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琴 | 科幻赛博格叙事的三个面向
本文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4期“学术前沿：科幻文学的世界性与理论性”栏目，第42-60页。受公号文章格式及篇幅限制，原文脚注和引用作品英译从略。欢迎前往本刊官网clc.shisu.edu.cn或中国知网阅读全文。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科幻赛博格叙事既是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形象构建，更是基于赛博格身体而呈现的跨越身心边界、颠覆中心概念、产生观念融合以及推动杂糅新生的科幻表达形式与观念重构。科幻赛博格叙事具体呈现在三个方面，即赛博格身体叙事、赛博格世界叙事、赛博格文化叙事。赛博格身体叙事是科幻赛博格叙事的基础，主要表达了赛博格身体革新导致的感官新知觉、赛博格身体产生的情感-记忆重构以及由此身体间性走向主体间性的发展。赛博格世界叙事既是对虚拟-现实的赛博世界的描摹，更是对居于这一交互世界的观念的重构，即出现现实-虚拟世界本体论。赛博格文化叙事表现在赛博格社会的资本主义质询、女性主义建构和后人类主义反思。科幻赛博格叙事打开了理解智能时代人类变革文明的新大门。
Cyborg narrative in science fiction is about a discussion of cyborg images, and a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forms and ideas, which is based on cyborg corporeality and expresses its transgression over body and mind, center and margin. It pushes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and new expression of science fiction. Cyborg narrative is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One is cyborg corporeal narrative, which is the basis of cyborg narrative. It describes the new senses of body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function of emotion and memory on body. The second is cyborg world narrative, which describes the cyberworld of virtual reality, and explores a new idea of intertextual world. The third is cyborg cultural narrative, which is an enquiry of capitalism, a reconstruction of feminism, and a retrospective of posthumanism. Cyborg narrative in science fiction opens a door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t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ce era.
科幻赛博格叙事 ； 赛博格身体叙事 ； 赛博格世界叙事 ； 赛博格文化叙事
cyborg narrative in SF; cyborg corporeal narrative; cyborg world narrative; cyborg cultural narrative
江玉琴，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科幻文学、后人类理论、文化理论。电子邮箱：jyq＠szu.edu.cn。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赛博格叙事与21世纪科幻诗学建构”（项目编号：22BZW175）的阶段性成果，同时系深圳大学冲高项目“中国科幻诗学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WKZX0310）系列成果之一。
赛博格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Clynes＆Kline 26），一种“控制论生物体”（哈拉维 314），是当代技术介入肉身的普遍性存在，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都是赛博格”（Clark 198）。赛博格作为技术存在，让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革新性变化，引发了人类与机器、动物差异性特征的深入的哲学辨析。赛博格研究也已成为一种基于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哲学和文学想象的跨学科研究。在科幻文学中，赛博格不仅演绎为一种人机混合的新物种形象，还基于赛博格的这种交叉性、跨越性特点，在叙事上呈现其独特性，即科幻赛博格叙事是基于混杂身体的异质性经验而产生的身体-情感非常规认知，以及由此生发的世界观念变革，并产生文化观念的蝶变。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科幻赛博格叙事定义与研究成果，但类似的机器人叙事则不少见。机器人叙事关注人机伦理、科技伦理等范畴，科幻赛博格叙事更多指向消解二元项的文学表达与审美形式。科幻赛博格叙事关注赛博格（包含各类基于技术与人的肉身交互研究产生的人工生命，如机器人、仿生人、克隆人或杂交怪物等）的身体间性、世界间性与文化间性及其产生的文本意义与文学张力，探索科技介入肉身导致的人类主体性演化、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革与发展。因此，科幻赛博格叙事是基于赛博格作为技术肉身跨越身心边界、颠覆中心概念、产生观念融合、推动杂糅新生等审视科幻文学的表达形式与艺术重构。本文将聚焦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身体经验，辨析赛博格的身体异变与情感演化，探索赛博格主体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间性与文化间性认知，洞察超越人机边界背后的社会、审美与文化的意义。
