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再谈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

Original 蔣志文字研究 20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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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志：再談李白出生於四川江油

蔣志先生

拙文《李白出生於四川江油補正》在1982年發表于《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5輯之後，引起了學術界同仁的熱烈爭議。十餘年來，李白生於蜀中說得到了愈來愈多的學者的支持，1993年出版的新編中學教材《中國歷史》也改變了李白生於中亞碎葉的說法，肯定了李白爲彰明(今江油)人。然而對李白出生地的爭議並未停止，近幾年主張“非蜀中說”者對“蜀中說”提出了種種質疑，促使我冷靜思考。現對這些質疑作出答覆，以就教于諸君。

拙文《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补正》在1982年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5辑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同仁的热烈争议。十余年来，李白生于蜀中说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学者的支持，1993年出版的新编中学教材《中国历史》也改变了李白生于中亚碎叶的说法，肯定了李白为彰明(今江油)人。然而对李白出生地的争议并未停止，近几年主张“非蜀中说”者对“蜀中说”提出了种种质疑，促使我冷静思考。现对这些质疑作出答复，以就教于诸君。

怎樣理解“魏序”、“李序”、“范碑”

魏萬《李翰林集序》(“魏序")，李陽冰《草堂集序》(“李序”)、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范碑”)是學術界同仁公認的研究李白生平的權威性的史料，可是在如何理解這些史料上又發生了分歧。

怎样理解“魏序”、“李序”、“范碑”

魏万《李翰林集序》(“魏序")，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范碑”)是学术界同仁公认的研究李白生平的权威性的史料，可是在如何理解这些史料上又发生了分歧。

王輝斌先生對“魏序”。“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綿，身既生蜀。”是這樣解釋的：“李白祖籍隴西，他因爲‘放形’的原因，才家於綿，遷居於四川的。由此我們可知：李白在未曾‘放形’前是居於它地的……李白‘放形’後‘家於綿’乃在他五歲時隨父所致‘身既生蜀’這個生是生活、生長的意思。”①這裡我們要弄清“放形”的意思。“放形”源于王羲之《蘭亭集序》：“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放形”即“放浪形骸”，指不受禮法拘束，看破功名利祿的隱士的行爲，這絕非五歲的李白的行爲。而是指李白之父，這與“范碑”可以印證，“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也是說李白之父隱居于綿州(漢屬廣漢)，放形於山水間。“魏序”說李白“身既生蜀”的“生”，只能解釋爲誕生，因爲在此之前還有一大段話：“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爲錦川。蜀才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這是從蜀中的“地靈”說到“人傑”，列舉了六位名人，都誕生於蜀，有什麼道理要把李白剔出來，說他只是長於蜀，而非生於蜀？

王辉斌先生对“魏序”。“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是这样解释的：“李白祖籍陇西，他因为‘放形’的原因，才家于绵，迁居于四川的。由此我们可知：李白在未曾‘放形’前是居于它地的……李白‘放形’后‘家于绵’乃在他五岁时随父所致‘身既生蜀’这个生是生活、生长的意思。”①这里我们要弄清“放形”的意思。“放形”源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放形”即“放浪形骸”，指不受礼法拘束，看破功名利禄的隐士的行为，这绝非五岁的李白的行为。而是指李白之父，这与“范碑”可以印证，“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也是说李白之父隐居于绵州(汉属广汉)，放形于山水间。“魏序”说李白“身既生蜀”的“生”，只能解释为诞生，因为在此之前还有一大段话：“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才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这是从蜀中的“地灵”说到“人杰”，列举了六位名人，都诞生于蜀，有什么道理要把李白剔出来，说他只是长于蜀，而非生于蜀？

劉友竹先生承認“魏顥是唯一說過李白‘身既生蜀’的唐人”。但又說“字句不盡可靠”，“不能排除魏顥弄錯的可能性”②。其實說過李白生於蜀的唐人決不止魏顥一人，李陽冰、范傳正也說過。但劉君卻加以否認，他說：“李序”、“范碑”“都先敘其先世、累世，再敘其父，然後才敘及李白生平。‘復指李樹而生伯陽’是說李家復姓，而不是說生李白。”對此我有不同看法。“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這是引用老子出生的典故。葛洪《神仙傳》卷一：“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在唐詩中也有用此作爲詠李氏出生的典故，李陽冰用此典故也是指李白出生。此句緊接在“神龍之始，逃歸於蜀”之後，下面又說：“驚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這就明白無誤地說李白是在其家遷入蜀後才出生的，並以此爲契機恢復李姓，改名李白。“范碑”與“李序”的意思是一樣的。“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這是說李父的事，接下來說李白：“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取所象。”“范碑”很清楚地說李家在西域“隱易姓名”，入蜀後生李白才復姓。若李白生在西域，他能復姓李麼？能產生“李白”這個偉大的名字嗎？古人生下地就有姓名，不可能生下來無姓無名，等到五歲入蜀才取名字。

