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爱丽丝·尼尔坐在位于纽约的家中。摄影：Fred. W. McDarren

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已逝世多年，但这位艺术家对于时代的影响却如烙印一般炙热清晰地存在于艺术的万神殿中。远在黑人与LGBTQ群体平权运动甚至“#MeToo”之前，尼尔就以她犀利的笔触记录了美国的文化与艺术多样性，她描绘的现实切片从住在Harlem（纽约黑人住宅区）的西班牙邻居到公民权利与女性领导人，从移民小孩到安迪·沃霍“朋友圈”里的跨性别者。正如她所述，“我将生命原封不动地从它生长的藤蔓上摘下，刻进我的画作里——并不是以新人物来复制大师的经典笔法，我描绘的一直是当下。”

《爱丽丝·柴尔德里斯》，1950，摄影：Ben Davis

从很多角度来看，最近这几年似乎与尼尔画中所想要表达的“当下”主题异常契合，她一度描绘过的1930年经济危机，随后诞生的美国工程进度管理局（WPA），亦或是1960年代晚期与1970年代早期的政治剧变。当公民权利与女权运动兴起之时，尼尔的激进主义作品第一次获得了严肃意义上的关注。尼尔就像一位艺术杂食者，一切触动她的社会现象与矛盾冲突都被她仔细咀嚼变成滋养她作品的补给。

Ninth Avenue EL, 1935

尼尔从创作初期开始目的便是昭示时代，她也一如既往坚持着这个原则。她选择的主题常常极具争议性——爱人、孩子、怀孕的赤裸者、边缘人物以及著名艺术家。她的艺术为回顾20世纪初的美国提供了一面多棱镜，同时又像一个寓言，准确地概括出当下的时代缩影。在美国文化、种族、性别等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多样性年代，尼尔传达出的视觉热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给当时的文化政治环境一记漂亮的重拳。她的作品辛辣讽刺了历史史论的事后诸葛，简单粗暴地向大众揭示了她所处时代的尖锐议题。

《西班牙家庭》，1943

身体政治在尼尔的作品中是无法被忽视的“刺点”。从社会现实主义的劳动者肖像到形态扭曲的怀孕裸体模特，尼尔用她具有前瞻性的美学视野将政治洞见与她的个人经历以及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整合在一起。画中被削弱性别氛围、单纯用身体特征来定义的人物完美印证了性别与身体割裂的社会语境。

《马克思女孩（Irene Peslikis）》，1972

美国结构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将性别视为“一个被时间强行物化的理想结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身体的静态条件，而是一个由传统观念通过强制重申规范来实现的物化过程”。这种“支配身体物化的文化规范”渗透进了美国乃至全球的身体政治，我们日常所熟悉的性别概念被尼尔以夸张的手法曝光于世人面前，使人们不得不去正视由性别的各种行为而创造出的性别概念。当尼尔被人们称为“美国第一位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女权主义艺术家”时，她只是一如既往地用作品来作为对于一切争议的回应。正如她“标榜”自己的那样，“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个无政府人文主义者。”

Jackie Curtis and Ritta Redd, 1970

尼尔的人文主义内核根植于社会现实主义——一场发生于1930年代以工人阶级为主题、用来揭示社会不公的运动。她一生与共产主义的紧密联系，她对社会现实主义的无私奉献让她的作品在经济危机年代声名鹊起，到了1940年代更是广泛传播。

《纳粹谋杀犹太人》，1936，摄影：Ben Davis

在抽象表现主义的巅峰时期，不光与前人熟识更与后继者关系密切的尼尔从来没有转移她对人物肖像画的专注。她舍弃了“肖像画”这个传统的学术名词，更倾向于称她的作品为“人物图像”（pictures of people）。“我只是在走我自己的路。”尼尔狂放不羁地说。多年以来，尼尔的艺术实践进化出了她的原创风格。作为一名女性与一名艺术家，尼尔自成一派，大刀阔斧砍出了一条旗帜鲜明的道路。熟练地超越昔日艺术的陈词滥调，尼尔让她的肖像画变得激进，将其由内向外翻转过来。

