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元：为文病开药方
王文元：爲文病開藥方
王文元：为文病开药方
王文元先生
文病之源远矣。春秋时代老子放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本一人之私见，不想谶成真语，成为一部分人立说之根据，唐朝慧能干脆摆脱文字，索性连“信言”也不要了。诡论总先是发于至微，后酿成大患。蔑视文字的坏风气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元朝把写文章的人降为老九（“九儒十丐”），援笔之能降格为九九之术；
朱元璋敢于堂而皇之地教士大夫写作；
清代康雍乾敢于设“文字狱”，网罗美文；
降及胡适“文学革命”，传统审美情趣丧失殆尽，以“白”、“浅”、“直”、“露”为时尚，大行剽窃，最终归于天下文章一大抄。文章由高雅艺术一步步沦为鸡鸣狗盗之小技，致使文病孳蔓。既无“文”又无“章”的“文章”充斥于报亭书肆，误人子弟，文章华殿沦为墟墓。
繁例难载，仅举四症：
主题暧昧，乐垂空文
时下文章，十有八九主题不明。以字数定稿酬的制度促使贪心写家不惜施展魔法，聚蚊为雷，赚取稿酬。走笔如跑马，兴逐时来思至笔落，邈无涯际蓁芜不舍。
一些所谓名著文义漫不可解，读之往往一头雾水。一位权威告诉我：天才写出的文字，俗客岂能一读即通？俗客读不懂，正说明该书具有无可限量的价值。乍一听觉得有理，细琢磨，立觉不对。陈师道不是说“书当快意读易尽”吗？《相对论》之类的科学论文不论，就一般文章而言，总要以让人读得懂为首要条件，否则写之何为？
行文论述脱离主题，关键问题一笔带过，枝节之处穿凿发挥，却给人以博大精深之象。——这是假道学们惯用伎俩。
文字泛滥与思想枯竭形成强烈反差。古人云：“文因质立，质资文宜”、“未造其语，先立其意”、“题约而文以详之，题散而文以整之”。现代写家反其道而行之。
彖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我以为这是一个不朽的写作原则。在惜墨如金的古代如此，在“墨”已经不那么值钱的现代仍如此。视一字为一孔方的人就算才高八斗，也断然写不出立意丰隆之作，因为文章主题，犹人之灵魂，绝非可以用孔方计。虽然现在“墨”不值钱，时间却更珍贵，信息爆炸，文字浩如烟海，人们难以读其万一，读者没有那么多余暇在餖凑烂篇中兜圈子。我给自己立一规矩，凡第一个段落不知所云的，绝不往下看。许多文章我都是只读了一段甚至一句话。这样做虽有可能遗珠，却可避免浪费时间。
凡大手笔都产生过“骨鲠在喉”之感。明代学者李贽有一段精彩绝伦的论述，领会这段话，颇可医治“空病”：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焚书》卷三《杂说》）
不究章旨，营养不良
“文学革命”以还，口语、书面语归于一统，文同说话，导致会写文章的如同会说话的一样普遍。这固然有普及教化之利，也产生文人媚俗，粗制滥造之弊。写作难度降低，作者大增，作品却多不究章旨，严重营养不良。
且不论思想性，仅就语言表达来说，营养不良症已经相当严重。语言干瘪，繁靡板垛，既不达意又不传神。论文如同讲话记录，回忆录如同大事记，小说如同讲故事，山水游记如同旅行日记，诗歌无病呻吟，散文既散且淡，名为“创作”，“述”而不作。有些文字作为信息或许有用，然而作为艺术品来读则如嚼木屑。话说回来，文人手不离书报。这不读，那不读，读什么呢？这真是令人难堪的问题，当今，能够当作艺术品，把玩揣赏、论其斤两的佳作实在难觅。
重复乃写作大忌，然而已经少有人以重复为忌。同一字词，在一篇文章中出现十次亦不足怪。一则传闻，一个噱头，一段华彩，一种时髦词语一旦出现写家莫不争相模仿，以着先鞭为快。克隆文章铺天盖地，避之不能。
先锋派写家随意玷污传统语法规则。一位大手笔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向后生传授写作经：要想写出好文章并不难，记住“清心寡欲，只求平淡”八字可矣。怎能不让人捧腹喷饭？文人确有风格之异，苏东坡淡雅，司马相如华丽，然而他们的文章都是丰盈高雅，无处不浓浓韵味，与直白、平淡无丝毫瓜葛。“寡欲”与“平淡”需资本，不是随便讲得的。古人强调淡泊，是因为他们肚子里装满了丽词，“华丽”之阶未登，何达“淡泊”之境？！
“直白大师”的作品：曰文章者，文采不彰；曰散文者，散而不文；曰论文者，述而不论；曰诗歌者，无韵无律；曰小品者，小而无品；曰随笔者，随处败笔；曰范文者，何堪“反问”？
