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杭城论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副教授王珏：政府干预与创新行为效果研究

王珏教授首先介绍了该研究的理论背景，即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的不同看法。新自由主义认为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技术门槛，政府作为一个“门外汉”选择支持特定企业、产业可能会犯错误。此外，政府干预还可能导致非自由竞争与寻租等后果。然而，国家主义认为创新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且创新的回报周期较长，单靠企业本身可能没有足够的财力，也缺乏持续投入的动力，因此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干预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在这种学术争论之下，政府干预到底是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呢？王珏教授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王珏教授选取了香港与新加坡进行双重差分实证检验。香港与新加坡在土地面积、人口构成、文化背景、资源禀赋、发展经历等方面非常相似，但是新加坡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香港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这也使得用香港和新加坡来研究不同政府干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王珏教授使用了USPTO的专利数据来测量技术创新的产出。首先，王珏教授对香港和新加坡的创新产出按照专利的类型、领域、创新主体进行了划分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新加坡的创新领域很集中，而香港则较为分散；新加坡的创新主体数量少而规模大，香港的创新主体数量多而且小微企业占了较大份额。

一直以来香港政府对创新的干预较少，而新加坡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创新的干预程度不同。王珏教授按照新加坡政府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划分了三个阶段：1980-1990年，新加坡政府主要是引进外资，对本地企业创新干预较少；1991-2005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对本地企业创新进行干预；2006年以后，新加坡政府对本地企业创新的干预力度大幅度提高。王珏教授以创新产出的质量作为因变量，运用双重差分做了两组对比，第一组对比了新加坡的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创新产出；第二组对比了新加坡的本土企业与香港本土企业的创新产出。实证结果显示新加坡的本地企业在政府干预下发展得比外资企业快，尤其是在第三阶段。新加坡的本地企业在政府的干预下发展得比香港本地企业快，尤其是第三阶段。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结论。

在讲座的最后，王珏教授认真回答了与会老师、同学提出的疑问，与在场听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交流，本次学术沙龙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主讲人简介】

王珏博士毕业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曾在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创新研究所和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任教，目前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副教授，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副院长。她主要的研究领域为科技创新政策，包括区域创新、高技术人才流动、产学研合作等方向。目前，她已经在《Research Policy》、《Nature》、《PLOS One》、《Scientometrics》、《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Small Business Economics》、《Regional Science Policy & Practice》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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