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上士大卫 ｜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国防军上士大卫
我第一次看见大卫的时候，他正坐在宿舍餐厅那张淡绿色的餐桌上，绿色的军服略微有些泛白，穿着黑色短统军靴的脚蹬在凳子上，靴子上似乎蒙着一层薄薄的征尘，一支长长的狙击步枪横放在大腿上，枪身和枪托上的漆已经被磨掉了很多，开始闪烁银灰色的金属光泽；淡金色的头发剃得短短的，戴了一副金丝眼镜，脸膛却是犹太人中少见的那种红扑扑的色彩。我第一次看见大卫的时候，他就是这么一副模样，一手把着枪托，满脸是笑地跟我打招呼。
那是一九九三年的十月初，以色列大学的暑假即将结束，开始回到校园的学生陆续搬进宿舍，一个夏天被外国留学生稀稀拉拉占据的希伯来大学伊迪尔森学生宿舍渐渐复苏。一个阳光灿烂（用这个词我信心十足，因为以色列除了十一月到次年三月，天天都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打开宿舍的门，看见大卫就那样坐在餐桌上，自我介绍说他是国际关系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刚在学生宿舍办公室领到钥匙，今后一年我们就是室友了，“不过我还要过两个礼拜才搬进来，”他拍拍枪身说：“现在我在当兵！”
伊迪尔森学生宿舍有三居室和两居室两种单元，每间居室住两个学生。除居室外，单元内尚有厨房、浴室跟卫生间。我们住的是两居室的那种。宿舍里四个人，来自四个不同的国家。我的同屋斯泰凡是法国犹太人，刚从大学法律系毕业。彼时欧洲正闹经济衰退，斯泰凡的同班同学找不到工作，竟有跑到加油站去洗车的。斯泰凡显然对洗车没多大兴趣，于是申请了以色列外交部一年的奖学金，来以色列寻根。大卫的同屋阿列克斯是俄罗斯来的犹太新移民，在希伯来大学东亚系学日语。大卫本人生在美国，十六岁时随全家移民以色列，此时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色列人。
1918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奠基仪式。
图片来源：网络。
很多年以后，我看库布里克执导的《全钢弹夹》，觉得那里面的“牛仔”简直就是搬上银幕的大卫，不但形似（中等个儿，淡黄色的短发，金丝眼镜，红脸膛，只是身材比大卫稍微壮实了一点），而且神肖。“牛仔”在中尉阵亡时，自封指挥官没商量；大卫则同样浑身透着那么一股子试图领导他人的气质与欲望。
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领导欲望是在他搬进宿舍三天以后。那天晚上他召集宿舍里的四个人开会，说宿舍里，尤其是厨房里的肮脏让人无法忍受，“我可不想这么过一年！”他随后宣布今后每个人轮流打扫，清洁用品则统一购买，费用均摊。我和阿列克斯都没有意见。只有斯泰凡不肯接受大卫的领导，理由是他顿顿吃饭馆，从来不在厨房做饭，所以没有打扫卫生的义务。结果说定卫生由我们三个人打扫，斯泰凡则不准在屋里吃东西。斯泰凡说到做到，不但此后没再见过他吃饭，而且一个月以后飞回法国，从此不见了踪影。倒让我付着一张床位的钱（一百五十美金一个月），享受了近一年的单间。
从此大卫便以宿舍长自命，志愿做起监督管理的工作。看见厨房脏了，便查问该谁打扫；清洁用品快用完了，便在超市购物时买齐，回来后算清帐，一五一十地向我跟阿列克斯收钱。至于他自己，则无论该不该他打扫，每次做完饭以后都一定把煤气灶擦得干干净净；刀叉盘子洗后用布擦得闪闪发亮，他那套纯白的法国薄胎磁盘每回都要被擦得在灯影下仿佛要透明起来了似的；洗锅则一定锅里锅外，锅盖锅底洗得一样明亮鉴人，让我那双习惯了锅底就该是黑色的眼睛大感惊异。除了卫生以外，电火煤气各种开关以及门窗都是他关心的内容。我至今记得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必定要检查单元的门是否锁好，如果他先睡则一定叮嘱他人睡前锁好门。对此我一直觉得好笑，三个穷光蛋级的大老爷们住的地方，只怕请还没人肯来呢。不过大卫有他的担心。“你不懂，”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阿拉伯人阴险得很。”
