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先生：汉字简化理由及其反思
汉字简化理由
及其反思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杭州 321004）
内容摘要：汉字“繁难”是汉字简化最重要的理由，但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并不比拼音文字更繁难，西文的字母只能和汉字的笔画比，而不能和汉字比。退一步讲，就算汉字繁难，但简化字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简化字因为更加符号化，有时更难认、难记、难写。因为繁体字事实上没有废除，增加简化字就是增加人们学习汉字的负担。中国近现代文盲多、教育落后，与汉字繁难没有关系，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解决的办法是普及教育而不是简化汉字。汉语的特点决定了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行不通，简化字作为“过渡”和“临时”方案没有根基，“暂时”应该结束了。毛泽东强调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其实是策略性地否定了拼音文字方案。汉语不是表音文字，强行变为表音文字，将极大降低汉语的思想与文化内涵，割断历史，那样汉语将变成日常生活语言，中国将不会再有深度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必然造成汉语大分裂，从根本上危及民族国家的统一。简化字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成立。汉字落后论本质上是中国落后论在语言上投射的一个阴影。汉字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很难用“趋简”或“趋繁”来概括，关于“笔画”和“趋简”，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内容。仅就书写来说，笔画多不一定就难写。很多简化字，的确是“古已有之”，但古人不用它作正字，是有其道理的。简化字的根本缺陷有三：同音字替代造成汉字的音义混乱，破坏了汉字的构成规则，造成汉字构成复杂，汉字的简化原则和方法是不成立的。“二简”和“一简”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承认“一简”合理就应该承认“二简”合理，反之，否定“二简”其实就是否定“一简”。事实证明，汉字简化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对汉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这种伤害和当初其它汉字改革方案相比，破坏是最轻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简化字并考虑恢复繁体字作为正体字。
关键词：汉字；简体字；繁体字；拼音文字；简化
《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正式公布并实施，至今60年已经过去了。简化字预期的效果是否实现了？简化字给汉语以及汉语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当初进行简化字的理由？这些问题都到了需要检讨和反思的时候。我认为，局部看来，在当时，简化字有它的合理性，并且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体来看，长远来看，简化字是错误的，它本意是简便汉字，简化汉字，但实际上是增加了汉字的负担，使汉字变得更加混乱。
当初汉字简化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些：汉字落后，汉字繁难，因繁难而导致大量文盲并影响中国教育的普及，简化是汉字的发展趋势，但汉字简化是暂时的，是为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做准备，汉字最终要拼音化道路等。现在看来，这些理由或者当时就是错误的，或者时过境迁在今天不再成立。简化字有很多问题，破坏了汉字的形音义，破坏了汉字的构成规则，简化的思路和方法都不成立。
一
汉字“繁难”，主要表现为难认、难记、难写。还有一些“难”，比如难教、难读，打字难、排版难、排序难等，但这些都可以看作前“三难”的派生。汉字的繁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笔画太多并因而显得很复杂，所以简化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减少笔画，简化字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也是笔画减少了。
在新中国简化字运动中，吴玉章是一个关键性人物，早在1949年8月25日，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他就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新中国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对吴玉章的建议非常重视，批转给郭沫若、马叙伦、茅盾等人研究并上报意见，之后亲自给吴玉章回信。1949年10月10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就成立，直属“政务院”，吴玉章任主席[①]，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字改革具体工作实际上都是由吴玉章领导，所以，吴玉章的观点更能够代表官方的观点，他所提出的理由可以说是主流的理由。对于汉字“繁难”问题，吴玉章是这样表述的：“由于汉字在学习、书写、和记忆方面的艰难，使得我国的小学、中学和业余学校中，学生和教师都要耗费一大部分时间在文字教学方面。”[②]“由于汉字字型的繁复，用汉字书写、记录、打字、印刷、收发电报，传达信号、编辑字典、编辑索引，比使用拼音文字，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方面要发生很多困难。”[③]“必须一个一个地死记住，这就给学习和使用汉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汉字的笔画多数是繁杂的，单拿中央教育部公布的2000个常用字来说，平均每字有11.2笔，其中在17笔以上的就有221个字。我们的小学校，在六年中间。只能学习3000个左右汉字。而且未必能巩固得了。更说不上完全了解。汉字比较常用的约有六七千个，一个学生不但在中学毕业不容易完全认识，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也还有许多字不认识，还有许多字常常读错写错。”[④]“汉字简化是为了逐步精简汉字的笔画和字数，以减少汉字记认、书写、阅读和印刷中的困难。”[⑤]“汉字简化，虽然不是根本改革，却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并且节省在使用文字时所需要的劳动力。”[⑥]简化字的根本目的是让汉字“容易懂、容易学、容易写、容易念、容易认。”[⑦]
但追溯起来，汉字“繁难”说并不是吴玉章首先提出来的，而是当时普遍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卢戆章、林辂存、陈虬、沈凤楼、杨琼、李文治、程先甲等都持这种观点[⑧]，马体乾还提出“七难”说：“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⑨]。汉字“繁难”也是上世纪30、40年代普遍的观点，比如张芷说：“在世界各种民族的文字中，恐怕要以我们中国的文字最笨拙、最繁杂，最难学难写了。”[⑩]在简化汉字中，陈光尧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参与了《汉字简化方案》（简称“一简”）的起草工作。陈光尧在30年代就提倡汉字简化，并且制定出自己的方案，开始时是闭门造车，把方案寄给刘半农看，刘半农回信表示鼓励，同时告诉他已有钱玄同方案、黎锦熙方案等，后来陈光尧向钱玄同、黎锦熙，还有鲁迅、胡适、王云五、吴稚晖、于右任、胡怀琛、郑振铎等人请教[11]，大多数人都给他回信予以鼓励，比如鲁迅的回信是：“两蒙惠书，谨悉一切。先生辛勤之业，闻之已久，夙所钦佩。惟于简字一道，未尝留心，故虽惊于浩汗，而莫赞一辞，非不愿，实不能也。敢布下怀，诸希谅察为幸。”[12]鲁迅在日记中5次提到他。陈光尧查看了很多文献并充分吸收别人的建议，对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他把修改的方案也寄给蒋介石及其它国民党要人，得到邵力子的肯定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但总的来说，由于民国政府不推行简化字，所以他的方案可以说无用武之地。1950他给毛泽东写信，随后应吴玉章邀请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并于1953正式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陈光尧虽然不在文字改革领导之列，但他是《汉字简化方案》最重要的执笔者，所以他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简化字很重要的理论依据。陈光尧汉字简化的基本理由就是：“笔画多，不容易记住，应该简化。”[13]他曾经作过统计，通行的汉字，平均笔画为16画，全部汉字的平均笔画在25画左右。普通人平均每小时写楷字约300个，而写他设计的简化字则可以达到千字。[14]所以王力评价陈光尧的简化字是“完全以笔画简单为原则。”[15]
但是，对于汉字“繁难”，我认为是值得认真追问的。也有很多人认为汉字并不难学，比如王重言就认为“汉字并不难学”[16]，我赞同这种观点。
第一、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并不比字母文字更繁难。清末民初一些文字改革学家所说的西文好学，不用花什么时间和精力就能掌握，比如吴稚晖说：“万国新语，欧人学之，三月可成。”[17]我认为这是一种想象，并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也缺乏实践依据。西文字母很少，很好学，但学会西文字母离学会西文还有漫长的距离。把西文字母和汉字相比是不恰当的，鲁迅说：“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者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18]这是不对的，中西方语言本不具有可比性，一定要比较，西文字母应该和汉字的笔画相比，汉语的汉字应该和西文的单词相比，这样比较起来，汉字的笔画也是很简单的，而西文的“单词”并一定比汉语的“字”更容易学习和掌握。中西文各有优点和缺点，比如：西文表音有优势，汉字表意有优势；西文言语一致，汉字具有超稳定性、统一性；西文时态等很麻烦，汉字语意太微妙。批评汉字繁难的，只是看到了汉字的缺点，而对字母文字的缺点认识不足，这是片面的。一直以来我们对字母文字的优点有夸大之嫌。
吴玉章是汉字拉丁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广者，他1948年给毛泽东写信，本意是提倡拼音文字，他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拼音文字是先进的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方向，他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汉字是有严重缺点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一个形体，看了形不能就读出音，读出音不能就写出形，看了形和读出音还未必就懂得它的意义。”[19]又说：（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的。这样文字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样子，在字形看不出它的读音，记得了读音不一定就写得出字形，看了形读出音还未必就懂得它的意义。拼音文字只需要二三十个符号就可以拼出一切语言，汉字的符号却多到几万，较常用的字也有六七千，而且结构复杂，给学习和使用带来很大的困难，对于儿童和成人都是学生的负担，所以学习汉字比学习一种拼音文字耗费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国的现行学制，需要十二年才能修完了普通教育的科学，比用拼音文字国家的学制要延长两年。汉字在使用上也是十分不便的，特别在使用打字、印刷、电报等机械上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20]他坚信：“我们将来迟早一天要改用拼音文字——这是世界文字发展客观规律。”[21]吴玉章举的正面的例子是：“不识字的人经过二、三个月的学习以后，就能用新文字写信，作笔记，好的还可以作简单的报告。”[22]他的观点（辅以资历和人品）对毛泽东文字改革方针的确立有一定的影响。
今天看来，吴玉章这么多表述中，正确的观点几乎很少。汉字有自己的“形”“音”“义”方式，只不过这种方式和拼音文字不一样而已。除了少数符号字，大多数汉字都具有表音和表义功能，汉字是可以根据字形和读音理解其意义的，这是基本常识。我不知道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有什么错？难道中国文字三千年前就搞错了方向？拼音文字天生就高汉字一等吗？拼音文字真的很好学吗？汉字是劣等文字吗？如果是，有什么语言学或文字学根据？有谁曾经详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是，中国古代三千年的灿烂辉煌文化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必须承认，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但这与汉字有什么关系？鸦片战争以前，从来没有人说汉字落后，相反，在中国古代，汉字是神圣的，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经济落后、军事落后，就意味着文字也落后吗？那中国在盛唐的时候，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先进于西方，是否可以因此证明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呢？今天中国再一次强盛起来，经济、科技、军事都发展很快，这又如何解释？许寿椿说：“把汉字历史阶段性的（局限于机械化时代、铅字时代的）缺欠当成了汉字与生俱来的固有劣根。把汉字的短暂性（不过百余年）的问题，当成是永恒的、无法解决的难题。”[23]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中肯，汉字是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文字，在古代时辐射整个东亚，近代以来，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显得“落后”，本质上是拼音文字在技术上获得某些优势，而汉字在使用上没有实现技术突破，本质上是技术问题而与文字本身没有关系。随着中国在语言研究以及经济和科技上的发展，汉字在检索、编目排序、信息、输入、打印等方面的问题迄今全部解决，很多方面都优于拼音文字，反超西文，在计算机处理中，“汉字处理的难度变小，汉字简明的优点变得突出。”[24]“存储汉字比存储英文节省一半。”[25]在准确性等方面，汉字也比英语更有优势。
