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 | 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工作之我见
海盐张元济先生，早岁成进士，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参与维新变法，戊戌后被革职。转上海南洋公学任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延请严复等名家迻译西学名著。旋应夏瑞芳之邀，入商务印书馆，主持馆务数十年。其间组织编辑出版教科书、辞典，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编辑影印善本古籍，并出版学术与文学刊物、普及读物等，可以说引领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具成就和影响力的人物。
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受教于唐文治、钱基博诸大师，毕业后，因唐文治先生之介，入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工作。校史处是张元济先生主持校勘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特别编辑室。其特别之处，在于《百衲本二十四史》每一史，都要选择传世古刻善本影印，每一史都有张元济先生亲自撰写的高水平跋文，述各史版本源流及《衲史》选择底本之优，条分缕析，发前人所未发，至今为版本学精要。
这些高水平跋文如何产生？了解了校史处工作就有了答案。张元济先生要求校史处，对每一史都搜集传世主要版本进行逐字逐句校勘，写成校勘记。校勘记的稿本有173册。例如《史记》，选择南宋黄善夫刻本作为底本，其本是《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传世最早的合刻本，也是此后元代彭寅翁刻本、明代王延喆刻本、汪谅刻本、秦藩刻本、南监刻本、北监刻本、清代乾隆武英殿刻本的共同祖本。黄善夫本尽管错误稍多，但是元明清《史记》的刻本几乎都是三家注合刻本，已经形成了《史记》的版本模式，而且黄本在中国已经失传数百年，清末才从日本传回半部，张元济先生又从日本藏的另一部全本借印半部，才凑全一部。所以选择黄善夫本作为底本，是有其客观原因的。那么如何对待黄本的错误呢？张元济先生根据校史处的校勘记，依据武英殿本，谨慎确定对黄善夫本修改二千余处。我们从张元济先生《史记校勘记》稿本的批语可以看到修改的记录。张元济先生主持完成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出版工作，但是稿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73册没有能够整理出版。张元济先生仅仅择取精要撰写了一本《校史随笔》，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线装本一册。这本小书，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古籍校勘学领域，可以和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媲美。通过校勘记我们就可以明白，张元济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各史的跋文是如何产生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时被借去。“文革”后王绍曾先生发表文章呼吁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得到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等大力支持，清理归还了133册，其余一时找不到。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把这批归还的稿本委托王绍曾先生组织人力整理出版。泽逊夫妇有幸参加了整理工作，对张元济先生校勘古籍的具体方法有了特别详细的认识。
王绍曾先生对张元济先生有着特别的感情，在重病手术以后，勉力撰写了一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在学习这本专著的过程中，详细了解了张元济先生的家世生平，更全面认识了张元济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上的重大贡献和高深造诣。在王绍曾先生指导下，泽逊系统阅读了《涉园序跋集录》《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诗文集》《张元济友朋书札》《张元济日记》等著述。尤其是张树年、张人凤、柳和城先生编著的《张元济年谱》，拜读以后，认为这是了解张元济先生一生行迹最详尽系统的书籍，我在读本里头夹了很多签条，还有一些批语。我对张元济先生的认识，除了看书，还得益于王绍曾先生经常性的讲述，这是别处看不到的。