我一直不知道用“高大英俊”来形容阿列克斯是否合适，不过他至少可以说是仪表堂堂。因此也就艳遇不断，常常在大卫周末回家的时候带女孩子回来过夜。除了念书跟女友，阿列克斯也做着一种在以色列遍地都是工作——当保安，出来进去的，经常在腰里别着一支手枪。保安收入不高，但时间灵活，特别是值夜班时，没人打搅，可以做作业；一点钟以后，可以关门睡觉；既挣了钱，又不耽误功课，还不影响白天上课。只是有一点，不得迟到或者旷工。做别的工作迟到旷工，大不了丢饭碗；保安迟到旷工，便是犯罪，弄不好要进监狱的。阿列克斯二十出头，正是好玩的时候，又兼玩伴多多，有时便不免轻重不分，忘了时间。我在宿舍里很接过几次催他上班的电话，其中一位更是气急败坏，扬言要去警察局报案。回来告诉阿列克斯，他却满不在乎，到底也没看见他真进监狱。
阿列克斯高大强壮，因为当保安的缘故，常常去射击场练枪；他自己还有一个空手道不知什么级别的证书，高兴起来会在宿舍里练上两套把式，弄得满屋子狐臭。虽然他看起来一身武勇，但我一直担心他没法子适应以色列的军队生活。新移民虽然不必像以色列本地人那样要服两三年的兵役，但会被召去做三个月的军训，以后也有每年当兵一个月的义务。我担心的原因除了他贪玩误事以外，还有一条是他太过善良。比如有一次一只大甲虫掉在我们厨房外面的窗台上，无论怎么扑腾也翻不过身来。为了救那只甲虫，阿列克斯愣是花了半个多小时，满头大汗地把厨房的一面大玻璃窗卸了下来。“要是没人救他，那就太悲惨了。”这是他吃力地把那扇大玻璃窗装回去时对我说的话。而我是在见虫子就打的国度里长大的，在我看来那只大甲虫绝对是毁坏树木的害虫，所以对他这番举动除了表示惊奇，还隐隐疑虑像他这样 “心太软”的主儿是不是能在以军士兵所处的严酷环境里生存下来。
我的担心大半是多余的。事实上阿列克斯不仅生存下来，还因为在军中表现出色，毕业后被军队召去，又服了两整年的兵役。不过我的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他第一次被召去的时候，的确出了点问题。
希伯来大学的伊迪尔森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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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斯第一次被军队召去只有几天时间。从军队回来的那天下午，阿列克斯一脸怒气，一进门便摔东打西，满嘴骂骂咧咧。问他，什么也不肯说。此时大卫回来了。最初他也跟我一样，先是一肚子好奇地想探问阿列克斯对军队的感受，然后是对阿列克斯的情绪摸不着头脑。但随后当他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时，他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他发怒。他涨红了脸，对阿列克斯大吼起来：“你犯什么毛病？！谁不是从这里过来的？！都像你这样，我们早就完了！”随后他便把阿列克斯揪进屋里，关上房门，起先还听见阿列克斯辩解，后来就只听见大卫一个人的声音。那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直到天黑灯亮，我吃完晚饭洗好碗，两个人才从屋子里出来。
我始终不知道阿列克斯在军队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阿列克斯和大卫两个人都不肯说。不过这件事印证了我一个从一开始就有的看法——大卫是一个标准的，丝毫不打折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随着对大卫的深入了解，我渐渐明白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差不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用不着任何人灌输的。大卫的父亲是波兰犹太人，大屠杀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一家九口人，八口葬身在纳粹的焚尸炉里，所以大卫没有任何来自父亲一边的亲戚。对大卫来说，没有一个强大的以色列，便意味着他、他的家人、他的后代迟早有一天会重蹈他的爷爷奶奶、叔伯姑姑们的命运。我一直相信像大卫这样的士兵的存在，乃是以色列国五十年国运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百折不挠的决心，无怨无悔的意志以及机敏过人的智慧使以色列国防军能够面对强敌，屡屡出奇制胜。如今的人们谈起以巴兴衰，张嘴便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美国的支持不是不重要，但那只是外因。印支三国的亲美政权当年都是美国支持的，如今都在何方？台湾南韩也都是美国支持的，又什么时候打出过以色列人的神威？
