的文学氛围,不要让权力伤害了文学。过去数年中,特别是2013年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在域外翻译家、汉学家看来,在中国当代文学重大奖项评审过程中,“一些文学奖想获得关注而不得,另外一些想躲避质疑也躲不开”,由此引发诸多质疑的声音,这无异于给中国当代文坛人为制造一桩又一桩的丑闻。将这些被丑闻而不是获奖光环所熏染的作品作为向外推介的作品,显然是极其不明智之举。如果对这些现象置之不理,那么给外界传达的声音就是,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公正、不公开、不透明,业已渗透到纯净的文学中来了。换言之,权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干预或者玷污业已变得明目张胆起来。这样的文学,怎么可以成为当代中国优秀文学的代表?怎么可以成为被译介、传播到海外的中国文学的首选之作、代表之作呢?即便没有权力对文学的干预,然而某些低劣、庸俗、油滑之作最终被一众评委绿灯放行并最终斩获重要文学奖项的丑闻时有所闻,岂不是中国文学界在扇自己的耳光吗?正如2014年12月顾彬在深圳做演讲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学在国际上地位很低,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作家自己造成的,从来都是攻击别人,这种几乎普遍的彼此攻击和谩骂,把中国作家的形象都破坏了。”顾彬的这番话或许过于刺耳、过于尖刻,然而仍然值得我们用心倾听。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我们要学会让市场自身来推动,国家或者说官方要学会并习惯于从台前走向幕后,要放手让作家、汉学家、翻译家、版权代理人、出版商去推动或运作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政府可以给政策、给资助,但千万不要用权力干涉文学。我们要把文学奖授予文学,而不是授予关系或权力,要让中国当代文学通过自身实力来说话,这样才能让中国当代文学保持自己的尊严。
中国当代文学应当依托国家崛起的实力,主动、自觉承担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重任,既推进作家不断挖掘自身的创作潜能,又促进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可以预期的光明前景。
第九,要充分重视持续保持对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巩固并扩大中国文学在这两个具有高度重合性的文化圈内的传播与辐射。通过这样的传播与辐射,会引发中国文学在这两个文化圈内的二次、三次乃至N次衍生传播或者副传播。这种衍生传播或副传播,首先表现为传播到这两大文化圈的中国文学将极有可能被转译成第三国/地区的语言,为第三国/地区的读者所阅读、了解和评价。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尽管人们一直对转译有种种尖锐批评,然而在实践领域,转译仍然是文化交流、沟通、对话的有效手段之一。如果我们的当代文学能够持续不断地提升其在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那自然会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要充分重视在海外华人中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学。这既可以让海外华人及时把握和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最新成就,也可以促进他们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超时空认同,从而通过他们将中国文学传播到这些海外华人所旅居、侨居、定居的非中国文化国家和地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海外华人视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天然媒介。我们要积极发挥海外华人牵线搭桥的作用,充分依赖他们熟悉自身旅居、侨居、定居地的当地文化和当地习俗的优势,借船出海,借鸡生蛋,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而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及时有效地把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推介出去提供新的增长空间,从而进一步丰富并拓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的有效渠道。
第十,要着力挖掘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文化教育处/组及其他驻外机构、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面向海外世界传播中国文学的潜力,将这些机构打造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本地化综合平台,尤其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全球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将其打造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桥头堡和轻骑兵。
无论是从全球孔子学院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来看,还是从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每一所海外孔子学院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偶然或必然地参与并介入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大业。从2004年至今的十多年发展历程中,全球孔子学院无疑已经成长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最为成功的文化名片,其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国文化海外推广重要平台、重要渠道的形象,已经日益清晰而稳固。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全球已有158国家(地区)设立了535所孔子学院和1134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36国(地区),孔子学院127所,孔子课堂113个;非洲46国,孔子学院61所,孔子课堂44个;欧洲43国(地区),孔子学院184所,孔子课堂323个;美洲26国,孔子学院143所,孔子课堂558个;大洋洲7国,孔子学院20所,孔子课堂96个。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涵括了当今世界主要的语种和国别地域。
众所周知,在孔子学院面向全球发展的近14年历程中,它的多维度功能正日益彰显出来,已经从最初的单纯以汉语教学为核心任务,逐渐发展为以汉语教学为主、其他文化交流活动为辅的运行格局。在此一发展历程中,孔子学院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知道,语言的传播,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它势必同该语言赖以生存的那个民族的审美意识、文化习俗、思想观念、价值理想等深层次而又颇为隐秘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态势。我们认为,通过得体的方式介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既是孔子学院使命与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未来成长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我们的观察,就孔子学院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学的传播历程而言,已经发生了从无到有、由小而多的变化;就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资源获取而言,从最初等米下锅的求援窘境,到已经形成择优而推、左右逢源的格局;就传播途径而言,已经从最初的单向外推,逐渐转变为外推与内引相结合的双向互动交流;就可凭借的手段而言,已经从最初的单打独斗,转变为多元互补的格局;就空间拓展而言,已经从最初的过分倚重欧美国家而转变为如今面向多地域、多文化版图开掘的格局;就历史形态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所占的比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古典文学,也超出了近现代文学;就孔子学院传播的中国文学样式而言,从最初的以小说为主,逐渐转变为倾向于对外传播涵括小说、诗歌、戏剧、童话、寓言等各体文学样式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