在此我想就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对古籍进行修改，谈谈看法。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大部头古籍《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数十年来，都是从事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基本书籍，受到高度信任。但是，当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到来的时候，读者很容易获取到张元济先生影印古书的底本，或者准底本，从而了解到影印过程中修改错误文字的情况，因而产生了对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的不同看法。我曾经把张元济先生修改南宋黄善夫本《史记》二千处的做法，写文章发表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还写入了《文献学概要》。王绍曾先生不主张我公开写这类文章，还嘱咐我删去《文献学概要》里的相关内容。可见王先生也不认可影印古籍改字的做法。这在今天，已经是共识。可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作为古籍专家，为什么影印古书要改字呢？我们可以回顾中国书籍流传的历史，哪一次重刻重抄，不努力校勘、改正错误呢？清代顾广圻为黄丕烈、胡克家、张敦仁、汪士钟等影刻古籍善本，面对明显错字，都是改正的。嘉庆间阮元在南昌校刻《十三经注疏》，号称重刊宋本，声明“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实际上还是改正了明显错误。尤其是《礼记注疏》，底本大量阙字墨丁，如何办呢？阮元都做了认真仔细的补正。民国年间柳诒徵先生主持南京国学图书馆，以陶风楼名义，影印了一批明代史料，大都是稀见的旧抄本，柳先生在跋中说，明显的错字已经改正。改了哪些字？没有说。可见，柳诒徵先生并不认为影印古籍改错字有什么不正常。他们出版古籍，一方面希望传古，一方面又希望传真，不希望把明明白白的错误留给读者。既要出版“读本”，又要赋予“存古”的功能，这样的交织，就形成了影刻、影印古籍改字的做法。
就张元济先生《史记》改字来看，可以说非常严谨，只改明显的错字，而且所改基本正确。可以说，张元济先生影印古籍，达到了他的目标，那就是兼有存古和读本两个功能。在王绍曾先生晚年，我和先生多次讨论张元济先生影印改字的问题，先生在2001年山东大学古籍所主办的海峡两岸文献学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接受了泽逊的观点，认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用影印的方式形成的集古本、殿本之长的新版本。我们今天影印古籍，不主张改字，功能单一，就是存古。读本的功能则由另外的整理点校本承担。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张元济、柳诒徵先生的认识还达不到今天的层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看到的。就算我们不主张影印本改字了，那也应该对张元济先生建立在繁琐校勘记基础上的谨慎改错，给予应有的肯定。因为，那些改正毕竟具有学术内涵，与率尔操觚、逞意妄改，还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历史的演进，张元济先生主持影印的改过字的古籍，会作为独立的版本系统被独立对待。这种独立对待不应是负面的，而应当是全面而立体的。它延续了影刻本改字的习惯，又开启了影印古籍不改字的新局面。可以说张元济先生影印古籍是典型的过渡形态。这个看法供学术界、出版界和古籍界参考。
我与张元济先生的哲嗣张树年先生只见过一次，那是1991年在北京王府井萃华楼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林尔蔚先生宴请王绍曾、张树年先生的时候。当时林尔蔚总经理郑重委托王绍曾先生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张树年先生是专门为这件事从上海乘飞机到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那次宴请，商务印书馆领导胡企林、李思敬先生，历史编辑室主任陈应年先生，以及陪同王绍曾先生的山东大学刘光裕教授和我，都参加了。树年先生兴致勃勃，回忆1949年9月张元济先生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树年先生陪同，商务老同事茅盾请吃饭，就在萃华楼。转眼四十多载，树年先生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以后树年先生对我特别关爱，签名赠送《我的父亲张元济》一书，还有线装本《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几乎每年都签字寄赠贺年卡。有一次在给王绍曾先生的信中，树年先生建议泽逊学习顾廷龙先生，练习书法。我很惭愧，书法没有花时间练。我和张元济先生文孙张人凤先生多年保持联系，承人凤先生厚爱，多次寄赠他编著的《张元济全集》《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智民之师·张元济》等著作。柳和城先生是我特别尊敬的学者，对张元济、孙毓修以及商务印书馆等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其著述信可传之久远。十多年前，张人凤先生、柳和城先生合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叹为巨观。今修订本又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踵事增华，益臻完善。人凤先生来函命序，当然是特别的提携奖掖，同时也给我一个表达对张元济先生崇敬之情的机会，所以写下以上的话，作为序言。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为感。
2024年4月10日夜滕州后学杜泽逊拜撰于曲阜旅次
（本文系作者为《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本所作序言，原刊《中国文化》2024年春季号，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