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清代经学虽然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也为后期今文学家造成一种错觉。他们在前期学者论定伪古文《尚书》的基础上，误以为古文大都皆伪，而以《周官》、《左传》二书作为最典型的例证。一唱百和，众口一辞，《周官》《左传》二书从此也就蒙上一层浓厚的灰尘了。其实，汉代的古文书与东晋伪古文，显然是有区别的。《汉书》称河间献王承秦火之后所得皆先秦古文旧书，其中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礼》、《礼记》、《孟子》、《老子》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周官》独成为伪书呢？河间献王在河间国内又立了左氏春秋博士，《左传》在河间必已广为流传，这哪是后人所得伪造的呢？东晋所传伪古文《尚书》虽然也托言出自西汉孔安国所传，实际上孔安国所献的壁中书，遭巫蛊仓卒之难业已失传，而且它也只有十六篇，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数不合，内容那就更不必说了。

为了帮助读者解决这些问题，下面分列十章叙论。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西汉时代初无此名。司马迁作《史记》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河间献王立左氏春秋博士，他们都称此书为《左氏春秋》。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也只说“《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及两汉之际左氏一再立于学官，班固作《汉书》乃有《春秋左氏传》之称。以传解经，这完全是汉代官学的体制。

西汉时代通行隶书，称为今文，而称秦时所罢斥不用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六国字体为古文。春秋三传：《公羊》、《穀梁》虽传自先秦而实写定于汉代，皆以今文立于学官；《左传》为秦火以前遗书，多存古字、古音，因此，又有《春秋古文》或《古文春秋左氏传》之称。

《春秋》和《左传》是中国编年史的鼻祖。《左传》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记载，这正是历史学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谨严态度。但是，这样的传就不符合汉人以传解经、传不违经的通例。《晋书·王接传》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西汉今文博士“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左传》是史学，“不主为经发”，它与《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体例绝不相同。屏左氏于经学之外，于左氏并无任何损伤，但谓左氏不为春秋作传则大为不可。桓谭《新论》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后人好言《春秋》书法；《春秋》书法，若无左氏详载其事，桓谭以为圣人闭目深思十年不能知的道理，后人又怎能知其微言大义所在呢？经而无传说它是“断烂朝报”也就不为过论了。叶梦得《春秋传序》说：“《左氏》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朱子语类》也说：“《左传》是史家，《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人分别经史二科以调停今古文的争论。其实，离开了具体历史事实，在义理上又能做出什么功绩呢？

经学问题，现在可以说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唐代刘知几以《尚书》、《春秋》、《左传》为史，清代章学诚以六经为史，六经中不但《尚书》、《春秋》是史，就是《易》、《礼》、《诗》、《乐》也是人类社会的记录。今日言之，六经就是古代的史料。

《春秋》原是朝报邸抄一类的原始记录。《礼配·坊记》及《韩非子》引述鲁《春秋》共有四条，皆与今《春秋经》同。可见今《春秋经》即鲁《春秋》，其间井无孔子笔削的痕迹。孟子说: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祖述其说，二千年来几成定论，然其说实不足信。《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其中如“郭公” “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但在长期转写流传中，也难免没有一点改动。《公羊传》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春秋》旧文“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语词冗赘，今《春秋经》“星陨如雨”也只在文词方面加以修改，并无微言大义可言。又如孔子没后孔门弟子为记念孔子之故，在《春秋》中或记其生年，或记其卒年，以志其尊崇仰慕之诚；《春秋》的流传出自孔门，《春秋》记孔子生卒即应出自孔门弟子之手。司马迁说: 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门弟子却没有这样信念。

 《春秋》是鲁太史世代相续，按年、时、月、日秉笔登记的档册，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韩宣子聘鲁，在鲁太史处见到此书。《春秋》终于“获麟”或孔子卒(公元前481年或479年)，其间倘有六十年的历史还要鲁太史继续编写。孔子哪能取未曾公布的国史遽加笔削？《春秋》书法也应是太史的职责，齐太史为了直书崔杼弑君之罪，兄弟相继以身殉职。书法必须有广大的舆论支持，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然后才能使乱臣贼子惧。《春秋》书赵盾、崔杼弑君之罪，原是晋、齐太史的笔法，有晋、齐两国舆论的支持，因此鲁太史才同意晋、齐太史的书法而转录于鲁《春秋》中。同例，《竹书纪年》有许多书法与《春秋》同，也是魏国史官审知当时舆论无异词而转录于《纪年》中，若说孔子作《春秋》仅取已往的历史陈迹加以笔削，这样的“死后是非”又有何用呢！《论语》载孔子生平言行甚详，其中论《诗经》的最多，对于《春秋》则不见只字。孔子时代《春秋》还是鲁国秘藏的国史，韩宣子也只在鲁太史处见到此书，孔子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利用这本秘藏的国史进行笔削。

