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黄广友，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学亮，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中，人类在脱离野蛮时代后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由于时间条件和地理条件不同，人类创造了多样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区别于前现代的文明形态，其发展的内在限度决定了它必将被社会主义文明所取代。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过去人类文明成果的扬弃，更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崭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其独特的生成条件，其发展路向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彰显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一论断是中国共产党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命题的深刻理论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创造，同时又承载着引领世界发展的历史使命，它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的理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历程和发展趋向，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尝试回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何以能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必须首先在理论源头上厘清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形态论述的基本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在脱离野蛮时代后，开始进入了文明时代。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条件下，人类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人类告别了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后，进入奴隶社会，开始进入人类的文明社会……奴隶社会文明即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文明即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可见，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状态就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状态高度关联起来，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二者具有了高度的通约性。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对人类文明形态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们厘清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和本质；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内在冲突及其演变的动力依据；三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文明不断演进的历史，人类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文明成果。
(一)厘清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和本质
资本主义文明作为“摆脱了中世纪杂质”的“现代文明”，探究其历史发展方位，首先要弄清楚何谓“现代”，从而明确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现代文明”概念的坐标和本质特征。一般来说，“现代”这一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是指从欧洲封建社会(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长时段；二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是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的时代精神与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文明置诸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他们发现人类历史产生出一个独特的“现代”阶段。在一些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常使用“现代”一词，并用来指称一定的发展阶段。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们曾使用过古代、中世纪、现代三分期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论断。同时，在一些场合，他们也常常使用“现代文明”一词，如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谈及北美奴隶制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现代文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突出使用了“现代文明”一词，等等。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语境看，“现代文明”即我们现在指称的资本主义文明，它与此前所有时代的文明有明显不同。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以明确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探究其本质。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恩格斯作了深刻探讨。他认为摩尔根是系统建构人类的史前史的执牛耳者，他充分肯定了摩尔根对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划分。在此基础上，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的历史，认为文明时代是一个分工、由分工产生的交换、商品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并“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的阶段。另外，他还认为，远古时代是社会幼年时期，这一时期的人对普遍利益与精神的需求是淡漠的，直到“出现了现代封建主义、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克服”。可见，在这个语境下，“文明”是与“蒙昧”“野蛮”完全对立的历史分期概念，是在蒙昧和野蛮时代之后出现的。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指出，文明在一定意义上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从而进一步揭示了文明的实践性和社会性。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状态即表征它的文明进步状态。有学者指出：“文明至少具有两方面含义。从社会形态更替角度来看，它是指继蒙昧和野蛮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指阶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将阶级社会称为‘文明时代’。从社会进步成就角度来看，它是指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所取得的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因此，可以确知，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的文明和蒙昧、野蛮显著对立，它们既有历史分期上的不同，又有价值规定上的不同。作为“现代文明”代名词的资本主义文明，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明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罪恶，但当与此前社会的文明相比较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仍然具有进步性。总的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时代是整个存在于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时期，它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及其组织方式密切联系的。
(二)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内在冲突及其演变的动力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与其他阶段上文明的不同，而且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演变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文明冲突的内在根源。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可见，在私有制社会，文明转型是在冲突中完成的。冲突和对抗是私有制社会中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演变，马克思恩格斯具体揭示了资本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揭露了资本逻辑所决定的文明进步因同时加剧不平等所引发的对抗性，并分析了其历史宿命。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对于文明进步的重大作用。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开始开拓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文明因此走向世界，使“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而且，大工业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互相联系，世界市场随之出现，“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在此背景下，资本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愚昧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推动了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与“前现代”文明相比，资本主义文明确实显示了其进步性。
马克思在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又指出正是资本导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冲突。在他看来，当资本主义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换言之，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对抗和冲突根源在于资本。马克思指出，虽然不同资本主义文明国度的国家形式相异，却都建立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他认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导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资本主义文明也是这样。因此，概而言之，对作为“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来说，与“前现代”文明相比，其本质规定在于资本逻辑，资本既是促进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同时又“像高利贷一样”，是阻碍和破坏文明发展的消极力量。这一观点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理论基石，从而也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必然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
(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文明演进史，人类能够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成果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由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组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的发展演进。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方面，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与一定生产力相联结的生产关系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标识的发展进步样态和积极成果，最终沉淀并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文明进步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如前面所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探讨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现代文明”(指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冲突，并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冲突的内在根源。他们之所以研究这些问题，是为了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规律，明确人类不断创造新文明成果的发展趋势，即文明演进的持续进步性。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他的古代社会史笔记中，通过对古代社会结构的分析，既论证了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私有制代替原始公有制的必然性，又论证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私有制向公有制“复归”的必然性。综上可见，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总是会不断地创造、增添新的文明成果，将历史推向进步。当然，文明的进步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包含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新的文明形态的预测，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内在关系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人类能够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成果。