还有：汉字“一个字一个样子”也是一种缺陷吗？难道英文单词每个词都是一个样子的吗？难道我们要求每个汉字都一个样吗？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死记住”也是汉字的缺陷吗？难道英语单词不需要死记吗？世界上有不需要死记的语言吗？陈梦家说：“外国文字和汉字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学会的。……文字都是要死记的，外国文字也要死记，还要记词尾变化。”[26]不花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学好一门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幻想，毫无根据，天下如果真有这样的好事，那我也愿意学习这种语言，并且越多越好。但事实上，本人自初中开始学习英语，一直学到博士毕业，学得非常认真，花了很多时间和功夫，到现在也不能实际应用，连简单的书信都不会写。本人肯定不是鲁迅所说的“懒虫”或“低能者”，这只能说明英语并不是吴玉章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好学。是英语的单词多还是汉语的单字多？汉语的基本汉字是多少？英语的基本单词是多少？那时作过统计和研究吗？《汉语大字典》收录是比较多的，约56000字[27]，收录最多的是《中华字海》[28]，达85000字。但实际上使用的只有大约8000，常用汉字3000多，学1000个汉字就可以进行普通阅读和简单书写，而英语呢？韩少功说：“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至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29]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学了外语，主要是英语，还有法语、德语、俄语等拼音文字，大家都知道这其中任何一门外语都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很多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要用五分之一的学习时间学习英语，但结果却是既不能说，也听不懂，更不能写作，这充分说明拼音文字并不比汉字容易学习和掌握。
中国中小学学制十二年，竟然这也归罪于汉字的繁难，实在难以理解。吴玉章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得更明白：“我国中小学普通教育需要十二年才能毕业，而现代许多采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的普通教育一般只要十年，这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在这上面多化（花）费两年时间。”[30]我完全不能理解这其中的逻辑，学制设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是人为规定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中小学学制曾经改为9年制，但这是否可以说明汉字更容易学习呢？是否可以证明中国人学习汉字要比美国人学习英文少花一年的时间呢？中小学的学习内容是多方面的，也包括外语，怎么能证明学制中多出的两年时间就是在学习汉字呢？中小学学习汉字的时间是如何计算的？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是的，中国的大学生还有许多汉字不认识，还常常读错字写错字，但中国人“学习”就是“识字”吗？另外，经过二、三个月的学习就能用新文字写信作笔记和作简单的报告，这也没有任何说明力，纯从学习汉字的角度来说，半年的学习足够扫盲。至于作报告，它与识字没有关系，文盲也可以作报告。世界上各种文字，有的上手容易，但真正掌握很难；有的文字开始学习时难，但越学越容易，也越快，韩语是前一种情况，汉字则是后一种情况。吴玉章说汉字迟早一天要改用拼音文字，并且认为这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不知道这“规律”从何而来？理论根据是什么，有何实践依据？
第二，退一万步讲，就算汉字真的“繁难”，比拼音文字落后、低效、笨重、难学、难写，简化字能解决这些问题吗？简化字和繁体字相比，最直观的不同就是笔画变少了，但少几笔有何意义？减少书写的笔画，节省劳动力，勉强可以说得通，但却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人不缺少这点时间。写字又不是速记，要那么快干什么？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用笔写字越来越少，电脑输入越来越成为普遍的书写方式，而在电脑“书写”中，笔画多少根本不是问题，笔画多少在输入上没有差别。同时，减少笔画能加强汉字的“识”“记”吗？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汉字是否好识认，并不完全是由笔画多少决定的，而是由笔画和组织的规则决定的。据陈光尧统计，《康熙字典》中汉字笔画最多是四个“雷”组成的字，音bèng，52画。《汉字大字典》还有两个字笔画更多，一是四个“興”组成的字，音zhèng[31]，60画，一是四个“龍”组成的字，音zhé[32]，64画。按说，这三个字是最难认的，也是最难记的，但实际上这三个字既好认，也好记，且根本就不会和其它字发生混淆，写起来也不难，仅只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而已。
理论上，如果仅从减省笔画节省书写的时间来说，简化字应该集中简化那些常用和次常用中笔画比较多的汉字，比如可以规定18画以上的字都必须简化，12画至18画之间的字可以酌情简化，12画以下的字就不必简化。按照80年代教育部、国家语委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瓤”、“罐”、“矗”属于一级字，“戆”、“爨”、“纛”、“齉”属于二级字，“亹”、“觿”、“蠼”属于三级字，笔画都在22画以上，构形也很复杂，如果以笔画为标准，这些字都应该简化才对。但实际上，这些字并没有简化，相反，有些笔画并不多，比如“複”、“幹”、“剋”、“習”、“隻”、“準”、“岡”、“過”、“兩”、“來”、“門”、“條”、“堯”、“魚”、“畝”、“風”、“買”、“報”、“鬥”、“墊”、“對”、“東”、“糧”、“個”、“蓋”、“趕”、“開”、“後”、“會”、“傢”、“價”、“艱”、“齊”、“氣”、“區”、“協”、“隻”、“執”、“這”、“時”、“師”、“捨”、“眾”、“傷”、“從”、“孫”、“務”、“萬”、“誇”、“漢”、“陸”、“僅”、“啟”、“豈”、“質”、“趙”、“壯”、“狀”、“產”、“麥”、“聖”、“樹”、“兒”、“無”、“韋”、“園”、“國”等，却被简化了。有些字繁体与简体笔画差距极小，比如“剋”简化为“克”，只少了2画；“壯”简化为“壮”仅少了1画；“準”简化为“准”，少了3画；“兩”简化为“两”，仅少了1画；“來”简化为“来”，仅少了1画；“條”简化为“条”，少了2画；“魚”简化为“鱼”，少了3画；“夹”比“夾”只少1画；“长”比”“長”少2画；“象”比“像”少2画；“笋”比“筍”少2画。何必为了这区区一、二画而对汉字伤筋动骨呢。20多画的汉字简化成10画左右，还勉强可以说便利了手书，但把“兩”简化为“两”、“來”简化为“来”，完全没有必要，惹是生非地增加了两个汉字，徒增汉字体系的负担。
对于汉字来说，最容易弄错的恰恰是那些简单的字，比如“一”，手写中究竟是一还间隔号，不易辨认；“二”，究竟是二，还是两点，还是重字号，不易辨认。最容易弄混的是那些外形上非常相近的字，比如“已”和“巳”、“戊”和“戌”和“戎”、“泪”和“汩”、“述”和“迷”、“汆”和“氽”、“万”和“方”、“薜”和“薛”、“叶”和“叫”、“洗”和“冼”、“遂”和“逐”“崇”和“祟”、“银”和“锒”、“迥”和“迴”、“赢”和“羸”、“丐”和“丏”、“千”和“干”和“于”、“设”和“没”、“升”和“开”、“无”和“元”、“仑”和“仓”、“忏”和“许”、“汇”和“江”、“问”和“向”、“导”和“异”、“亚”和“业”、“压”和“庄”、“吁”和“呼”、“谈”和“淡”、“报”和“极”、“竟”和“竟”、“拨”和“拔”、“获”和“荻”、“窖”和“窑”、“数”和“教”、“龟”和“黾”等。所以汉字要容易认，需要笔画有一定的差距，而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需要一定量的笔画，需要笔画数有一定的分布。简体字把汉字的笔画过分集中在7画左右，造成外形上比较接近的字变多，恰恰从整体上增加了汉字识辨上的难度。所以王力说：“简体字因为笔画太少，往往甲字与乙字的形式相差甚微。假定普通各字均在六画左右，我们试想，若以横竖撇捺点钩种种可能的变化，与六画相乘，其可能的不同的结构是有限的，于是势必弄得许多字的差别仅在一点半画之间。岂不是比繁体字更难辨认吗？”[33]黎锦熙说：“简体字诚然在书写上较便，但在阅读上却和繁体字一样地不便于认识。”[34]汉字易混，当然是一个老问题，古人废除一些笔画较少的古字、俗字，就是解决易混问题的一种方式。但简化字可以说加重了易混。“泪”和“汩”、“万”和“方”、叶”和“叫”、“千”和“干”和“于”、“设”和“没”、“升”和“开”、“无”和“元”、“仑”和“仓”、“忏”和“许”、“汇”和“江”、“问”和“向”、“导”和“异”、“亚”和“业”、“压”和“庄”、“吁”和“呼”、“谈”和“淡”、“报”和“极”、“竟”和“竟”、“拨”和“拔”、“获”和“荻”、“龟”和“黾”等在繁体字体系中外形相差很大，绝不会相混的。
简体字因为破坏了汉字的规则，更加符号化，所以有时更难认、难记、难写。比如“别”（彆）、“出”（齣）、“伙”（夥）、“姜”（薑）、“帘”（簾）、“双”（雙）等，繁体字更好认、好记。王力批评“只知道节省写字的时间，却忘了识字的困难，与书写的难于正确”[35]，“我以为简体字比繁体字更不便于认识，只就书写上而论，也不见得较便。”[36]这是有道理的。对于汉字来说，并不是笔画越少就越好，王宁说：“然而越简单，就越易丢掉信息，给认读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高，就需要形象丰满，也就难免增加符号构形的复杂度，给书写增加负担。”[37]简化未必优化，繁化有时反而优化。是繁是简，要根据表意，表音，辨词功能来确定，不能一味求简。过简会造成汉字形态上相近从而易混。比如中文数字“一”至“九”很简单，但为了准确，避免造成误会，重要的场合需要大写。
其实，繁体字也不一定就“难认”。王力先生分析得非常精辟：“我们普通认字，只是认得一个轮廓，就接着看第二个字。假使每逢一个字都按照一笔一画去辨认，看千字以上的布告，岂不是要站上两个钟头。”[38]又说：“我们看书认字，并不是呆板地细数每个字的笔画，只简单地看出它的一个轮廓就知道是什么字了。”[39]“即就书写上而论，因为简体字难认，同时也就难于写得正确。由此看来，简体字虽得了省时间的好处，却增加了容易写错的弊端。”[40]“不拿‘小学家’的眼光来苛责一般民众，汉字难认难写的程度就会降低了几十倍。”[41]除非是中小学生语文学习中的认字、写字需要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以外，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认字、写字都没有那么严格，可以写俗字，可以写别字，可以比较模糊的行书、草书，实在不行还可以写拼音，只要对方看得明白就行，或者看得明白就行。周恩来说：“一个人记笔记，或者写私信，他写的是什么样子的字，谁也无法管。”[42]至于打印，包括传统的铅字排印，都不需要一笔一画去辨认，在电脑上输入，从笔画上来说，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输入速度是完全一样的，根本不存在节省输入时间的问题。而拼音输入法还解决了汉字的字形与字音分离的问题。现代语音输入在技术上也非常成熟，所以，电脑时代，所谓简体字书写的优势，所谓繁体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电脑时代，简化字唯一存在的那么一点理由也没有了。
关键还在于，就算吴玉章等人所说的汉字缺点都成立，就算汉字比拼音文字落后，但这也构不成简化汉字的理由。今天的汉字其实是由“简化字”、“繁体字”和“共同字”三部分组成的，实质简化字不足500个，加上偏旁和构件简化字，一共才2000多，与这2000多相对应的没有简化的字称为“繁体字”，其它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字”，既不称简化字，也不能称繁体字。漫说简化字只是一部分，就是汉字全部都简化，汉字的这些所谓“问题”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有些是“音”的问题，有些是“义”的问题，有些是教育问题，有些是技术问题。与繁体字相比，简化字除了笔画少一点以外，没有实质性差异，那减少的笔画对于汉字的性质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简化字和非简化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汉字，繁体字有的缺点简体字都有，而且还生出很多新的缺点。简体字不仅没有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而且反而增加了汉字的“繁难”，新增的482个简化字加上14个简化偏旁将是汉字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将长期困扰汉字，很难消化。对于193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简体字方案，王力的批评是：“却叫小学生同时认识繁体”，“本为避繁就简，却弄成了简上加繁。……徒然增加书写上的纠纷而已。”[43]这个批评完全适用于1956年的简化字方案。
当初实施简化字时，有学者表达过这种忧虑，比如：“有人说，印刷用繁体，手写用简体，一字有两体，只好同时教学，一是主体，一是别体，不是双重负担？有人说：简字既然为了写的方便，不是为了印刷的方便，因此铸成千字铜模是不必要的。只有少数和繁体绝不相侔的，如听、还、体，需铸铅字。”“一字两样，等于同义异形，学起来是两个字，真是两重负担。”[44]没想到一言成谶，中国现在就是在身背这“两种负担”。其实吴玉章，胡乔木等人都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仅仅在小学课本或识字课本上使用简化字，而在一般书报上原来的字仍然在使用着，结果势必简繁两种都得学习，并不能减轻群众的负担，甚至反而增加群众的负担。这些被废除的繁体字，应作为古字，仅在翻印古书等特殊场台使用。”[45]吴玉章的办法是主张把繁体字限定在一定范畴内，比较温和，50年代中国就是这样做的，除了印刷特殊的出版物比如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以外，其它出版物包括内部文件，一律都只能用简体字，可以说借助国家行政力量实现了限制繁体字的流行，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胡乔木说：“要统一中国的字，把两重负担变为一重负担，只有取消繁体字，保存简体字。繁体字写的人很少，只有印刷厂铅字现在一律用繁体，如果我们规定简体字为标准体，又把印刷厂里的繁体字铅字全部拿掉，基本上就不会有繁体字了。”[46]“一道命令把原有繁体字一律废除，所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印刷品只准使用简体字。”[47]这里面明显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这在当时是可以的，当时简单地把所有印刷厂里的繁体字全部拿走就可以解决废除繁体字印刷的问题，但今天不再可能了，不论是行政命令还是电脑技术，强行禁止可以说完全行不通。进一步说，是一时的时代力量大？还是长期的文化力量大？谁又能保证这个禁止繁体字的法规长期有效呢？文化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使用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进行解决。
这实际上是“封存”繁体字，但繁体字“封存”得了一时，“封存”不了一世，作为有几千年历史、承载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繁体字，怎么“封存”得了呢？当时由于受铅字字模等技术的限制，控制出版物使用繁体字可以轻松做到，今天繁体字使用在技术上非常方便，可以一定程度控制公开出版物的繁体字，但无法控制繁体字在手机、书信、文件等领域的广泛使用。现实的情况是，随着电脑的普及和在书写中的广泛运用，使用繁体字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仅在文字打印方面使用繁体字，在日常交流比如短信、邮件、微信中也广泛使用繁体字。印刷品中，古籍图书越来越多，港台等海外书刊也有少量进入大陆，非古籍图书也有越来越多的繁体字版，认识繁体字变得非常必要。废除繁体字，过去做不到，现在更做不到，“封存”可以说越来越困难，这样，中国人事实上要学习两种汉字，简化字事实上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这是客观事实。