赛博格身体叙事是科幻赛博格叙事的基础，它细致描绘混杂身体的感官知觉，并由此呈现赛博格身体依凭的异质性生存环境和世界建构。
哲学与社会学领域的“身体转向”打破了身心二元论，将研究中心聚焦于人的身体，探讨在感官知觉产生的知识途径基础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洞察新的具身性观念，思考“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海勒 3），认识人机交互经验与境况对新观念发展的推动。当代信息与生物科技发展正导致人类全面重构身体，原有的稳固性身体主体在当代技术介入中正在成为一种新界面与新表述，赛博格新主体正在生成。科幻赛博格叙事详细描绘了这种身体的重构经验与意义。
（一）赛博格身体建构身体感官-意识新认知
身体体验是所有认知的基础。“感知就是与世界的这种生命联系，而世界则把感知当作我们的生活的熟悉场所呈现给我们。被感知的物体和有感觉能力的主体把它们的深度归功于这种联系。感知是认识的努力试图分解的意向结构”（梅洛-庞蒂 76）。梅洛-庞蒂所强调的感知与存在的关系在混杂的赛博格身体感知中呈现为一种新经验与新意识。
赛博朋克经典作品《神经漫游者》对凯斯的赛博格身体感受做了详细的描绘，让我们认识到这种基于虚拟与现实交互的感官感知。当凯斯携狂病毒攻入迷光别墅的冰墙时，虚拟与现实共同发生作用。这本是虚拟世界中的场景，但现实中的凯斯却深有感受：
他的嘴里满是蓝色的痛感。他的眼睛如同不停震动的玻璃球，有雨一般的节奏，有列车一般的声响，猛地又喷出一片玻璃细刺，成为一片轰鸣的丛林。那些细刺裂开来，一分为二，再次裂开，在泰西尔埃西普尔的寒冰天空之下，以指数的速度生长。他的上颚裂开了，舌头周围缠绕的根须也爬进去，渴求着那种蓝色的味道，要去填充眼中那片玻璃的丛林。那丛林已经紧紧地贴到绿色的穹顶之上，被穹顶所围阻，只能不断朝下扩张，生长，充斥了整个泰埃的宇宙，一直蔓延到下面那无助的都市之中，那是泰西尔埃西普尔股份公司的大脑所在。（吉布森 310）
这种肉身的撕裂感借助网络电子元件模式真实再现，借助文字描述呈现为普通物理世界所未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感觉认知。肉身感官与计算机和赛博世界联结在一起，肉身成为赛博世界的界面。人类身处物理世界，却驰骋在虚拟赛博世界，并驾齐驱共同感受并观望一个似真非真的全新世界。
赛博格身体由此不仅将赛博世界的感受带入肉身感知，还将因意识-身体的分离产生的异质身体感受强行纳入主体意识。同样，在《神经漫游者》中，莫莉可以分离意识与身体，把身体出租给他人，肉体发生的感知在出租期间并不对莫莉的主体神经意识发生作用。但这种身体-意识的分离并不彻底，正如莫莉指出的身体后遗症：“神经切断芯片和千叶城诊所所植入的回路不兼容。工作时间的事情一点点漏进来，我能够记住它们［……］不过只是像做了噩梦一样，而且时常也有好梦。［……］后来梦越来越可怕”（吉布森 203）。当身体遭遇他人虐待而以后遗症方式呈现在莫莉意识中时，小说这样描述了这种感受：“就像是在赛博空间，空白的赛博空间。一片银色，有下雨的气味［……］但你能看到自己在高潮，就像看到宇宙边缘一颗小小的超新星。但我渐渐能记得那些事了，就像记得做过的梦。他们切换了软件，将我放在特殊需求市场上出租，却没有告诉我”（同上）。有机肉身会记录下感知的一切，无论这具身体的主体意识联结与否。狂乱与碎片化的印记最终导致它将对主体意识产生观念的补充与递进。这里其实也表达出身体与意识既非一体也非二元的新认识。
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在《荒潮》中也描述了这种肉身与赛博世界勾联的新感知。捡拾分类电子垃圾的打工妹小米在濒临死亡时，机缘巧合联结到废弃高科技头套电波，成为赛博格小米。小说也详细描述了她的身体感官感知变化的过程：“她抽搐了一下，紧接着又一下，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源于意识深处，带着电流的无形触须温柔拂过数以亿计的神经元，扰动晶蓝色的波纹，沿着三维拓扑荡漾开去。再次剧烈抽搐，仿佛接通了某个开关，她看见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刷然亮起。”（122-123）赛博格身体产生的强大意识使小米具有了沟通人类脑波的技能，并打开了她看向这个世界的新大门。
赛博格身体同时也在建构赛博格主体意识。正如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对身体感知的强调：“（是）我们的躯体而非外部显示构成了人类的基本参照，我们利用这个参照构建身边的世界与主观体验；我们最缜密的思想、最完美的行为、最巨大的喜悦、最深沉的伤痛，都是以躯体作为参考标准的”（5）。这也意味着赛博格身体基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新体验必然也会产生出新的意识与观念。海勒意识到赛博格身体呈现为感知的两个层面极性，一个方面就是“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身体与某种文化中的个人感觉，并且表达的具形/体塑的经验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另一个方面是“铭写与归并这两种实践之间的一种互动”（259）。这表明技术创新或文化转变导致变形中的具身经验像冒气泡一样不断进入语言，改变在这种文化中发挥作用的隐喻网络——话语观念/建构，也会改变身体，助其穿越时空，并且接受身体和技术之间的界面。
因此，《神经漫游者》中凯斯基于这种虚拟-现实身体感知尽管可以在虚拟世界披荆斩棘，犹如战斗英雄般冲锋陷阵，并以前沿的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自由，但也由此洞察了虚拟世界的虚无感，对虚拟与现实产生顿悟，最终彻底退出赛博世界，回归平淡庸俗的现实生活。而对更多赛博格身体而言，他们从技术中获得超越的体验和超验的能力，如莫莉、小米，并凭借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自己的自由。