刘友竹先生承认“魏颢是唯一说过李白‘身既生蜀’的唐人”。但又说“字句不尽可靠”，“不能排除魏颢弄错的可能性”②。其实说过李白生于蜀的唐人决不止魏颢一人，李阳冰、范传正也说过。但刘君却加以否认，他说：“李序”、“范碑”“都先叙其先世、累世，再叙其父，然后才叙及李白生平。‘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是说李家复姓，而不是说生李白。”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这是引用老子出生的典故。葛洪《神仙传》卷一：“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在唐诗中也有用此作为咏李氏出生的典故，李阳冰用此典故也是指李白出生。此句紧接在“神龙之始，逃归于蜀”之后，下面又说：“惊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李白是在其家迁入蜀后才出生的，并以此为契机恢复李姓，改名李白。“范碑”与“李序”的意思是一样的。“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这是说李父的事，接下来说李白：“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取所象。”“范碑”很清楚地说李家在西域“隐易姓名”，入蜀后生李白才复姓。若李白生在西域，他能复姓李么？能产生“李白”这个伟大的名字吗？古人生下地就有姓名，不可能生下来无姓无名，等到五岁入蜀才取名字。

松浦友久先生實事求是地肯定：“從李序到魏碑、范碑等基本資料，都把蜀地作爲李白的出生地。”肯定了“李序、范碑及《新唐書》等基本資料的來源是相當可靠的，訛誤的可能性極小。”“李序是出自李白臨終時托之‘草稿萬卷’的族叔李陽冰之手；魏序是敬仰李白的魏顥在廣陵親承李白教誨時所得的內容的記述；而范碑是范傳正根據李白的孫子從‘箱篋中’得到的亡父伯禽的‘手疏十數行’整理的。這些直接或間接得來的資料彙集了李白自己的說法。從這一點看，至少可以說李白自己經常把出生地說成巴蜀。在他的詩文中把巴蜀作爲故鄉的地方很多，可以證實這一點。”③但是松浦先生又是主張李白生於西域的，他說“李序范碑在李白出生地這點上就做了非常模糊的（違背事實)記述。”既說李序范碑“相當可靠”、“訛誤的可能性極小”，又恰好在出生地這個重大問題上作了錯誤記述，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令人難以信服。松浦先生認爲李序范碑對李白出生於西域作了掩飾，他說：李白“是在西域出生的，大體上也可以斷定是異族出身的移居者。不用說，這樣的條件，作爲名門之後參與政治和依靠權勢者的推薦而顯達是沒有希望的，甚至連通過科舉而參與政治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李白出於政治上的原因隱瞞了西域出生的事實。不過，“李序”是根據李白病危時的自述，“范碑”是根據伯禽手疏，臨終前的李白已經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欲望了，他又何必對其叔，其子隱瞞出生地呢？再說，李唐王朝是在長時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上建立的繁榮富強的具有開放精神的朝代，皇帝本身就有異族的血緣，唐朝的統治者採取了“華夷一體，一視同仁”的開放的民族政策，擢用了不少出生于邊陲的人才，讓他們參與政治，廁身中樞。可見當時出生邊陲並非恥辱。也不構成參與政治的障礙，李序、魏碑大可不必爲李白出生西域作掩飾，他們對李白出生地並沒有作違背事實的記述。