第三，文盲和中国的教育落后与汉字的“繁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自清末以来兴起文字改革运动，始因并不是汉字本身，而是与汉字非常遥远的经济、军事等。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的入侵，在对比中，中国之“落后”显示出来。清末知识分子反思汉字的思路是这样：中国的经济军事以及科技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的根源是语言文字落后，具体表现为汉字繁难，造成中国的文盲多，所以，要改变中国经济科技状况，就要改革中国教育，而要改革中国教育，必须改革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简体字被认为有助于扫盲从而普及教育，这其实也是简体字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这可以说是汉字“繁难”的一个延伸问题。
翻开清末有关汉字改革的书，几乎在每一本书中都能找到类似的表述，比如朱文熊说：“我国言与文相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泰西各国，言文相合，故其文化之发达也易。日本以假名书俗语于书籍报章，故教育亦普及。”[48]王炳堃说：“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泰西诸国，蒸蒸日上，不知者以为在才之富，兵之强，其实在于字学之简易。其法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无穷。中人之才，读书数年，便可诵读挥写。故通国男女，鲜不学之人。学校隆，则人才盛，人才盛，则国运强，其势然也。”[49]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仍然是一种普遍的观点，陈光尧说：“中国的教育不惟不能藉汉字为工具以求普及，倒反因汉字之繁难，致其求发展的计划根本都受了影响，这也要算是现在这种楷字所应负的责任。”[50]钱玄同说：“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51]但从来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50年代，实施简化字，也仍然沿袭这一理由，比如吴玉章说：“汉字教学上的困难直接影响到我国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汉字在实际使用上也有许多不方便。”[52]张世禄说：“不是拼音文字，结构很复杂，字数又很繁多；汉字本身的性质，就造成了识字教学方面很不容易克服的困难。识字教学上的困难，也就直接影响到我国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的提高。所以我们要增进文化教育的效力，减除儿童和成人识字教学的困难，彻底地扫除所有的文盲，只有进行文字的根本改革。”[53]与近现代一样，官方和学术界都没有对这一论题展开充分的论证。
我认为这个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章太炎早就说过：“是知国人能编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54]文字以及依赖文字的文化传统与教育的内容有一定的关系，但影响教育的因素主要是经济条件，把文字的优劣和教育的发达与否对应起来，这是没有道理的。王力说：“人们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水准太低，就归罪于文盲，因为文盲太多，就归罪于汉字的难认难写。其实问题决不会是这样简单的。”[55]中国近代大量的文盲绝不是汉字造成的，“文盲之多，自有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不能普及。假使我们不想法子普及教育，纵使汉字怎样改革，也与一般民众不发生关系。……假使儿童能有机会受四年以上的教育，或成年的民众能补受一年以上的业余教育，那怕汉字永远是现在的汉字，他们也决不会是文盲。”[56]中国古代包括近代，小孩子不进学堂读书，是因为汉字太难认难写的原因吗？显然不是。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读书，过去，中国文盲多，非青少年不愿进学堂，而是不能。小学生上学，识字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学习知识和文化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如果单纯地识字，其实是不用很多时间的。只要条件允许，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汉字的认识和使用根本就不是问题，比如当今人人都有手机，交流和信息都是通过手机来完成的，想让人不识字都不可能，不上学也不会是文盲，很多中老年文盲现在反而都识字了。
再说，即使汉字真的是中国教育落后、文盲多的真正罪魁祸首，但简体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汉字一共8万多个，常用字3000多个，真正的简化字不足500个，难道这500个字就可以改变汉字的品质，就可以解决整个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吗？王力的批评是正确的：“既不从经济上设法普及教育，又不从词汇上设法与大众的语言接近，只管咬定汉字难学是文盲众多的唯一原因，这是绝大的谬误。”[57]事实上，香港和台湾都没有实施简化字，但它们的文盲并没有因此增多，相反，它们的识字率比大陆更高，这充分说明了普及教育与汉字构造没有关系。把汉字提高到民族、国家的教育和经济高度，这是汉字的不能承受之重。
二
汉字最终要走拼音化道路，简化字是汉字向拼音文字的“过渡形态”，是暂时使用的文字。这一理由今天同样不成立。
中国最早提倡使用简字的是陆费逵，他的理由是：“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输送便也。”[58]这可以说是很朴素的想法，陆费逵并不否定繁体字及使用。而钱玄同的理由则不一样，他说：“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59]就是说，简化字不过是一个“补偏救弊”的“临时性”办法。
50年代，吴玉章等人论证简化字时，多次重复表达这一意思。“即使在开始实行拼音文字之后，仍然需要有一个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不仅在目前，而且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汉字仍然是我们必须使用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汉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适当地整理和简化现在的汉字，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教学、阅渎、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汉字的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60]“汉字简化是最初步的文字改革，而《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只是整理汉字工作的第一步。”[61]胡乔木说：“经过一定的时间，汉字最后还是要走拼音方向的。原因很简单，即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用拼音文字，因为拼音文字比较科学合理。中国也不会例外。”[62]又说：“汉字根本改革以前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还要过日子，还是要写字、看书，并不能够因为等着将来有很美妙的一天，我们现在就可以完全休息。所以汉字还是需要继续简化。”[63]一句话，繁体字太繁难，但现在拼音化文字又找到合适的方案，所以只能暂时用简体字。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对汉字的误解，包括对繁体字的误解和对简体字的误解，也是对字母文字的误解。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吴玉章也好，胡乔木也好，还有其它学者，在表述和论述这一观点时，都强调是以毛泽东的话作为依据。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对毛泽东意思的误解。
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汉字改革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提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64]针对吴玉章的建议，1951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65]他1955年5月 1日给蒋竹如的信中说：“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66]从这些话来看，毛泽东的确是认同汉字拼音化方向的。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始终强调：“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能操切从事。”[67]“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68]这非常微妙。毛泽东饱读古籍，对古文有非常深的修养，写作的诗词是现代时期旧体诗的巅峰之作；毛泽东对现代语体文掌握得非常熟练，所写的文章出神入化、美轮美奂，是现代最标准、最规范的语体文，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这样的毛泽东，从个人来说，他是不可能真正赞同汉字拼音化的。从当时通行的新文字课本来看，拼音文字只能写大众语，只能表达日常生活，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诗词，也不能写作现代语体文，很难想象毛泽东会用新文字即拼音文字写作，毛泽东也不可能去阅读新文字写作的著作。把毛泽东诗词和文章改成拼音新文字，毛泽东自己恐怕也读不顺，一般人更读不明白。大众语是需要的，不仅大众自己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文章就非常口语化，通俗易懂，大量使用民间口语，但中国不可能以大众语作为标准语，也不可能通行这种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69]三原则，可见毛泽东对现代汉语的态度。
但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思考问题不仅有个人的观点和判断，但更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并不把个人意志强加于集体意志之上，他不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为政治家，作为领导人，他更注重实际的可操作性，他的表述非常有艺术性，可以说是“虚实”结合，具有策略性。毛泽东把汉字拼音化问题虚化，同意它是正确的，但这是未来的事，“未来”是一个模糊词，50年是“未来”，1百年是“未来”，1千年是“未来”，1万年也是“未来”。反正这件事情交给后人去处理，至于后人会如何处理，我们现在管不着，相信后人更有智慧。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可以做的，就是简化字。所以他反复强调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汉字拼音化走不通，简化字有可行性，或者说汉字根本改革不可能，目前只能作改良。
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真正的意图，所以在那里抽象地、脱离语境地谈问题，顾及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一下当时人写的文章题目就可以知道。童丰：《我赞成汉字拼音化》[70]；曹定杰：《我赞成中国文字走拼音化道路》[71]；黄乃：《拥护文字改革，希望早日实现拼音化》[72]；杨桦：《我为什么赞成拼音化》[73]；竺可桢：《方块字必须用拼音文字来代替》[74]；翁文灏：《拥护文字改革的拼音方向》[75]；艾中信：《我拥护文字改革，我拥护拼音文字》[76]。吴玉章是真正理解了毛泽东意思的人。但吴玉章的本意是提倡汉字拼音化，实施拼音文字即新文字：“要有大众容易懂、容易学、容易写、容易念、容易认的文字。”[77]毛泽东非常尊重吴玉章，上述指示可以说是对他比较含蓄的回答，所以，之后吴玉章不再讲拼音文字，而是讲简化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是真正理解毛泽东这句话含义的人，他说：“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结论。”[78]这是对毛泽东指示最准确的理解和阐释，非常正确。未来汉字如何发展，现在不可能作结论，作了结论也没有用。所以，现行的文字改革如何走，不能建立在虚幻的未来文字走向的基础上，应该一切从现实出发。所以后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对于汉字的远景与现实是这样表述的：“汉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简化汉字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特别是推广普通话，将为汉字的根本改革准备重要的条件。”[79]这个决议其实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作出的。