欲治营养不良症，须回归传统。古人作文，用典与创作相结合，内容与韵味相经纬，“文”与“质”相搭配，吮天地之精英，调宇宙之阴阳——如此方能吐无不畅，畅无不达。
情不专一，浅妄支离
人文可比况自然：山川秀否决于烟云，文章佳否决于情感，正所谓：
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咏歌之。（《传》）
乃作文真诀也！然现代人多无情郎，不管有感无感，以炒作飞誉，以阀阅驰响，只要有写作素材便连篇累幅，强聒不已，八匹马也拽不住。情感未发就立题，立题未妥便提笔，提笔未几便成章，省去了酝酿、布想、构思、经营、点窜等诸多步骤。所写既非自己所喜所爱又非自己所愤所恨，辞贫意瘠，浅妄支离——这样的文章并不少见。命意未厚，怎耐久讽，如此心术，怎可垂后？待同类新书面市，旧作立即寿终正寝。写自己所不想写，言自己所不欲言，所得不过瞬间之一逞。所谓昙花一现，此类是也。
小说庸俗不堪，纪实肆笔而成，剧本胡编乱造，诗歌颠倒肆言，散文质木无文，杂文文思单覂，随笔翻版故实，文论妄议臧否，骂语或可一哂，赞词千篇一律……即使偶见火药味十足的骂娘文章，也只是动火不动情，看似有情，实为无我。时下流行的“酷评”，多属动气之作。这类文章，乍读心惊肉跳，读后却无丝毫收获。评人苛严，结论孟浪，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许多酷评都是长篇，动辄万言，一语诛心嫌不过瘾，非要用钝刀子一下下割。只骂不论的所谓批评文章凌人讥世，鼻息如虹，把“批评”当作了扩大写作素材的手段。作者文行伪诈最终必自贻伊戚。
此病亦有方可治，不妨从认识“我”开始，待认识“我”再写也不迟。何谓“真我”：
所谓真我者，必使此我可一而不可再。旷宇长宙中，将仅有此一我，此我之所以异于人。唯其旷宇长宙中，将仅有此一我，可一而不可再，故此一我，乃成为旷宇长宙中最宝贵之一我。除却此一我之外，更不能别有一我，雷同于此一我，如是可谓之真我。（钱穆《人生十论·如何完成一个我》）
名场求文，文愈不文
功名本无过，只是一旦亢进，便适得其反。功利心亢进，为人患病，为文染疾。
书林之中一片奔突杂沓之声，蝉蛄之鸣压过夜莺：
——商人出书，争当儒商；
——名人出书，欲立牌坊；
——教师出书，跻身学者；
——顽童出书，制造新闻；
——庸人出书，附庸风雅……
尚咿呀学语，而书册已出！
志大才疏之辈总想让自己的文字与天地同在。殊不知动机过亢反不达。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曾记否，上世纪，某文艺理论巨擘下笔风起云涌，动辄做万言报告，洞烛幽微无所不察，凡文艺理论莫不由他拍板定夺。时过境迁，风过蓬直，现在谁人理会他的胡言乱语？
每每见到满肚子功利心的写家不惧无知，鬼幽鬼躁，悬空无底，却夺席谈经。当一位沾染写书嗜好的名人被质问“为什么写书”时，他却一脸茫然地反问，我就搞不懂，你们为什么反对我写书！
中国人追求牌坊虚名由来已久矣。据考，清朝仅徽州弹丸之地就建有牌坊400余座。现在，建立石头牌坊已近于不可能，于是许多人打起建立文字牌坊的主意，企图人死字留。他们忘了，立牌坊必须放弃做婊子！
留名后世，无可非议，问题是怎么个留法以及留下怎样的文字。心无旁骛的人，反而有可能留口碑于后世。诚如法国作家沃夫拿格所说，文人在世受讥讽，死后受赞扬。
写文章须要宗教般的虔诚；需要郑板桥“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潇洒；须固守自己的精神城堡；须独立思考，众醉我醒；须“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如果总是沉浸于“万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的急躁情绪之中，被过于世俗的目的鞭打催动，灵感就不会光顾，只能生挤出些乏味文字。
志士以无才为病，不以无财为病。列夫·托尔斯泰身为贵族，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必欲摆脱贵族“恶谥”而后快。
有价值的文字大多不染功利尘嚣，为名而来、为利而往的文人，必无一成。与孔方等价交换的文字，如同交换得来食品、衣物一样，不久便化为粪土与碎屑；与权力交换的文字，更不经时日。相反，不汲于功名，不戚于贫贱，发言自高，文寿自长。
以上四症，我亦有之，写之以为共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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