松浦友久先生实事求是地肯定：“从李序到魏碑、范碑等基本资料，都把蜀地作为李白的出生地。”肯定了“李序、范碑及《新唐书》等基本资料的来源是相当可靠的，讹误的可能性极小。”“李序是出自李白临终时托之‘草稿万卷’的族叔李阳冰之手；魏序是敬仰李白的魏颢在广陵亲承李白教诲时所得的内容的记述；而范碑是范传正根据李白的孙子从‘箱箧中’得到的亡父伯禽的‘手疏十数行’整理的。这些直接或间接得来的数据汇集了李白自己的说法。从这一点看，至少可以说李白自己经常把出生地说成巴蜀。在他的诗文中把巴蜀作为故乡的地方很多，可以证实这一点。”③但是松浦先生又是主张李白生于西域的，他说“李序范碑在李白出生地这点上就做了非常模糊的（违背事实)记述。”既说李序范碑“相当可靠”、“讹误的可能性极小”，又恰好在出生地这个重大问题上作了错误记述，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令人难以信服。松浦先生认为李序范碑对李白出生于西域作了掩饰，他说：李白“是在西域出生的，大体上也可以断定是异族出身的移居者。不用说，这样的条件，作为名门之后参与政治和依靠权势者的推荐而显达是没有希望的，甚至连通过科举而参与政治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李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隐瞒了西域出生的事实。不过，“李序”是根据李白病危时的自述，“范碑”是根据伯禽手疏，临终前的李白已经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欲望了，他又何必对其叔，其子隐瞒出生地呢？再说，李唐王朝是在长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的繁荣富强的具有开放精神的朝代，皇帝本身就有异族的血缘，唐朝的统治者采取了“华夷一体，一视同仁”的开放的民族政策，擢用了不少出生于边陲的人才，让他们参与政治，厕身中枢。可见当时出生边陲并非耻辱。也不构成参与政治的障碍，李序、魏碑大可不必为李白出生西域作掩饰，他们对李白出生地并没有作违背事实的记述。

李白《上陽臺帖》

現藏故宮博物院

“神龍”是否爲“神功”之誤

有關李白出生地的史料記載的確有相互矛盾的地方，這是無可諱言的。最先發現這個矛盾的是王琦。他在《李太白年譜》中說：“李華作太白墓誌曰年六十二，則應生於長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薦表核之，表作於至德二載丁酉，時年五十有七合之，長安元年爲是……又按李陽冰序云：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墓碑云：神龍初潛還廣漢，神龍改元，太白已數歲，豈神龍之年號乃神功之訛，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廣漢之前歟！”在此年譜的後一部分，他又以肯定的口氣說：“太白生於蜀中，出蜀之後，不復旋返。”又說：“太白生於昌明之清廉鄉，讀書于大匡山……在唐人已傳說如此，而圖經地志且引爲故實，名公才士亦往往見於詩文。”可見王琦雖提出了“太白之生在未家廣漢之前”的疑問，但仍然認定“太白生於蜀中”，也就是說他承認“神龍之年號乃神功之訛”。拙文《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補正》提出：“從歷史文獻來看，也確有‘神龍’與‘神功’相混淆的先例。如《全唐文》所載蘇頲《唐璿碑》中有‘神功初征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岑仲勉先生考證此處‘神巧’系‘神龍’之訛。”④

“神龙”是否为“神功”之误

有关李白出生地的史料记载的确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无可讳言的。最先发现这个矛盾的是王琦。他在《李太白年谱》中说：“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在此年谱的后一部分，他又以肯定的口气说：“太白生于蜀中，出蜀之后，不复旋返。”又说：“太白生于昌明之清廉乡，读书于大匡山……在唐人已传说如此，而图经地志且引为故实，名公才士亦往往见于诗文。”可见王琦虽提出了“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的疑问，但仍然认定“太白生于蜀中”，也就是说他承认“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拙文《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补正》提出：“从历史文献来看，也确有‘神龙’与‘神功’相混淆的先例。如《全唐文》所载苏颋《唐璇碑》中有‘神功初征拜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岑仲勉先生考证此处‘神巧’系‘神龙’之讹。”④

李從軍、劉友竹先生對此提出詰難，他們認爲神功訛爲神龍則可，神龍訛爲神功則不可。李先生說：“年號至少在兩年以上的才能曰‘初’，而武則天神功年號卻是萬歲通天二年的改元，改元時間在九月，次年正月即是聖曆元年。這樣，神功年號總共僅有四個月時間，又怎麼能稱作‘神功初’、‘神功之始’呢？絕無可能。”⑤劉先生也說：“神功這個年號總共才三個多月，它是無所謂‘始’和‘末’的，‘神功之初’這個提法根本不通。”⑥李、劉兩位先生把時間的長短與時間的階段性兩種概念混淆起來了。“初”、“始”、“中”、“末”是指時間的階段性，“長”與“短”是指某一段時間的全過程，它是相對的。四月較之一年爲短，較之一月爲長，較長的時間與較短的時間都可分爲階段，都可以有“始”、“初”、“末”，一年有一年之初，一月有一月之初。哪能說時間長才能分階段，時間短就無所謂始末。“神功”這個年號是只有三個多月，能有“神功之初”的說法嗎？有。裴斐先生已舉出《新唐書·王琳傳》：“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還。”⑦

