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权力移交定理：2020年美国的权力移交系统为何出了问题？ ｜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张氏权力移交定理：
2020年美国的权力移交系统为何出了问题？
作为人类百年不遇的灾变之年，2020年一个仍在演变中的灾变是：美国的总统权力移交系统，在平稳运行了两百多年以后，首次出现了问题。原本是几天之内就知道鹿死谁手的大选，在两周之后仍然结果不明。选举中有没有大规模舞弊行为？究竟谁是胜选者？胜选者能否顺利接班？民众会不会和平接受最终结果？这些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在2020年都成了悬念。
权力移交系统是人类一切政治体系的核心，也是政治体系分类的基本标准。无论是何种权力移交系统，其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保证权力交接能和平进行，由此保证一个政治实体与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权力移交能否和平进行，服从于笔者发现的“张氏权力移交定理”：
【张氏权力移交定理】：权力移交的和平程度与权力移交标准以及检验该标准的程序的简明程度成正比。
所谓“权力移交标准”，就是选定权力继承人的标准；所谓“检验该标准的程序”，就是选定权力继承人的过程；所谓“简明程度”，就是简单明确的程度。这里涉及到两个原则：一、“简单”原则，即，权力标准与评选过程越易懂越好。二、“明确”原则，即，权力标准与评选过程越确定，越透明越好。
如果从延续时间长短来考虑，已知的人类历史中最成功的权力移交系统是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世袭制度的设计完全符合“张氏权力移交定理”。在这个系统中，选定权力继承人的标准就是一个：亲生的大儿子。这个标准可以说天下无人不懂，简单到了极致。这个系统的检验标准也非常简明：帝王大婚，昭告天下；龙子出生，与民同庆。一个帝王哪年娶了谁，哪年生了谁，都是公开确定，不可更改的。到了帝王驾崩的时候，谁该继位一目了然，无可争议。这种体系里，太子只要不出问题，权力多半都能和平移交；因为权力移交而产生变乱的，多半都是太子没能顺利接班。
这个系统千好万好，就是有一个毛病：你没法保证继位的人有统治的能力。上来的人可能是秦皇汉武那样的雄才大略之辈，也可能是晋惠帝那样“何不食肉糜”的白痴。与此相对立的，是“选贤任能”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极其普遍，几乎古今中外到处都有。中犹跨传统对话研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双方的传统叙事中都迷恋“禅让制”类权力移交系统的远古传说，而对当世的世袭制度抱有敌意。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禅让”基本上可以对应古希伯来人的“士师制度”：一个是推举道德高尚的仁义之士，一个是寻找上帝拣选的宗教法官，本质上都是希望选出十全十美的统治者来。
“选贤任能”体系听起来很美好，实用性却很差，因为这个体系完全违反“张氏权力移交定理”。无论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还是希伯来人的“通神先知”都是些难以定义、无法检验、没人能懂、随时变异的东西，根本成不了实用标准，其检验程序更是无从谈起。这样的体系实行起来，最终的结局就是“拳头大的是哥哥”——上位靠的不是“贤能”，而是势力。所以曹丕篡汉之后，就说这下明白“尧舜禅让”是个什么东西了；哪里来的“禅让”？都是靠实力逼迫的。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希伯来人，都不约而同地告别了那些美好的古老时光，迎来了世袭时代。欧洲人也一样，希腊罗马的执政官制度、民主制度闹腾了一些年，最终都一股脑地让位给了帝王制度。世袭制度可能一百年出一位白痴皇帝，但总好过没标准的“选贤任能”制度——这种制度下，每一次的权力移交都是一次潜在的内乱危机。
现代民主制度，可以说是调和“张氏权力移交定理”与“选贤任能”政治理想的一次成功尝试。民主制度找到了一个极其简单易懂的选择标准：选票数目——一切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不可更改的数字比较，看看谁的数字大即可。民主制度同时又找到了恰当的验证程序——现代选举制度。这个制度从竞选、投票、点票到发布结果都足够简单，现代观察监督制度（包括媒体监督）保证这个过程足够透明，结果足够公正，无法被操纵。由于权力的继承人是自由竞争上位的，理论上应该有足够的统治能力，不会出现“白痴总统”的现象。可以说直到2020年，这个制度在保证权力和平移交和“选贤任能”两个方面都是基本成功的。
那么2020年的总统大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人将其归结为川普个人人品问题。但这是一个伪命题。人类的道德设计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制度和法律设计则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如果一个人触犯了道德，该追问的是他的良知；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而又逍遥法外，该追问的是法律制度出了什么漏洞。所以这场大选的问题不是个人人品问题，而是选举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从对选举结果的争议中看出端倪来，试列举如下（本文只涉及引起争议的问题，不涉及事实的真伪）：
首先，竞选过程中信息传递的复杂化问题。美国的选举制度，原来有一个相对简明的信息传递渠道，也就是候选人通过媒体造势，选民自己选择听什么，相信谁；造势的力度可以有差别，但是信息的递送本身并不受到影响。这个单向信息渠道在大数据时代被复杂化了。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投喂算法直接干预了信息传递渠道，使原本单一的造势活动变成成千上万的信息茧房。本届选举推特脸书等自媒体平台又试图干预信息投喂，出现了禁止传播“亨特硬盘事件”信息的动作，但这种干预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信息传递更加复杂而不确定。
其次，出现不同种类的选票导致投票过程复杂化。选举制度本来以亲身投票为主要形式。“只有在指定时间指定场所验明身份投出的票才算有效”是一个简单明确、容易把握的选举程序。然而2020年的美国大选在亲身投票之外加入了邮寄选票的程序，导致选票截止时间、邮戳有效性、信封与选票匹配问题等一系列复杂难辨，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虽然疫情是一个借口，但背后仍然是“政治正确”理念多年影响的后果（延展阅读：西方的危机与川普变法）。与强调“责任与权利”一致的传统西方理念不同，“政治正确”强调“不履行责任的权利”。具体到选举上，就是一个人即使不履行最基本的到场投票的责任，他的选票也应该被记为有效。无论什么事情，要做到“简单明确”，必然要设置限定条件，搞面面俱到必然导致事情复杂化。
第三，计票软件的使用导致计票过程复杂化。计票软件提高了计票效率，但对于选举制度来说，它的致命弱点是软件本身专业化程度太高，不那么简单易懂。普通人看得见计票结果，搞不懂软件的工作原理。因此一旦出现争议，普通民众无从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给权力移交留下了一个陷坑。
第四，监督系统的复杂化。西方的监督系统，本来主要是依靠第四权——媒体。所以历届美国大选，都是媒体算出票数公布结果，选举人团投票，国会正式宣布等法定程序反而成了走过场。但2020年的大选，媒体集体背叛了监督人的责任，直接加入了选举战团，结果无论是有关大选公正性的评论还是对选举结果的判断都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这里的简单逻辑是：不能既下场踢球又穿着黑衣吹哨执法。
总之，上数四个问题的第一、第二和第四点破坏了“张氏权力移交定理”中的“明确”原则，第三点则破坏了其中的“简单”原则，这是2020年美国总统权力移交系统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其中的第一点，即信息传递渠道复杂化的问题，并非今年大选的特有问题，在英国脱欧投票，美国2016年大选中早已呈现出来，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现代民主制度提出的带有根本性的挑战。
张平 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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