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微信公号@世界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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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镛（金庸）。

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邓小平被打倒时，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

金庸很钦佩邓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金庸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及其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邓的女儿邓楠告诉金庸：“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在金庸听来，邓在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金庸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金庸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邓回答：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

邓回答：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施汉诺（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金庸在1972年8月19日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中称，“周恩来已是70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邓在会谈中客气地问他：“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一个是三起三落、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20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谈话结束，邓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又一直送到大厅外，站着又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单独正式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

金庸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

记者问及金庸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这是他与邓唯一的一次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

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说，“邓小平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深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

1997年，邓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在金庸眼中，邓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23年前与邓见面以来，金庸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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