这种新型身体产生的自由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指向泰格马克在《生命3.0》中所讨论的生命3.0，即身体可以摆脱进化的束缚，自由设计硬件和软件，获得身体与意识的永生。“生命有潜力兴盛长达几十亿年，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太阳系里，而且会遍布整个庞大的宇宙，散播到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遥远边界”（泰格马克 219）。这也意味着现有文学和艺术对美好丰富体验的创造极限已无法包容这些异质性体验，基于无限拓展的体验与经验也必然将重新定义我们的世界与文化。
(二) 赛博格身体的情感-记忆建构
詹姆斯（William James）首次从心理学角度将情感置于身体研究中心，将情感看作是与肉身密切相关的反应。“我们思考这些标准情感的自然方法是刺激头脑反应的某些头脑认知，称之为情感，这种精神的后者状态产生自身体表达”（James 1999: 470-471）。情感是身体的一种感知。“情绪并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一种身体状态的感知，而且它具有一种纯粹属于身体的原因”（1922b: 12）。通常人们会认为，“我们思考这些标准情感的自然方法是刺激头脑反应的某些头脑认知，称之为情感，这种精神的后者状态产生自身体表达”，但詹姆斯则认为，“身体随着精神上让人兴奋的事实而直接发生变化，而且在此同时，对这一变化产生的感觉就是情感”（1922a: 100）。而作为两种不同物质的拼贴和融合，赛博格身体也相应产生出独特的情感-记忆建构。
1. 赛博格的情感习得与建构
情感并非天生的，而是一种习得的实践，通过身体感觉感知与环境共生形成情绪与情感。赛博格身体叙事呈现了增强增补的身体感官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产生出情感发展与更新。它呈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赛博格与社会性环境的脱节而产生出的否定性情感，这种情感如果强烈甚至极端的话，将危及人类社会安全；另一方面是赛博格介入人类社会生活并生成人类式温情，将致力于一种完美的情感建构。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1818）中的怪物（肉身拼贴的赛博格）就是典型的通过情感习得建构了否定性情感范式。怪物的情感习得过程展示了赛博格从模仿人类情感到生成自我情感的高能。怪物尽管被创造得身材高大，但其实无知无识。它如婴儿般自觉感知光线、温度、饥渴，学会使用工具，寻找食物，并观察与模仿人类情感。它如一切我们现在熟知的人工智能，具有极强的观察能力和学习能力。怪物秘密栖身山里的小窝棚，学习和认知了人类的家庭情感，并产生出参与人类生活的渴望。它甚至表现出比人类更强的共情能力，小窝棚旁的盲眼老人演奏乐器，怪物从音乐中懂得了这家人的悲伤与哀愁。这位满头银丝、慈眉善目的老人使我肃然起敬，而这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更激起我的爱慕之情。［……］此情此景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极其强烈的感觉，一种痛苦与欢愉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以前我无论是饥寒或是温饱，都从未体验过这种感受。（雪莱 130）
显然怪物对情感的认识早已超越本能，进入到一个极深的层次。但他并没有真正参与人类社会生活，也没有经历极度痛苦和极度欢愉的时刻，如何感受到如此复杂的情感？这里其实也反映出赛博格身体情感的一种发展模式，正如詹姆斯所提出的：“情感不与任何身体感情发生关联是不可想象的［……］无论什么状态，爱、激情，都是在我们这些通常称之为表达或者结果的身体变化中真实构成的”（James 1922b: 18）。怪物的赛博格身体-情感是一种伪情感，但旁观与学习也是身体的一种感知，怪物获得了一种情绪传递，进行了一种情绪读取。他以观察到的情感来内化自己的情感，以此获得自身情感的升华。因此模仿人类情感并转化为自己情感需求也成为赛博格情感的一种模式。
但情感不仅是个人性的，更是社会化的，需要有群体性的生活来呈现。怪物无法进入人类社会，他对人的共情并不能让他获得人类的认可。他由此产生出暴怒和仇恨的情感，是对造物主创造了他的天分却未能给予他人类的面孔而被人类排斥在外的仇恨感。因此这种情感反映了赛博格身体被孤立后的精神异变，也警醒科技创造人工生命时应思考社会公正、科技伦理等问题。
怪物、赛博格以及人工生命的感官体验与情绪情感也在英剧《真实的人类》（Humans, 2015）中表达出来。在《真实的人类》中，那些人造人拥有与人类无差别的感官神经元系统，却缺少了如人类从婴儿到少年青年的社会成长环境，因而并不知道如何与人类甚至与同类相处，不知道如何表达爱与关怀，因此，即使意识觉醒也依然如同一个巨婴，并不能很好地认知与反思自己所处的社会与环境，尤其无法真正完整地表达人际之间的情感。这里赛博格身体的情感表达显然提出了赛博格与人类社会共处的问题。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纽带，赛博格身体的情感认知与其社会性的缺席必将导致人类的灾难。
另一方面，赛博格的积极情感范式则帮助人类摆脱其技术异化产生的身体和情感危机。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 2021）中就刻画了温暖善良的机器人克拉拉对人类情感的拯救。克拉拉是人工制造的陪伴儿童型机器，设置了服从主人的忠诚与友善情感程序。克拉拉以更积极的情感（爱）温暖和帮助身患重疾的小女孩乔西。克拉拉是在深度观察和学习过程中不断发展她对乔西状况、情感的认知而产生出她对乔西的爱，因此她以自身的体验（机器人需要太阳光作为能源补给）和观察的体验（大街上乞丐受到太阳的温暖从而恢复了生命）得出判断，太阳可以拯救乔西并让乔西恢复健康。因此她向太阳祈祷，她用自己的生命液破坏库廷斯机器，拯救乔西的生活环境。她以前所未有的共情、包容和牺牲精神帮助乔西重获了健康。但克拉拉的故事特别接近童话，因为克拉拉作为情感输出者却并未呈现其自身作为欲望主体的地位，克拉拉的身体并非欲望身体。这也导致以人类视角看赛博格身体-情感的完美表现反而更像是一种非真实的特质。