不过大卫的犹太复国主义有时也会让我觉得尴尬。
威廉是我交往多年的德国朋友。十年前他在德国驻华使馆任职时便有来往。我来以色列时他刚从德国驻以使馆辞职，打算去英国念书，不过还来得及去机场接我。我住在伊迪尔森学生宿舍的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念硕士，常有信来。有一天大卫看见威廉的一张明信片，对我有一个西方朋友很觉奇怪，我便大约跟他说了说。谁想当他搞清威廉是个德国人以后，便一脸我从没见过的吓人的仇恨表情，话也没说，转身便走了。从此一连几天，不肯跟我说话。弄得我后来只要是威廉的来信，都赶紧藏好，生怕给他看见。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圣地，传教的基督徒满街都是。我一向喜欢基督教音乐，便录了一盘圣诞曲。有一天大卫好奇，想听听我听些什么音乐。听到这一盘时，他满脸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听他们的音乐。”我生怕又闹成威廉书信事件，便赶忙解释说我并不是基督徒，只是欣赏古典音乐而已，“何况耶稣也是你们犹太人嘛。”他愣了一会儿，站起身来愤愤地说：“他们在欧洲压迫了我们一千多年。”
我唯一一次跟大卫吵嘴是在一九九四年春天的戈登施坦事件之后。戈登施坦是希伯伦犹太定居点的医生。不知哪根筋搭错，在一个星期五带着冲锋枪、手雷，跑到一个清真寺里，把那些正在做礼拜的巴勒斯坦人杀了个血流成河。那几天以色列全国一片混乱。伊迪尔森学生宿舍在希伯来大学观景山校园的边上，四周都是阿拉伯村子。那几天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待在房间里，都时常听见周围传来的一阵阵枪声。我跟大卫聊起此事，他便说不能光看这件事本身，定居点附近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从未停止过屠杀犹太平民，戈登施坦是个医生，无辜者的鲜血看得太多，神经受不了，才有这样的举动。我非常理解大卫的心情，但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他的看法。在我看来，无论什么都不能成为屠杀和平居民的理由。大卫也同意这一原则，但碰上具体事例，看法就又不同了。
阿列克斯在保安公司工作，我靠奖学金生活，大卫靠什么生活却对我是个谜。希伯来大学有专门帮助外国留学生的辅导员。所谓辅导员，其实是些打工的学生，负责定期去外国学生的宿舍看看有什么问题，有时候传达一些通知。我的辅导员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姑娘，有时候晚上会来我们宿舍聊聊天。有一天晚上辅导员走后，我问大卫：“你怎么不找点这样的工作做做？”谁想他满脸不屑的样子，说：“谁要干那些事情，我要干点严肃的工作。”
很快我就明白了大卫所说的“严肃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因为没过几天，他就跟我打听跟中国做生意的事情。想想也是，医生、律师、商人，乃犹太人的三大传统职业。大卫既没学医又没学法，商人这一行无论如何也得试试。只是问我算是找错了门路。要是我去做生意，准保还没开张就把自己赔在里面。可大卫一个劲追问。无奈，我只好臭皮匠权充诸葛亮，闭着眼睛出馊主意。
我给他出的第一个主意是把以色列的猫卖到中国去。据说中东是猫的发源地，世界上的野猫只有中东地区的是原生的，别的地方的不是从中东跑过去的便是家猫跑野了的。此说真假有待考证。但有两件千真万确的事情颇可以说明猫在中东地区的特殊性。第一是古埃及人把猫奉为神明——当然在古埃及人那儿，差不多长着腿能蹦达的都是神——不过这毕竟是一件在别的地区很少见的事情。第二是在我走过的遍及欧亚美非的十多个国家里，以大街上看得见的野猫数量及其活动的肆无忌惮而言，没有一个国家能跟以色列或埃及这样的中东国家相比。尤其是以色列，不但终年气候温和，垃圾富含营养，使野猫自由繁殖生息，而且到处都有人买了猫食喂它们。大卫自己就喂着一只宿舍楼前垃圾堆里的母猫。他往往在做饭时朝厨房窗外咂一声嘴，那只猫便跑上楼来，蹲在门前等吃的。赶上猫怀孕的时候，大卫还会专门喂它肉肠吃。大概是因为到处都有大卫这样的人，所以以色列的野猫真是多得满街遍地，走到哪儿都能看见打成团滚成蛋的野猫群。
