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在纽约上西区百老汇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一顿平常的早餐：一份煎蛋、两片吐司、一杯咖啡，后来因为嘴馋，又加了一杯橙汁。结账：11美元。考虑到第二天要飞佛罗里达上游轮，一路零星开销需要现金，而我手头现金已所剩不多，便用信用卡结了帐。

当天下午，我按计划去B&H购买相机，打算在加勒比海的游轮上大拍特拍一番。B&H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照相器材店，店里从老板到店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正统派犹太教徒（两年前扩建后才出现了其他族裔的店员）。这些教徒大多数是些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犹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间曾经在以色列（通常是耶路撒冷）住过一两年，大多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希伯来语。因此，像我每次去买器材的情况一样，我的身边很快聚起了一小群留着络腮胡子的店员，一面像围观外星人似的打量这个“住在圣地，希伯来语说得比我们还好”的中国人，一面问长问短，间带着给我的购买计划出谋划策。我挑好器材，在两个自告奋勇带我去付款的店员的陪同下来到收款台前，收款员还兴奋地拿着我的信用卡给别人看，说这是圣地来的信用卡，让大家都看个新鲜。不过到卡刷下去时，大家可都傻了眼：这卡不好使！

好在“假老乡”的面子多少还起点作用，经理慷慨地让我拿店里的电话给以色列的信用卡公司打电话查询情况，一问，才知道我的信用卡刷爆了一美元，早上那杯橙汁让我破产了。

我请求增加信用额度，接线员说只有我的银行才有这个权力，此时是以色列的半夜三更，我唯一能做的是在纽约的凌晨给我的银行打电话。她还特别叮嘱我，千万别睡过头，因为第二天是周五，银行只工作半天，而周六是安息日，全天休息。

那天的夜晚我是在极度不安中度过的：如果当夜解决不了问题，我将无钱支付旅馆费，而如果周六不能飞往佛罗里达的话，游轮公司是不会退款的，几千美元的船票将尽付东流，整个旅行计划将全部泡汤。为了不错过打电话的时间，我定了叫醒服务又用手机设了三个闹钟。在给银行打过电话后，知道犹太人办小事疏忽出错的习惯，又不断给信用卡公司拨电话查询，最后逼着信用卡公司直接打电话给银行确认信用额度增加了，才算安下心来睡觉。

在一生安恬的日子里梦想一世漂泊的旅途。

摄影：张平。

这段经历也许极端一点，然而却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旅行的本质便是不安。旅行的含义是：我们暂时放弃了安稳的居所，去异国他乡追寻那种过了今夜不知明夜在何处的动荡生活；我们离开亲友故旧，离开那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关系网，走上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漫漫长途；我们甚至离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为我们建起的安全空间，回到野兽成群的蛮荒之地，去享受那种生命威胁近在咫尺的莫名的兴奋。旅途中的我们，总是不安着又快乐着，在不安中品味快乐，在快乐中享受不安。

而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一生追求安居乐业，以安为乐，我们又何以花钱费力地去向不安的旅途追求快乐？如果我们的旅途快乐来自我们对安居过久的厌倦，那么我们又何以知道在以安为安的家常自我与以不安为安的旅途自我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本真的自我？

从孔夫子到王阳明，我们是一个以“求安”为传统的民族。孔子在跟宰我争辩“三年之丧”时说的那句“汝安，则为之”带领了我们几千年的长途。相比之下，犹太传统可以说是追求“不安”的传统，一种信奉“带着不安去认真生活”的传统。

这种传统在20世纪诞生了一位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头脑”的史学大师托尼•朱特。他是第一个把犹太传统的“不安”引入现代生活的学者，他对历史学家的责任做过这样一个阐述：

“历史学家的使命并非为破坏而破坏，而是讲述几乎是永远不安的故事，并解释为什么这不安的真相是我们所需要的，为的是我们能活得好，活得得体。”

不安的根源乃是人类的非完美特性。这种特性在历史中的表现便是诸多让我们不安乃至难堪的共同经历。面对这种经历，“求安”的传统会要求我们忘掉不快，学会 “向前看”。然而朱特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正视这种不安，彻底了解这种不安，给这种不安一个恰当的地位，否则我们就不能好好生活，因为被压制的不安将如不散阴魂，时时会改头换面，出来骚扰我们的岁月。这就是为什么朱特要求欧洲民族认真反思反犹大屠杀的历史。在他看来，不认真反思，欧洲就走不出二十世纪，就永远迈不过时代的门槛。

我们的非完美性同样表现在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所预见的未来。

摄影：张平。

国家民族如此，个人其实也不例外，佛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要点便是要我们把被压抑的不安都寻找出来，与他们达成理解，给他们必要的地位，以免他们以变态出现，使我们掉进种种非理性的陷坑。

我们还应该知道，不安并不只是过去的事情，我们的非完美性同样表现在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所预见的未来。在这方面，“安”的追求者们希望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还没有完美无缺的话，我们至少已经抵达极限，可以心安理得，不必再求新求异。而“不安”的追求者们则恰恰相反，怀疑与批判是他们基本心理习惯，任何静止状态都引起他们对“不安”的渴望。朱特自己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一生的基本道路可以总结为“住在哪里便批判哪里”，在英国批判英国，在法国批判法国，在以色列批判犹太国，在美国批判美国。用他的挚友的话说：是“永远在反叛他所热爱的，并且就在他热爱的时候反叛。”这种反叛，与其说是在反叛特定对象，不如说是在反叛“安”的感觉。一旦“心安理得”，便立刻警惕起来，因为“安”表明自己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上。

常人不是孔夫子，不可能做到事事心安；常人也非朱特，不可能做到处处反叛。常人如你我，多半会是在“安”与“不安”之间摇摆不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安”的天地里时时偷窥“不安”的奇境，恰如我们在顺从时向往反叛，或者我们在一生安恬的日子里梦想一世漂泊的旅途。

张平 2010年10月12日 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