孔子时代《诗经》除《商颂》外都是周部族内部经常演唱的乐章。《雅》、《颂》是西周的诗，仅沿用于统治阶级之间，《国风》是国人之歌，“用之邦国”，“用之乡人”，适用的范围也只限于邦国和乡人，他们都是周部族内部的人。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为《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当时诸侯燕飨及乡饮酒，宾主酬答，无不歌诗以见志，不学诗就不能歌优美的诗篇，或断章取义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为《周南》、《召南》就要孤立于部族之中，也与正墙面而立无异。孔子时代《诗》在周部族间还要经常发挥兴、观、群、怨的作用，使部族内部意志情感得到通畅和鼓舞。孔子重视诗教，原因就在于此。

战国时代社会各方面都起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使周部族中两个最大的霸国，亡国绝世了。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霸主还要存亡续绝，仗义执言，维持西周以来的封建旧秩序。陈恒弑其君，孔子还要沐浴斋戒向鲁哀公声请伐齐，鲁哀公很明白，他知道鲁国没有伐齐的力量，推托说，你告诉执政的三家吧！战国初期周部族中的霸主都不存在了，还有哪一个强国能仗义执言为周王朝讨伐这几个僭主呢！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王者迹熄”的时代吗？

王者迹熄，代之而起的就是七国争雄的局面。当时各国行乘马法扩充兵源，使春秋时代的千乘之国，转瞬之间就变成万乘之邦。过去不服兵役的野人，现在也与国人同服兵役，部族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复存在了。《诗经》在这样新环境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孔子对于《诗经》曾作过一番整理捍卫工作。《论语》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对于西周以来的《雅》、《颂》曾用卫乐校正鲁乐。孔子为捍卫雅乐，对于新起的郑声就深恶痛绝地大声疾呼的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他又正告当时有国有家者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孔子以郑声比于佞人、利口复人邦家，后人谓郑卫之音为亡国之音，即本孔子此说。郑卫新声代兴，古乐沦亡，已是当时不能避免的趋势。《乐记》说：魏文侯“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正说明了这一个无情的事实。《诗》亡，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了。

鲁哀公时礼坏乐崩，太史和乐官如果不臣事三家，就要离开鲁国散游四方。《论语》称：“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同时，孔子弟子在鲁国找不着出路，也纷纷他去游说诸侯。《史记·礼书》说：“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同书《儒林传》说：“子路在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孔子曾为鲁司寇，是鲁国的闻人，他生存时代与鲁国太史和乐官经常都有往还，乐官执掌的诗篇既已成为孔门传授的经典，孔子没后鲁国官府典籍开始散亡，孔子弟子又与太史、乐官相偕去国，《春秋》继《诗经》之后或成为孔门传授的经典，也是孔子弟子责无旁贷的事。《春秋》古文经终于孔子卒，这也说明《春秋》的流传必在孔子既没、古乐沦亡之后。

孔子博学多能，对于历史他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的。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对于西周以来的历史知识是非常熟谙的，《论语》、《左传》所载有关当时的历史问题以及人物评价，皆成为孔门经常讲习的重要内容。他对于春秋时代礼乐征伐所自出，陪臣执国柄，晋铸刑鼎，子产政绩，皆有所论列，而对于管仲的评价，更不厌其烦地从各方面加以分析。

孔子正名思想与“兴灭国继绝世”的主张都是为西周以来封建旧秩序服务的，它和《春秋》书法是有共同的基础。孔子没后，孔子遗教有了这样一部编年史作为说明，那就更为系统、更为深切著明了。

战国初期大国诸侯已不再谈存亡继绝了，但争霸的局面也没有完全衰歇。三家分晋以后，魏文侯、武侯以及魏惠王三世，还能团结韩、赵，继承晋国霸权垂百余年。《吕氏春秋·举难篇》说：“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卫鞅对秦孝公说：“夫魏氏（指惠王）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这都是战国初期魏国霸权存在的明证。魏惠王晚年，韩、赵离心，恃田齐为外援，田齐亦以韩、赵为与国，开始与魏争霸。齐威王要“绍练（统）高祖皇帝，侎（近）似（嗣）桓文”，齐宣王见孟子开口便问齐桓晋文之事，战国时代取代魏国的霸权，还是齐威、宣两代所梦寐追求的伟业。《左传》讲霸业不讲王道，就是要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