我的主意是组成一支捕猫队，把抓来的野猫加工成冷冻猫肉、罐头猫肉等各种肉制品，然后卖到广东去，因为据说那儿的人吃猫肉。考虑到原料是免费的，满街的猫既不用买也不用养，这买卖应该是无本万利的。那时我刚出国不久，还不知道国外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厉害，所以信着嘴胡说。要是换上现在，打死我也不敢出这样的主意。好在大卫似乎只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有“政治正确性”的敏感，所以并没较真，反而说这主意虽然离奇点儿，但至少是个谁都没想过的点子，他随后鼓励我接着出点子。
我的第二个主意是从以色列向中国出口鸡爪子。以色列没人吃鸡爪子，露天市场上卖鸡的店铺通常把斩下来的鸡爪子放在一个大垃圾袋里，当废品处理。早年来以色列的中国人颇享受过一阵子免费凤爪。后来店铺老板知道中国人吃这东西，便开始卖几个钱，不过依然便宜得无法再便宜。这个主意真的打动了大卫。他花了几个周末的时间，跑了几家肉制品加工厂一类的地方，做了一番货源调查，其结果让他大感振奋——那些地方的鸡爪子差不多可以免费拿到手。当然打包和运输要花点钱，“可真要生意做大了，那点开销不算什么。”他信心十足地对我说。然后他跑了两趟特拉维夫，从中国使馆商务处那儿拿来了一份中国食品进出口公司的名单。下一步是他老先生用英文起草了一份传真，在关键词（譬如，鸡爪子）后面留出空儿，由我填上中文，以免中国方面把该传真误解为精神病院发来的狂人妄语。到了发传真那天，他一定要把我一起揪到学生会的服务社去，以防万一中方有人接听了电话他没法回答。当然，那些传真号码一半以上都全无反应，剩下的也有留言说号码改了的，也有电话局通知该号码根本不存在的。折腾半天，只发了三份，而且也说不清楚到底发到哪儿去了。而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一切都石沉大海，大卫一丝回音也没收到。
虽说一根鸡爪子也没卖成，但这件事却给大卫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发传真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大卫回家吃晚饭。饭前从餐厅走过，偶然看见他爸爸正趴在餐桌上吃着什么，再往盘子里仔细一看，不禁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原来他爸爸正在津津有味地啃一对鸡爪子。问了他爸爸，才知道鸡爪子也是波兰犹太人眼中的美食。星期天回到宿舍，大卫大喊大叫，一定要说中国人是数典忘祖的波兰犹太人的后代。我则除了对大卫不知道他爸爸吃些什么表示惊奇外，也对波兰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相似深感不解。除了吃鸡爪子以外，波兰犹太人做的馄饨看起来跟中国人的几无二致；而希伯来语中“波兰泥”一词所包涵的波兰犹太人特征，常常让我疑心这词最初是给中国人发明的。
除了试图做买卖，大卫还一直试图从他自己的爱好里找出一条生财之路。他爱好产品设计，那时正对设计各种各样的记事本入迷。他曾给我看过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本子，无非是在一个普通的纸本子上加上一个某种材料做成的皮，封里封面在加上一些插笔、放软盘的袋子。常常是他先画好图样，再到工厂订做样品，然后拿着样品，到各种百货公司、文具商店去推销。我曾问过他推销的战绩。他说只有一次，一个什么公司的经理看中了他设计的一个夹子，且当场就付了两千美元的定金。不想两个星期以后那位经理就被解雇了，后任对大卫的夹子毫无兴趣。大卫赚了两千美元，但再想多赚却亦不能，而我则一直怀疑那两千美元是不是能够抵销大卫在工厂订做样品的开支。
大卫时常感慨以色列青年人的生活的不易。“你得当兵，你精力最好的那三年就在军队里过去了。虽然那对国家很重要，但对你个人来说，总是一个损失。当完兵以后上大学，你就发现你很难专心念书，因为你已经到了该独立生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再加上你每年还是要当一个月的兵，很多事情就这样耽误掉了。”说这话的时候，常常是在晚饭以后吃甜食或者喝咖啡的时候。大卫吃饭也像干别的事一样，一板一眼，从不含糊。哪怕只是吃一只西红柿，也一定切成方方正正的小块，放在盘子里，用刀叉捞着吃，颇有点咱们孔老夫子“割不正，不食”的劲头。晚饭则无论如何简单，饭后必有甜点：有时是一点干果，有时候是一块巧克力。甜点后则一定有一杯咖啡。吃甜点或喝咖啡的时候，他常常请我加入，谈一点各自的琐事。有关在以色列为人处世的最初知识，便是我在咖啡甜点之间，从他那里学来的。当然他的这份好意留给我的另一件东西，便是我至今改不了的饭后吃甜食的毛病——没一点甜东西押阵，总觉得饭没吃完。