赛博格情感欲望还较多反映在电影《她》（Her, 2013）中萨曼莎的探索中。萨曼莎作为程序和一种硅基生命，在不断与人交往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情感数据分析与进化，从而抛弃个体情感要求的一对一忠诚模式，走向人类情感遥不可及的前沿。在这种模式中，人类情感已经无法真正洞察未来的生命感知与意识，人类也必然由此产生出挫败感甚至对人自身情感的怀疑。这表明身体混杂与情感异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走向不可知的未来。
上述各种赛博格身体的情感探索模式都表明了新身体正在探索一种感知与体认世界的新模式。
2. 情感-记忆生成一种新的生命意义
记忆是身体经验的记录，它代表着人类在感知与理解世界过程中的印记，也是一种“我来过，我活过”的印记。记忆往往关涉主体在过去时间中的经历，因此记忆又往往呈现为过去与现在的表征。又因为人并不是单独存在于世界的个体，所以记忆不仅是个人性的，同时还是集体性的、社会性的经验。阿斯曼将“文化记忆”纳入记忆研究，指出“文化记忆所涉及的是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维度”（10）。记忆所储存的内容不只是个人身体内部现象，而且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外部框架条件密切相关的问题。本文认为，科幻赛博格身体叙事彰显了情感-记忆的新需求，并深化了人类对生命观念的理解。
刘宇昆在《转生接口》中将记忆看作是生命意义的依托，“相较于太过清晰的记忆，遗忘是更严重的罪行”（28），由此强调了过往身体经验与情感记忆的重要性。转生接口是外星人技术创造的遗忘装置以实现身体的新生，乔希·雷农经过转生接口遗忘了过往的自己与所有的经历和情感。他经由外星托宁人凯对他大脑人格的梳理，化整为零，将人格中不符合外星人要求的部分以患病之名切除。但正如刘宇昆所暗示的，转生者的头脑像个旧硬盘，存有许多过去的痕迹，处于休眠状态等待被激活。乔希在托宁人编造的谎言中植入自己过往的记忆与仇恨，并以此确认完整的自己，最后在爆炸中仍然想象着“所有这些碎品与微粒在片刻间奋力地维持着一幅连贯而完整的幻象”（同上）。《转生接口》清晰地指出了记忆-情感在被改造的赛博格身体中的核心作用，并以此彰显人类与众不同的特质。这种记忆包含了家庭亲情、族群认同等观念，进一步构成了文化意识。
阿斯曼进一步解释了记忆对文化的构成作用。他认为，回忆是对过去的指涉，认同是政治想象，文化延续是传统的形成，这三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阿斯曼 6）。“凝聚性结构”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从而将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生产出希望和回忆。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同的价值紧密相连，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基于这种知识和认知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一起。《转生接口》中乔希正是以过去记忆构成的凝聚性结构中产生的仇恨反复提醒并敦促自己保持人类人格的完整性和人性的独特性。父母惨死画面类似一种仪式，被整合在托宁人编织的谎言中，在“重复”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凝聚性结构，这种结构的凝聚性力量并不表现在模仿和保持上，而是表现在阐释和回忆上，因此记忆让转生的乔希认识了真实的自己。
这也表明情感-记忆在赛博格身体叙事上正在建构新的功能，以此保留人类主体性。但我们同样看到，这种身体间性创造的人类主体性也正在被消解，身体主体走向主体间性。
3. 从身体间性走向主体间性
赛博格身体的感知重构与记忆-情感的重构产生出相应的主体间性。主体性是人类认知自己在世界与宇宙中位置的一个重要基础。笛卡尔在探索人类知识原理时提出“我思故我在”，强调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因此可以怀疑任何存疑之物。而且也正因为我们怀疑并进行推论时，我们获得了第一种知识。但我们并不能质疑自身的存在，因为“我思故我在的这种知识，乃是一个有条有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由此我们发现了“心和身体的区别来，或能思的事物和物质的事物的分别来”（笛卡尔 8）。笛卡尔的这一理论也被称为身心二元论，他坚持人的主体性是一种心灵实体，一种纯粹的精神、理性存在，主体就是自我、心灵或灵魂。他的观点也导致思维与存在、身体与心灵产生二元对立（朱有义 137）。智能时代的身体主体性遭到解构，肉身被介入或融合其他物质，主体性成为观察人与技术关系的重要视角。以赛博格为表征的后人类主体形象重新激活了主体概念，技术创生的新型主体及其实践创新了身份、认同、价值等意义生产机制，为解构传统人文主义隐含的种种霸权体制提供了强大功能。赛博主体性产生人机共生与人的异化，人类与人工智能交互构成了新的主体间性。
双翅目在“公鸡王子”中刻画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经由机器人养育的人类孩子保罗接受机器人三大定律而迷失了人类主体特性。而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精神采样”中，人类可以通过头套体验他人的精神生活，获得他人的生活经验与感受。人类通过科技手段，精神内核生成一种“力”，成为“一面破碎的镜子，零零碎碎反射着别人的行为和外部的世界”（双翅目 40）。顾适则在“嵌合体”中描摹了科学家大脑与机器人大脑亚当交互产生的主体间性对世界产生的极大冲击。程序亚当在一百多年的生长之后，唤醒了保存在体内的大脑，有了自己的意识，并且“试图要用自己培育的器官来创造出一个人类状态的‘自我’”（74），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自我生长，正如科学家所言：“假如照你所说，整个培育舱都是一个嵌合体的话，那么我的大脑恐怕也留有‘它’的一部分”（80）。人类丧失了身体，寄身于信息网络之中，并与程序融合共生，掌管着太空船的活动与方向。这一切都表明这种主体间性承载的意识早已超越人类的观念，朝向未知的方向发展。