清末对汉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汉字繁难，“士人穷一生在文字”；二是汉字不表音。所以汉字拼音化一开始就是汉字改革的主流方向。清末产生了很多汉字改革方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拼音化方案，即所谓“切音字运动”，劳乃宣、王照的方案还得到比较广泛的推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人设计的“国语罗马字”本质上也是拼音文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黎锦晖提交《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80]。1931年，瞿秋白发起组织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和现在的拼音方案非常接近，只不过当时瞿秋白等主张把它作为独立的文字，而后来的拼音方案只是作为汉字注音的辅助手段。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设计，除了瞿秋白以外，还有吴玉章、林伯渠等人，这个方案也得到广泛的推广，出现了很多课本和读物，比如北方话读物，江南话读物，广东话读物，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得到广泛的推广，除了读物以外，还有新文字报纸[81]。在40年代末，汉字拼音化可以说是汉字改革的“一边倒”的观点和意识，大家翻一翻林涛编辑的《新文字自修课本》[82]、谢景永的《新文字速成课本（知识分子用）》[83]、倪海曙的《北方话新文字课本（知识分子用）》[84]、王若望、王青的《新文字课本（工人用）》[85]等，就可以深切感受到当时拉丁新文字的“乐观情绪”，大有对汉字取而代之的态势。“汉字不是一个好的文字工具”、“新文字是扫除文盲的利器”、“新文字有五大优点两个好处”、“新文字是促成中国各个民族语言统一的唯一工具”、“新文字是中国文字改革的正确方向”[86]，这是《中国新文字概论》目录中的几个标题，也可见新文字在当时的影响。50年代初期更是这样，1953年《中国语文》发表了一些这样的文章，陈越：《拼音文字在打字技术上的优越性》，陈越：《拼音文字在活字印刷术上的优越性》，陈越：《拼音文字在出版技术上的优越性》，王阴柽：《拼音文字在电报上的优越性》，唐亚伟：《从速记看拼音文字的优越性》，黄典诚：《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拼音文字优点》，袁翰青：《从化学物质的命名看方块字的缺点》，刘泽先：《从科学新名词的翻译看汉字的缺点》[87]，仅从文章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学家对于文字改革的态度。1956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创办《拼音》杂志，其目的是“研究和实验汉语拼音文字”[88]，这里的“拼音”可不是后来“拼音方案”的“拼音”，而是先前“拼音文字”的“拼音”。正如有人所概括的：“其实，解放后那几年，汉字拼音化改革运动已经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局面，甚至可以说形成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态势。”[89]直到80年代，还有人主张汉字拼音化，“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拼音的道路，是正确的。”[90]可见这个观点是多么强大。可以说，自汉字产生以来，1950年代是汉字最危险的时刻，那时汉字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
是毛泽东挽救了汉字，轻轻的一句“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就把拼音文字方案废弃了，实际上是把这扇门关了，一两拨千斤，但却力挽狂澜。《拼音》第二年就改为《文字改革》。毛泽东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他同时充分利用拼音文字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研究的成果，把它转换成学习汉字的辅助手段或有效工具，即“汉语拼音方案”。假如50年代实行汉语拼音文字，现在60岁之前的人都不认识汉字，古籍、鲁迅以及毛泽东的著作都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没有人认识，可以想像那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
毛泽东之所以把当时已经推行得热火朝天的拉丁新文字停掉，根本原因就在于拼音文字对于汉语来说根本就行不通，正在推广的拉丁新文字具有致使的缺陷。强行推行拼音文字只会对中国文化、思想造成极大的伤害，时间长了，也会在政治上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陈越在介绍越南语言改革的成功经验之后，也对它的问题进行了抽象的反思，他的结论是：“拼音文字对同音字问题不好处理”，“拼音文字不适宜写高深的著作”，“拼音文字不能继承文化遗产”，[91]我认为这三个问题，正是汉字拼音化的根本缺陷，且是无法克服的缺陷。
汉字是汉语的根基，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性。汉语最大的缺点是同音字多。汉字接近5万个，标准化后，汉字的总“音”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比如以B开头的一共只有16个基本音，加上声调区别共58个，这样算来，国音大概1000多个[92]。因此，汉语本质上不是表音语言，非要把它变成表音文字不可，就违背了汉语的本性，必然造成冲突、矛盾，混乱不堪。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如果不事先知道汉字，仅从字音上有多少人能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fei qi gui re ji zhi,can ye;jian yi bu wei,wu yong ye.”如果不告诉汉字的原文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又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些字母意思。在电脑上用拼音输入法输入“yi”，跳出388个字，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义，多数字不只有一个意义，在拼音行文中，有谁能知道“yi”究竟是表达什么意思？拼音文字解决简单的日常对话可以，但深入一点就不行了，唐兰举了一个例子，“又有油，又有肉”，山东话“肉”音“油”，那么这句话写成拉丁化新文字就是“iu iu iu,iu iu iu.”[93]如果没有前面的汉字，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意思？赵元任曾设计过一个《通字方案》[94]，引起周恩来的兴趣，但有意思的是，赵元任曾创作过几篇同音文，比如：“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适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95]没有汉字书写，这篇文章如何读？又有谁理解它的意思？这虽然是一个特殊例子，但它深刻地说明了汉语是“看”的语言而不是“听”的语言，是“义”的语言而不是“音”的语言。汉字才是汉语的根本，汉语不再是用汉字写的，那就不再是汉语了，汉语的优长就没有了。
另一方面，中国幅员广阔，汉字由于历史时间长，语音不仅历时变化大，纵向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中国的南方，有时一座山都可能成为语音不同的重要因素，山这边的人听不懂山那边人说的话。如果按照语音来划分语言，汉语简直就不能说是一种语言，而是几百种甚至上千种语言。如果按照方音来设计汉语，那汉语将是混乱的海洋。
汉语不是表音文字，这是它的短处，但构不成根本性的缺陷，汉字的“形”与“义”方面的长处把这一短处弥补了。唐兰说：“旧汉字对于同音字的分化，本来全仗形符（即意符）的区别。”[96]但拼音文字把“形符”和“意符”都消灭了，同音字便失去了区分的依靠从而“泛滥”成灾。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语的表音问题，反而把汉字的优势和独特性全部丢掉了。极言之，汉字拼音化就是发扬汉字的短处，消灭汉字的长处，使汉语成为一个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文字。唐兰说：“中国语言里有很多同音词，这一个困难在中国文字里是基本解决了的。如其只用拼音文字，就无法解决这一个困难。如其用‘词儿定型化’，那就必须死记一些定型了的词儿，那末，跟死记几个汉字又有什么不同呢？况且一些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汉字如：一、二、上、下等字，比任何拼音文字还要简单，一定要把这些基本字也改作拼音，是没有必要的。”[97]汉字最大的优点就是其超越性，联结过去与现在，联结中国广大的疆域，不因时间变化而变化，不因语音不同而不同，具有超强的统一性。唐兰说：“语言是容易变化的，容易受地域的限制，文字和语言配合得越密切，它的流行地域越窄隘；反之，越是能统一歧异语言的文字，从每一种方言来说，就距离更远。旧汉字跟现代方言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它能统一广大的区域，一个福州或广州人，跟一个北京人，说话几乎完全听不懂，写出来的字是一样的。”[98]汉字几千年，始终变化不大，特别是楷化以后，超稳定，所以我们今天读唐宋时的书，没有大的文字上的障碍，这是汉语的巨大优势。文字的统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中国的疆域广大，自古就是中央集权国家，分裂之后最后总是能够统一，与这种语言文字的统一性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将会造成中国语言文字的大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将会很难“愈合”，这种分裂将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做到语文比较一致，必须创造方言文字，那末在全国将有数百种的方言文字，但就是这样，也不见得完全一致。”[99]拉丁化新文字，本质上是把中国的文字按照方言区分为很多种，倪海曙说：“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国工人阶级所创造的文字，是工人阶级的文字，不但它的产生跟工人阶级有着血缘的关系，就是它未来的发展和成功，也是离不开工人阶级的。”[100]文字分人群或阶级，分地域，有农民用的文字，工人用的文字，知识分子用的文字，有北方话文字，广东话文字，还可能搞出商业文字，军队文字；杭州话文字，宁波话文字，义乌话文字等，到时候一个《人民日报》将有几百种文字版，这样汉语就会四分五裂，就是有人说的“国未亡语言文字先亡”。如果真的这样，那温州人到宁波就像是到了外国，还需要翻译；浙江人到广东就像英国人到法国。如果真的这样，广东出版的书籍，浙江人全都看不懂，要看还得找专人翻译，就像今天我们翻译英语著作、法语著作一样。这样的中国还是中国吗？这样的中国即使是统一的也是形式上的统一，随时可能分裂。汉语是字本位语言，主要字形与字义的统一，一定要改为以语音为本位，必然造成语言与文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样文化上也会天下大乱。
关键还在于，汉字也不可能改为拼音文字，唐兰说：“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既然用惯了音节文字，要改为以词儿为单位的文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中国语有难以想象的丰富的词汇，如何确定词儿既没有科学的标准，即使骤然制定了几万到几十万的词儿，也无法教人去一一学习与应用，那么要创造以词儿为单位的文字，只能是某些人的空想，是经不起考验的，是无法实践的。”[101]汉语是字思维，汉语的“词”主要是由汉字组合而成，词具有历史性、沿袭性、约定性，也有写作性，写作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字进行组词，这时，“词”也可以看作是句子或句子成份，不用特别学习，不用死记硬背，“望文”即可“生义”。在这一意义上，汉语的词千变万化，非常灵活，汉字拼音化舍“字单位”而改“词单位”，将会造成海量的词语，大量是有意义但无用的，且既不能穷尽，也无法分辨。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词语呈几何级的增长，但汉字以不变应万变，轻松自如。而拼音文字以词为单位，同音词太多，容易混淆，也记不住，比如jiegou（解构），实际上是在过去的“结构”“结垢”“界沟”上增加一个相反的意义，这太复杂了。而且，同音词太多了，根本就无法区别，比如电脑用拼音输入，随便输入比如“qishi”，跳出来近30个词语，没有汉字，在一篇文章中没有谁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当然可以根据语境猜测，但这太麻烦也太费时，而且还不一定准确。难怪“黎锦熙先生用注音字母记日记，时间长了自己念不出来。”[102]陈光尧早就说过：“形体和原字相距太远，彼此毫无一丝可连，故在看的人起初每每尚需多费一层拼音的手续，然后‘字义’有无错误还不敢保，这已是拼音文字的一个大缺点。”[103]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使用拉丁化新文字，慢慢地，大家就会不认识汉字，这实际上意味着把汉字文献一古脑儿抛弃，也意味着把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一刀斩断，这同样是灾难性的。唐兰说：“原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可以从头创造文字。已有文字的就不行。”[104]没有文字，或者文字本身就是外来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改换文字，但对于已经使用了几千年，并且使用得非常顺手的中国，突然改掉汉字，并且是改用一种与汉语相抵触，把短处变成长处的新文字，从民族情感来说，也无法让人接受。最根本还在于，新的拼音文字总体上比原有的汉字差远了，1957年文字改革讨论中，有一位生物学家对汉字的优点是这样概括的：“每个汉字都是一个单音节的符号，又代表着一个意义，如和其他的字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词’，可以‘望文生义’。同时也适合用来书写没有‘性、格、时间、语气、单数、复数等的变化’的汉语。”[105]陈梦家说：“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106]又说：“我们已经用了三千年了，没有出过‘漏子’，再使用下去，我看也不会出‘漏子’的。”[107]岂只是没有出漏子，而且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曾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的确，清中叶以来中国出了问题，但怎么能归罪于汉字呢？
徐特立说：“只有不周密的文字才易学，才易普及。”[108]拼音文字是不周密的文字，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用用勉强可以，但涉及到高深问题就难以为继。拼音文字在大众的层面上有一定的道理，而对于古文和现代规范的语体文则完全不适用。王力说：“老实说，现行的语体文完全倚靠汉字而生存，反过来说，也只有汉字能写现行的语体文。拼音文字决不能胜任愉快。假使把它用拼音文字写出，而读者能看得懂，就因为读者脑子里先把它仍旧翻译成为汉字，然后去了解它。假使把它念出来，而听者能听得懂，就因为听者看惯或写惯了这一类的‘语体文’，他的‘听像’（image auditive）与平日读写的习惯相适合。总之，假使现在就使语体文与汉字完全脱离关系，那么，新汉字所写成的语体文会比汉字所写成的文言文更难懂十倍。这样的文字改革，岂不是有损无益吗？”[109]用拉丁化新文字，只能用农民、工人听得懂的语言作为标准语，也即大众语，但是，正如王力所批评的：“不幸得很，农民的语言实在太贫乏了：它没有表达现代思想的词汇，也没有缜密的语法。我们如果完全采用农民的口语作为新汉语，再根据新汉语写成新汉字，那末，写下来的文章一定浅薄，含糊，造成了退步的文化。”[110]那样，中国思想文化将会出现巨大的倒退，倒退到工人、农民大众的水平，中国的思想将长期停留在日常生活的水平，中国将不再有哲学、历史，所有的文学都变成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儿童文学，成为没有思想的东西，因为根本就没有表达深刻思想的字和词。
所以，在中国实行拼音文字是荒唐的，汉字拼音化是清末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最大的一个馊主意。万幸的是毛泽东把它否定了，否则中国人将生硬地被割断历史，自己亲手葬送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文明失却了与古代文化的联系，将倒退一大步。
