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
王元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新文字冬學運動
王元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
內容提要：近代以來，在西勢東漸的壓力下，中國人漸對民族文化失去信心，轉而追求徹底的變革。文字改革，即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的主張也是這種反傳統傾向的一種表現。隨著時代的變化，這種主張越來越政治化，最終一部分共產黨人成爲這種主張的堅決擁護者和積極實踐者，從土地革命時期開始進行新文字教育實踐，在抗日戰爭時期更試圖通過冬學等群眾性識字運動推行新文字。陝甘寧邊區於1940年開始在冬學運動中進行新文字教育試點，1941年冬學運動期間普及到全邊區，然而很快於1942年冬學運動期間再次將新文字冬學實施範圍縮小到延安縣，隨後停止了新文字推行工作。這次推行新文字工作的經驗教訓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從而影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文字改革。
關鍵字：抗日戰爭、陝甘寧邊區、文字改革、新文字、冬學運動
拉丁化中國字的《大衆報》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基石，“書同文”更曾是中國人的大同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到了近代，中國人對於自身文化傳統的信心也因受一次次戰爭失敗的打擊而日漸削弱，代之而起的是日益強勁的西化潮流，以致對漢字也失去了信心，認爲必須用西洋字母書寫，改成拼音文字。
近代以來，關於文字改革必要性的論證動員了從理論到現實多方面的理由。在理論上，主要是從進化論出發，對文字也建立一元化的發展觀，認爲文字進化要經過圖畫字、義符字、聲符字和字母四個階段，從而得出結論說中國文字二千年來尚停留在第三階段，需進行改革，以進入第四階段。
在事實上，主要認爲中國文字繁難，阻礙了中國文化的進步。客觀上，當時中國文盲眾多，改革者苦於民眾文化水準低，而無法將新思想普及到民眾中去，所以他們希望能有一種簡便易學的文字爲載體，普及新思想，締造新國民。
所以，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事實上，文字改革從一開始就與改革、革命關係密切。也正因爲如此，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一些中國共產黨人成爲激進文字改革主張的提倡者和實踐者，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之後。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拼音新文字普及教育試驗。聯繫解放後中國的文字改革止於推廣漢語拼音和簡化字，而沒有推行拼音文字的事實，分析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新文字冬學運動，揭示文字改革的政治化、革命化過程，以及文字改革所面臨的思想和社會困境，從而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民族文化傳統在近代國家再造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存在的意義。
一、新文字的產生與蘇區的教育實踐
近代中國的所謂新文字運動，從廣義上來說是指試圖用字母文字取代漢字的過程。其實在中國，創造字母文字的努力由來已久，據傳唐朝時就出現了守溫德三十六字母，此後也一直有人在音韻學研究中使用，但是直到近代才發展成爲具有社會影響的新文字運動。近代新文字運動與唐朝的字母已經沒有了關係，也許與清末以來外國來華傳教士用羅馬字母拼切土音，或中國人仿照傳教士的做法創作字母的努力有一定的淵源關係。西方來華傳教士主要以羅馬字母拼切中國南方方言，自19世紀80年代起出現過蘇州白、寧波白、上海白和廈門白的小冊子。不久之後，廣東人王炳耀、福建人蔡錫勇和盧憨章、江蘇人沈學都等仿照教會的方法，製作字母。他們或出有單行刻本，或刊登在《時務報》、《萬國公報》等新式報刊上，希望得到世人的承認和使用。但是這些新字母影響很小，真正有一定影響，並曾付諸普及實踐的，是20世紀初年王照所製作的官話字母。
