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先生：孔子说的“女子与小人”
陳文新先生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的完整表述見於《論語·陽貨》：“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1919年以來，批判孔子幾乎是思想文化領域的家常便飯，孔子的所有重要理念幾乎無一倖免，受此刺激，新儒家或同情儒家的學者爲維護孔子形象所展開的辯護因而也慷慨激昂、雄健有力。
不過，在新儒家或同情儒家的學者爲孔子所做的辯護中，“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的情況較爲特殊，其辯護往往流於被動開脫，顯得不夠理直氣壯。
例如，杜維明先生在《武漢大學訪談》中說，孔子的這句話不是性別論說而是政治論說，包括了男人與女人。亦即政治領導人對於沒有受過教育的男女，在相處時要特別小心，不能太親近，又不能太疏遠，否則他們就會無禮或怨恨。怎樣處理這種複雜關係，不被他們所蠱惑，又要他們幫助你維持行政運作，這是政治藝術。因此，孔子這句話不是歧視婦女的性別論說。（見郭齊勇等編：《杜維明文集》第五卷，武漢出版社2002年版。）
陳戍國先生《四書校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指出，先秦漢語中“女子”的“子”不是詞尾，“女子”只能理解爲女性兒子（女孩子），不能理解爲廣大婦女。孔子這樣說，可能是跟自家女孩子及僕人（或閘人）開玩笑，或者對他們表示不滿。
郭齊勇先生《中國儒學之精神》（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強調：“退一步講，即使孔子在這裡是指的女人，那也只能解釋爲在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對女人的歧視，是一種通病，是時代的印痕或時代的局限。在西方，耶穌（上帝）罵夏娃，亞裡斯多德罵女人，尼采罵女人，非常嚴峻，其程度大大超過了中國的男性思想家。就是休謨、黑格爾，對女性的歧視也很厲害。儒學、儒家中有對女性不尊重的表現，是需要批評的，但我們要放在時代的背景上加以理解和檢討。”
把“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解讀爲歧視婦女是孔子這句名言遭到鄙薄的基本原因，而諸位學者爲孔子所作的辯護，要麼旨在撇清這句話與“男尊女卑”觀念的干係，要麼著眼於特定時代的局限，各有其用心良苦之處，但也各有其不夠切題之處。
要理解孔子的意圖，必須回到歷史的語境，準確把握孔子的說話物件。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以爲，孔子的說話物件是有“臣妾”的“君子”：“此小人，亦爲僕隸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莊以蒞之，慈以蓄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先秦時代，君子通常指社會身分高貴的人，小人通常指社會身分低賤的人。但朱熹所說的“君子”，特指有“臣妾”的“君子”，即諸侯、卿、大夫等至少有家臣的“君子”，其實就是封邦建國時代大大小小的“人主”。
朱熹的這一理解無疑是準確的。封邦建國時代所說的“齊家治國”，那個家，並非八口之家、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而是有“臣”有“妾”的“家”，其“家長”既是“人主”，也是“君子”。換句話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的說話物件是“君子”中的“人主”，“女子與小人”不是泛指所有的女性和“小人”，而是特指“人主”身邊的“臣妾”，亦即晚明方應祥在他的一篇八股文中所說的“幸人”——爲“人主”所寵倖的身邊人。
明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科進士方應祥所作《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一節題文是在朱熹集注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孔子這句名言的一篇名文，見收于方苞所編《欽定四書文》隆萬文卷三。
方應祥緊扣“女子與小人”所指展開議論，對孔子的意圖有精湛把握。孔子的《論語》收錄了孔子的許多言論，這些言論所關涉的，通常不是日常情感，而是國家管理、社會秩序、人類理性等層面。