认识大卫一年以后，我转到特拉维夫大学，开始攻读我的博士学位，大卫则继续呆在希伯来大学，读他的学士学位的最后一年。在最初的半年里，我们还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他有时来特拉维夫做短暂的拜访。我的太太来以色列时，他请我们去他那儿聚会，还把阿列克斯也请了去。我们谈得不象以前那么多。不过我知道他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找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在一家专做贺卡的公司里。他同时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去向。他想去以色列外交部工作，并开始学西班牙语。我那时有时候替他打算前途，便觉得颇成问题。大卫最大的特长（就找工作而言）是他的英语——他的实际上的母语。但在以色列那样一个连乞丐也能说两三国语言的国度里，说一个人英语好差不多等于说他小学毕业成绩优秀，跟找象样的工作没多大关系。当然大卫还有一个国际关系学的学士学位。不过这样的学位，除非他真的能进入外交部一类的地方工作，否则有跟没有差别不大，因为在一个高等教育普及率差不多到百分之六十的国家里，单是一个学士学位，不起多少作用。
一年以后，我得知大卫毕业了，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找到一份工作，大概是解说员一类的职位。对大卫，这是一份差不多接近天职的工作。但大卫大概对这份工作的待遇不怎么满意，因为很快他就开始找别的工作了。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去美国为我的博士论文搜集资料。行前给他打电话，他的言谈间已经屡屡露出失意与不满。听说了我的情况以后，他不无幽怨地说：“想不到你一个中国人，在这儿过得比以色列人还好。”
我最后一次看见大卫是在千禧年的元旦之夜。以色列人向来不把元旦当一回事。除了从前苏联来的新移民会组织一点新年派对以外，普通的以色列人（大概是因为跟基督教的宿怨）从不把它当做节日。不过千禧年毕竟是与以往不同的，所以以色列人居然也把历史恩怨放过一边，加入那场全球欢庆的行列。其结果是我们收到了来以色列七年后第一个新年派对邀请。
派对的主人叫尤纳坦，是个美国话剧演员。我有时跟妻子开玩笑，说尤纳坦跟达斯汀•霍夫曼有不少相似之处。比方说两人都是来自纽约的犹太人，到洛杉矶以前都在纽约演话剧，到洛杉矶以后都在好莱坞演过电影。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达斯汀•霍夫曼因《毕业生》一炮走红，成了影坛明星；尤纳坦则只在一部讲劫机故事的动作片里演过一个“匪兵甲”一类的劫机犯同伙，而后便跟电影绝了缘份，至今仍在演话剧。尤纳坦的父亲曾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喜剧演员，身后给尤纳坦在特拉维夫豪华住宅区——拉马特维夫留下了一套四居室的单元，让他能够每年在以色列度几个月的假。那个新年派对便在那套单元里举行。
进入那个单元以后，我第一眼便看见了正坐在吧台上饮酒的大卫。六七年没见，他几乎一点没变。我们热烈地握手，大声地寒喧，又谈论起昔日的室友：当然谁都没再见过斯泰凡；阿列克斯呢？阿列克斯跟他结婚两年的妻子住在日本，听说过得心满意足，短期内没有回以色列的打算。然后他向我介绍了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再以后便是告诉我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消息。“我们要去美国了。”大卫平静地说。我起先以为他们要去美国度假，后来才搞清楚他们是做了长期计划的。大卫出生在美国，有美国护照；他的妻子也因他的关系，已经办妥了移民手续。去干什么呢？“我去一家设计学校念书，那儿离三藩市不远。”大卫两眼盯着酒杯里那汪深红色的液体，说：“你知道，我一直对产品设计感兴趣。”念完以后呢？“就在那儿找工作。”
他不大愿意深谈这几年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他离开以色列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家苗圃帮别人管树苗——一份跟国际关系、产品设计乃至做生意都没多大关系的事情，当然他对此极不满意。