王照是近代漢語拼音運動的著名人物，他於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於是專門從事漢語拼音研究，1900年冬仿照日文假名，採用漢字偏旁或字體的一部分，制定了一套漢字拼音方案，稱爲“官話合聲字母”，次年在日本排印出版，1903年又在北京修訂重印，名爲《重刊官話合聲字母序例及關係論說》。王照就曾說過，他的官話字母“全是爲不認字的人興出來的”，所以在創作官話字母後，設法在不識字人群中加以普及。1904年應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的要求，教常備軍第三鎮官兵學習官話字母，王照還爲此編寫了字母和漢字對照的《對兵說話》教材。在袁世凱、嚴修、吳汝倫等社會名流的支持下，王照還在各地創辦了官話字母義塾和簡字學堂等傳習機構，並創辦“官話拼音書報社”，出版“拼音官話報”———《人人能看書》，編輯出版了注有官話字母的《官話字母義塾叢刊》、《拼音對文百家姓》、《拼音對文三字經》、《拼音對文千字文》、《官話字母字彙》、《官話字母讀物》及《初學拼音官話書》系列(包括家政學、地文學、植物學、動物學)等。
自1905年起，勞乃宣對王照的官話字母加以增補，使之適合拼音中國南方口語，稱爲簡字。
1907年著《京音簡字述略》，並出版《簡字全譜》，後來在端方等人的支持下，1909年在北京組織簡字研究會，在南京創辦簡字學堂，又辦簡易識字學塾、簡字講習所等，積極提倡簡字。在王照及勞乃宣等人的努力下，官話字母的影響在10年間遍及13個省。
繼王照、勞乃宣之後，全國到處都有人創造新字母，出現的新字母有數十百種，在英國、義大利的中國留學生中也有人熱衷創作新文字，甚至還有外國人參與其中。民國建立以後，一度注意王照的官話字母的袁世凱也有心進行文字改革，當時在中國從事獨立運動的韓國著名儒學者李承熙聽說後還曾上書袁世凱，建議他採用韓國的訓民正音。
李承熙還編著《音文類表》，整理訓民正音的音韻，“以爲萬國通用之資而著之”。
對於當時創作字母的人來說，大概有兩種意圖。一是希望用字母取代漢字，一是將字母作爲認識漢字的輔助工具，或者認識漢字之前的便宜工具。此外，主張廢除漢字者，往往主張採用國際統一的羅馬字母，甚至主張以世界語取代漢語，而認爲應當保留漢字者，有人主張像王照那樣另創一套中國特有的字母。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知識份子多主張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如陳獨秀主張先廢除漢字，暫且保留漢語，而錢玄同則進一步主張廢除漢語，採用世界語。1923年錢玄同、趙元任、林語堂、黎錦熙等在《國語月刊》的“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文章，主張“漢字革命”，提出應以羅馬字(拉丁字)代替漢字，而且還爲此作了一些努力，編了一些相關書籍。不過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讀音統一會還是認爲漢字不可廢，並參照王照的官話字母等，用中國古字的偏旁筆劃製作了“注音字母”，以爲漢字注音，於1918年正式批准實施。
然而主張採用羅馬字母的呼聲依然不斷高漲，以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於1923年8月召開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1926年，制定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1928年9月時任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正式予以公佈。但是國語羅馬字在當時作爲“國音字母第二式”，同注音字母一樣僅用於給漢字注音，並非要取代漢字，也沒有在社會上真正推行，影響甚小。
真正將這一方案加以改良和發揚光大，並付諸教育實踐的是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人士。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許多中共黨員到了莫斯科。受十月革命後蘇聯用新字母拼寫境內少數民族語言，以及蘇聯幫助蒙古以新字母書寫蒙古語做法的影響，吳玉章和瞿秋白在莫斯科經過一年的研究，最後由瞿秋白寫成了一本名爲《中國拉丁字母》的小冊子，將其作爲中國新文字。此後，狹義的中國“新文字”就是指這種漢字拉丁化方案。
1931年9月26日，中國工人在海參崴中國大戲園召集了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表示歡迎這種中國新文字。爲了在工人中普及這種新文字，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王湘寶等人和一位蘇聯語言學專家一起經過幾天的討論，在原來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然後由吳玉章、林伯渠等人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加以推行。