二、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限度及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出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文明是被资本逻辑内在规定并全面统摄着的。因此，突破资本逻辑的限制即意味着文明的创造和进步。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因素一方面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内部孕育的，另一方面，又是与它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生产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界限，即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关于这四个界限的含义，有学者认为，第一个是说，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必须始终被限制在必要劳动的范围内，以保证剩余劳动的发生，即保证资本的增殖。第二个是说，凝结在商品中的剩余劳动，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售出才能转化为剩余价值，否则会导致资本的死亡。为了资本的重生，只有一个办法即把堆积在仓库中的剩余劳动以及那些造就了劳动生产率的机器作为过剩产能予以毁灭。第三个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业链就是资金链，货币是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媒介。所以，当生产过剩危机发生时，必定会出现某些产业资本因无法出售其产品而导致货币短缺，它们既不能偿还贷款，也无法进行新的投资，这就是资金链的断裂，随之发生产业资本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借贷资本之间的矛盾，生产不得不终止。第四个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任何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是否应当被生产出来，只取决于它是否能带来交换价值的增殖。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积累了文明的果实，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又破坏了文明的果实。因此，“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类社会的发展便不得不突破这种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特征的文明类型的界限。
其次，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异化劳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阶级对抗日益严重。如上所述，资本主义文明果实的积累是通过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实现的，加之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造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异化尤其是阶级间的严重对立，出现了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的悖论。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换言之，在资本主义文明中，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类本质的异化最终导致了人同人的异化。因此，“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一极是财富和文明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等“不文明”现象的积累。可见，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异化劳动导致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不断加剧。这也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限度。
最后，资本主义文明导致全球格局表现出总体发展的不平衡。资本具有对外扩张的本性，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先发现代化优势而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从而出现了马克思指称的几个“从属于”，即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把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话语权，迫使很多后发国家依附于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得到强化，后发的边缘国家地位遭到弱化。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文明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造成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动荡。换言之，资本主义文明以其先发现代化优势对后发的、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和掠夺，形成了事实上的贫富差距和国际格局的不平等。要改变这一现象也必须创造新的文明形态。
概言之，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限度既制约着它的发展，又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动荡；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积累资本主义文明果实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身文明成果的否定。
由上述可知，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内在限度是由资本引起的，资本造成了资本主义文明存续的二律背反。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思考，使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的建构成为必然。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与历史宿命的思考和揭露，推动了新文明形态的出场。
首先，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即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限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虽然“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然而其无法超越自身的生产的内在界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动荡，但是它无法解决其造成的全球问题。另外，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生产的出发点应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可见，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必须塑造高度文明的人，突出以人为中心。但是，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不可能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人和人之间的物化和异化，资本主义文明的展开是一个全面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因此，历史和现实要求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即社会主义文明出现，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自身无法逾越的内在限度。
其次，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超越，它承担着变革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的完成以消灭资本主义文明赖以生存的私有制为先决条件，因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唯有消灭这一私有制，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才能创造出新文明形态。这一新的文明形态还要推翻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所凭靠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否定之否定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即“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样才能消灭支撑资本主义文明存续的生产关系。还有，经由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西方现代国家，尽管其标榜以“维护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为最高目的，实则只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终目的，结果只能是国家内部不可避免的贫富分化、剥削奴役，最终造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而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以实现“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因而能够肩负起引领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使命。
最后，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展开有其前提条件，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一般来说，文明形态的更迭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文明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生成和发展亦必须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曾指出，唯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文明才能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界限，若非如此，“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换言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一般前提。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认识和阐述这一规律的过程中，并没有将之绝对化，如他指出，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存在“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还以俄国所处的时代条件为前提，具体论述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具体条件，如必须有俄国革命的发生，这样农村公社此种“新生的因素”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优势；需要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援，这是先决条件；等等。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本质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创新与发展，并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及其崭新的文明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实践成果，它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使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观点在学界已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基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成果；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具有独特的贡献，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人类几千年来追求的文明，通过中国自己的方式给出了一份答卷；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等等。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一方面，它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方面的有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它以崭新的文明逻辑为实践路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的有利条件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文明进步的独特的有利条件，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何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前提。