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或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前后二百四十余年，都是战国时代的人所见所闻的近现代史。当时所存的重要史料，除了《春秋经》以外，还有大量珍贵的口头文献流传于乐官中，由瞽矇以传诵的方式保存下来。孔子弟子当鲁国礼坏乐崩典籍散亡之时，与太史、乐官同时去国，他们从太史接受《春秋》，也从乐官接受这些珍贵的口头文献，这就为《左传》编写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班氏此说原出《礼记·玉藻》。古代史官原有记言记事的分工：记事为文，记言为献。孔子言夏殷礼而慨叹文献不足。文献足征也只从春秋时代开始。最近《文物》月刊载李家瑞同志《记云南几个民族记事表意的方法》，对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历史文献的传习，富有启示意义。他在此文中记述卡佤族传述本村历史方法说：

从这里，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样原始方式。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矇以口语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所不同于卡佤族者，仅以专职的瞽矇作为长老的分工，而以简短的记录代替木刻。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语》从此成为一种新兴的书体，因此，记录孔子遗言就称为《论语》，记录古代传说就称为《说苑》，后来禅宗和理学有语录，小说有话本，皆以记录“语”、“话”得名。《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及“教之《语》”之说，《春秋》和《语》就是当时各国普遍存在的历史文献。

瞽矇是乐官，同时也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后来瞽矇失职，他们还要以说史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南宋陆游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明代田汝成《西湖志余》也说：“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评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大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或说红莲、柳翠、济颠、雷公塔、双鱼、扇坠等记，或杭州异事，皆近世所撰作者也。”瞽矇说史从春秋以迄近世，一直是他们社会分工的职业。

《左传》相传为左丘明作。关于左丘明的历史，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又称其失明或无目。左丘明以左丘为氏，省称为左氏。古代只有贵族称氏，君子也是封建社会君主等级政体下各级君主子弟的通称，他们都是当时的贵族。据此言之，左丘明并不是一般的乐工，他出身于鲁国贵族，同时也是最有修养的瞽史。希腊有名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得赛》的作者，相传也出于盲人荷马。瞽矇博闻强记成为最有修养的瞽史，在古代也不仅我国为然。

左丘明大约与孔子同时。《论语》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刘歆据此说“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寻绎《论语》词意，左丘明传诵历史，对于当时人物评价，是孔子所同意的，是孔子亲见左丘明说史，同意左丘明的好恶，而不是左丘明同意孔子的好恶。后人以左丘明为孔子弟子，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国语》和《左传》是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姊妹篇。韦昭《国语解·序》以《左传》为《春秋》内传而以《国语》为《春秋》外传，虽然不很恰当，但此两书其中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这犹如《公羊》、《毂梁》写定于汉初而此两书仍说是公羊高、毂梁赤所作。司马迁说：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把此两书的作者都归之于左丘明，在传授的系统上，应该是有根据的。

《左传》记事固然有些浮夸失实的地方，但是，它还是充分地利用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成文的一切文献资料，取精用宏，有意识地以《春秋》为纲领，按年编写这个时期的历史。此外，《左传》也保存了春秋以前相传的古史旧说。因此，它又是研究春秋以前的古史必须参考的重要史籍。

春秋时代官写的文献资料是相当复杂的。申叔时说太子要学的除《春秋》和《语》外，还有《世》、《令》、《诗》、《礼》、《故志》、《训典》等书，《左传》作者对于这些文献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左传》引用的书见于本书的有《周志》、《周制》、《周秩官》、《周书》、《郑书》、《商书》、《夏书》、《夏训》，同时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说明楚国也存有许多坟典，《晋语》称“羊舌肸习于《春秋》”，羊舌肸所习的《春秋》就应是晋史，《汲冢书》有《纪年》十三篇，《国语》三篇论晋楚事，《周书》论楚事。《穆天子传》之类，也是魏襄王时代现存的史籍。这些史料都应在《左传》作者网罗之列。《左传》所载周王室以及列国诸侯大夫的族姓世系，也是本于《帝系》、《秩官》以及《春秋历谱谍》诸书。再就《左传》引用《国语》而言，《国语》中《周语》、《鲁语》、《楚语》，《左传》都有所征引，而引用《晋语》尤多。《左传》引用《国语》，往往经过删节润色，言简而意赅，都有改动迹象可寻，即有所增补，删节也比增补为多。《诗》更是《左传》经常引用的篇章，其论周郑交质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繁蕴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连用许多篇什的成语，已开后人用典范例。其论礼必然要本于《故志》、《训典》诸书。《左传》就是凭籍了这样繁富的资料编纂成书的，在旧史中实具有很高的信史价值。