這種新文字傳到國內以後，魯迅備加推崇，他在《門外文談》和《中國語文的新生》中強烈主張使用新文字。蔡元培、孫科等700餘名贊成新文字的人發表宣言，說“漢字如獨輪車，國語羅馬字如汽車，新文字如飛機”。1933年以來在上海、北平、廣州、香港、廈門各地都有熱心人士廣爲提倡，天馬書店出了不少教本和叢書。
但是在主張文字改革的陣營內部也引起了國語羅馬字與漢字拉丁化的尖銳對立，兩派長期互相爭論，尤其是1934年討論文藝大眾化的時候，對於拉丁化新文字進行過熱烈的討論。這場爭論由於新文字運動越來越強烈的政治和黨派色彩也超出學術的範圍，國民黨政府將中國共產黨人所主張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視爲“赤化”運動，甚至有人將其視爲洪水猛獸，認爲推行新文字之禍甚於亡國，不允許在國統區公開地搞新文字運動。
就當時主張漢字拉丁化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們也確實將文字改革與革命聯繫起來思考，即不僅像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將廢除漢字與反對所謂舊文化相聯系，而且將廢除漢字與勞動大眾，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緊密地聯繫起來了。他們認爲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經變成統治階級壓迫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爲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經不適於現在的時代，所以要根本廢除作爲象形文字的漢字，創造通俗化、勞動大眾化的文字。他們相信拉丁化是最科學的方案，因爲世界各國文字都要走拉丁化的道路，甚至相信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後，必然會形成某一種統一的語言文字，其構成要素一定是拼音文字，而絕不會是方塊的漢字。因此，中國如果不願自居世界之外，就必須進行徹底的文字革命，廢除方塊漢字，而代以拉丁字母書寫的拼音文字，廢除四聲，以合世界潮流，反對注音字母之類的改良辦法，以爲“也只有這樣才能發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內容是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及勞動者的文化”。
因此，他們將文字改革視爲文字革命鬥爭，甚至連將拉丁化視爲初級教育工具的態度都被批判爲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態度，“統一國語運動”也被看作資產階級的運動，以爲不能以一個地方的口音作爲全國的標準音。這樣，文字改革被納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此後新文字運動也就成爲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旗幟，不少共產黨人將推行新文字視爲自己的歷史使命。
土地革命時期，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這種強烈的黨派色彩使其不能在國民黨統治區推行，其教育推廣實踐自然只能限於蘇區。當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中的工農幹部有很多人是文盲，又不能經常上課學習，要想他們達到能看懂文件的水準，需要學習幾年漢字才行。所以當時瞿秋白、林伯渠在江西蘇區積極提倡新文字，尤其是對於文盲，主張先學新文字。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的各種學校也曾進行過新文字教育的實踐。紅軍大學進行的新文字教育實踐證明，文化程度越高的人排斥性越強，而一部分文盲經過兩三個月的學習就能用新文字寫報告，寫壁報。
所以有文章提出：“一切能用漢字寫讀的人們，不是教學新文字的對象，不應該拿新文字去麻煩他們，如果拿新文字去麻煩他們，不獨妨害他們的工作，而且引起他們對於新文字的反感，對於新文字的推行沒有幫助。”
這種實踐活動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仍在繼續，並與全面抗戰爆發後推行新文字的教育活動緊密相連，下面即重點論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尤其是全面抗戰爆發以後陝甘寧邊區冬學運動中的新文字教育。
二、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新文字冬學