既然汉字拼音化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无论是从语言本身上还是从文化方面以及民族心理习惯上，它都是走不通的，那么，以汉字拼音化为前提的简化字作为过渡方案就失去了依托，换句话说，简化字作为汉字改革的过渡方案是不成立的。
退一步讲，就算简化字作为汉字改革的过渡方案成立，那么，这“过渡”也应该有一个时限，不能一直这样“暂时”下去。关于简化字的“过渡性”和“暂时性”，关于简化字实际与汉字拼音化未来究竟是什么关系，相关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都只有抽象的表述，没有具体的阐释，更没有理论上的详细论证，倒是一些学者曾展开论述，比如张世禄说：“这两种工作是整个文字改革的道路当中相互衔接的步骤，是整个文字改革的计划当中先后实施的程序。”[111]“文字改革的目标是在把我们现在通行的汉字改做一种拼音文字，但是在进行准备拼音化工作的时期以及在新旧两种文字交替的过程当中，汉字仍然是一般人民必要使用的工具；所以把现在应用的字体适当地加以整理和简化，是适应着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人民大众的需要的。”[112]“我们决不能把汉字简化和拼音化这两方面的事情混为一谈，也决不能希望在汉字简化的基础上来实现拼音化。”[113]也就是说，汉字简化和汉字拼音化并没有内在逻辑联系，它们都属于汉字改革工作，但其性质完全不同，汉字简化是切实可行的工作，是实际操作的工作，汉字拼音化是设想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设想的这个汉字拼音化方案只是一个理想，根本就没有可行性，而现行的简化字又是临时的，这就出现了混乱。当时，简化字因为被定性为“暂时”的，所以繁体字和简化字两套字并行存在，这是可以的，但6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一直“暂时”下去，而要有所选择，现在的条件和环境决定了这个“过渡”时代应该结束了，简化字方案是“过渡时期的权宜办法”，但“权”不应该是这么长时间的，否则就是“经”了。经过60年的观察和实验，加上理论研究，现在可以下结论了，这个结论就是废除简化字，结束简化字的历史，让简化字回到它自身的功能和状态之中去，正如历史上的简化字一样。
三
简化字之所以要废除，根本原因还在于，简化字方案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总体上还是繁体字更为优越。
为什么要简化字，除了汉字“繁难”，汉字非长久存在最终要让位给拼音文字这两大理由以外，还有一些其它的理由。张世禄列举了10大理由，除了大多可以归属到上述两大理由之中以外，还有一些技术范畴的理由，比如：第六，“字典里编排字体的体例和次序，都得不到一个妥善的办法。”（35页）“第七、由于编排和检查字典没有妥善的办法、其它应用汉字来编制的各种目录和索引等，如图书目录、文件目录、名辞索引、电话薄等，都随着得不到妥善的办法”（第36页）第八，“书写、记录、打字、印刷等，比起使用拼音文字的情况，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并且无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第36页）第九，“用汉字来翻译外国或别种民族语言的名辞、术语，如果直接用音译的，就有很多的不便。往往是同一个译名，有很多不同的写法。”[114]这些技术上的问题，现在不仅解决了，而且解决之后汉字比字母文字具有更多的优越性。有些问题，比如翻译的问题，汉字不能解决，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其实也不能解决。这些都是真正的“暂时”问题，都是一些皮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是提高技术，而不是简化汉字。正如陶坤所说：“要文字适用于机械，而不求改良机械来服务于文字，似乎本末倒置，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行为。”[115]这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其正确性。所以，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汉字简化的理由今天也不成立了。
汉字落后，也是汉字简化的重要理由。但我认为，汉字落后论本质上是中国落后论在语言上投射的一个阴影，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落后的时候，也是中国人讲汉字落后最多的时候，比如清末民初和30、4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很少有人再讲了。汉字落后论在语言学上没有任何根据，正如许寿椿说：“由于列强残酷有侵略、烧杀、凌辱、使国人的尊严、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民族虚无、民族悲观情绪蔓延。汉字落后论一出就成为了西方语言文字的新证据。按照西方仅仅依据拼音文字总结出来的理论：文字发展有三个由低到高的阶段：象形、表意、表音。汉字是处于最原始、最初级阶段的文字。按西方的理论：文字仅仅是记录有声语言的，是从属于语言的。‘言文一致’是文字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汉字是表意的，‘言文一致’水平低，所以汉字是落后的。”[116]铅字，文化不平等，以西方语言为根据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经济落后、科技落后等诸多因素才是导致汉字落后论的根本原因。但今天，这一切都变化了，铅字被电脑字所取代，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越来越平等，语言学理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偏见或者西方中心主义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纠正，汉语理论以及包含汉语的语言学理论也建立起来了，汉字不再认为是落后的文字。这样，汉字简化的理论基础实际也不存在了。
简化字还有一个理由：汉字“趋简”是汉字的发展规律，因而简化字是顺应汉字的历史发展。比如钱玄同说：“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117]这一理由后来一直被沿用，也成为50年代简化字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但是，汉字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很难用“趋简”或者“趋繁”进行简单的概括。王宁说：“汉字的造型趋向于简化还是繁化，历来有不同的看法。”[118]“事实上，在汉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既有一部分个体字符笔画减少，又有一部分个体字符笔画增多，这是表意文字的特点决定的。”[119]对于汉字的发展来说，“简”“繁”是很粗暴的概念，什么是“笔画”其实都值得反思。简化字主要是笔画问题，钱玄同说：“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120]但首先是笔画如何界定？比如英语的字母a大写算几笔？小写又算几笔？按照汉字的算法，小写一笔，大写三笔，但小写的一笔并不容易写，费时也不一定就少。同样，甲骨文有很多“芽”式的笔画，究竟如何算笔画？按照现在的“断笔”为一笔的原则，它有很多笔画，但从“刻”的角度来说，它不难，很容易刻，费时也很少。大篆、小篆，有很多“曲”笔，又怎么算笔画？
汉字经历了古文（包括甲骨文、金文）、篆书（大小篆）、隶书、楷书，行草书五个阶段，但只有楷书最后成为标准汉字，变成了印刷体，而古文、篆书和行草书从来没有进入印刷体（目前有人在尝试，但不成功），行草从楷书中延伸而来，它们实际是楷书的附属体，这样，汉字的发展总体上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文阶段、篆书阶段、隶楷阶段，这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繁简变化情况，陈光尧说：“在甲骨文里，往往一个字有好多写法。这些写法有繁有简，不过大体上看来是比较简单的。”[121]篆书也是有简有繁。楷体定型下来之后，承继下来的一批字是比较简的，与原古文和篆书相比貌似“趋简”，但增加的字则多是比较繁的，且增加的字在总体上是“趋繁”，50画以上的字，都是楷体定型后产生的，特别是一些合体俗字如“招财进宝”四字合成的一个字等，笔画非常多，一般字典都不收录，即不承认它是一个汉字。从古文到篆再到隶楷，汉字的字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书写工具的角度来说，是从刀刻向笔写转变，很难进行简单的笔画比较，因为甲骨文、大小篆很难用现在的“笔画”来表述，隶变之后才有现在的笔画概念。现代以“断笔”为笔画标记，但这是毛笔的概念，刀刻中“断笔”非常多，且没有规律，因而古文和篆书很难统计笔画。从古文向篆书向隶楷的变化很难说是繁化或者简化，横直的变化，曲线的变化，不能说是简化或者繁化。一定要硬性比较，楷体是最复杂的，甲骨文、金文、大小篆，没有50画以上的字。其实很多日常字，甲骨文、篆书标准字都比隶楷的笔画少，比如“口”字，篆书2画，楷书3画；“日”字，篆2画，楷书4画；“月”字，篆书3画，楷书4画；“师”字，篆书6画，楷书繁体10画，简体6画；“自”字，篆书4画，楷书6画；“目”字，金文四画，楷书5画。这是相同写法的，还有很多写法不同的，比如“位”、“法”、“司”、“货”、“作”、“空”等，篆体都比楷体要简单，笔画少[122]。随便翻“书法五体字典”（如刘健《五体汉字汇编》上下[123]）或者“汉字源流”（如《汉字字源精解字典》[124]）之类的书，都能找到很多笔画比隶楷少的篆字、金文字、甲骨文字。所以说汉字“趋简”，这只是很多人的直观印象，是并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沿袭观点”，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内容。
仅就书写来说，其实未必是笔画多就难写，笔画少就好写，笔画与费时一般来说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但笔画多少与书写的容易与否没有绝对关系，好写与不好写与“笔顺”有很大的关系，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构成不规则，部件没有规律性，字形比较接近、笔画不连续的汉字是不好写的，比如“戊”、“戌”、“成”，它们的笔画并不多，但难写。有些字虽然笔画多，比如矗，其实很好写。在这一意义上，减少笔画不一定能解决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从书写的角度来说，在现代社会，隶楷已经不是书写的汉字，而是印刷的汉字，除了初学时人们会一笔一画地书写汉字，其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掌握汉字，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写得自由随便，字体上多为行书，也有草书。简化汉字主要是为了书写的方便，本来是为了解决书写的问题，但最后解决的却是与书写关系不大的印刷体，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解决手书的问题，应该制定标准行书和草书，就像于右任已经做的那样，因为已有的行书和草书字型太多，且差异很大，很多已经脱离了原字形，作为书法艺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作为日常手书，难识难写，汉字改革可以做的是选择一种方便书写、又便于识别的行书和草书作为标准，供普通人日常书写用。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楷书的简化字看作是手写体，既然是手写体，那就只能作为辅助的方式，而不是替换作为正书的印刷体，就是说，大家在平时书写时可以写简化字，就像古人一样，但印刷体还是应该用通行的、使用了几千年的正书。既然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简体字，把古代简化字作为手书体合法化也是可以的，但它不应该越界。
“古已有之”，这也不是今天实施简化字的理由。简化字的确“古已有之”，现行的简化字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新造的，绝大部分都是用古字，古人们创造了简化字，它也在日常手书中被广泛地使用，有的通行范围还比较大，但古人并不用它作正体字，古人这样做是有他自己道理的。正字不仅是某个时代的，也是祖先的遗产，还是联结未来的桥梁。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根据自己对汉字的理解和书写习惯对汉字进行修改，那今天的汉字还可能是这样的吗？那我们还能读千年前先人的著作吗？汉字之所以这么稳定，与先人们不随意改动它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优良的传统。文字本来就是符号，汉字本来是约定成俗，它没有“真理”意义上的对与错，有些字也有瑕疵，但已经沿袭了一千多年，“错”也成了“对”。除非问题特别大，否则没有必要轻易改动。汉字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到了楷书时已经非常完善，对中国古代灿烂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足够说明它的合理性。当然，并不是说汉字就不发展了，汉字当然要发展，比如产生新的字，也可以“整形”，有些过于繁琐的字可以让它休眠，有些很好的字可以让它复活，某些广泛通行的简化字也可以“扶正”，也可以适当简化，但如此大规模的简化，面目全非，破碎不堪，完全没有必要。
简化字在中国古代的确也有进入印刷体的先例，其中最著名的是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全相三国志平话》等，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列12种文献，其中宋刊2种，元刊3种，明刊3种，清刊3种[125]，还有一种是元抄本。当代学者也找到一些有简体字的文献，比如敦煌文献、地方文书，但少有印刷品。这说明，简字在中国古代正式出版中，很少使用。
直到上世纪50年代，汉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改革。比如读音不统一，汉字注音复杂，其解决的办法就是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是两件功在千秋的伟业，克服了汉语的根本缺陷，解决了汉语的顽疾问题。普通话解决不同地域人的交流问题，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和迁徙这么大，没有普通话，交流是很难想象的。汉语拼音方案非常有用，解决了汉字在识读上的巨大难题，更大的作用在于制定读音标准从而真正统一读音，大大优化了汉语，虽然也有一些不美满的地方，比如语音标准过于细微，过分依据北京方言，对于南方人来说，n、l不分，in、ing不分，en、eng不分，z、zh不分，c、ch不分，s、sh不分，没有加以考虑，其实可以更简单一些。汉字也有一些问题，汉字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异体字和规范化的问题，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正如船在海上航行时间太久了，本身有些老化，需要修补，同时有很多附着物，需要清理一样。这些问题后来通过“异体字整理”、“通用规范汉字表”等得以解决。
简化字本意是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但非常明显，它把这个问题粗鄙化了。解决汉字繁难应该是“优化”汉字，“表意效果好”、“辩词功能强”、“构形最大限度简化”，其标准有五：“有利于形成和保持严密的文字系统”、“尽量保持和维护汉字的表意示源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笔画”、“字符之间有足够的区别度”、“尽可能顾及字符的社会流通程度”，所以，“简化只是优化的条件之一，不能把笔画的多少，当成优选汉字的惟一标准。”[126]这是非常正确的。