具體到這句名言，孔子強調：“人主”要管理好國、家，務必注意防範和駕馭身邊的“女子與小人”。爲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蓋諸侯、卿、大夫或“人主”身邊的“女子”，可以向“人主”吹枕頭風，甚至可以竊取“人主”的部分權力或大部分權力，中國歷史上的“外戚之禍”或“女禍”就是指這種情形。
諸侯、卿、大夫或“人主”身邊的“小人”，特指宦官或彌子瑕這類與人主關係親密而身份卑賤的侍從。“小人”雖然身份卑賤，卻出入於“人主”的日常生活，有進讒言的方便條件，甚至可以竊取“人主”的部分權力或大部分權力，中國歷史上的宦官之禍就是指這種情形。
孔子不只是一個教育家，更是一個政治理論家，也是一個在國、家管理方面有著豐富歷史經驗的人。他對“幸人”的危害極爲重視，所以才異常鄭重地指出：“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他提出的是一個政治上的忠告。“禦幸之難，鑒於意之倚也。蓋不孫與怨，固近之、遠之所自取耳，幸人之難養以此與？”
方應祥這篇文章的破題，將孔子所說的“女子與小人”、朱熹所說的“臣妾”，更明確地定義爲“幸人”，一語中的，尤爲清晰地揭示了孔子的宗旨：一個“人主”，務必對“臣妾”亂政嚴加提防。
方應祥還酣暢淋漓地發揮了朱熹“莊以蒞之，慈以蓄之”的意思：“人主”之於“臣妾”，既要莊重，又要慈愛，以防激化矛盾，造成政治失序。所謂“莊”，即“燕處顰笑之必欽”。做到這一點其實不容易，蓋“君子”身邊的“女子與小人”，因日常生活中有太多親密接觸，“君子”對他們親嫟有加乃是極易發生的事情。
“女子與小人”則因“君子”的親嫟有加，往往會提出不合禮法的要求，在他們的感覺中，無論其要求多麼不合理，“君子”都是不會拒絕的。許多盜用“人主”權力的事情，因而一再發生。這就是所謂“近之則不孫”了：“彼不念德之逾涯，將謂君子唯予莫違也，憑我之權而還以我爲市，吾實潰其防而召之侮矣”。
所謂“慈”，即“無溢情、亦無不及情”，一方面“自有所當崇之體貌”，另一方面又不“格之使怨”。做到這一點其實也不容易，蓋“君子”身邊的“女子與小人”，因其心理期待較他人高出許多，如果慈愛不夠到位，他們就會有一種被冷落甚至被拋棄之感，這種心理上的不平衡，離仇恨只有一步之遙。“彼不謂命之不同，且恨君子秉心之忍也，挾我之愛而反與我爲仇，吾實開其釁以挑之構矣。”在“遠”、“近”之間，“君子”必須把握好一個度。這個度，就是“莊以蒞之，慈以蓄之”。
而把握好這個度的前提，是對“幸人”心理狀態和生活情態的體察入微，“君子”之于“臣妾”，只有深入瞭解，才能處置適當。與“臣妾”打交道，萬萬不可輕率。
方應祥這篇八股文的深刻之處，不僅在於準確把握了孔子說話的物件和意圖，不僅在於對“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狀況說得透徹，而且在於，他深入一層，特別強調在和“女子與小人”打交道時，“君子”起主導作用，承擔著更爲重要的責任，“可徒以難養咎女子小人哉”？爲什麼這樣說呢？是因爲“臣妾”的爲人處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君子”影響的。
蓋一部分“女子與小人”，也是願意“貞于行而廉於色”、“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如果這些人得不到“君子”的慈愛，反倒是那些“爭妍取憐者之不以德升”、“驟賢驟不肖者之以淫騁”，這些品行好的也不免爲風氣所移，久而久之，也就同流合污了。
所以，對那些企圖“不以德升”的“爭妍取憐者”，對那些企圖“以淫騁”的“驟賢驟不肖者”，“君子”必須嚴守矩矱，不讓他們得逞。“夫能中喜怒哀樂之節，而遠近之節偕中矣；調不孫與怨之情，而天地萬物之情俱調矣。”只要“君子”把握好了“遠”、“近”的分寸，即使有少量“女子與小人”試圖用不正當手段爭寵，但因無從得逞，也就少人效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清正之風。
換句話說，“臣妾”間風氣如何，“君子”處置是否恰當始終是關鍵所在。方應祥提醒“君子”負起責任，而不要一味怪罪“女子與小人”，是他這篇八股文的一個亮點，也是其超越朱熹集注之處。方應祥對孔子的思路和語氣，確有不同尋常的精到把握。
方應祥的這篇八股文，大體包含了上述內容。讀懂了方應祥的意思，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不僅不是偏見，而且相當深刻，發人深省，至今仍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命題。
讀懂了方應祥的意思，我們還可以順便補充一句：對八股文的偏見應該糾正了，我們沒有理由輕視這種文體，尤其不能輕視那些八股文傑作。
【相關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