春秋时代鲁用周正，《春秋》为鲁史，当然要用周正。战国初期鲁国国势愈趋衰落，与郑、卫、陈、蔡等小国，号称“泗上十二诸侯”，《左传》取材繁富，它已不是局促于鲁国一隅之地所能完成的著作了。《左传》用夏正，晋为夏墟，可以提供这样繁富资料的国家，当时只有三晋的魏国最有可能。汲冢书有《师春》一卷，“全录《左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如果是《师春》抄自《左传》，则魏襄王时《左传》不但已编写成书，而且已在魏国流行了。反之，如果是《左传》抄自《师春》，则提供《左传》编写的资料，魏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战国初期魏国继承晋国霸权垂百余年，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西河距魏旧都安邑甚近，是魏文侯筑馆优礼子夏之所，也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一个中心所在。如以魏国的西河与齐国的稷下相比，它比稷下还要早过八九十年。纬书《孝经说》谓“孔子以《春秋》属商”，商即子夏之名。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这无异于说子夏传习《春秋》，即有阙文，也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不敢有所增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春秋》传自子夏，就应是战国以来孔门相沿的旧说。《吕氏春秋·察传篇》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此《史记》当为卫史，子夏习于《春秋》，所以能正卫史之误。《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

六国称王始于魏齐徐州之会（公元前334年），这是战国时代晋齐绝世之后又一次更大的变局，魏国霸权从此告终。《左传》讲霸业不讲王道，孟子讲王道不讲霸业，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霸业原是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存亡继绝是霸主维持西周以来封建旧秩序的手段。春秋时代的人生活在这样旧秩序下，形成了一种信念，他们相信“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古代以干支纪日，所谓十日就是指自甲至癸而言。他们认为在君主等级政体下人有十等，就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战国初期晋、齐绝世，对于霸主已成为一种讽刺，当时大国争雄惟以兼并为利，更与存亡继绝背道而驰。不过，当时各国君主变法图强，君主集权政体在国内还没有巩固的基础，巨室世臣、故家乔木，还是君主集权政体的有力支柱。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尚贤使能”、“保世滋大”还是必要的措施。所谓“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所谓亲、仇，还不是统治阶级内部人物吗？《左传》虽然讲霸业，但是它所强调的还是“保世滋大”团结贵族内部的亲仇，以支持当时开始的君主集权政体，这显然是要为当时魏国霸业服务的。

孟子讲王道，王道是要完成一个为天下臣民所归往的大一统的王国，它是六国称王以后的上层建筑，它要为君主集权政体在思想上作进一步发展的准备。六国称王以前，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逢泽之会，魏惠王还要率泗上十二诸侯，朝见天子，在这个时代讲霸业，还有一定的意义。六国称王以后，周天子降为附庸小国，西周以来封建旧秩序，完全破产了。君主集权政体进一步发展，贵族成为时代前进的障碍，过去在君主等级政体下贵族专政的各级君主也逐渐为各级官僚所代替。在新秩序下也产生一种新的信念，他们相信“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只有王才是像太阳一样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君主。他们再也不信“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了，贵族也日趋没落了。在这个时代再讲霸业，那就没有任何依据了。

