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衍華 ：「崇聖」觀念與中華文明的形成
魏衍华 ：“崇圣”观念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摘要：“崇圣”是中华文化非常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重要标识。这种特征的形成无疑与中华民族尊崇为民族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之人的“情结”有关。中华民族尊崇的圣人既是各自行业的奠基者,又是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引者,其中以黄帝、周公和孔子为杰出代表,成为中华圣道的缔造者和传承者。
与世界上其他区域文明具有显著的宗教色彩不同,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的“崇古”意识就相对普遍而强烈。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华民族的“崇古”意识虽然也具有神话传说、圣王崇拜、祖先崇拜等诸多表现形式,但主流仍是以“古言古风”为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以“上古圣王”为最高的理想人格,以“大同社会”为追求的重建目标。这使得中华文明圣王崇拜的特征更加突出,构造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崇圣”情结、独特而成熟的中华圣王和圣人系统。这一情结与系统也使得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诸多领域和行业都有各自尊奉的圣人或者圣王,从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信仰多元、尊崇“多圣”的古老而常新的民族,使得“圣道”观念与中国历代社会结下不解之缘,为中华五千年文化烙下了“崇圣”的底色。
人是一种有文化的动物。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自然形成了人类文化。由于人对自然生态、社会环境、自身构造等领域的认识通常会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所以不同区域的文明会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与差别。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的观点: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过数十个较大的文明区域,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古罗马等。由于地理、生物及风俗等各种要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古老的文明体系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存在着明显差别的文化共同体,被学者们称之为“文化圈”。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的文化生命体大都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衰亡的过程,但是各文化体系的主流特征则相对稳定,各区域的大传统自成体系地稳定下来,形成了以古印度为主体区域的佛教文化、以欧洲为主体区域的基督教文化、以中国为主体区域的儒家文化……
世界各大文化圈都是在自我因革损益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就中华文化而言,“至圣”孔子是奠定中国文化格局、形塑中华民族性格的核心人物,这也早已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正如钱穆先生评价说:“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1)1唐君毅先生也曾说:“孔子与中国之历史文化,亦以万缕千丝,密密绵绵,以相连接,如血肉之不可分,以形成一整个之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1)2钱、唐二位先生评语的意思是说,孔子的教诲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之中,甚至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传统社会中不论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殿阁大学士,还是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乡村老妪,他们举手投足之间,总会蕴含着孔子儒家思想的遗泽,总会体现出孔子的生活智慧,这或许是近年来有学者将孔子儒学称为生活儒学的重要原因。
正如有些学者所赞叹:“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概还找不到第二个人,象中国的孔子这样,在差不多长达两千五百多年的日子里,受着无数亿万人的关注,从膜拜、尊崇,到评论、指责,乃至谩骂、揶揄,竟从未中断过。”(2)3这种“关注”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尽管后世不少人指责、谩骂孔子,但膜拜、尊崇和祭祀孔子并将他视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在孔子去世之后,孔门弟子开始在孔子故居、孔子墓前举行岁时祭祀活动,这应是祭祀中华至圣先师孔子的重要开端。孔门弟子祭祀孔子,影响着鲁国当地的文化传统,开启了“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的传统。据阎若璩、韩兆琦等先生考证,这里的“冢”是“家”的“误写”。(3)4那么,在“孔子家”中,也就是后来的曲阜孔庙中,祭祀、尊崇孔子,也就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文化传统。
当然,人们尊崇的并不仅是孔子其人,还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代圣王和圣人们。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涌现出了无数位圣王与圣人,他们皆以“复其初”的精神,以“守先待后”的担当,用生命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圣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圣道”,使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而从未中绝。中华民族的“圣脉”与“圣道”,通过人们虔诚祭祀这一独特的形式,流淌于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延续于中国人的生命之内。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祭祀的对象通常有很多,譬如对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的祭祀,对“制礼作乐”之“元圣”周公的祭祀,还有对各行各业祖师爷的祭祀。从理论上讲,人们祭祀的并不只是祭祀对象本身,还有以他为代表的中华圣贤群体。在绵延不绝的祭祀活动之中,传统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中华礼乐传统,以及中华崇圣文化。