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后进行现代化建设，建设现代化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要逐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最初单一的“工业化”逐步转变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扫清了政治障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形成；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获得快速的、创新性的拓展。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前提条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保持正确方向，从而创造出社会主义文明属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力量，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坚实的依靠、最大的优势和最根本的保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开创者、引领者、推动者，党的领导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途、命运、性质和方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才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拥有持续性发展的支撑力量。党的领导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决定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变迁的价值旨归。具体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关系科学化、政党关系科学化、党政关系科学化、党群关系科学化及政党对外关系科学化为实践载体，强化了现代化的领导核心、集聚了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完善了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巩固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拓展了现代化的国际空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唯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坚持好、发展好这一新道路，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规避西方现代性危机，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以符合中国具体实际为前提的，唯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实践，才能开创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指引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指导，它在真理的制高点上指引新文明的创造。不仅如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源性文明要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力量的当代延伸”。因此，概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自信根据，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保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文明形态变革跃迁的制度根基，同时其又具有世界现代化进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表现出的基本特征，能够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文明发展。其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仅具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致性，而且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它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进而实现了我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其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其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在现代化过程中进一步释放了其制度效能，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和文明进步。比如，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构成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有效地化解了民主与效率的矛盾；基本经济制度发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推动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等等。总之，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保障作用，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才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赢得国际主动，更新文明坐标，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即我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既是对过去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全面总结，更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前瞻性、全局性谋划，从而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发展内涵。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民至上的文明路向。有研究指出，西欧国家之所以长期处在现代化程度的前列，是因为其众多的、稠密的人口作为可变因素加剧了经济交往的迅猛发展。换言之，西欧国家是将人们的普遍交往从属于资本的快速循环。虽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也是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它生发出了一种人民至上的崭新文明路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追求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美好生活方式，这不仅体现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体现为民主建设着眼于人民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党和政府必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要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是把人民作为现代化的价值主体，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所系、目标所归；二是把人民作为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主体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导观念；三是把人民作为现代化事业的评判主体，人民的认可是现代化事业发展成效的评判尺度。由此观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民至上的文明路向，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路向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根本转换。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共同富裕的文明路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是人民，归属点也是人民，发展的成果是由人民来共享的。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可见，共同富裕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遵循共同富裕的文明路向，它将立足点确定为“人类社会”，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国家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特别注重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并且，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不断将规制资本上升到原则高度，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以支撑和维系良性的社会结构关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差距，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除此以外，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所致力于实现的共同富裕文明路向，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社会效用最大化，并促进了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和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综合协调发展的文明路向。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和技术关系密切，技术完成了对自然界的抽象化，资本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不同于西方工业化模式以资本裹挟技术完成对自然的绝对统治和通过加速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以谋求资本增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含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践行。“两山”理论也是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的深刻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将“两山”理论与治理实践相结合，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基本要求，拒斥了资本扩张及其对生态文明的破坏，从而实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调统一。此外，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要求生产出人的“全面性”，所以，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发展必然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条件，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必然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使人类文明实现了从资本优先到协调发展的文明路向转换，在根本上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新形态。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命运与共、交流互鉴的文明路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致力于为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而奋斗，因此，它必然会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为自觉担当。当前，资本主义现代化仍然存在，资本的全球扩张仍然继续，国家间的“支配”与“从属”现象仍然存在。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勾画出了人类命运与共的全球蓝图。中国以推动世界各国间的协调发展、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为价值取向，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结构转型和文明形态创造转化提供了全新经验。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建构具有整体性历史意识，它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既坚持文明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同时又不排斥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证明了存在多种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路向。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命运与共、交流互鉴的文明路向，必将引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统筹推进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亦是“五个文明”总体推进的基础架构，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体概念。当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在国际上，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比较恶劣，中国勾勒出的文明发展图景还在被霸权主义歪曲与诘难。但是，无论如何，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景必定是光明的。实现这一光明前景，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持续探索，笃行不怠，久久为功。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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