《左传》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为征验，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所谓浮夸就是指的这些前知的预言。《左传》中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验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书中屡见，《左传》作者应是看见这些历史的。《左传》又说，“郑其先亡”，或“郑先卫亡”，郑亡于公元前375年，郑亡是验词，因此《左传》成书就不能早于此年。至于“郑先卫亡”这句话，就有验有不验的了。先后原是相对之辞，如果“郑先卫亡”，必然是郑亡之后，不久卫也灭亡，先后不能相去过远。《左传》在卫迁帝丘时说，“卜曰‘三百年’，卫迁帝丘在公元前629年，三百年后应为329年。如果卫于此时，上距郑亡仅四十余年，尚可说是验词。但事实并不如此。《史记·卫世家》记卫去帝丘徙野王在公元前241年，秦二世废卫君角为庶人，卫绝祀，在公元前209年。如以卫去帝丘徙野王为卫亡，则上距郑亡已一百三十余年，时间相距过远，不能成为对比；如以卫绝祀为卫亡，则卫亡尚在六国之后，更不能说“郑先卫亡”了。《左传》作者为什么要说“郑先卫亡”呢？这也是有缘故的。公元前372年是郑国灭亡后的第三年，赵伐卫，攻取卫国七十三个乡邑，此时卫国已有亡征。此后二十年中，赵更取卫国甄、漆、富丘诸邑，此时卫国危亡已在旦夕。在魏国霸权下，卫原是魏国的附庸，只要卫国存在，魏为团结赵国起见，还可以容忍一时，如卫入于赵，不但损害了魏国的霸权，也撤去了魏国的屏障；魏惠王权衡厉害决不能坐视卫亡而不救。公元前354年魏为救卫之故，围赵邯郸。两年后魏攻下邯郸，但魏取邯郸，破坏了东方赵、魏、齐、楚四国的均势，实非齐、楚之利。齐、楚为救赵之故，又先后予魏以沉重的打击。魏因此又不得不再作团结三晋之计，与赵盟漳水上，归赵邯郸。卫从此就在赵、魏两国均势下勉强维持下去。这个均势的形成，完全出于《左传》作者预料之外；因此，卫亡这个预言也就不验了。赵、魏盟漳水上在公元前三五一年，因此，《左传》成书也就不能晚于此年。

“郑先卫亡”，郑亡是验了，卫也有亡征；凡不验的预言其初都似有验征。《左传》又在秦穆公死以人殉葬时断言“秦之不复东征”，东征指向晋用兵而言。魏文侯、武侯时，魏攻取秦河西地，阻绝秦国东向用兵道路，秦孝公说：“三晋（指魏）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秦国不复东征是秦献公、孝公痛心疾首的事。《左传》作者只看见魏国攻夺秦西河地断绝了秦国东征道路，因此，就断言“秦之不复东征”；后来魏献河西、河东地与秦，又完全出于《左传》作者预料之外，因此，这个预言也就不验了。赵魏盟漳水上是魏国丧失霸权的开始，魏惠王对孟子说：“晋国（魏）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魏国这些伤心的历史，都在盟漳水后，《左传》成书不能晚于此年，也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相符合的。

《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他在晋赐毕万以魏时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是以始赏，天启之矣！”他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有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把《左传》成书年代定为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也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相符合的。

 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时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二年，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

《左传》不但成书于公元前351年以前，而且当时即已在三晋流传。《汲冢书》有《师春》一卷，与《左传》记卜筮事无一字之异，这就是《左传》在魏国编写或首先在魏国流传的证明。《国策》载虞卿说，“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实与《左传》所引书曰“居安思危”相同，是虞卿所称《春秋》即《左氏春秋》。虞卿为赵上卿，这就是《左传》流传于赵地之证。韩非子于《奸劫弑臣篇》“春秋记之曰”的下面，引楚王子围杀王自立及崔子之徒贾举弑君，其事皆出《左传》。是韩非子引《春秋》，也是《左氏春秋》，这是《左传》流传于韩地之证。

汉兴，《左传》已在民间流传。河间献王也在河间国内立了左氏春秋博士。河间献王以汉景帝前二年立（公元前158年），立二十六年卒（公元前133年）。班固说他“从民间得善书，必好写与之，留其真”，因此，他“所得书与汉朝等”，而且这些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其中就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春秋左氏传》，但是河间献王既立了左氏春秋博士，《左传》在河间国必然流传甚广。《汉书·儒林传》载这一派半官学传授系统说：     

据此言之，《左传》在西汉时代不但在河间国流传甚广，河间国以外也有很多的传人。

班固说河间献王所得书与汉朝等，当时民间所存的先秦旧书数量还是很多的。鲁恭王所得孔子壁中书，仅“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数量是有限的，这里面没有《春秋》，也没有《左传》。许慎《说文·序》记壁中书，多了一部《春秋》，应是许氏误记。《左传》是古文旧书，但不是壁中书。汉代中秘书的《春秋左氏传》，出自北平侯张仓所献，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也把中秘所藏的壁中书和古文旧书分别得很清楚：中秘所藏的《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是孔子壁中书，《春秋左氏传》是古文旧书。壁中书是孤本，古文旧书并不是孤本，而中秘书的《左传》，还与民间所传赵国贯公的遗学完全相同，“皆有征验，外（民间）内（中秘）相应”。西汉时代古文《春秋左氏传》既非孤本，如说《左传》是刘歆窜改的或伪造的，刘歆又怎能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耳目呢？

