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可生先生：让文字回归伟大与光明
编者按：
教育部对韩方明委员《关于在全国中小学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的提案》的回复，引起大家对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和西方语言文字理论的反思以及对文字是什么的思考。毕可生先生的文章值得一读。原文是張朋朋先生《文字论》之序。此为节选。
让文字回归伟大与光明
毕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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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出现无疑改变了人类社会信息传递的时空局限。它远远超脱于语言那可怜的瞬息即逝的有限时空范围。对于人类的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工具，不同时代，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意义有不同的估计。最早谈论语言和文字的，可以说是西方的希腊学人亚里士多德。他在其著作中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文字的出现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等的变化。他这种文字观遂使其成为了以后欧洲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者的鼻祖。比他稍晚一些时候的中国西汉淮南王刘安，对于文字的出现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他与门客合著的《淮南子》中说：“昔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对于这个“天雨粟，鬼夜哭”，我们无论是作正面的还是作反面的理解，都说明文字的出现必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惊天地、泣鬼神，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见，刘安的目光已经远比亚里氏高远和伟大得多！进入十七世纪，文字的出现已经和文明社会的进步水乳交融地共同发展了几千年，文字的威力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了。
美国的社会人类学家L.H.摩尔根（1818-1881）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出现和用象形文字写文章。”他对于文字的出现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已有了正面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的这种观点都加以赞同，而且在自己的相关著作中对摩尔根关于文字开启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伟大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不过，几乎同时，欧洲却发生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大兴起。稍后于摩尔根的索绪尔仍然坚持亚里氏的旧论，视文字为语言的附庸，坚持文字是表现语言和记录语言的！他完全无视文字两千年来，与人类智慧结合所创造出辉煌文明进步的显著事实。而由他的弟子汇集成书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更一时成为欧洲“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理论由一些留学欧洲的学者传入中国。特别是反右前后，这种理论一与文字改革和汉字落后论相结合就形成一种学术霸权，反对者都会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然而奇怪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师”索绪尔自己却并不承认这一理论适用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又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表意的符号。”可是，甚至到了公元两千年之后，索绪尔学说的信奉者们仍然称颂他们的先辈中国大师们是获得了索绪尔嫡传门徒的“真传”！
尽管承蒙索绪尔比他中国的“真传”弟子谦虚谨慎得多，认为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语文，那么就一定适用于欧洲的语文吗？我看也不一定。例如中国学生的哑巴英语备受诟病，但只要学够足量的词汇（最少一万五以上）和文法知识，一样可以阅读所需的外文书报和获得必要的外文资料。还如全世界所有的图书舘里都非常宁静，阅览拼音文字书刊的读者们并不是必定先“语”而后知意；相反，也是字形与字意发生直接联系，语音早被读者抛诸脑后了，如有人一定要见到字先“表现”一下“语言”，那么肯定他立刻会被逐出舘外。再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二战首相邱吉尔就曾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他在哈罗公学的英文老师如何教他们反复用各色笔分析文句构成，以至使他后来成长为著名的严肃文体大师。
其实，中文从甲骨文开始，当时是由于书写工具的原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字简意赅与语言脱离的文体，历三千多年而不衰，不论经、史、子、集无不以这种文体载之。尽管历代文体皆有演变，如所谓诗、辞、歌、赋、词、曲、记传、骈体、近体以至书信、日记等却无一是当时口语的记录，这从来就无人怀疑。因为古人决不会是“之乎者也”地说话。鲁迅创造的人物孔乙己整天地：“多乎哉，不多也！”那也只是对假斯文的讽刺。即使诗、词、歌、赋都有优美的音律，但这是文字与音乐的结合。如果一个人整天用诗、歌来说话，那他一定是个疯子，而且这些文体更重要的是包含在优美铿锵的韵律中间的深邃动人的文字内涵。否则，就成了《红楼梦》里薛蟠的“一个蚊子哼哼哼，……”那样的东西了。所以，古人称：“文以载道”，而不说：“文以载语”。奉洋人为神明，而且还并没有完全学得洋人的精髓，这实在是近代学洋的末流。因为语言是人自然习得的技能（除了聋哑人）；而文字却是要经十年寒窗努力学习才能获得的本领。文字精妙的运用远比说话要难得多，所以杜甫才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相反，骂鸡的王婆大字可以不识一个，却能滔滔不绝。如果文字真地表现语言，岂不冤枉死苦读的学子？而全世界各民族又都努力以减少文盲率为荣干什么？！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大力提倡的白话文，虽说要明白如话，但也不是会说话就会写文章，它不过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文体而已，要写得好仍然要苦练文字运用的功夫！可是到上个世纪60年代，竟有惊世骇俗将“古文选读”称之为《古代汉语》者，给人以怪诞而恐惧之感，有如僵尸复活，知道古人当时如何说话。唯观其内容却丝毫无改于标注古文旧作。难怪著名华裔作家唐德刚先生，闻而惊讶不已，终以无可奈何地长叹息！更为不幸的还是现在有些高校竟有“汉语言系”（不是教外国人），好像是高中毕业生还要上幼儿园！
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实践。凝聚着中国古人历时近四千年的智慧成果，通行于几乎整个东亚的汉字，竟先后被帝国主义份子改成拼音体的越南文、朝鲜文、缅文、蒙古文（西利尔字母）等。不学无术的福建人卢赣章也奴颜婢膝地大唱西文优越，“学会二十六个字母，拼法学会就会了英文”的无知怪论，当时也颇有些市场。而后来被斯大林批判的马尔学派更伪装成进步，指斥中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一时中文拉拼化的呼声，甚嚣尘上颇成气候。只是中文汉字是拼形表意文字，字音只有504个，即使算上四声也只有1100个音，同音字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喊了几十年终迄无所成。但是在中文教育方面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成了许多混乱，从文字的启蒙教育开始，一改数千年从分析字形表意入手去认识汉字的传统，而花费大量时间去教与汉字字形无直接关系的汉语拼音。以至学生高中毕业也难改同音错别字连篇的毛病。反过来却又成为文改先生们制造中文难学的口实，真是所谓又种蛊又卖饭，里外都是他们正确。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取消了文字改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开了真理探索的新局面。汉字落后论日益为有识者所不齿。特别是汉字进入电脑成功、激光照排印刷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汉字在工业机械化时代的落后面貌，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体系。只是索绪尔的错误理论和在中国文字上的错误应用仍然被某些人以非学术手段推崇为不可讨论的主流。如所谓“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他的专著《社会语言学》中，竟以轻蔑嘲讽的口吻对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字创造文明的说法，讥之为：“逻辑的倒置”。他根本就没弄明白，语言有如流沙，座落在这上面的人的思维或智慧转瞬就会“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而文字则有如坚实的土地，它不光是记录了人类的智慧、经验、成果使其传之久、远，而且会使人类社会的一切思维活动，信息传递，系统化、集中化、抽象化、理论化并且可反复地进行智慧与经验的再思考，再创造，再研讨，从而产生更高级、更精炼、更伟大的成果和发明！这就有如攀登高峰，一步步必须是落在坚实的基础上，在流沙上则只能原地踏步一样。因此，文明！文明！是文字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而不是语明！不是语言创造了人类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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