《最后的疾病》，1953

《理查德》，1962

在尼尔的身上似乎能看到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影子。他们对于死亡与性的执着，怪诞又令人不安的肖像画，仿佛一对艺术的双生子。只不过尼尔的用色更为大胆情绪表达更为强烈，风驰电掣般巧取豪夺你的视觉。如果说席勒的作品是一首孤独患者的悲伤情歌，那么尼尔则是颠倒世界里的重金属摇滚，滚烫的如同岩浆般的情绪汹涌而来。

席勒《自画像》，1912

爱丽丝·尼尔《罗伯特·史密森》，1962

除了卢西安·弗洛伊德，很少有肖像画家可以毫不畏惧地面对主体的凝视。但卢西安同时还是名临床医生（他是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他对主体的冷漠“解剖”常常让人不寒而栗。尼尔作为一名公开的人文主义者，她不仅关注对象的外貌更注重他们的内在灵魂。卢西安的诸多作品，尤其是描绘女性裸体的作品总是无法跳脱出持续千年的男性凝视传统，而尼尔的无性别凝视只属于她一人。“那是微观世界，”尼尔如是说，“世间万物皆处于此——个人，他在生命中的位置，他是如何感受的如何思考的，生活让他遭受了什么，他又是如何反击的，这就是时代的精神。”

Geoffrey Hendricka and Brian, 1978

Kenneth Fearing, 1935

尼尔的画布包罗万象，从少年到老人，从被剥夺公民权者到享誉世界的名流。她对于LGBTQ群体的共情使其在艺术史上独一无二。尼尔，从她职业生涯的开端就立志成为一名真正的反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印象派画家，19世纪“新女性”）者，同样创作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孩童肖像，规避情感宣泄，以艺术家独特诚恳的态度勾勒出类似《怪奇物语》中神秘诡谲的壁花少年。Cassatt的作品若是天堂旗帜下的安魂曲，那么尼尔就是伴着Jackson 5音乐起舞的夏日游乐厅。但尼尔的“游乐厅”可不只是无忧无虑童年的象征，将它镜面逆转后的另一个世界时不时会渗透出来自Vecna的黑暗力量。

《家庭》，1982

在尼尔30岁时，她已然遭受了数起个人悲剧，包括两起自杀未遂，幼女死亡，第二个孩子的永久疏远，以及丈夫的抛弃。在尼尔的大部分人生里，她的财务状况一直很糟糕，家庭环境动荡无常。因此，从194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她就一直在描绘这种压抑的状态。尼尔视自己为一名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她的所有油画作品呈现的都是她的自主人格。与此同时，她的肖像画总在她的人格主体与被观察对象之间左右摇摆。最典型的例子是她为安迪·沃霍尔创作的那幅作品，揭示了艺术家在受到枪击后的伤疤与手术痕迹。“我喜欢观察生活对人类精神施加的压力。”

爱丽丝·尼尔的儿子Harley, 1966

尼尔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了20世纪的波澜，从她的作品里人们可以发现1900年至1980年代期间的社会变革与历史变迁，以及女性和女性艺术家取得的发展与进步。尼尔的首次成功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第二次女权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女性自由运动给予女性可以公开创作的权利，而不是像我曾经只能在地下创作。”

Elenka, 1936

“我就是20世纪。”尼尔的艺术成就与文化影响延续至今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她的创作风格与理念为后世许多艺术家带来了灵感：Eric Fischl带着性感暗示的作品，Marine Dumas“用身体传达精神”的肖像，Elizabeth Peyton以身边亲友为主体的画作......正如Peyton所述，“爱丽丝·尼尔似乎有将所有人都联系起来的能力。我感受到她‘人物图像’中饱含的时代重量正悄无声息地被传递给下一个时代。”

左上：The Exchange, Eric Fischl, 2018

左下：Lord Alfred Douglas 'Bosie', Madine Dumas, 2016

右：David, Elizabeth Peyt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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