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评林纾“古文之不宜废”论（二）
歐陽健：評林紓“古文之不宜廢”論（二）
欧阳健：评林纾“古文之不宜废”论（二）
二、林纾对“白话文学正宗”论的责难
胡适对“白话文学正宗”论并没有进行起码的论证，更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性维度”。《文学改良刍议》“八事”第一项“须言之有物”说：“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既将“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与“施耐庵之小说”相提并论，则可知非为“白话文学正宗”而发。第二项“不摹仿古人”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既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且“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就万不该得出“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的结论。第七项“不讲对仗”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惟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小说之回目皆“讲对仗”，书中的“骈文律诗”亦在在皆是，亦谈不上对“正宗”论的科学论证。惟第八项“不避俗字俗语”，借“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的题目，说：“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稍稍触及论述之正题，可惜从学理和文学史实际看，胡适都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三十九岁的林纾，便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迅速作出了回应。作为晚清启蒙文学家，林纾此举不是偶然而发的。早在1904年，他就在《〈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中说过：“欧人之倾我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且举“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士之诗”为例，证明“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实现现代化并不需要抛弃传统，这些见解完全适用于反驳十二年后胡适的高论。
文章题为“论古文之不宜废”，鲜明地亮出虽赞成白话，但不应以废古文为前提的观点。首句“文无所谓古也”，堪称深谙文学真谛之慧言。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适之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文学改良刍议》在“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一段，忽从中加了一条长注：
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b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喝了洋墨水、好借西人说事的胡适，本意乃在宣扬拉丁是“死文学”、1611年后之俚语方为“活文学”的高论，以为废除文言文张目；有过外国小说翻译经验、了解西方文化史的林纾，则予以轻轻一拨：“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於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尹雪曼《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评论道：“我们揣测林氏之意，乃说拉丁文虽然早已不再被普遍使用，但是，西洋人并没有把拉丁文完全废弃。既然西洋人尚且如此，我们中国人又怎能把古文完全丢掉呢？这两句话虽然说得十分有理，但因后边两句话说得太坦白了，结果被胡适与陈独秀抓住小辫子，就‘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大肆抨击，弄得林琴南颇有点招架不住。”（《国魂》1977年4月号）。“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林纾也许是谦虚，也许是不想在短文中铺得太开，胡适回避其提出的关键，抓住一两句话嘲讽一通，便“得胜”而去了。
作为对民族有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於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突现了林纾的殷忧。按，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当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则尽括而有之？恐与时人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林纾还指出，“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於时用，固文字之祖也”，虽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去学习，但嗜者学之，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相反，“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可谓语重而心长。
1919年4月，林纾又在《文艺丛报》创刊号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就“白话正宗”论与胡适商榷。文章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又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持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庚子即1901年，林万里即林獬（1874－1926），其时主持《杭州白话报》笔政，作《论看报的好处》，并以“宣樊”、“宣樊子”笔名作白话文鼓吹新政；五十岁的林纾时客居杭州，为之撰《白话道情》，很受欢迎。行文本意十分清楚：即便是“倡导白话”的话题，“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自己亦比胡适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立定有足够资格议论白话的前提下，林纾以绝对高明的古文家身分，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它有时“似无关於政治，然有时国家之险夷系彼一言”；有时又似“无涉於伦纪，然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他品隲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洋洋洒洒，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其论明人之学汉，喻之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特意引白话小说为例以喻之，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的赏鉴，早在1907年，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即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其）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与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此文谓“《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无疑要内行老到多了。
林纾也看到了古文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一面。1913年春秋之交，作《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勉诸生云：“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作序云：“综言之，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让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但为了使“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这些意见是十分通达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亦坦然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古文，甚至将古文斩尽杀绝，他深刻地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这是为什么呢？林纾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曰：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於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楂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於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敍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史记·窦皇后传》敍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见《史记·外戚世家》：窦皇后弟窦广国，四五岁时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闻窦皇后新立，上书自陈。窦皇后召见，复问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故曰“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见《隋书·外戚传》：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开皇初，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留在京师。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故曰“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林纾借此说明“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也是符合文学演进规律的。胡适以“言文之背驰”与否，奉辽、金、元通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无疑是错误的。中国文化源头在先秦，没有证据表明其时一定“言文背驰”，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以《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书，以《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莫不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维源泉。胡适说“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表面上指“作文”，实际上是指“读文”，既不作矣，又何读焉？从而粗暴地切断中国文化的本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进一步申述他对“正宗”论的看法：“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讲得十分中肯，可谓语重心长。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数语，颇为时人与后人痛恨，以为是“对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其实，林纾说的是由口语提炼为书面语言，属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范畴。“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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