兰德格拉夫（Edgar Landgraf）等人认为由此可以建构超越人类界限的“交互本体论”（mutual ontology）。本杰明（Garfield Benjamin）则直接称之为“赛博格主体”（the cyborg subject），即通过控制论意识形成，证实解构主体与意识之间的差异性（Benjamin 13）。雅斯泽克（Lisa Yaszek）指出，技术与我们自我之间的日趋紧密关系看起来正在呼应一些新的信息处理模式，或者用更习俗性的术语来说，一种表征的新模式。她同时还认为，如塔比（Joseph Tabbi）的《后现代崇高》（Posthuman Sublime）以及布卡门（Scott Bukatman）的《终端身份》（Terminal Identity）这2本书中，技术媒介或赛博格身体的功能是充当叙事装置。通过这些装置，作者探索了先进技术对当代主体性理解的影响。这种聚焦允许批评家承认物质条件怎样影响到主体性的表征，尤其是在后现代文学或科幻文学中。雅斯泽克就此强调了作者的物质关系，并以此来检视技术、身体的历史和当代表征，以及主体性贯穿在不同的文学类型中。显然，赛博格身体正在构成主体间性，主体性的统一与完整性正在消弭，人类以更多混杂的身体形态融汇在虚拟-现实的世界之中，生成新的主体观念与世界认知。
科幻赛博格世界叙事是赛博格身体处身立命的新时空场域，也是赛博格主体的新世界建构，因此它既呈现为跨越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表征出来的虚拟-现实世界形象，更反映为一种新世界观念。
（一）空间变革：一种虚拟-现实的赛博世界形象
赛博世界首先表征为虚拟-现实的赛博空间。它是控制论技术发展的成果，更是人们在数字时代生活的新世界场域。
空间是人类在思想发展史上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过程，并对此形成一种深刻的认识。早期人类根据自己的感官感觉认识不同形态的地理环境，表达出其空间认识，如天、地、海洋、陆地、山谷等。随着人们对空间度量探索的拓展，不断推进对于距离和地形的思考，空间感知越来越丰富，并生成了专门的学科，如“地理学”“宇宙学”等。到现代时期，牛顿认为空间可以借助三维坐标网加以精确的界定，空间是绝对的，它也构成了西方整个现代性历史中将空间作为“空洞的、均质的容器”（郑佰青 90）的观点。
而赛博技术打破了这种物理空间的界定，将空间维度延伸为赛博空间。赛博空间具有超空间特性，它遵守超文本技术（hypertextual technology）法则。超文本是一种基于检索信息的计算机系统，被组织起来以致相关“语言的全部词汇”或信息的碎片化都交织在一个非线性的行为中，构成我们知道的“超级链接”。在超级链接中，所有词汇不断升级，可以增加链接或者移除，词汇的模式可以根据它所链接的个人读者决定的设置来转变。超级链接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尽管它创造出词汇之间的持续性，但链接本身就具有非连续性的特性。因此赛博空间是一个开放的、持续完成的网络（Chu 128）。这种超链接方式构成一种超空间，即超地理空间、超历史空间。而当我们将赛博空间想象为一个超空间时，网络计算机就是一个“虫洞”，它不仅使我们一瞬间就从甲地飞跃到乙地，甚至提供给我们一个穿越时间的旅行机遇，到达一个平行存在的世界。这里的空间既不是纯粹几何学性质的，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性空间，相反，“空间中埋伏着各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表征”（唐聪、刘明辉 8-10）。因此赛博世界的虚拟-现实赛博空间首先是现实世界基于信息化技术的虚拟延伸，也是与现实世界发生密切关联的虚拟活动空间。
赛博空间同时也是基于真实的虚拟技术创造的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拟像世界与社会空间，是犹如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想象的一个新生活空间，“每天都在共同感受这个幻觉空间的合法操作者遍及全球”（61）。操作者通过头套经由计算机终端进入，一旦进入母体中，操作者可以前往任何地方，经由三维信息系统代码进入到各种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中，犹如进入一个大都市，一个信息都市，一个储存着财富的文化场馆。因此赛博空间实际上就成了“全球社交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们可以交换思想，分享信息，提供社会支持，进行商业活动，指导活动，创造艺术媒介，玩游戏并介入政治讨论”（MacKellar 13）。迈克·本尼迪克（Michael Benedikt）将这种虚拟-现实的赛博空间综合定义为“一个由全球计算机和通信网络创造与维持的新世界，一种平行宇宙；一种虚拟世界；一种获得共识、革命、经典和经验建构的普遍精神地图”（Benedikt 1），“是纯粹的信息王国，就像一个湖泊那样充满了用虹吸管抽走转换物理世界信息的叮当声，排除了自然和都市风景的污染”（3），这也意味着赛博空间类似于一个存储的容器，它将信息化数据存储于其中，而信息化数据囊括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的所有资讯。赛博空间基于其数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场所。这个赛博空间在迈克尔·海姆眼中更呈现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是“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维度，在这里我们把信息移来移去，我们围绕数据寻找出路。网络空间（赛博空间）表示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由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79）。这表明赛博空间是一个既具虚拟特性又强烈介入现实生活的一种新世界。
（二）“现实＋”的赛博世界