从孔子学院参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历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但凡有意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面发力的孔子学院,已经开始有效地运用组合拳了。在传统的作家演讲与座谈、诗歌朗诵、作家签名售书之外,全球多地的孔子学院开展的中国文学传播活动,还增加了新的手段,比如,在孔子学院所在国召开中国作家作品研讨会或者新书发布会,在海外创办译介中国文学的杂志、在海外创建传播中国文学的网站等等,其中最具有统筹规划性、持续时间最长且最有影响力的,要数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通过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这个平台而实施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是由国家汉办于2009年9月批准立项、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联合承担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重大项目。实施该工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国文学同外国文学的交流和联系,为国外的中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以及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提供一个了解和品鉴当代中国文学景观的窗口。这一工程主要包括三方面具体内容:一是在美国创办全英语杂志《今日中国文学》;二是在美国出版由10部作品组成的“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三是定期和不定期在中、美两国召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
截至2019年10月,半年刊《今日中国文学》已经出版了14期,“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已经出版包括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废都》、吉狄马加的《黑色狂想曲:吉狄马加诗选》、东西的《后悔录》、食指的《冬天的太阳》和《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李洱的《花腔》等八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业已召开两次。从这些成绩来看,已经比较圆满地实现了工程设立之初的各项预期目标。
自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正式启动以来,国内外多家媒体和诸多专家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随着这项工程的持续实施,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已经成为全球孔子学院体系内扎实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的领头羊。
除此之外,像美国俄勒冈大学孔子学院、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孔子学院、拉丁美洲孔子学院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德国汉堡大学孔子学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等多家孔子学院,近年来在利用多种形式和途径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学方面所作的工作也都可圈可点。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依托全球孔子学院这个平台而开展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活动,就多达60余场次。如果把各国孔子学院所开展的中国文化活动中部分涉及中国文学赏鉴、译介的活动也计算在内的话,得到的统计数字肯定还要高很多。
从长远来看,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所开展的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中国文学传播活动,其效果很可能是持久而意义深远的。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孔子学院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开展因地制宜的中国文学传播活动。比如,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策划的“刘震云文学电影欧洲行”在2017年3月至4月正式启动,行程遍及荷兰、捷克、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不仅是孔子学院总部开创文化项目运营新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而且也是莱顿、维也纳、米兰、巴黎等多地孔子学院与当地文化机构深度合作、拓宽中欧文化交流渠道的创新模式,同时也有效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新空间。再比如,黑山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我的中国梦’诗文与绘画比赛”,甚至包括很多孔子学院开展的征文比赛,如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我和汉语的故事”征文比赛等,都在一定意义上面向海外世界培育着中国文学意识。还有一些孔子学院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中国诗歌朗诵会,也有益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
因地制宜、有所选择地发挥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多重功能与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孔子学院自身的内涵式发展,而且有助于建构丰富、立体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层魅力,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华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搭建较目前更为丰满而富有情感且有温度的民心相通的桥梁。
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大计来看,孔子学院的出现,激活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多重资源,延伸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途径,拓展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空间,丰富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手段与方式。从孔子学院自身长远发展来看,各国孔子学院因地制宜地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纳入自己的工作版图,势必从内涵上丰富各地孔子学院自身建设与发展,为其日常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增加分量和魅力。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发展大业,同全球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完全可以建构一种互利互惠而共赢的格局。
介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不仅可以有效拓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空间,而且也可以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得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以更加生动、近距离的方式呈现出来。由于孔子学院的介入,明显增加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交流的管道,激发了中外文学双向乃至多向交流沟通的可能性,从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准备了可资凭借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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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一项着眼于未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事业。这项事业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用多种手段和方式,更需要我们运用大智慧去切实推进。我们根据现有的调研,针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所提出的以上建议,仅仅代表我们目前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而不是也不能视为我们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所提出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责任编校:冯革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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