中华民族历来尊崇为本民族的诞生、繁衍做出杰出贡献的历代圣贤,并将那些贡献至大者尊奉为“圣人”。这里的“圣人”,有人们所熟知的中华“六圣”,也就是元圣周公、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和亚圣孟子;也有为中华文明某项技艺做出杰出贡献的圣贤们,如兵圣孙子、商圣范蠡、工圣鲁班、史圣司马迁、字圣许慎、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医圣张仲景、诗圣杜甫等。从数量上而言,在文明五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树立过多位圣人,这也使得中华民族被称为“多圣的民族”。从性质上而言,有的圣人是人们道德修养上的楷模,有的是某个行业中的杰出代表,但无一不是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到极致的圣贤。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人所尊崇的圣人,似乎是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只能是人们心目中顶礼膜拜的对象。
那么,哪些人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圣人呢?《论语·子罕》篇中记述,子贡曾将孔夫子赞誉为“天纵之”圣人。然而,孔子在听闻之后予以否认。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吾不试,故艺”的君子。尽管如此,子贡仍然将孔夫子视为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圣人”,而且《孟子》一书近乎完美地补充了子贡的阐释。孟子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1)5这里的“仁”,意思是孔夫子以大爱之心育天下英才;这里的“智”,意思是孔夫子以好学之心集此前两千五百年文化之大成,又开启此后中华文化之圣脉。通过“学”与“传”这两条路径,孔夫子引领着此后中华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受到人们的认可,并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
“学不厌”和“教不倦”是子贡给予孔夫子最朴实、最贴切的评价。然而,朴实中蕴含着他心目中圣人的尺度,也是中华民族品评圣人的重要标准。从此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圣人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常人”,这与西方文明中的“神”“上帝”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左传·昭公七年》将孔子称为“圣人之后”。这里的“圣人”是指孔子先祖中道德修养极高的人。清代学者王引之《经义述闻》将“圣人”注解为“弗父何及正考父”。他说:“圣人谓弗父何、正考父也,圣人之后谓孔子为弗父、考父之后,故下文遂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为圣人也。”(2)6由此可见,圣人与现实世界中的人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家看来,一个人能否被尊为圣人,并非取决于他的出身贵贱、职位高低,而是他对百姓、对天下的贡献几何,《论语·宪问》篇“子路问君子”章说的就是此意。(1)7在早期儒家看来,一个人若能通过“修己”,最终实现“安百姓”“安天下”,他的地位就有可能超过帝尧、帝舜等上古时期的先王。
中国人树立、尊崇、敬畏的圣人,皆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说法并非后世人的主观臆造,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祭祀中获得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国语·鲁语上》中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士大夫展禽论国之祀典,他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2)8《礼记·祭法》中的记载虽然在文字上与此有些差别,但其中所蕴含的核心思想应该是一致的,无论是“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还是“能捍大患”者,皆是有功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精英,理应受到后世中国人的尊崇,其中那些达到极致的人,理应被后世尊奉为圣人。
哪些人能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圣人呢?或者说,圣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显性特征呢?或许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和特殊的思考。在与鲁哀公的问对中,孔子将人划分为五类,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和圣人,而且分别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定义。其中“圣人”的内涵为:“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3)9在孔子看来,圣人至少应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娴熟地掌握和运用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则;二是有极为高尚道德的同时,又有普通人的特性,此即孔子所说“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这些特征在中华民族的诸位圣人身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所以中华民族尊奉的圣人大多是可爱、可亲、可敬的人,他们共同构筑了我们这个民族重要的精神家园。
在拥有五千余年历史的古老而神圣的中华大地上,曾涌现出无数位圣王、圣人、贤哲。尽管这些古圣贤哲所处的时代不同,带给中华文明的贡献略有差别,但他们都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甚至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拓荒者,理应受到世代中国人的尊崇和膜拜。正如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评价元圣周公时所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1)10此语的意思是说,黄帝、周公和孔子是与中国社会有着莫大关系的三位圣贤: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周公制礼作乐,被尊奉为“元圣”;孔子整理六经、教授弟子,被尊奉为“至圣”。就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而言,以黄帝、周公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之圣缔造了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范式。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孔子时代就已经出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2)11的尴尬局面,因而在整理《尚书》等经典文献时,孔子才不得已从有史可考的帝尧、帝舜时期开始。尽管如此,此时的黄帝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披荆斩棘、生生不息的核心和最具影响力的始祖,《礼记·祭法》中“有虞氏禘黄帝”“夏后氏亦禘黄帝”等记载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后的殷商和姬周等王朝虽已不再“禘黄帝”,但他们依然将黄帝视为血缘上的始祖。其实,传统中国社会中认同黄帝为始祖这一身份的不只传统的汉族,也有来自周围区域的少数民族,他们为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中原地区士人的血缘认同,将祖先追溯到人文始祖黄帝或者炎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北魏时期的鲜卑族。(3)12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开创者看来,追溯黄帝为始祖,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黄帝为始祖在维护政权稳定、民族团结中所发挥的显著作用。