60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简化字，我认为既没有必要，也不值得。简化字在局部上的确有所收获，但从长远的历史和未来来看，从世界范围和汉字文化圈来看，它是失败的，它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并且这种伤害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治愈。简化字虽然推行了，但不论是汉字上还是文化上以及人力物力上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胡乔木在50年代是明显赞成简化字的，并且为简化字做了很多具体的领导工作。但到了80年代，他率先对简化字进行反思。50年代胡乔木就发现了问题：“《汉字简化方案》里面的确有一部分汉字改得比原来的更乱了一些。”[127]但那时他是为简化字辩护的：“它本来紊乱，应该说汉字一开始就是乱的，后来变得更乱了一些。现在的简化汉字，如果在一定范围变得乱了，那么这也不过是继承了汉字原来发展的规律。”[128]虽然这个辩护苍白无力。
80年代，胡乔木开始全面地反思简化字，我认为他的反思不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具体上都是非常深刻的。“我们过去在汉字简化工作中所根据的原则和所采用的方法不够完善。我们过去简化要求是汉字的笔画要少，字数要少。简化的原则叫约定俗成。简化的目的要笔画少和字数少，这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它是不完全的。‘约定俗成’的原则是有它的必要性和正确的一面；同时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缺陷，也是不完全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完全。”[129]胡乔木提出15条简化字原则和方法，我认为这其实是对过去简化字的批评，他主要是批评“二简”（全称《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30]，但如果按照这些原则和方法去检视“一简”，那么“一简”真正能够存在下来的简化字将会非常少，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否定。胡乔木提出“结构单位”、“结构方式”、“笔形”“分解问题”、“难认难写”、“优先形声”、“多音字歧义字”、“记号字”、“部件和结构单位的同一”、“简化的字不再其它字中出现”[131]等问题。
简化字的问题不只胡乔木所说的15条，还可以列出一些出来，但归纳起来，简化字主要有三大根本性缺陷：
第一，简化字最大的问题是同音（或近音）替代，也可以说是把不同的字合并，从而造成字音、字义分辨困难，增加了汉字的负担，特别是习惯了简体字的人再学习繁体字，稍不小心就闹出笑话。比如“才”、“干”、“谷”、“后”、“伙”、“姜”、“庐”、“里”、“么”、“台”、“涂”、“余”、“几”、“云”，他们的繁体字分别为：“纔”、“幹乾”、“穀”、“後”、“夥”、“薑”、“廬”、“裏”、“麼”、“臺檯颱”、“塗”、“餘”、“幾”、“雲”，但实际上，它们更是两个字的合并。在古代，“才”和“纔”、“谷”和“穀”、“后”和“後”、“云”和“雲”、“干”和“幹”和“乾”、“台”和“臺”和“檯”和“颱”是不同的字，字音有时也有差异，字义分工非常明确，且多数都是常用字，但现在却混乱了，使用时要特别小心才能避免歧义。很多人误以为“纔”就是“才”的繁体字、“後”就是“后”的繁体字，“鬥”就是“斗”的繁体字，所以写书法作品就闹出“天纔”、“皇後”、“诗坛泰鬥”之类的笑话。同音替代，中国古人早就尝试过，最后证明行不通。“在先秦时，汉字字数还没有后世那么多，又没有标准的字书，当时人写文章，用字很随便，常以音同、音近（主要是双声）之字互相代替，后世训诂学家谓之‘假借’或‘通假’。这种通假之法给后世读先秦古书带来不少困惑或迷误。”[132]“汉人文章中还偶尔有这种同音通假的现象，魏晋以后的文章中就几乎不见此种用法了。所以我们读魏晋以后之文，不会再在这方面发生歧义误解，这应该是运用文字方面的一大进步。”[133]今天，我们身在其中，对于简化字理解上还不觉有多少困难，但可以肯定，有一天当今的著作也变成“古籍”的时候，这些同音字一定会变成巨大的麻烦，一定会有数不清的注释。日常生活交流中，我们某一个字一时不会写，写同音字是可以的，只要自己或对方看得明白就行，但正规的书写则不能这样，在正规的印刷体中，它就是“别字”。事实上，当今正规的书写包括中小学教学，写“同音代替”字就是写“别”字，“别字”和“错字”合称“错别字”，是不被允许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同音替代的不“合法”性。
第二，简化字破坏了汉字的构字规则，使汉字在构成上更加复杂且混乱，从而增加了汉字的难认、难记。实际上，汉字构造在“形”、“音”、“义”上都是有一定规则的，古人讲“六书”即“象形”、“会意”、“假借”、“转注”、“形声”、“指事”等，虽然由于发展，汉字越来越符号化，越来越远离“六书”，人们识字辩意也不再用“六书”解字，但“六书”的有些规则还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形声”，它是我们学习和掌握汉字非常重要的方法。但简化字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种规则。缪钺说：“繁体字基本上保留了六书的法则，所以识字可以因字形而联想到它的意与音，容易理解记忆，而简字破坏了六书法则，需要硬记，反而容易记错或遗忘。”[134]裘锡圭说：“有些简体同时破坏了形声结构的繁体字形的表意作用，如从‘艸’‘阑’声的‘蘭’字的简体‘兰’，从‘旨’‘尚’声的‘嘗’字的简体‘尝’，从‘页’‘豆’声的‘頭’字的简体‘头’，从‘鸟’‘凡’声的‘鳳’字的简体‘凤’字，从‘示’‘齐’省声的‘齋’字的简体‘斋’。”[135]“有些简体完全破坏或削弱了形声结构的繁体的声旁的表音作用。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如‘顾’（顧）、‘爷’（爺）、‘际’（際）、‘层’（層）、‘导’（導）、‘邓’（鄧）、‘标’（標）、‘鸡’（雞）、‘触’（觸）等字。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如‘灯’（燈）、‘邻’（鄰）、‘淀’（澱）、‘灿’（燦）、‘吨’（噸）、‘岭’（嶺）、‘础’（礎）、‘拥’（擁）、‘价’（價）、‘袄’（襖）等字。”[136]相比较而言，上述繁体字更有规律可循，不仅表音，还表意，更容易记住，意义也更可以从字本身看出，至少具有提示性，而简化字完全变成了符号，不管是音还是义，都只能死记硬背。
王宁提出汉字五优化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很多简化字都是不符合的，不仅没“优化”，反而是“劣化”，不仅没“简化”，反而是“繁化”。比如“部件”问题，简化字实际上是增加了汉字的部件，有些字表面上简化了，但总体上实际上是增加了部件，有的部件甚至一分为三，什么地方该用过去的部件，什么地方该用简体的部件以及该用哪个简体的部件，不可捉摸，具体某个字的书写可能简单了，但整个汉字体系却变复杂了，记忆和书写都变得困难了。王宁先生举的例子非常有说明力：“‘邻’、‘怜’更换了声符而‘燐’、‘粼’仍存，原来的‘粦’独自承担示音作用的一组形声字反而改由‘令’、‘粦’两构件承担。总体系统并未简化。”[137]“‘扑’、‘仆’、‘朴’以‘卜’代‘菐’”，‘补’又以‘卜’代‘甫’。两组形声字音近，本可以合为一个示意系统。但‘璞’、‘捕’仍存，与原来相比，非但没有减少构件，反而多出了一个‘卜’。何况，‘捕’如也类推为‘扑’，必然与‘撲（扑）’相重，又绝不可行。”[138]“‘滬’简为‘沪’，‘護’简为‘护’，二字同音，声符合并是可以的。但‘廬’、‘爐’、‘驢’也简化为‘庐’、‘炉’、‘驴’，它们与‘沪’、‘护’并不同音，而‘盧’单独使用时又简作‘卢’，该同一的没有同一，该区别的又没有区别。”[139]如此复杂，搞文字学的专家都有点头晕，普通人如何弄得清楚？这才是真正的“繁难”。胡乔木说：“凡是繁体字的一个部件或整个字已经简化了的，这个部分或这个字的原来的样子，就不应该再在另外一个字里出现，否则就是多出来一个字或一种结构，因为原来的那个字或那个结构并没有简化掉，比如‘並’字简化成‘并’，可是‘普’字、‘碰’字还有原来的‘並’，当教师教小学生这两个字的时候，就会带来新的麻烦。应该承认，这样的简化，同时也是一种繁化。”[140]
简化字中增加最多的部件是“又”，其次是“×”和“云”，比如“义”、“层”等。“又”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纯粹是“填空”或“补缺”，完全是一个万能符号，某个部件不好处理就用它代替，充满了随意性。比如：“对”（對）、“难”（難）、“观”（觀）、“欢”（歡）、“艰”（艱）、“权”（權）、“劝”（勸）、“双”（雙）、“凤”（鳳）、“叹”（歎）、“邓”（鄧）、“汉”（漢）、“鸡”（雞）、“仅”（僅）、“戏”（戲）、“圣”（聖）、“树”（樹）等。“鄧”中的“登”简化为“又”，但“燈”中的“登”却又简化“丁”。“對”简化为（对），但“树”中的“对”却又是由“尌”简化而来。有些部件简化为“又”，但在另外的字中，它又保持原部件。比如“罐”、“灌”等，“灌”如果类推简化就是“汉”，和“汉”（漢）相重。这实是太复杂了，太混乱了，没有人可以把它搞清楚。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流沙河老先生近年对汉字构成非常感兴趣，写成《白鱼解字》[141]和《正体字回家——细说简化字失据》[142]两书，特别是后书，分析细致，论据充分，从“解字”的角度可见简化字之没有道理。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我认为，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是不成立的，本质上是把过去已经抛弃的东西重新捡拾回来，重蹈覆辙。易熙吾把简化字分为8种类型：“简省偏旁”、“简换偏旁”、“草书楷化”、“同音兼代”、“改换字例”、“简存轮廓”、“符化代用”、“备用新字”，[143]这具有简化的原则和方法论意义，但表述不是很明确。陈光尧归纳罗列为12种：采用俗字、楷化草书、采用古字、采用古文本字、同音（或近音）代替、采用简化异体字、新会意造字、新形声造字、缩小过宽的字、缩短过长的字、删并重复部分、采用原字部分笔画或零件。其中，采用原字部分笔画或零件一条又可以分为七种情况：采用字头，采用原字左旁、采用胡字右旁、采用原字上半，采用原字下半，采用胡字两头、采用原字内部或外部。[144]我认为这其中的每一条都是值得商榷的，俗字是手头字，是手写字、民间字，本来就是不正规的，一定要把它“扶正”，相反，把本来的“正字”“打倒”，这种“革命”没有任何意义，徒破坏汉字的秩序而已，人为制造混乱，自找麻烦。楷书草化，会造成汉字的难区分，草书虽然写起来快而顺，但草书是最难辩认的，很多不同的部首甚至完全不相同的字在草书中是一样的，如果草书楷化过多，就会有大量的笔画同一而合并，很多字也会同一而合并。比如“成”与“来”在草书中非常接近。“言”字旁简化为“讠”，实际上是草书楷化，但它和偏旁“氵”非常接近，印刷体一般不会搞混，但手写则不一样了，行草“没”和“设”经常不易区分。“倉”和“侖”在繁体字本来是很容易区别的，但简化为“仓”和“仑”之后，不论是印刷体还是手写体，都容易搞混，眼神稍有不好，“抡”和“抢”就会搞错。
古人把古字废掉或者休眠是有道理的。同音（或近音）代替就是写别字，任何时候它都是错误的。异体字本来就应该用强制的手段，让它们退出使用，何况还是异体字的“俗”字，也就是说，异体字都没有资格生存，异体字的俗字就更没有资格生存下去。至于新造字，不管是会意字，还是形声字，都没有必要。汉字已经很多了，达8万之多，要什么字都可以从已有的字中去找，而不必新造，从而增加汉字的负担。当然，新的事物之命名比如化学元素，这是特殊情况，不宜多，只要是已有汉字能够表达的，就不要再新造。而所谓“过宽”、“过长”，不好书写，或者书写放不进格子，都是暂时的问题，细节问题，可以从纸和笔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必动汉字之根本。汉字构成的重复有它重复的道理，删除会破坏构形，也会破坏意义表示，同时，“蟲”简化为“虫”，“纍”简化为“累”，但“聶”却又简化为“聂”，“轟”却又简化为“轰”，而“矗”、“鑫”却又不简化，规则也不一致，这种做法导致汉字越发混乱。至于采用原字部分笔画或零件，这是典型的破字，感觉汉字像是被阉割了，顾此失彼。汉字改革家们似乎太随心所欲了，太不严肃了。
按照笔画排列，“厂”、“卜”、“儿”、“几”、“了”、“干”、“亏”、“才”、“万”、“与”、“千”、“亿”、“么”是笔画最少的。下面我就具体分析这些字，从而说明简化字是否比繁体字好，是否越简越好，是否有利于学习和掌握等。
“厂”，由“廠”简化，保留原字笔画。简化之后字音没有了，和另外一个简化字“广”只有一点之差，很容易混淆。并且“廠”字笔画并不多。“厂”古有此字，一读“hǎn”，其义已不用，一读“ān”，义同“庵”，还使用，这样两个字就相撞了。古代“廠”“厂”音形义都区别得非常明显，现在把它们生硬地合在一起，其音义都相差甚远，人为制造出一个多音字出来，增加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义项。总体是人为地增加区分负担。把古籍用简化字排印，我不知道原“厂”字如何处理？
“卜”，由“蔔”简化，勉强可以算作是近音替代。其实是把两音形义完全不同的字合并了。“蔔”音“bo”，只有一个用法，即“萝蔔”，表示植物，非常好。“萝卜”不伦不类。“卜”音“bǔ”，古代是常用字。
“儿”，“兒”的简化字，保留原字部件。但“倪”、“猊”、“睨”、“霓”等“兒”作为部件字全部保留。一字变两，人为繁化。“兒”字的笔画本来很少，已经低于简化字的平均笔画，还要简化，实在让人想不明白。简化它肯定不是笔画上的原因。
“几”，“幾”的简化字。实际上是两个字合并，就成了多音字。“jǐ”音时是表示数目，“jī”音时是“茶几”、“几乎”之义。
“了”，“瞭”字的音义功能分化，还不能简单地说是“瞭”的简化字。实际上是把“瞭解”的“瞭”归并到“了”（音“liǎo”）字去，而保留“瞭望”的“瞭”（音“liào”）。而“撩”、“撩”、“寮”、“療”等字不简化。我肯定说清楚了，假如你还没有弄明白，那是它太复杂的缘故。
“干”，其实是“干”、“幹”二字合并，再加“乾”的部分功能，通常看作是“幹”、“乾”的简化字。这三个字的处理也是被人广泛垢病的。原“干”字，音“gān”，有6种意义，如“干旱”、“干妈”等。原“幹”字音“gàn”，有5种意义，如“树干”、“干部”、“才干”等。而“乾”字，音有二读，一读“gān”，有6种意义，如“干涉”、“干支”等，二读“qián”，用于“乾坤”、“乾隆”二义。简化字方案是把音“gān”的“乾”合并到“干”字，而保留音“qián”的“乾”不变。胡乔木批评这三个的简化处理：“至少是不应该把原来不同音的字变成一个字，不应该增加一字多音的字。过去简化汉字时，把‘干’‘乾’‘幹’三个字合并成为‘干’，就不合理，在使用中有时就无法分清意思，容易造成歧义。”[145]非常有代表性，也很有道理。
“亏”，“虧”的简化字，但古有“亏”字，音“yú”，“于”的异体字。
“才”，“纔”的简化字，但其实是两个字的合并。作为副词的“纔”和“才能”的“才”，本来完全不相干，仅仅是音相同就被合并了。如果因为音相同就合并或简化，那汉字需要合并或简化的字太多了。“纔”算是倒霉的，但还有更倒霉的，音相近也被合并了的比如“蔔”。
“万”，“萬”的简化字。“萬”笔画不多，又好看又好写，在任何时候都是常用词。简化为“万”，与“方”只有一点之差，又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万”姓相重叠了。
“与”，其实是“與”的异体字，不算简化字。但在古代，“与”字用得很少，通行的还是“與”。
“千”，其实是“千”字收编了“鞦韆”中的“韆”字，同间替代。
“亿”，“億”的简化字，把右边的“意”改为“乙”，但“意”并没有简化，除了“忆”以外，“薏”、“镱”、“臆”、“癔”等并没有相应简化，反而是汉字体系被破坏了。
“么”，“麼”的简化字，音“me”，但实际上是两个字的合并。与其它简化字不同的是，现在“么”用原“么”字形，用原“麼”字音。但同时也保留原“么”字的读音“yāo”，而读“mó”时又保留原“麼”字，所以，“么”最后变成了多义字，多音字，“麼”本质上并没有简化，只不过两个字被人为地纠缠在一起而变得复杂化了而已。也就是说，在繁体字体系中，“麼”为多音字，读“me”和“mó”；“么”读“yāo”，通“幺”。二者音义分明，绝不会搞混淆。“麽”在简化字体系中并没有消失。