在全面抗戰爆發前，陝甘寧邊區也曾推行新文字教育。當時中國共產黨認爲，要想將陝甘寧邊區建成民主抗日的模範區，必須把廣大群眾從文盲中解放出來，進行普及教育，而“最基本最易學的新文字應該在最短時期普及到歷史上沒有參加過文字生活的男女文盲，但不停止在這一基本的工具上，應該利用這一基本工具，學習漢字，以及學習政治和科學”。
在向來熱衷推行新文字的林伯渠等人的推動下，在各種學校中普遍推行新文字教育。徐特立在江西蘇區本來反對推行新文字，這時也開始搞新文字教育實驗，並慢慢熱心起來。1936年冬天，徐特立開始在延安用新文字教育殘廢軍人和小學教員，並用新文字辦學校。這樣，新文字運動就在各處發展起來。
據有關材料顯示，當時推行新文字教育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楊柳曾是徐特立所辦夜校的學員，他當時是個勤務員，通過不多日子的學習就會用新文字寫信、做記錄，後來他利用新文字學習漢字，學會了用漢字寫信，成爲學習新文字的典型。
另據《新中華報》報導，陝北推行新文字教育不過半年，就使偏僻鄉村中認識新文字的人數比認識漢字的人更多；延安市工會所辦夜校學生90%不識漢字，“每晚上新文字課一點半鐘，不過兩星期，大部分學生自己能拼能寫能讀，尤其是寫法特別進步”。
爲了推進新文字教育，1937年5月還計畫開辦教員訓練班，將新文字也作爲訓練班的中心科目。
但是當時並沒有用新文字徹底取代漢字的決心，而是像上面提到的楊柳所表現的那樣，最終將新文字作爲學習漢字的輔助工具。陝甘寧特區文化教育建設委員會起草的《關於群眾的文化教育建設草案》也是將新文字作爲輔助工具，要求能利用新文字學習漢字及學習自然和社會常識，最終還是要求學員能用漢字寫信及作報告。
而且，也有材料顯示民眾對學習新文字並不十分熱心，有的將新文字誤認爲是外國文而不願意學習，並且這種沒有意義的字母和拼音對於文盲來說也不容易記憶，有的花了很多時間而沒有成績，所以中央教育部出版的新文字看圖識字，把字母拼音和讀本聯繫教授，希望能藉此改變這種狀況。
全面抗戰爆發後，新文字教育因群眾教育運動的發展而更受重視。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號召進行一次識字突擊運動，於是各地組織識字組，開展了一次以國防教育爲主題的冬學運動，動員成年和青年文盲利用冬閒時間來學習識字。這次冬學運動取得很好的成績，此後便年年開展。儘管如此，三年來開展冬學運動的實踐也證明，要想在短期內掃除文盲是很困難的，一些人認爲主要障礙還是在於漢字難學難記，於是又想到了新文字。1940年吳玉章寫信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建議推行新文字。當時不僅有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等幾位老同志熱心於推行新文字，高崗、羅邁等人也表示擁護，所以中宣部經過討論後一致贊成推行新文字，並寫信給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要求在1940年的冬學中開始實行，規定對15歲至25歲的文盲要用新文字來進行教育。林伯渠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這時下決心要在陝甘寧邊區用新文字掃除文盲。
1940年9月23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召開有關冬學的擴大會議，正式決定本屆冬學除一般縣份仍用漢字課本外，在延安縣、延安市，改用新文字課本，舉辦新文字冬學，作爲試點，以便下一年大量推廣。
要大規模推行新文字教育，自然首先要培養大量教師。當時在延安成立了新文字運動委員會，該委員會商得陝甘寧邊區教育廳，以及陝北公學、馬列學院、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女子大學、邊區黨校和一些機關單位同意，抽調70餘名幹部成立新文字訓練班，由吳玉章親自對他們進行爲期一個月的培訓。
延安婦聯派來的一位不識字的十八歲農村姑娘周子桂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就能用新文字寫信。
11月7日學員畢業後，被分配到延安縣和延安市各地以新文字試辦冬學，進行掃除文盲的工作。董必武號召熱心新文字運動者要以傳教的精神來發展新文字運動。
11月7日，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等幾位老同志發起的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也正式成立了。這一天正好是十月革命紀念日，吳玉章在成立大會上還特意強調這種巧合表示了中國文字革命的偉大意義。該協會“以團結邊區及全國新文字工作者推廣新文字運動，提高大眾文化，爭取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爲宗旨”。選舉毛澤東、朱德、孫科、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等人爲名譽理事，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艾思奇、楊松、周揚、蕭三、羅邁等46人爲理事，還一致決定以11月20日爲“中國文字革命節”。