李从军、刘友竹先生对此提出诘难，他们认为神功讹为神龙则可，神龙讹为神功则不可。李先生说：“年号至少在两年以上的才能曰‘初’，而武则天神功年号却是万岁通天二年的改元，改元时间在九月，次年正月即是圣历元年。这样，神功年号总共仅有四个月时间，又怎么能称作‘神功初’、‘神功之始’呢？绝无可能。”⑤刘先生也说：“神功这个年号总共才三个多月，它是无所谓‘始’和‘末’的，‘神功之初’这个提法根本不通。”⑥李、刘两位先生把时间的长短与时间的阶段性两种概念混淆起来了。“初”、“始”、“中”、“末”是指时间的阶段性，“长”与“短”是指某一段时间的全过程，它是相对的。四月较之一年为短，较之一月为长，较长的时间与较短的时间都可分为阶段，都可以有“始”、“初”、“末”，一年有一年之初，一月有一月之初。哪能说时间长才能分阶段，时间短就无所谓始末。“神功”这个年号是只有三个多月，能有“神功之初”的说法吗？有。裴斐先生已举出《新唐书·王琳传》：“神功初，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破契丹还。”⑦

我們在《新唐書》、《舊唐書》中還可以找出若干例子說明短在兩年之內的年號，以致幾個月的年號，也有“初”之稱：《新唐書·韓琬傳》：“景雲初，以特進爲朔方行軍大總管。”按：710年7月改元景雲，712年正月改元太極，景雲年號僅用一年半。《新唐書·王方翼傳》：“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叛，圍弓月城。”按：622年2月改元永淳，623年12月再改元，永淳年號不足二年。《新唐書·王孝傑傳》“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舊唐書·王孝傑傳》：“延載初，入爲瀚海道行軍總管，余如故。證聖初，又爲朔方道總管，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按：694年5月改元延載，695年正月再改元證聖，當年9月又改元天冊萬歲，延載與證聖這兩個年號都只用了8個月。由此可見，一個年號儘管只有幾個月，其開始的時間，都可稱“初”。既然“神功之初”的說法能夠成立，那麼也就有“神龍初”爲“神功初”之誤的可能。這種訛誤的可能性，還可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我们在《新唐书》、《旧唐书》中还可以找出若干例子说明短在两年之内的年号，以致几个月的年号，也有“初”之称：《新唐书·韩琬传》：“景云初，以特进为朔方行军大总管。”按：710年7月改元景云，712年正月改元太极，景云年号仅用一年半。《新唐书·王方翼传》：“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车薄啜叛，围弓月城。”按：622年2月改元永淳，623年12月再改元，永淳年号不足二年。《新唐书·王孝杰传》“证圣初，复为朔方道总管，与吐蕃战，不利，免。”《旧唐书·王孝杰传》：“延载初，入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余如故。证圣初，又为朔方道总管，寻坐与吐蕃战败，免官。”按：694年5月改元延载，695年正月再改元证圣，当年9月又改元天册万岁，延载与证圣这两个年号都只用了8个月。由此可见，一个年号尽管只有几个月，其开始的时间，都可称“初”。既然“神功之初”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也就有“神龙初”为“神功初”之误的可能。这种讹误的可能性，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一個字錯的可能性較之全文錯的可能性爲大。如上所述，“李序”、“范碑”明白無誤地說李白是其家人蜀後才誕生，這樣明確的事實是不易出錯的，而“功”錯爲“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唐代年號更改頻繁。武則天當政時，改元次數特別多。從高宗永徽元年至玄宗開元元年，63年中改元41次。李白出生前後那20年(中宗嗣聖元年至神龍元年)改了19次年號，其中有15個年號只用了幾個月。對這麼多年號要在事隔半世紀之後，記憶準確，比較困難。但出生地只有一個，很難記錯。

