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的黄昏——关于纳粹反犹大屠杀的思考 |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战火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安妮的黄昏

关于纳粹反犹大屠杀的思考

安妮藏身之地门前的运河与建筑。摄影：张平

上面那张照片，是我今年3月底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故居前拍的。为了看这个撰写了举世闻名的《安妮日记》的少女躲藏了两年的地方，我去了两趟。一大早赶去，参观者的队排到了大教堂的后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跑来说至少要等两个小时才进得去，于是下午又去了一趟，队短了一半，还是排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看完出来，已是黄昏，隔着故居门口的那道运河，夕阳正把晚霞涂满蓝天，我便顺手拍下了这张照片。

阿姆斯特丹的日暮，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黄昏。夕阳在天空中化不开的那片金黄，浓密得让人陶醉，我是在这里才开始理解梵高的金黄色调。沿着运河，大大小小的玻璃窗闪烁着晚霞的色彩。白色的游轮在运河里缓缓驶过，河边小路上骑着自行车的人们悠悠而过。站在运河边，我问自己一个问题：躲藏在那栋房子里的安妮，那栋有很多大窗子面对着运河的房子里的安妮，是怎样欣赏这些美景的？

《安妮日记》里，有一段写到窗外的黄昏：

“我十分舒适地坐在前办公室里，通过厚窗帘之间的缝隙往外看。已经是黄昏……观察外面的人，景象十分奇怪。他们全都好像有什么急事，走起路来跌跌撞撞。骑自行车的人——这种速度很难跟上！我连是什么人骑车都分不清……还有别的东西好看：汽车，船，雨景。我听到电车和孩子们的声音，觉得很有趣……

说到犹太人，昨天我躲在窗帘后面看见两个犹太人，就好像看到了一大世界奇观。我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我出卖了他们，此刻正在这儿观察他们的不幸。正对面有一个船户，船家和他的老婆孩子都住在船上。他有只小狗，我们只熟悉它的吠声，它沿着船舷奔跑时能看见它的尾巴。”

（1942年12月13日星期日）

看来人是一样的人，车是一样的车，船是一样的船，黄昏是一样的黄昏，所不同的是安妮只能躲在厚厚的窗帘背后，从一个小小的缝隙偷偷欣赏这一切。很多东西她看不到，只能靠听；而她所能看到的一切，在带给她快乐的同时也带给她巨大的恐惧——如果外面那个世界不经意地朝窗帘缝里看了一眼，发现里边有人的话，那么她和躲藏在里边的两个家庭都将面临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

《安妮日记》第一版。图片来源：网络。

在很大程度上，“安妮的黄昏”正是纳粹反犹大屠杀的一个绝好说明。很多国人喜欢拿这场大屠杀跟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其实两者除了屠杀平民这一点有些抽象意义上的相似之外，并无更多的共同之处。南京大屠杀属于历史上反复发生过的屠城类战争罪行，而纳粹反犹大屠杀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公认如此）绝后（希望如此）的罕见暴行。概括地说，两者在屠杀对象、屠杀目的、屠杀行为方式与屠杀的存在方式等四个方面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就屠杀对象而言，屠城的对象是战争中敌对国家的人民，而反犹大屠杀的对象则是被标定为“劣等民族”的犹太人。安妮出生在法兰克福，她的父亲是一战时为德国冲锋陷阵的士兵。整本《安妮日记》，你看不到任何仇恨或者复仇的意图，甚至当她在窗外看到苦难中的犹太同胞时，她所想到的是自责而不是谴责纳粹。这个十几岁的少女的梦想和所有和平年代的同龄人的梦想一样，“我想跳舞、吹口哨、骑自行车、看看世界、享受青春和自由”（1943年12月24日星期五）。可以想象，如果犹太人没有被列为异类的话，安妮的父亲大概会以老兵的资格加入到二战的德国军队中去，而安妮大概会像她的同龄人一样，成为某个青年组织的成员，为德国的战争努力而效劳。

与屠杀对象相关的是屠杀目的。屠城是为了进行征服，而屠犹则是为了建立纳粹理想中一个完美的世界。屠城的行为通常都非常功利，为的是满足侵略者的贪婪、兽欲和对征服的权威的追求，而纳粹屠犹则带有强烈的抽象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强奸通常是屠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极大的一部分，但在纳粹屠犹的罪行中，强奸所占的比例几乎微不足道——在纳粹看来，犹太人是一种应该被灭绝的细菌，而不是人，因此犹太女人连被强奸的资格也没有。