協會成立後，首先協助邊區政府開展延安市、縣的新文字冬學運動，並陸續出版發行《新文字報》和一些新文字課本、讀物，在陝甘寧邊區各地成立分會，幫助邊區建立新文字幹部學校，培養新文字幹部。
在1940年的冬學運動中，受過培訓的70多名新文字教員在延安市和延安縣舉辦了63個新文字冬學(其中女冬學6個)，有1563人參加學習。經過50天的教學，考核成績爲甲級的有561人，乙級的有219人，丙級的有462人，丁級的有321人。其中甲級能達到會用新文字讀寫的程度，最低的丁級也能達到用新文字拼寫單字的程度。
當時延安《解放日報》對於新文字教育的成績也進行了報導，稱讚其成績驚人，在學了50天新文字之後，1500多個文盲之中已有700多個能夠自由的讀和寫，許多冬學學生成爲《新文字報》的通訊員。
1941年4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說，在40天的時間裏，1400多名青年和成年學生，半數以上能用新文字寫信、讀報，新文字受到學生們的歡迎。
總之，大家對這一成果表示滿意。在這屆新文字冬學結束後，新文字訓練班總結了這次新文字冬學工作，並舉辦了新文字冬學工作展覽彙報會，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等領導同志參觀了展覽，並肯定了他們的工作成績，毛澤東還勉勵新文字工作者要“努力推行，愈廣愈好”。
有了這次新文字冬學試點的成績，陝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在新文字訓練班的基礎上成立新文字幹部學校，由吳玉章任校長，景林任副校長(1942年夏景林調離後由王志勻接任)，原訓練班畢業生50多人被編入高級班，另外從邊區部分縣市招收了一個初級班，還爲其他熱心學習新文字的幹部和群眾舉辦過速成班、講習班。
對於推行新文字教育，林伯渠認爲首先要解決三方面的問題，一是說服知識份子認可新文字，二是在法律上給新文字以合法地位，三是教育群眾接受新文字。爲了解決第一個問題，1940年12月2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決定給新文字以合法地位，規定可以用新文字寫報告、遞呈子、記賬、打收條、通訊等一切用途，在法律上與漢字享有同等效力，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公文文件，也要一面印漢字，一面印新文字，並將這一決定以佈告的形式予以公佈。1941年5月1日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提出，經中共中央批准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也將掃除文盲，推廣新文字教育作爲陝甘寧邊區最重要的文化政策。
該施政綱領經邊區參議會通過後，新文字的合法地位進一步得到保障。
1941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再次出佈告，重申新文字與漢字享有同等地位。1941年6月5日《解放日報》社論《推行新文字與掃除文盲》也強調“新文字不僅在掃除文盲普及教育上是鋒利的武器；而且在提高文化發揚學術上，它也是比漢字更高一級的文字工具，這是一九三三年以來大眾語論戰中得出的結論；也是中國前進的文化界所一致承認的真理，曾經魯迅一再解釋過的”。
在1941年的一段時間內，中央通訊站仍不收發用新文字寫的信件，新文字報對此點名批評，嚴正指出這種行爲違反了政府法令，中央通訊站於是也開始收發用新文字寫的文章。
1941年6月，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決定在該年度全區冬學運動中推廣新文字，絕大部分冬學要教新文字。爲加強對1941年全區新文字冬學運動的領導，1941年10月18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還邀請西北局、保安司令部、邊區青年救國會、邊區婦聯、邊區總工會、新幹校等有關機關，聯合成立冬學委員會，並討論了掃除幹部中的新文字文盲問題，要求青救保證60%的鄉級幹部入學，婦聯保證50%，工會保證50%的幹部入學。
1941年10月24日《解放日報》發表《開展冬學運動》的社論，希望“在抗日根據地的冬學裏都能夠試驗以新文字來進行教學，把這一個‘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廣大人民的手上，使廣大人民能夠更好的用它來加強自己戰勝敵人，在戰鬥中把廣大人民這一個無限豐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開發起來!”