西汉时代《左传》在民间流传既久，司马迁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史籍，哪能轻易放过呢？《史记》与《左传》记载一致的，是《史记》抄《左传》而不是《左传》抄《史记》。理由是很明白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讫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国语》记厉王奔彘，即共和所自起；《春秋》记孔子卒后事终于哀公二十七年的，也只有一部《左氏春秋》如此。《十二诸侯年表序》说“表见《春秋》《国语》，这个《春秋》不是《左氏春秋》又是什么呢？司马迁不但看到《左传》，而且还要根据《左传》、《国语》作成年表，作为读《春秋》、《国语》的纲领；所以他在年表序里又说：”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这个“古文”不是《左传》又是什么呢？《史记·吴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这个《春秋》古文不是《左传》又是什么呢？

《左传》是我国最早的而又是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同时也是一部长于修辞的文学典范。梁任公先生论《左传》读法说：

如上所述，《左传》出自左丘明的传诵，左丘明出身贵族，博闻强记，既熟知统治阶级的历史，又习闻瞽矇先辈的诵说，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积累了更丰富的史实，成为当时最有修养的瞽史。同时他又必须经常将这些史实融会贯通起来在瞽矇中传诵下去，使这些史实不致湮灭。当他一年又一年地反复传诵，又使他的文学技能不断提高。因而，他所传诵的历史，可以说在内容方面是丰富的，组织方面是严密的，修辞方面是考究的。《左传》文章就是以这样的传诵作为蓝本的，而这个蓝本后来笔录成《语》，又要经过一番加工。最后，《左传》作者又在子夏门下长期讲习中，由子夏一再传弟子搜集更多的文献，排比整理，剪裁润色，编写成书。从诵说、笔录以至整比、写定，反复锤炼，都应出于当时第一流学者之手。子夏在孔门中原以文学著称，修辞也是孔门最重视的一端，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曾以子产执政时郑国准备外交词命为例说：“为命：裨臣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左传》的文学造诣之所以如此之高，就是在这样严格要求下完成的。

《左传》不仅以文学擅长，文学也不限于修辞一端，它还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修辞只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最有效的手段。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里所谓“文”，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连典章制度、政治哲学都要包括在内，其内涵，可以说几乎是和现代人文学科相等了。司马迁推寻《春秋》之义以为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没后，孔门弟子要系统地总结孔子遗教为当时政治服务，有了《春秋》这样简明的提纲，有了《左传》这样丰富而具体的历史实际作为它的骨干，那就更为深切而著明了。

汉代今文学者挟其门户私见，对于此书就没有处理得当。清代学者受了传统的今文学派的影响，仅就汉人呵斥刘歆“颠倒五经”之言，寻章摘句，展转比附，甚至说《左传》本书也出于刘歆的窜改或伪造，沿袭至今，我们还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如所周知，《左传》所载春秋时代历史，翔实可信，文辞优美，二千年来学者论史、缀文，传习不绝，就是在今天，毛泽东同志也有也常引用本书故实教导我们。但是另一方面，怀疑《左传》的人，连这本书的真实性也认为成了问题。我们对于这个矛盾问题能够长期不求解决吗？

本文试图从各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如《春秋》在孔门流传出于孔子即既没之后，今《春秋经》即鲁《春秋》原文，其间并未经过孔子笔削；左丘明的年辈约与孔子同时，他是当时最有修养的瞽史，《左传》及《国语》中大部分或一部分历史都是根据他的传诵。这些意见，很不成熟，其中虽然也有许多事实依据，推论部分，还是不少。但是下面有些基本事实还是应当肯定的：春秋时代史实的积累、会通，瞽史要起到主要的积极的作用，《左传》就是出于瞽史左丘明的传诵；《左传》写定于六国称王以前，本书有许多已验或不验的预言，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内证。同时《左传》在魏国流传或在魏国编写，《汲冢书》有“师春”一卷也是最有力的旁证；司马迁说虞卿以及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虞卿、韩非也是见到《左传》的，而且还利用此书著书立说；司马迁作《史记》采用《左传》旧文极多，他还利用《左传》、《国语》，删繁挈要，作为《十二诸侯年表》。如果弄清这些事实，为读者扫除一些尘障，使读者对于此书有一个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认识，这还是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