从尤纳坦家出来时，我给大卫留了我的电话和地址，一再叮嘱他去美国后保持联系。但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像大卫这样忠贞不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竟会离弃他为之出生入死的祖国。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那种哪怕众叛亲离也会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无畏的战士。然而他毕竟是离去了。大卫是我在大学课堂之外遇到的第一个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活生生的实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辉煌业绩充当了其自身的终结者，并把以色列国带入了后复国主义时代。当以色列国建立起了完善的、正规化的、基于技术优势的强大国防以后，像大卫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便开始丧失其本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当一个不可战胜的犹太国迫使它的敌人不得不放弃梦想，面对现实地坐下来谈判以后，经济活动便开始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和社会日程上的新的重点；当这种经济活动开始扩大贫富差别，特别是当新一代暴发户扬弃了以色列老一代富翁“藏富”的品质，以他们奢侈张扬的生活方式使这种差别极端表面化以后，像大卫这样真正的战士便开始失去了往昔的优越感，开始难以接受他们自己的处境；而当一个已经完全自立的国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承认并积极投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后，当初奠基者们为以色列国所设计的单一民族的钢铁面具便开始出现了难以修合的裂痕。大卫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会在这里混得比他还好，倒退十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无法向他解释我的想法，只是默默祝福他在新大陆重新找到自我。大卫代表着一个创造了无数传奇与神话的时代，但那毕竟也是一个流淌着无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鲜血与泪水的时代。
那是公元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的凌晨两点，拉马特维夫街头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我站在凉意浸人的海风里，耳边是一阵阵为新千年开始而发的欢呼与喧闹，思绪则回到了七年前耶路撒冷那个四个人合住的单元。想着那四个人中，三个犹太人都已心在异国他乡，只剩下我一个中国人打算在这儿扎根落户，便觉得历史正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翻过沉重的一页。而那新的一页，则正如此时人人等待的新千年的第一个凌晨，尚未展露其无法预测的面容。
后记：我第一次看见大卫之前不久，拉宾与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的历史性握手把中东和平进程推进了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轨道；我最后一次看见大卫的时候，巴拉克正倾其全力试图完成拉宾为之献身的事业，以色列的后复国主义时代也似乎开始进入其第一个黄金期；而当我完成此文时，巴勒斯坦人一年多的暴动已经使几百人血洒圣地。在烽火遍地的以色列，大卫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正在从上到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活动下至寻常百姓日日面对的电视新闻画面等各个领域全面地、无可奈何地复辟。历史终于没能翻过那一页！而我也在一直等着有一天电话铃响处，我又会听见大卫那热情的声音：“嗨！我是大卫，我又回以色列了！”
张平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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