爲解決在全邊區推行新文字冬學所需的大量師資問題，早在1941年夏天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就利用暑假分別在延安、定邊、慶陽、關中及綏德等地各示範中學內開辦小學教師講習班時，即在課程中加進了新文字教材研究，加強新文字訓練，作爲將來在全邊區推行新文字教育的準備。6月下旬，延安新文字幹部學校又從高級班抽出38名學員，組成13個工作輔導小組，分赴邊區4個分區和直轄的9個縣市，舉辦了13個新文字教員訓練班，參加學習的有626人。到11月10日前後各訓練班結束，各工作輔導小組繼續留在各地指導新文字冬學工作。
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也派許多幹部到各縣去幫助政府訓練推廣新文字冬學和小學的教員。經過努力，1941年陝甘寧邊區冬學教員數量大約是1940年的10倍。據此，吳玉章樂觀的估計，這些教員大概可以掃除1萬多個文盲，這樣經過四五年的努力，陝甘寧邊區的文盲便可掃盡。
實際上，1941年冬學運動期間陝甘寧邊區共辦新文字冬學238個，其中女冬學23個，參加學習人數達5712名，其中女生(缺志丹縣)621名。
此外，地方工廠和部隊辦的冬學也有教授新文字的。所以，1941年的冬學運動可以說是陝甘寧邊區推行新文字教育的最高潮。受此鼓舞，陝甘寧邊區政府規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員者，應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漢字混合去教。
但是到舉辦1942年冬學運動時，邊區政府卻決定縮小舉辦新文字冬學的範圍，只在延安縣繼續試辦新文字冬學，教員由新文字幹部學校派遣。當年新文字幹部學校在高級班學員中選派了20名新文字冬學教員，5名新文字冬學輔導員，在延安縣舉辦了14個新文字冬學，其中女冬學一個，半日冬學一個，計畫招生650名。此後新文字冬學似未再舉辦。1943年春延安新文字幹部學校也被併入延安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立新文字系，隨後停辦。
三、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冬學停辦的原因
關於新文字冬學停辦的原因，現在還沒有找到能夠明確說明原因的材料，但是也有材料顯示，新文字和新文字冬學本身存在許多問題，也許能夠幫助我們從側面理解新文字教育難以存續的原因。
首先，從冬學運動本身來說，冬學不僅是掃盲的識字運動，也是一項群眾運動，是抗戰動員的組成部分，目的是要加強學生對於革命和戰爭的認識，而並不是出於民眾自身追求知識的要求。1938年陝甘寧邊區冬學的主要科目就是政治、識字、唱歌和軍事。1941年10月24日《解放日報》社論《開展冬學運動》中也強調：“冬學的任務，總的說來就不能不與抗戰、民主的現實任務相適應、相配合，並成爲進行抗日戰爭與民主建設的一個戰鬥的側翼。”
所以，在陝甘寧邊區開始辦冬學的時候，基層幹部主要動員兒童入學，而青年和成人很少參加。動員青年人入冬學相當困難，群眾以爲冬學就是擴大抗日軍隊的巧妙辦法，如果入了冬學便要當抗日軍人，所以無論如何不肯把青年送入冬學。
爲了改變這種情況，舉辦者不得不要求幹部子弟率先入冬學。1944年6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今年冬學的指示信》也說明過去冬學不能開展，多不爲群眾所歡迎，不是自願和勸學，而是強迫動員，引起群眾反感，群眾視冬學如一種負擔。
但是冬學畢竟不是直接的政治運動，所以有些領導幹部也認爲冬學不是政治工作，無須重視，或者將冬學工作看成捎帶工作，不是自己的本職任務。1940年陝甘寧邊區冬學運動中，有幾縣的三科長去做了征糧組長，冬學委員會工作無人主持，以致冬學工作完全垮臺。固臨縣在開辦冬學時，就把三科長調去作征糧工作。
上述《解放日報》社論《開展冬學運動》中也承認陝甘寧邊區開展冬學運動三年來所收到的效果跟工作中所投下的人力和物力比較起來遠不相稱，許多冬學學生今年畢業，明年來時依然是個文盲。除了認爲漢字難學難記是其中原因之一外，地廣人稀，使用文字機會太少也是重要原因。
可見當時鄉村生活中並非普遍存在著文字生活的需要，這種需要主要來自鄉村社會外界。
其次，新文字自身所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肖雲撰文指出，老百姓初接觸新文字時一般都持懷疑態度，不接受新文字，學會以後才會逐漸改變態度，最終熱心擁護新文字。
但是這種態度轉變是否普遍存在也值得懷疑，因爲另有材料顯示，有人認爲學了新文字也沒有用處，不如拿這時間來學漢字。他們相信新文字只是幫助人們學習漢字的輔助工具，可以讓老年人去學，青年人記憶力強，應該學漢字，不應拿新文字來耽誤他們。雖然熱衷推行新文字的人對這種認識反復加以批駁，但是他們自己也不主張即刻用新文字取代漢字，一般民眾更沒有多少人認爲或者相信新文字要取代漢字。而知識份子更認爲新文字是粗俗的，不過是下層群眾勉強使用文字的初級工具，至於高深理論和優美文章非漢字不能表達，拉丁化將斷送中國文化。