最后还要说说“二简”，既没有批判它的意思，也没有为它辩护的意思。“二简”也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修订而成的。1972年开始，郭沫若负责，叶籁士具体组织实施。“一简”陈光尧参与了执笔，而“二简”则主要是由陈光尧执笔完成的。在组织上，在人员上，“二简”和“一简”都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继续和深化。在简化的原则和具体方法上，“二简”基本上沿袭“一简”。“二简”1977年5月公布试行，但第二年即“废止”。
对于“二简”，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大家几乎是几乎众口一辞地否定，“万里同志认为，现在不宜明确提实行汉语拼音文字。这样提没有积极意义，反而有消极作用，有人会有反感，中央也通不过。……万里同志也不赞成过多地简化汉字。他说，简得太多了，大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146]这个说法和邓小平1978年10月23日会见日本首相福田时说的几乎完全一样：“简化了就不好办，就看不懂古文了，省略那么多，我也不明白。”[147]有意思的是，对于“二简”，学术界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都持反对态度，胡乔木也赞成废除“二简”。归纳起来，学术界反对“二简”的理由无非是同音字替代、偏旁类推、形声字义、新造字、汉字构件等老问题，有人认为“二简”违背了汉字美学、违背了汉字自然演变规律等。其实，“二简”的问题在“一简”中都存在，只不过更加突出而已。我们现在对“二简”所有的批评原则上都适合于“一简”，因“二简”和“一简”在简化原则和方法上是一样的，理论上，否定“二简”也意味着否定“一简”，赞成“一简”也应该赞成“二简”。目前，肯定“一简”并严格地实施“一简”方案，而否定“二简”，“二简”不仅作为正字是“违法”的，而且手书也不被允许，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对于简化字，我觉得学术界有很多人是在违心地维护“一简”，否定“二简”。简化字应该不只是“字”和语言的问题了，而更涉及汉字和汉语以外的东西。
当初陈梦家读了王力的《汉字改革》之后的结论是：“我们看完了这本书，不免在心中下了这样一个判断：改革汉字的困难太多，不如不改的好。所谓改是改良，革是革新。从简体字到复音字无非要改现行的汉字使它好些，而实际上并不好些，至少有了这种好处，又生出别种缺点。”[148]60年过去了，现在看简体字当初的理由以及60年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这个结论，简体字虽然有局部好处，但繁体字更为合理，简化字还不如繁体字好。
事实充分证明，简化字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初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比如，简化字占当时铅字的五分之一，当时重新做字模，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每个印刷厂现存的字模、铅字，每副都要换五分之一，全国统计起来，耗费的人力、物力很不少；而且不是短期间所能做得到，如果将来还要进一步把2000个常用字以外的其他铅字全部改换，困难和浪费将更增加几倍。”[149]“物质上的困难就是铜模一下子做不出来。中国的铜模大部分是从日本买来的。铜模是由刻字家刻的，做铜模先要刻模坯，这工作很不简单。”[150]还有很多其它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经济上又不富裕，要做的事情很多，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搞简化字，真的是不值得。今天，繁体字又不可能废除，也不应该废除，大部分人都要学习繁简两套字，这在学习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巨大的浪费。今天，我们批评日本、韩国废汉字，嘲笑韩国人废除汉字后韩语不便结果是自讨苦吃，也嘲笑日本人没有远见自废汉字“武功”。但我们自己当初却是更为激烈，否定汉字，简化汉字，并且带动周围的新加坡等国家也向我们学习，影响很坏，我们有什么资格嘲笑韩国、日本和越南？
必须承认，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字改革运动贡献巨大，汉语在当时可以说处于巨大的混乱之中，特别是汉字拼音化的观点甚嚣尘上，党和政府最终确定汉字改革方向是推广普通话、实施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三项措施。现在看来，推广普通话、实施汉语拼音方案是绝对正确的，汉字规范化、异体字整理等是正确的，现在的好处大家都看到了，也享受到了。但简化字的确值得商榷。但与当时呼之欲出的汉字拉丁化相比，与“消灭汉字”相比，这个错误的后果是非常轻的。
许寿椿认为，各种设想都有可能被采纳、被推行，但都会比简化字方案造成更严重的破坏：“模式甲的确定、公布，表明当时新中国高层（共产党高层及各民主党派高层）决策者保持了基本的清醒、理智、冷静，在那么火热、激烈的潮流中，做出如此慎重决策是难能可贵的。这实际上使得新中国避免了一次‘擦肩而过’或者‘迫在眉睫’的更大的文字灾难。我愿意把新中国汉字改革模式甲看作是当时的最好选择、最佳模式。”[151]我非常认同作者对解放初汉字改革方案的评价，比较起来，简化字方案是最保守的方案，它使我们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假如当时真要搞一个拼音文字出来强力推行，现在可就是无法挽救的灾难。在这一意义上，汉字是幸运的，中华民族是幸运的。
今天，是反思和检讨简化字的时候了，是应该考虑恢复繁体字作为正体字的时候。唐兰说：“过去汉字是统一的，目前，我们还要要求文字的统一，并且要强调这一点。”[152]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编号16ZDA190）阶段性成果。
*高玉（1964-），男，文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王爱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19页。
[②]吴玉章：《关于汉字简化问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1页。
[③]吴玉章：《关于汉字简化问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1页。
[④]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
[⑤]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页。
[⑥]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页。
[⑦]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⑧]参见拙文《百年来汉字简化思想及其反省》，《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
[⑨]马体乾：《谈文字》，《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88页。
[⑩]张芷：《论中国文字改革的统一战线》，上海东方书店1951年版，第4页。
[11]陈光尧：《简字论集》，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1-23页。
[12]鲁迅：《致陈光尧》，《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页。
[13]陈光尧：《简化汉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第8页。
[14]陈光尧：《简化汉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第4-5、11页。
[15]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此版为影印本，原书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版，署名王了一。现收入《王力全集》第十九卷《龙虫并雕斋文集》（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
[16]王重言：《对于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的商榷》，《文字改革》1957年10月号。
[17]吴稚晖：《新语问题之杂答》，《吴稚晖全集》（第一卷），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18]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19]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
[20]吴玉章：《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对罗马尼亚广播稿》，《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这个意思他在另外的地方也讲过：“学习汉字比学习一种拼音文字耗费更多得多的时间。”（吴玉章：《青年们，为大力推行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而努力》，《文字改革文集》第113页。）
[21]吴玉章：《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22]吴玉章：《青年们，为大力推行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而努力》，《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5页。
[23]许寿椿：《汉字复兴的脚步——从铅字机械打字到电脑打字的跨越》，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24]许寿椿：《汉字复兴的脚步——从铅字机械打字到电脑打字的跨越》，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25]许寿椿：《汉字复兴的脚步——从铅字机械打字到电脑打字的跨越》，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26]陈梦家：《关于汉字的前途——1957年3月22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演讲》，《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6页。
[27]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第一册），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1页。此字典共8册。
[28]冷玉龙、韦一心主编，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尾页有“当今世界收汉字最多的字典”字样。
[29]韩少功：《现代汉语再认识》，《大题小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页。
[30]吴玉章：《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3-134页。
[31]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第一册），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32]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第七册），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6页。
[33]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 57页。
[34]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页。黎锦熙批评简化字不是维护繁体字，而是为了废除汉字。他曾说：“汉字当然不是好工具，是坏工具，四十年来，经过种种的比较研究，大家目击身验，铁案如山，不必再论。”（同书第18页）
[35]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36]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37]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页。
[38]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39]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40]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41]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42]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
[43]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44]易熙吾：《简体字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新建设杂志出版社1952年版，第34、35页。
[45]吴玉章：《关于汉字简化问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第93-94页。
[46]胡乔木：《汉字简化和改革的问题》，《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
[47]胡乔木：《汉字简化和改革的问题》，《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
[48]朱文熊：《江苏新文字·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49]王炳堃：《〈拼音字谱〉序》，王炳耀《拼音字谱》，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8-9页。
[50]陈光尧：《简字论集》，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4-5页。
[51]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52]吴玉章：《关于汉字简化问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1页。
[53]张世禄：《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54]章炳麟：《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55]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56]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57]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58]陆费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9页。