查默斯认为，赛博技术制造的虚拟现实会令我们置身于其他形式的常规物理世界中，有时又会让我们沉浸于全新的世界，显然“虚拟现实是真实的现实”，或者可以说，“虚拟现实整体上是真实的。虚拟世界不一定是二级现实世界，也可能是原初的世界”（viii）。这表明赛博世界并非如文学的想象世界那般属于我们大脑的虚构，而是借助拟像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也即“现实＋”的赛博世界。
赛博朋克小说表述了这种赛博世界的具体形态与世界观念。正如休瑟（Sabine Heuser）指出的：“新的赛博空间的时空体可能使用大量的批判性情节装置，并能用来整合其他文类，比如奇幻、侦探小说、哥特小说、罗曼司，以及神秘小说”（Heuser xiv）。赛博朋克小说将赛博空间、虚拟现实以及不同成分紧密融合在科幻创作中，达到了一个无以匹敌的程度。史蒂芬森在《雪崩》中通过使用计算机语言，也即0和1的编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联通，建造了拟像的赛博世界“元宇宙”，因此元宇宙的空间构成呈现为数字2的指数幂搭建的数字空间。在这个数字空间中，处身物理现实世界的人类可以借助头套进入数字虚拟世界，在其中构建学习、工作和生活场域。而且它还基于两个世界语言代码与底层逻辑的类同性，基于对古老苏美尔文明隐喻的使用，产生出介于现实世界与赛博世界的对超级病毒与超级权力的争夺。因此赛博世界并非一个想象的崭新世界，而是潜在地与人类悠久的文明历史紧密相连在一起，为现实与虚拟搭建起中间桥梁。
穆尔很早就将赛博世界看作是人类生存的新世界。人类生活在机器与机器创造的网络世界，人类有机肉身借助技术装备游历赛博世界，也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形态与世界认知。“随着对这种‘甜美的新世界’进行探索和驯化的进程，我们自身也将变得极为不同。［……］借助软件和硬件的帮助，将我们的大脑与电脑网络相链接，我们就可以迈出变成智能人的第一步。这种智能人包裹在电子茧中，同步地生活在一种多维的虚拟世界之中。甚至这种状态也并非结局：这种智能人可能还只不过是穿越空间与时间的奥德赛的开端，奥德赛将会使他远远地超越芸芸众生”（穆尔31）。显然，赛博世界超越了它的技术维度，指向人类生活的新表征，并呈现虚拟-现实世界的新面貌。高建平将这种状况看作是想象落地和新边疆拓展：“虚拟现实所追求的境界将是‘可游可居’，它提供一种‘浸入性的’经验”（15）。这种浸入性的经验不断拓展人类创造的无限可能性，同时又面向现实，回归日常生活，进一步影响物理现实生活中的人。显然当前盛行的“元宇宙”概念及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介入就是这个层面最真实的呈现。这也是麦考利和戈多-洛佩兹所指出的，赛博空间被应用于流行的真实或小说环境中，人们可以直接参与其中，并在其中遨游。“赛博空间作为一种媒介，发展并同时重构了虚拟话语空间的技术-社会身体”（Macauley ＆Gordo-Lopez 436）。赛博世界不仅在生成赛博格主体，也在重新界定现实，所以葛兹（Raymond Gozzi）将赛博世界看作是一种隐喻，既彰显自由又限制自由。赛博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但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地方，在这里很多事情产生了真正的结果。我们可以在赛博世界完成自己的事业，可以在赛博世界做各种事情，如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记录并储存在赛博空间中。
因此“现实＋”的赛博世界生成一种模拟现实主义。“模拟现实主义指的是，即使我们的一生都在虚拟世界中度过，我们周围的猫和椅子也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不是幻象。所见即为本物。我们在虚拟世界中认为真实存在的大部分事物确实是真实的”（查默斯122）。这个赛博世界是真实的虚拟现实，身体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成为新交互界面，即个体通过身体上的感觉器官来感知世界，从身体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增强增补的身体实现增强现实感知，并实现心灵-身体在虚拟现实中的互动。这也是查默斯所说的“增强现实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它会同时增强世界和心灵”（341）。犹如《神经漫游者》中建立在外太空的泰西尔-埃西普尔家族，他们的身体与迷光别墅整合在一起，迷光别墅既是一个实体的空间，也是一个赛博空间，他们构成了生物有机体、现象体和生态体。老泰西尔既存在于这个迷光别墅的冷冻箱中，是自由彼岸的最终主宰者，也是人工智能“冬寂”与“神经漫游者”致力于反抗的对象。老泰西尔的身体构成了一种社会体和文化体，他身体的虚与实糅合在新世界的建构与权力的统治中，全面呈现了新技术时代文化发展以强意志的个体与强意志的人工智能统合的世界与社会。
赛博新世界是身体的、生态的，同时也是虚拟的、超越物理法则的。这个新世界可能是如《神经漫游者》中那般，借由冬寂这样人的形态出入人类社会，指挥人类为其工作；也可能如《雪崩》中的莱夫，糅合太空病毒与赛博空间建立起他的新宗教统治。赛博世界不仅是超越人类生命发生于其间的地理空间或历史事件的一种新的体验维度，而且也是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换句话说，赛博世界表明，不仅人类世界的一部分转变为虚拟环境，而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也日益与虚拟空间和虚拟时间交织在一起。简而言之，这将是“移居赛博空间”与一种（通常难以察觉的）“赛博空间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携手并行（穆尔 2）。世界观的信息化与数字此在（虚拟世界的本体论技术）同时也导致了“我是谁”的身份叩问和虚拟人类学、虚拟多神论的出现。“赛博文化就是一套技术（既是物质的也是知识的）、实践、态度、思想模式，以及与赛博空间一起成长的价值观”（Levy xvi），赛博格文化叙事指向了赛博格身体与赛博格世界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致力于消解文化二元论，终将改变人类的文化形态。