3.范傳正“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缺字壞，不能詳備”，根據這雖珍貴但又簡單的殘稿，不能寫出那麼詳備的碑文，其中必有因循“李序”處，“神龍初，潛還廣漢”應當是因循之一。

1.一个字错的可能性较之全文错的可能性为大。如上所述，“李序”、“范碑”明白无误地说李白是其家人蜀后才诞生，这样明确的事实是不易出错的，而“功”错为“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唐代年号更改频繁。武则天当政时，改元次数特别多。从高宗永徽元年至玄宗开元元年，63年中改元41次。李白出生前后那20年(中宗嗣圣元年至神龙元年)改了19次年号，其中有15个年号只用了几个月。对这么多年号要在事隔半世纪之后，记忆准确，比较困难。但出生地只有一个，很难记错。

3.范传正“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缺字坏，不能详备”，根据这虽珍贵但又简单的残稿，不能写出那么详备的碑文，其中必有因循“李序”处，“神龙初，潜还广汉”应当是因循之一。

4.從神龍元年碎葉鎮的形勢看，李白一家不可能在那時離開碎葉。7世紀末，西突厥十姓之一的突騎施部開始強大。703年突騎施首領烏質勒起兵反對唐中央政府任命的蒙池都護西突厥可汗斛瑟羅，“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⑧。704年唐中央政權又任命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可汗，但仍不能控制西突厥地區，混戰仍在進行。706年安西大都護郭元振報告碎葉情況：“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得招脅得十部，卻遣碎葉數年被圍。⑨”郭元振作爲唐中央政權的代表，協調西突厥諸部，去烏質勒軍帳前，與之談判，“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余深在寇庭，逃將安適”⑩。由此可見，碎葉在705年前後都是處於被包圍狀態，戰爭致使“安西道閉”，連統率有軍隊的郭元振都逃不出去，李白一家還能離開碎葉嗎？而“神功之初”(697年)碎葉處於和平狀態，商旅暢通，李白一家才有可能離開碎葉，經長途跋涉，定居於西蜀後，於701年生下李白。

4.从神龙元年碎叶镇的形势看，李白一家不可能在那时离开碎叶。7世纪末，西突厥十姓之一的突骑施部开始强大。703年突骑施首领乌质勒起兵反对唐中央政府任命的蒙池都护西突厥可汗斛瑟罗，“西突厥乌质勒失诸蕃和，举兵相攻，安西道闭”⑧。704年唐中央政权又任命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可汗，但仍不能控制西突厥地区，混战仍在进行。706年安西大都护郭元振报告碎叶情况：“顷年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得招胁得十部，却遣碎叶数年被围。⑨”郭元振作为唐中央政权的代表，协调西突厥诸部，去乌质勒军帐前，与之谈判，“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余深在寇庭，逃将安适”⑩。由此可见，碎叶在705年前后都是处于被包围状态，战争致使“安西道闭”，连统率有军队的郭元振都逃不出去，李白一家还能离开碎叶吗？而“神功之初”(697年)碎叶处于和平状态，商旅畅通，李白一家才有可能离开碎叶，经长途跋涉，定居于西蜀后，于701年生下李白。