再次，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全盤西化的激烈反傳統主張逐漸式微，一些人逐漸認識到民族文化的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條件。到抗戰時期，這種傾向更加明顯，民族的也成爲共產黨所追求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特徵。那麼，那種以西化爲唯一價值取向的，認爲所有文字都必然走向拼音文字的觀點，與日益強烈的民族化潮流存在著潛在的矛盾。而更爲嚴重的問題是，主張以新文字取代漢字的人在推行新文字的同時，並不能真正創作出使用新文字的新語言、新文學和新文化，爲新文字的存在提供一個社會生活環境，所以處於社會下層的文盲在學了新文字之後不僅不能享受更高一級的文化，反而覺得在社會上無用武之地，很難參與民族文化的享用和再生產過程。雖然不識漢字的文盲在當時人口中占大多數，但是他們在文化上處於劣勢，沒有發言權，他們學了新文字後也同樣難以改變這種處境，所以新文字並不因爲推行對象的人數眾多而就容易推行。
不僅如此，由於在普通群眾中推行新文字教育，使他們接受與一般知識人所學的漢字不同的文字，反而會加劇社會上層與下層的分裂和隔絕。當時並不存在能夠在全中國迅速完全廢除漢字的環境，如果真的像一部分人所主張的那樣，只在鄉村推行新文字，在知識社會仍通行漢字書籍和刊物，而在鄉村中通行新文字書籍和刊物，那麼即使在邊區鄉村普及了新文字，也只能使鄉村社會進一步邊緣化，擴大和固化社會的這種上下隔絕，兩截分化的狀態。
主張推行新文字的人還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文盲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而不是漢字造成的，而漢字的存在比這種社會環境的存在更爲長久和穩定。謝覺哉說：“我們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身上有一個很大的負擔，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好像過去文廟烏龜身上那塊石碑一樣，簡直把我們壓死了，這個負擔就是漢字。從前我們認爲漢字是個寶貝，現在我們才知道漢字使得我國大多數人愚昧無知，我們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但是漢字是和封建勢力聯繫著的，封建勢力反對新文字，還反對白話文，也反對馬克思的辯證法，這是一貫的。和這相反，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主張革命的。”
謝覺哉的這種認識在當時主張推行新文字的林伯渠、吳玉章等人那裏也同樣存在，他們都是將文字改革與階級聯繫起來，從而使其成爲革命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從學術上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的。
因此，雖然陝甘寧邊區政府可以決定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合法地位，但是林伯渠所說的說服知識分子和教育群眾接受新文字的工作並不容易完成，更難以爲新文字創造出一個社會文化生活環境，新文字普及教育運動勢必難以成功。
四、結語
近代以來，在西勢東漸的壓力下，西化成爲中國人追求的基本目標，而西化程度的不同也就成爲保守與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正因爲如此，許多問題在那個時代被泛政治化了，漢字改革就是這樣的問題之一，它越來越政治化，最終成爲中國共產黨革命主張的組成部分，即使在中國，乃至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價值取向開始轉向民族傳統時，在這一領域的轉變也相對滯後，解放後的文字改革仍以用拼音文字取代漢字爲最終目標。只是由於中蘇關係的惡化，國內形勢的變化，以及文字改革工作自身的困難，這一目標並沒有實現，否則今天中國文化發展的情形如何，也是難以想像的。
中國周邊的朝鮮、日本等國在近代也同樣經歷了文字改革的過程，但是這些國家的總體傾向是將漢字作爲外來文字加以廢除，代之以民族文字。即便如此，日本也未能徹底廢除漢字，朝鮮和韓國廢除了漢字，但是對民族文化發展也帶來負面的影響，如今又提倡漢字教育。漢字本來就是中國的民族文字，很難與民族主義聯繫起來，所以中國文字改革的原動力最終落在了階級鬥爭理論上，這也就使中國的文字改革日益政治化，最終成爲政黨的革命主張。然而民族國家的建立，離不開民族文化，廢除漢字這種極端化的主張與這一整體任務之間存在矛盾，這大概是新文字終未能取代漢字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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