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有多危险 |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 · 风土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以色列有多危险

事例一

有一年某中国公司的一位经理来以色列谈生意。此公不会讲英语，却单身成行。我的太太被请去做他的翻译。闲谈间太太问他为何不从国内带个翻译来，他说别提了，国内公司里的人都是谈以色变，没一个敢跟他来。他到香港分公司去拉人，不但遭到拒绝，而且那些雇员宣称如果他强制他们来以色列的话，他们将上法庭打官司。

事例二

某年中国某京剧代表团来以演出，中文媒体将他们俨然描写成了从容赴难，大义就死的英雄豪杰。而他们自己显然也把自己的以色列之行看得悲壮无比，甚至在出国前写好了遗书。

事例三

几年前携妻去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访问，蒙主人盛情招待午宴。席间说起系里的另外一位教授因故不能赴席，嘱托系主任向“两位来自以色列的勇敢的中国教授”转达他的问候。

如此等等……

居以十二年，我见过的类似事例不计其数。我自己无论是回国还是游览欧美，只要说起定居在以色列，最常遇见的目光不是看见了疯子般的惊慌就是对垂死者的无限同情，两者都让我觉得既好气又好笑。

在这些人眼里，以色列无疑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这有每天电视里的血腥画面为证。我以为电视误人，莫此为甚。电视的特点在于长于事实短于分析。你在电视里看见的大多是事实，这不错，但即使是在电视技术发达的今天，能眼见为实的事物毕竟还是少数。在你看见的电视画面背后，还有大量你没看见的事实电视并没有告诉你。而这些你没看见的事实往往影响着你对事物的总体判断的准确性。

就人身安全而言，除疾病以外的最大的威胁并不来自有意伤害行为（包括恐怖攻击），而是无意伤害行为，也就是事故。以美国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例，事故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四点四，为第五大杀手。而有意伤害行为造成的死亡仅占百分之零点七，据第十四位。在事故死亡中，又以交通事故的死亡比例最高。美国2002年的数字是百分之四十四点三。所以评估一个国家的人身安全，应该综合考虑其事故死亡和伤害死亡比例，才能得到一个全面的印象。

在特拉维夫街头咖啡馆看世界杯足球决赛的人群，

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摄影：张平

如果我们单算死于恐怖攻击的人数，以色列当然高踞榜首。但如果把事故死亡因素计算进去，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三十八个国家的评估，以色列每年死于事故的比例为每十万人死亡二十三点三人，在事故死亡比例最低的国家里名列第四。如果我们把恐怖攻击因素加进去的话，这一数字在情况最严重的年份（2000到2005，死亡一千人左右，现在按每年300人计算），也不过是增加5个，也就是每年28.3人，还到不了日本（29.1）、德国（29.2）、法国（51.4）、芬兰（51.8）这类通常被认为是安全国家的危险程度。何况这还是最糟糕的情况。通常年份，以色列每年死于恐怖攻击的人数都在100以下，94年以巴和平进程开始前每年都只有十来人而已。

如果计算事故的最大杀手——交通事故的话，以色列每十万人每年(2004)死亡9.8人，把最糟糕年份的恐怖袭击受难者加进去，也不过14.8，还不到美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高于15），更低于中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超过19）。换句话说，你在以色列死于交通事故和恐怖袭击（最糟糕的年份）的综合概率还不到你在美国或者中国于交通事故一项的概率。如果那些京剧演员来以色列需要写一份遗嘱的话，住在中国就该至少写一份半才对。

另一个说明以色列安全系数的有力证据是人口可望平均寿命。2003年以色列出生人口可望平均寿命为80岁，名列世界第十位，高于挪威芬兰（均为79岁）等通常被认为是长寿的北欧国家。

我个人在以色列的经历也和上述分析完全吻合。居以12年来，唯一一次谈得上危险的经历是一次翻车事故。至于恐怖袭击，我连声音都没听见过。开始几年还关心这些事，后来甚至连新闻都懒得看，往往是袭击发生了很多天后才由国内的亲友转告我：“你们以色列又爆炸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至少在通常意义上不比那些被认为是安全的国家危险。

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与阿拉伯大妈擦肩而过。

摄影：张平。

但这并不等于说以色列就是一个安全国家，因为一个真正安全的国家不会像以色列这样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安全防范工作。以色列的安全保卫的戒备森严的程度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我曾亲耳听过某国驻以大使诉苦。他说他住在其他国家，出行时都受到礼遇。只有在以色列，安全警卫常常无视他的外交身份而强行检查他的座车。我绝对相信他的抱怨。对于在以色列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安全警卫来说，世界上的人只分两种：带炸弹的恐怖分子和不带炸弹的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是天王老子驾临，也只是一个恐怖嫌疑而已，不查个清楚是不能放过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甚至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但这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打造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所以以色列一方面是一个数字上的安全国家，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感觉上的不安全国家。

说起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以色列人给家人打电话的频率。如果你有机会跟一个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闲逛半天的话，你多半会发觉他至少每一个小时给家人打一个电话，一方面说明自己平安，另一方面察看家人是否平安。如果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话，很多以色列人会在一个小时内给所有亲朋好友打遍电话，看看是否有人受伤。即使是出国也是如此。以色列的背包族年轻人出国，即使再没钱，父母也会叮嘱留好打电话的钱。如果父母两天接不到孩子从国外打回来的电话，他们往往就会坐卧不宁，想方设法地四处打听，托人带话，让孩子往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守卫耶路撒冷。摄影：张平。

在我看来，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虽然跟现实世界有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民族惨遭迫害的历史造成的集体无意识。2000年9月，巴勒斯坦反以暴乱发生的当天，一位以色列将军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就说（大意）：他们要把我们赶出去。我们能回到哪儿去呢？回到纳粹集中营里去吗？那时我想：以色列人的历史敏感程度大概只有中国人可与之相比。很多中国人在海外哪怕买东西少找了一毛钱也能让他想起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来。以色列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样。巴勒斯坦人虽然闹事，但就凭那几条破枪，要消灭以色列国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很多以色列人不这样看，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敌意让他们想到的不是现实力量对比，而是历史上犹太民族所遭遇的种族屠杀。

2002年4月，在巴勒斯坦人暴乱的高峰季节里，我到戈兰高地去踏青。在犹大森林国家公园里，我看到以色列成编队的f-16战机一批接一批呼啸着向黎以边界扑去。我跟旁边的一个以色列人打招呼，他自豪地对我说：“以色列很强大，是不是？”当天晚上我住在太巴列湖边的一家旅馆。晚餐时除了我们几个人，还有一对以色列夫妇。我听见那对夫妇在跟女侍者谈论时局，他们一再重复的一句话是：“我们能去哪儿呢？这是我们唯一的国家，我们没有别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这便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安全感缩影。当他面对现实时，他是一个骄傲的、勇敢的、充满自信的现代战士；而当他面对威胁时，他仿佛又回到了18、19世纪的犹太隔离区，在痛苦和焦虑中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担忧。

张平 2005年11月14日 于特拉维夫

文内配图仅展现摄影艺术，与本文内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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