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君按：

揭开覆盖在事实上的重重迷雾，剥离出那些真实的东西，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每个人对于真相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一万个人的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正是这些缤纷多彩的观点和意见才带来了进步和繁荣，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在传统的中国学术史叙述中，东汉时今文经学开始走向衰势，古文经学崛起，一直持续到清代。18世纪的清代学术界正笼罩在乾嘉学派重视考据的朴学之风中，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夫宋明理学何为招反动耶？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着明。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则其嬗代之迹之尤易见者也”。

任公在此将乾嘉考据兴起的学术源流归结为对宋明理学重义理之反动，并将其与欧洲历史相比照的解释方法洋洋洒洒，颇有大师风范，但历史细节的丰富总是不能隐匿在带有个人自身意志与时代诉求的宏大历史叙述当中，因为新人、新时代之新诉求早已浮现。

与此同时，以常州学派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也开始复兴。依艾尔曼本人所言，由于“在汉学运动中，常州学术的确居于次要地位”的客观事实，又有中外学术界以往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均存在“清代今文经学的线性历史叙事的固有偏见”之因，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庄存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思想在国内外思想史学界的叙述话语中均被隐去。艾尔曼由于无意间在翻读魏源《古微堂文稿》的手稿时，发现魏源在文中描述了“庄存与在担任大学士后期，如何同恶名昭彰的满洲宫廷侍卫和珅共事皇帝”，在后现代史学解构主义兴起之际，亦可称是历史社会学在马克思“经济决定论”与韦伯“思想决定论”之后的转型之际，作者由此联想到今文经学兴起与地方家族、党派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其学术上今文经学转型的重要原因，从而抽丝剥茧，勾连出一幅清代常州学派经学、政治和宗族的图卷。

《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主要讨论的内容依旧停留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这几个近代历史学科划分出的“专门”领域，关注的问题依旧是清代学术史上由乾嘉考据学变为今文经学的重要转向，但却因其关照的对象、使用的方法和学理诉求而使其观点能标新立异、别具一格。依历史学学科化转向的标准，历史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三：新史料提供了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新视角的出现；新方法的成功运用。实则三者应融会贯通，融于一成功的历史著述当中，最后形成作者自身的史学诉求与史学思想。艾尔曼在本书的开篇就提出了“谁是庄存与？”的问题，从而从庄存与一人出发，层层铺陈，递进展开，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两种研究理路，引发了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整体思考与阐释，从而在其关照的对象与使用的方法上有了与以往学术研究著述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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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绪论中，作者在完成这一部对其学术生涯较为重要的著述后，提出了自身对于中国文化史发展新方向的探索，即阐释了自己新的学理诉求。核心观点在于其对历史学在受到近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冲击的挑战下，“身为史学家，我们需要在纯粹的功能论和纯粹的意志论之间找到中间地带，使我们能较自如地在支配的文化形式与个人或群体的抵抗形式之间来回穿引”。这种试图调和“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分析方法不失为一种抵御过激后现代主义试图解构一切、反动一切、“破”却无法“立”起来这样严重冲击的一种思路。历史学在任何时代都应保持其独立发展的脉络，它与现实政治无关，只源于人们对过去最原始、最本能的好奇与思考，“新儒家哲学还给哲学家；新儒家的意识形态，不论是帝国时期或现代的形式，则交由史学家去评价其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用法”。这一对历史学在当前所应承担何种任务的观点，学生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比较赞同的。

此外，这部论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界定了学术流派的概念，其之所以选择用常州这一地域来界定所谓“学派”，作者本人也承认有一些流弊，但有关其对今文经学进行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讨论而言，这一界定“有助于我们评价跨地域范围内包括的众多学术现象”，一些横向的学术交流、交锋问题会在叙述层面更好展开，宗族内部的家学传承问题也可以比较顺畅地进行阐释。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论文往往不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就直接开始讨论，这在历史学科学化的今天一定程度上是无法进行学术对话的，虽说概念往往有流变、有重叠，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学、现代兴起的“概念史”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在阐释清楚使用意图和其在研究中发现的丰富内涵后，在论证的逻辑思维层面就是可以讨论和批评的，从而达到任何学科学术研究的一个共通性目的——不断接近对真理的理解和认识。