如果说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的话,那么元圣周公由于“制礼作乐”就是中华上古文明的集大成者,是此后中华礼乐文明范式的重要奠基者。就周公与中华文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而言,不少学者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如杨向奎先生曾评价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4)13又如杨朝明先生评价说:“周公特别强调‘明德’,而‘同心则同德’,‘同姓则同德’。‘德’既为周公政治理论的核心,因此‘德’在周公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也被格外地加以强调,所以,周公制周礼以礼仪观察德行(‘则以观德’),以德处置事情(‘德以处事’)。”(5)14周公之“礼”和周公之“德”成为后世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标尺,丈量着中国传统社会运行中的得与失。
孔子是继黄帝、周公之后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最为紧要的一位中华圣人。孔子以“梦悟”周公,诉说着他学说的深厚历史渊源,彰显出早期儒学的显性特征,后世将二人合称为“周孔”。梁漱溟先生对周公和孔子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精到的论述,他说:“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具体而言,周公的贡献主要是“礼乐制度之制作”,孔子的贡献主要是对圣贤的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1)15。孔子推阐的道理,以人们常说的“三达德”(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华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启迪着中国人的智慧,进而成为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正因如此,人们也将孔子视为中华文明的大成至圣先师,视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导师。
英国当代著名历史文化学者贡布里希(Gombrich,E.H.J)先生给予了孔子极高的评价,将孔子称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一位伟大导师”,说:“在他(孔子)的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最后贡布里希还将孔子与老子进行比较,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许老子在远方孤寂的群山中已经达到这个境界,可以像他所说的那样无为而治。但是总的说来,不是老子,而是孔子成为他的民族的伟大导师,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2)16贡布里希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公正的,道出了孔子所确立的“规范”“智慧”“法则”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道出了儒学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独特地位。总而言之,以黄帝、周公、孔子等为代表的古圣先王是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者,是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是中国传统社会运行规则的确立者。从此种意义上说,中华上古先民所确立的中华圣道观念在此后历代圣王或圣人之间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并共同缔造了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体系。
1钱穆:《孔子传》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2(1)唐君毅:《唐君毅全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3(2)李启谦、姜林祥主编:《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5页。4(3)韩兆琦编著:《史记笺证》(修订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2页。5(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页。6(2)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10页。7(1)《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8(2)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4~155页。9(3)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59页。10(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页。11(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6页。12(3)《北史·魏本纪》记载:“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详见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13(4)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14(5)杨朝明:《周公事迹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8~159页。15(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16(2)[英]恩·贡布里希(Gombrich,E.H.J):《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从远古到现代》,张荣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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