与此相关的是屠杀的行为方式，屠城通常是一种野蛮的人对人的行为，纳粹屠犹则是一种制度化的大屠杀。屠城者需要亲身参与抢劫、杀戮、强奸的整个犯罪过程，否则便无法从中得到好处；而纳粹屠犹则是依靠一套按照现代理性、科学与社会组织的原理建立起来的庞大有效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执行者都只执行一小部分，而且很多时候是看起来无害，无需多少良心自责的行动，真正动手杀人的，只是整个程序中最后那几个环节上数量非常有限的一些人。在屠城中，建立一种个人关系是可能的，比如，如果你是个汉奸，那么你不仅可以逃过南京大屠杀的劫难，说不定还能从中捞到一点好处。但是在纳粹屠犹中，即使你跟纳粹合作，甚至跟本地的纳粹长官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也还是逃不脱被屠宰的命运，因为杀人的是一套体系，而不是某些个人。二战后的研究表明，那些跟纳粹合作的犹太区的犹太委员会成员和犹太警察，他们的命运一点都不比那些被他们交给纳粹的普通犹太人的命运好。你不是不可以当犹奸，只是当不当都没什么不同！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两者在存在方式上的根本不同。屠城行为，无论是在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看来，都属于非正常的反秩序行为，属于战争中间出现的临时性混乱状态。不但被征服者受不了长时间的屠杀折磨，征服者同样需要建立和恢复秩序。因此，屠城行为在时间上都是有限的。我们常说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按天计算的。以日本法西斯的疯狂，南京大屠杀也就是六个星期的事情。但是纳粹屠犹则完全不同，屠杀在这里不是对秩序的破坏，而是秩序的一部分！屠杀不是战争引起的混乱的一部分，而是建设一个完美社会所必需采用的手段！因此，只要犹太人一息尚存，纳粹屠犹在时间上就是无限的——除非犹太人被赶尽杀绝，或者纳粹土崩瓦解。

因此，“安妮的黄昏”所包含的那种恐惧，不是人面对恶魔或者野兽的恐惧，而是人面对一台庞大的、冷冰冰的机器的那种恐惧。安妮透过窗户看到的，不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灾难时刻，而是跟我在21世纪的今天看到没什么不同的安详平和的黄昏，只是那种安详平和的一部分正是安妮这样的人被送到死亡机器里去。

安妮并没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兽兵端着刺刀向她扑过来，但是她所看见的每一个看似无害的普通人都有可能是她的克星——这是纳粹屠犹最令人恐惧的部分，从头到尾执行一次完整的杀人行动，很多人都不会去做；但是如果你只从事其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告密者不过是打了一个电话，便衣警察不过是拘捕了一个按法令应该住到集中营里去的人，运送受难者的火车司机不过是开了一趟火车……即使是毒气室的屠夫，也不过只是转动了一个开关而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整个社会却因此变成了一部庞大的杀人机器。面对这部机器，你甚至没办法用背叛或者行贿来讨好它，因为这个系统本质上是非人性化的。

安妮·佛兰克。图片来源：网络。

东欧的某些犹太区的犹太商人们把自己变成了工人，试图通过生产有助于纳粹战争的产品把自己变成对德国有用的人，从而逃脱被屠杀的命运，结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你可以讨好某些个人，但永远无法讨好一台机器。

如果你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如果你能在南京找到一个类似安妮之家那样的藏身之地，那么藏过六个星期之后，你就大体上可以出来生活了。但是对安妮来说，躲藏便是生命本身，她所唯一能期待的，是盟军反攻，纳粹垮台。然而她没等到那一天。她被一个至今不知身份的告密者出卖，在胜利的前夕，惨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安妮的黄昏”不同于任何一个其他灾难中的受难者的黄昏！任何一种把纳粹屠犹的暴行跟其它罪恶相比拟的说法本质上都是错误的，纳粹屠犹不同于任何其他暴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盟定义的新反犹主义中包含“将当代以色列国的政策与纳粹的政策作比照”这一条——即使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军队的所有指责都是真实的（考虑到阿拉伯人的立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些行为跟纳粹屠犹的罪行也没有任何可比性。搞这种比拟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伤害犹太民族的感情，制造仇恨！遗憾的是，这种恶行在当今世界不但没有杜绝，反而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在194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安妮写道：

“我们犹太人不允许感情用事，必须勇敢、坚强，必须接受我们的命运，不怨天尤人，必须尽力而为，相信上帝。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我们也会重新成为人，而不仅是犹太人。”

我想问的是：如果安妮活在今天，她会不会失望？

也许，安妮之家前那长长的参观者的队伍能回答我的问题？

张平 2013年4月16日

（以色列国65周年独立日）

于特拉维夫

文内配图仅展现摄影艺术，与本文内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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