于邵的“李白碑”不能輕易否定

李白生前就已出名，李白故里也因李白而提高了知名度，引來了不少瞻仰者，有的還在李白誕生地、讀書處立碑。據宋人的記載，早在唐代就在李白故里立碑。北宋初太平興國年(976-984年)樂史編著的《太平寰宇記》卷83載：綿州彰明縣“李白碑在寧梵寺門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北宋神宗時期王存編著的《元豐九域志·新定九域志》卷7，綿州條下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北宋末徽宗時期歐陽忞編著的《輿地廣記》卷29載：“彰明縣……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嘗流嶲州，其後內移，白生於此縣。”明代曹學佺編著的《蜀中名勝記》著9載：“彰明縣清廉鄉有李白讀書堂，後廢爲隴西院，蓋以太白系出隴西云，院後有太白像。李翰林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郡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邑有大小匡山，大匡山乃太白讀書處。《圖經》(宋代人編)：梓州刺史于邵作李白碑，在縣之寧梵寺三門下。志云：碑在縣南二十里即白故宅。”以上四種史料均載，在李白故里有唐李白碑，其中三種史料明確指出碑文作者是梓州刺史于邵，兩種史料涉及碑文內容，肯定李白生於蜀之彰明縣。怎樣看待這些史料？劉友竹先生和王輝斌先生持否定態度，他們引用《舊唐書·于邵傳》說于邵“超遷梓州，以疾不赴”，未去梓州上任，所以《太平寰宇記》、《圖經》、《蜀中名勝記》所載皆子虛烏有，乃好事者所爲。對此必須一辯：于邵未去梓州上任與去綿州爲李白樹碑是兩碼事，不能以前者否認後者。于邵未去梓州，但他卻去過綿州。《全唐文》卷429載于邵寫的《爲劍南西川崔僕射再請入朝表》：“伏奉手詔，許臣入朝，臣自西川軍還，理裝撰吉，與監軍使孟遊仙等，以今日五日發成都，十二日至綿州羅江縣，中使馬承倩至，又奉恩旨，令臣與遊仙等卻回，臣久辭闕庭，從事邊塞，思一朝覲。”此表大約寫於大曆五年(770年)，時李抱玉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因于邵守巴州有功，超遷于爲梓州刺史，後因病未赴任，唐王朝要調于邵回朝作兵部侍郎。西川節度使崔寧請求留于邵作度支副史，因此于邵跟隨崔寧左右。在入朝途中，走到綿州羅江縣，爲崔寧代寫這道表章。在綿州待命期間，于邵完全有可能遊李白故里，因綿州距彰明僅30公里，此時于邵雖未去梓州上任，但梓州刺史頭銜尚在，出於對去世才8年的李白的仰慕，在其故里以梓州刺史名義爲之立碑，這完全是情理中事，怎麼能輕率斷之爲“子虛烏有”。

于邵的“李白碑”不能轻易否定

李白生前就已出名，李白故里也因李白而提高了知名度，引来了不少瞻仰者，有的还在李白诞生地、读书处立碑。据宋人的记载，早在唐代就在李白故里立碑。北宋初太平兴国年(976-984年)乐史编着的《太平寰宇记》卷83载：绵州彰明县“李白碑在宁梵寺门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北宋神宗时期王存编着的《元丰九域志·新定九域志》卷7，绵州条下载：“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北宋末徽宗时期欧阳忞编着的《舆地广记》卷29载：“彰明县……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尝流嶲州，其后内移，白生于此县。”明代曹学佺编着的《蜀中名胜记》着9载：“彰明县清廉乡有李白读书堂，后废为陇西院，盖以太白系出陇西云，院后有太白像。李翰林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郡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邑有大小匡山，大匡山乃太白读书处。《图经》(宋代人编)：梓州刺史于邵作李白碑，在县之宁梵寺三门下。志云：碑在县南二十里即白故宅。”以上四种史料均载，在李白故里有唐李白碑，其中三种史料明确指出碑文作者是梓州刺史于邵，两种史料涉及碑文内容，肯定李白生于蜀之彰明县。怎样看待这些史料？刘友竹先生和王辉斌先生持否定态度，他们引用《旧唐书·于邵传》说于邵“超迁梓州，以疾不赴”，未去梓州上任，所以《太平寰宇记》、《图经》、《蜀中名胜记》所载皆子虚乌有，乃好事者所为。对此必须一辩：于邵未去梓州上任与去绵州为李白树碑是两码事，不能以前者否认后者。于邵未去梓州，但他却去过绵州。《全唐文》卷429载于邵写的《为剑南西川崔仆射再请入朝表》：“伏奉手诏，许臣入朝，臣自西川军还，理装撰吉，与监军使孟游仙等，以今日五日发成都，十二日至绵州罗江县，中使马承倩至，又奉恩旨，令臣与游仙等却回，臣久辞阙庭，从事边塞，思一朝觐。”此表大约写于大历五年(770年)，时李抱玉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因于邵守巴州有功，超迁于为梓州刺史，后因病未赴任，唐王朝要调于邵回朝作兵部侍郎。西川节度使崔宁请求留于邵作度支副史，因此于邵跟随崔宁左右。在入朝途中，走到绵州罗江县，为崔宁代写这道表章。在绵州待命期间，于邵完全有可能游李白故里，因绵州距彰明仅30公里，此时于邵虽未去梓州上任，但梓州刺史头衔尚在，出于对去世才8年的李白的仰慕，在其故里以梓州刺史名义为之立碑，这完全是情理中事，怎么能轻率断之为“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