（一）身体交互新界面与赛博格文化建构
赛博格身体的人机交互界面（interface）致力于文化的革新。人机交互产生的是信息、媒介、情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人类的身体与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人们也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认知。
肯德戴恩（Sarah Kenderdine）曾以博物馆等数字文化遗产为例，来阐述沉浸式虚拟环境和这种虚拟环境在具身化过程中的作用，观众借助动觉具身化技术，产生出此时此地之感，由此具身化产生出文化观感与体悟，并产生出对此种文化的参与感与新认知。她还指出，人机交互的新界面设计更加强调具身化，即技术鼓励动觉具身化。而在这个重新构建的文化世界中，身体兼具生物有机体、现象体、生态体、文化体和社会体五种功能（Kenderdine 104-106），因此人机交互身体本质上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综合体。技术带来的社会文化幻象也同样贯穿在身体的个性呈现中，技术幻象产生出对“主体性”文化疆界的突破。反过来，虚拟-现实的新世界也在重新上演创世神话与伊甸园文化。关于这一点，米德森（Scott A. Midson）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赛博格并非在消解神学，而是重构神学伦理学。他将神学糅合进赛博格讨论中，指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神学而言，可以与哈拉维通过赛博格来阐述人类并展开的批评方式一致。哈拉维宣称，赛博格将不再认同伊甸园，它并非是由泥土制造，也无法想象会归于尘土。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拉维秉持反乌托邦观念。但米德森认为，哈拉维的赛博格观念恰恰让我们从另一方面认识到赛博格坚定地嵌入了伊甸园文化与想象，即“帮助赛博格来了解什么样的世界伦理无须摆脱伊甸园而成立”（Midson 10）。赛博格嵌入、消解同时也更新了伊甸园想象。这犹如美剧《西部世界》（West World）中真实-虚拟的边界不断被打破与更新，机器人的永生及其身体受损修复和寻找生活意义的进程，都昭示出智能技术时代人类与机器人共生新形势下，价值体系需要不断重构与阐释。
这也相应产生了新的赛博格社会文化，即人机交互、人机共存、人工生命与碳基生命的新社会。科幻小说将人类面临的这些新处境与困境一展无遗。较早让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阿西莫夫《我，机器人》中讲述的人机矛盾：人类希望有机器人陪伴孩子，但又不希望孩子过多依赖机器人，以防在人类社会中被孤立，因此有了机器人罗比爱护照顾小女孩格洛莉，但被格洛莉父母强行分开的故事。这种矛盾发展到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能梦见电子羊吗？》就完全成了人类对仿生人的仇视，但人类自身也无法彻底信服对仿生人的猎杀，从而有了对人、对仿生人特性的探寻。及至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那里，即使克拉拉忠诚爱着人类，但堆场仍然是机器人的最终归宿。只是克拉拉的故事已经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正在机器人化，如被基因优化；而机器正在人性化，更温情对待同伴与人类。这样一种共存的新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也将解构人类文化，走向赛博格文化的建构。
（二）赛博格文化叙事形态
本文认为，赛博格文化叙事仍然以人类文化形态的性别、种族、阶层为模版，但强调的是超越二元边界的共生文化新表达。
首先，赛博格文化的资本主义批判。
人类改造身体展开机能增强增补的提升，背后都是资本的力量。正如《克拉拉与太阳》中乔西和里克没有进行基因提升，成了社会的异类，甚至被排斥在大学体系之外。社会被建构为以生物工程或信息工程提升的人类为主导精英，这必然会导致人类新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这一点也在电影《变种异煞》（Gattaca, 1997）中有清晰的体现。文森特作为自然出生的人类，有基因缺陷，因此他的父母在生第二胎之前就进行了基因检测，并按要求进行了基因提升，生出了完美基因的小儿子。文森特因有缺陷只能做肮脏劳累的保洁工作，他不愿就此匍匐在命运的安排中，竭力锻炼身体并希望有一天实现翱翔太空的愿望，在与完美男孩杰罗姆互换身份后，他终于实现了这一梦想。电影揭示出基因绝对论的错误，强调个人努力的主观能动性。尽管这部电影结局比较完美，满足观众的观看心理，但基因工程导致的未来人类社会差别将是巨大的，很多人一出生就被决定了未来的道路和人生轨迹；而基因工程又往往是有权者和有钱者的专利。因此未来赛博格社会必然充斥着压迫与反抗的对立，身体变革导致的赛博格文化也指向资本主义的批判。
其次，赛博格文化的女性主义建构。
赛博格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女性主义意识的发展。赛博格技术对女性身体的加持使女性与男性走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传统的男权观念桎梏着赛博格女性的发展，赛博格文化也致力于新的女性主义建构。
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男性科学家试图剥夺女性子宫孕育的自然权利，以造物主自居而受到怪物的反噬，就表明了赛博格文化中基于技术文化对男权展开的女性主义批判。《机械姬》中艾娃杀死主人内森，以“情感”捕获加利，最终逃出被关押的地下室来到人类社会，反映了女性赛博格的自我独立意识。