在概念界定和学术史梳理完成后，作者便展开了其从政治、宗族的视角对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兴起、流变、盛衰的叙述。在正文的一、二两章中，作者首先“探讨16、17世纪常州江南地区社会、政治和学术环境”。其认为16、17世纪的江南士绅实则存在很强的宗族属性，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政治（抵制党争）、经济（一条鞭法）等政策的大转变与地方社会层面产生的互动效应。与此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一些传统因素的延续，比如说江南地方士绅对学术代际相传、家门长盛不衰的殷切期望。常州庄、刘两家族的学术传承及其之间的姻亲关系正是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崛起的地方特色产物。

第三章至第七章是全文最重要的实证部分，艾尔曼从庄存与入手，认为其“在为官的后期转向《公羊传》，假借经典的外衣，表达对和珅擅权的不满”，进而结合其地方家族名望以及今古文之争的学术源流，唤起士大夫们对明朝末年魏忠贤清洗同地东林党人不满的传统记忆，是庄存与后期转向今文经的重要政治契机。至于庄存与转向公羊学思想上的内在理路，艾尔曼则阐释为庄存与利用了传统赋予经典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从而可以用一种保守的、折衷的古文经方法开创了新的今文经内容。

方法为古，内容为今。至于“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艾尔曼则参考了波考克、席尔斯、史华慈的论述，并加以融会贯通。“一种传统可以强调自身主张的连续性。过去实践的常规力量可以把人对现实的认识转化为通行的社会政治行为。传统强调自身的连续性，因而成为行为和信仰的普遍模式。但是，传统也突出自身的创造力和神奇的起源。原初魅力的权威与传播的中介性渠道融为一体，因而日常化，同时简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在主张对原初性创造性活动重建的传统和自视为早期创造性事件后继者的传统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差别。但是，即使这种差别也令人费解，因为传统的延续与魅力通常密不可分，传统为每一种情境的出现提供答案，每一种传统都向不同的公共和私人答案开放”。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也对时代发展无时无刻出现的新情况、新思想展示着这种强大的包容性，其不但可以包容一些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理念，同时可以伴随着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而产生富有张力的变化。

艾尔曼将这一理论或认知上升至“估量今文经学赖以出现的周期性学术争论的政治意义”，为认识中国思想史的今古文之争提供了一个更具调和性、更加辩证的阐释，以达到其序论中“来回穿引”的论述诉求。艾尔曼对刘逢禄及其他人后来对今文经学发展论述的内在理路论述也遵循这一解释，“今文学派向刘逢禄及其他人提供了一种寻求义理、考证彼此平衡发展的文献学途径”。同时，艾尔曼并未回避对“外部环境”的解释各有不同这一点，但整体上，作者认为家学遗脉与政治诉求带来的共通性是长期存在的。第八、九章的论述也整体遵循和延续了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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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出版并翻译为中文后，由于其独特的选题与解释视角、改变了一些我们对清代学术的整体认知以及今文经学在晚清迅速崛起的理解，很快引发国内外汉学界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尤其是对于和珅与庄存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是否客观存在这一问题，许多国内的相关学者都提出了对艾尔曼书中因果联系的一些质疑，汤志钧、陈祖望、徐立望、王俊义等学者对此都持有不同看法。“由于庄存与的和《春秋》相关的手稿是乾隆中期写出的，学者们便怀疑庄存与的《公羊学》写于和珅案子之前，《公羊学》的复兴与和珅时代无关”。作为对质疑的回应，艾尔曼撰文表示士大夫私家著述和《清实录》同样都值得重视，单纯用《清实录》中的资料不足以否定其间的联系，从此点出发，多加考辨官私史料后，“庄存与和和珅的冲突是1780年左右（乾隆晚期）爆发的”，此观点虽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但目前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并无公允结果。学术争鸣乃学界常态，然治史者立场不同、眼界不同、资质不同、经历不同，即使人人秉持科学客观的严谨态度，研究也多求自洽，真理即使被当事人亲自重新还原，也多有改变。“人不可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如此一想，历史学之韵味似在于此。

感谢赵牟云师兄对本文题目的启发，然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2000年9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本杰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2005年。

3.王俊义：《庄村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清史研究》，2007年2月，第1期。

4.田吉：《“和珅压制庄述祖”辨——从艾尔曼教授的误读看史料运用》，《史林》，2010年，第2期。

5.【美】本杰明·艾尔曼《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6.汤志钧：《从“家学”到“显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和珅专权》，《史林》，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乐聪，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