[59]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60]吴玉章：《关于汉字简化问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页。
[61]吴玉章：《关于汉字简化问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4页。
[62]胡乔木：《汉字简化和改革的问题》，《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63]胡乔木：《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6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1页。
[65]吴玉章：《青年们，为大力推行简化字和推广普通话而努力》，《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异文是：“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171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见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第101页）
[66]毛泽东：《致蒋竹如》，《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2页。
[67]毛泽东：《致马叙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68]吴玉章：《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9-90页。
[69]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838页。
[70]见《文字改革》1957年8月号。
[71]见《文字改革》1957年8月号。
[72]见《文字改革》1957年9月号。
[73]见《文字改革》1957年9月号。
[74]见《文字改革》1957年10月号。
[75]见《文字改革》1957年10月号。
[76]见《文字改革》1957年11月号。
[77]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78]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页。
[79]《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 1956年10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的第一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80]黎锦晖：《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158页。
[81]参见粟洪武：《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教育运动编年纪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2]光华书店，1947年版。
[83]光华书店，1948年版。
[84]开明书店，1950年版。
[85]劳动出版社，1950年版。
[86]张雁：《中国新文字概论》，东北书店1949年版。
[87]见《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较》，中华书局1954年版。
[88]《拼音》第1期，“发刊词”。
[89]许寿椿：《汉字复兴的脚步——从铅字机械打字到电脑打字的跨越》，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90]马宾、林立：《中国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91]陈越：《文化技术的发展和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东方书店1955年版，第218页。
[92]有人统计是1279个，包括不同声调，但50年代之前的拼音汉字方案多数是没有声调区分的，那样，总字音就更少
[93]唐兰：《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方案》，《唐兰全集》（第十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7页。
[94]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95]周有光：《语言闲谈（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页。
[96]唐兰：《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和推进，文盲教育儿童教育两问题的联系》，《唐兰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09页。
[97]唐兰：《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唐兰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25页。
[98]唐兰：《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和推进，文盲教育儿童教育两问题的联系》，《唐兰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10页。
[99]唐兰：《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唐兰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29页。
[100]王若望、王青编《新文字课本（工人用）·序》，劳动出版社1950年版，第1页。
[101]唐兰：《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唐兰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24页。
[102]陈梦家：《关于汉字的前途——1957年3月22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演讲》，《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6页。
[103]陈光尧：《简字论集》，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7页。
[104]唐兰：《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记录》，《唐兰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96页。
[105]倪海曙：《文改鸣放录》，《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106]陈梦家：《略论文字学》，《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9页。
[107]陈梦家：《关于汉字的前途——1957年3月22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演讲》，《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5页，
[108]徐特立：《徐特立同志论及新文字的一封信（代序）》，张雁《中国新文字概论》，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3页。
[109]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110]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11]张世禄：《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112]张世禄：《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113]张世禄：《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114]张世禄：《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115]倪海曙：《文改鸣放录》，《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116]许寿椿：《汉字复兴的脚步——从铅字机械打字到电脑打字的跨越》，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117]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118]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页。
[119]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页。
[120]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121]陈光尧：《简化汉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第15页。
[122]参见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123]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24]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125]刘复、李家瑞《宋无以来俗字谱》，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126]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57页。
[127]胡乔木：《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128]胡乔木：《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129]胡乔木：《关于当今文字改革工作的讲话》，《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页。
[130]《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文字改革出版社1977年版。
[131]胡乔木：《关于当今文字改革工作的讲话》，《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279页。
[132]缪钺：《简化字刍议》，《缪钺全集》（第七、八合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33]缪钺：《简化字刍议》，《缪钺全集》（第七、八合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134]缪钺：《简化字刍议》，《缪钺全集》（第七、八合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135]裘锡圭：《从纯文字学角度看简化字》，《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136]裘锡圭：《从纯文字学角度看简化字》，《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137]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
[138]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8页。
[139]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繁简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8页。
[140]胡乔木：《关于当今文字改革工作的讲话》，《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页。
[141]有排印本和稿本两种，“排印本”，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手稿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142]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说文解字”，近些年出了好几种书，比如廖文豪《汉字树》（第1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汉字树》（第2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汉字树》（第3卷），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汉字树》（第4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左民安《细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许晖《这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你可不知道的100个最美丽的汉字》（1-2卷），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有些著作不是很严肃，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143]易吾熙编著：《简体字源》，中华书局1955年版。
[144]陈光尧：《简化汉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第20页。
[145]胡乔木：《关于当今文字改革工作的讲话》，《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页。
[146]胡乔木：《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成员的谈话》，《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310页。
[147]张云方：《邓小平与中日邦交》，《百年潮》2016年第3期。
[148]陈梦家：《介绍王了一先生汉字改革》，《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0页。
[149]陈越：《文化技术的发展和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东方书店1955年版，第220页。
[150]胡乔木：《汉字简化和改革的问题》，《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79页。
[151]许寿椿：《汉字复兴的脚步——从铅字机械打字到电脑打字的跨越》，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152]唐兰：《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和推进，文盲教育儿童教育两问题的联系》，《唐兰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 8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