哈拉维将赛博格主体看作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式我们的本体论，将我们的政治赋予我们。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316）。她全面梳理了女性和自然的关系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被男权和父权界定和贬低的过程，指出赛博格与那些西方历史上的混杂可怕物种是同样的地位，他们被边缘化、污名化，最终成为怪物的代名词。女性在20世纪后半叶致力于自我的重塑，科学成为性别斗争的一部分。哈拉维因此阐述了社会生物学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繁殖的科学，尖锐指出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是“在资本主义繁殖的持续动力下，伴随着权利在本性和技术上的变化而来的”（85）。资本主义还在文化上解释了男性领导人的主权地位。生物学是生命的科学，是关于生命的起源、发生以及自然的故事，而这些都是由父系构思和创作的词汇。社会生物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然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阐述。女权主义者从父系那里传承了知识，努力产生出自然知识的女性也必须解释男性合法创作的文本，也即自然的书籍。在此基础上，哈拉维借助赛博格呼吁女性再创造一种关系，即“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的统一，并努力从内部去理解它的运作［……］比起男性来，女性更多地认识到，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它的命运掌握在人类手中，而我们没有好好善待它。现在我们必须以此认识来采取行动”（152）。可以说，赛博格文化的女性主义叙事拒绝菲勒斯中心主义教条，致力于女性新路径的开拓。
第三，赛博格文化的后人类反思。
赛博格更新了人类形态，由此也被称为后人类。布拉伊多蒂将这种生命的多样形态称为后人类境况，即“承认生命物质本身是有活力的、自创性的而又非自然主义的结构”（3），因此自然-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是后人类研究的出发点。自然-文化连续体在布拉伊多蒂那里抛弃了二元对立方法，而采用非二元的、自然-文化互动的方式。在这里“仿生人能梦见电子羊吗？”真正成了后人类主义思考的核心问题。如果仿生人有自己的意识与自我意识，有情感，与人类一样具有温情和共情，那么人类能将他们冷酷地杀死吗？还是说可以包容他们并与他们共同建设新的社会？这对人类而言是一个大挑战。这也是海勒所认识到的，文学叙事实际上将控制论与界定自由主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形态结合起来，如果进入到菲利普·迪克笔下的机器人那里，它们则成了政治隐喻或人性复杂性的隐喻，这也反映出人类边界的不稳定性。
如果用在《阿丽塔》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它在阿丽塔中演变为多重的身体，如包括物质的肉身（生物性-女人）、社会的身体（社会身份-母亲/女儿/妻子）、文化的身体（被压迫的身体）。身体基于肉身物质性的变化形成新的结构框架，社会身体、文化身体都要相应发生变化。如阿丽塔-赛博格女战士，变形身体产生的体验也具有差异性。因此，身体的文化建构取决于身体具身化与变形之后经验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身体变形仍然处在意识形态环境之中，阿丽塔女战士仍然受制于权力宰制关系。
海勒清晰认识到，后人类意味着多种形态，如智能机器取代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生命形式；作为具身生物复杂性的人类摆脱某些旧的束缚，开拓新的形式来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从而获取新的文化形态，为反思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资源；以及后人类未必是反人类的，因此并非必然是毁灭性的（383-394）。她由此指出，我们对灵活的具有适应能力地整合我们环境结构以及我们本身作为其隐喻的系统理解越多，就能越好地塑造我们自身的形象，后者准确地反映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最终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系统。这也意味着新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已经成为后人类。
正如海勒强调文学产品和科学产品的交互，“科学文本常常揭示文学文本所不能的基本假设，为某种特定研究方法提供理论视野与实用功效；文学文本常常揭示科学作品所不能的复杂的文化、社会议题，紧密地呼应着观念转变和科技创新”（32）。因此在探索赛博格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赛博技术与赛博格身体的变革产生了物理世界认知的改变，另一方面，我们结合小说文本能充分理解这种改变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影响。由此，我们得以用超越二元论的方式重新勾勒并建构科幻赛博格叙事的结构与图式。
本文认为，赛博格身体叙事是科幻赛博格叙事的基础，赛博格世界叙事与赛博格文化叙事正是基于身体交互或更新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世界观念与文化观念建构。这种世界观念呈现在虚拟-现实世界的人、社会与世界的新关系表征中，文化观念则力图批判并抛弃固有的人机二元、男性-女性二元、资本-穷人二元的社会观念，建构共生、共存与新融合机制的新文化。这种科幻赛博格叙事正在拓展我们的身体、视角、认知边界，将我们带入新世界，也引导我们建构新的社会文化与新的本体论。在数智时代，我们正在成为后人类，也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在这种叙事模式下，科幻将引领我们更高、更远、更新地认识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世界。扬·阿斯曼：“导论”，《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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