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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中的疾控人：别让他们跑了

韦星 CDC疾控人 2022-10-12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被发现，随后的公共卫生事件中，疾控中心及其中一些人，被推到风口浪尖。
但很多人“义愤填膺”的口水泄愤中，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疾控中心的职能与使命。
暴风眼中的疾控中心，究竟是个怎样存在？
“一直以来，疾控中心给外界的形象就是打预防针的”张斌（化名）说，但后来，随着这一职能转由乡镇医院或社区医院承担，疾控人的形象慢慢淡化，一如它在现实中的尴尬存在。
广西某县（以下化名“桂县”）有30多万人口，张斌是这个县疾控中心的中层领导，但最近几年，他变得越来越焦虑。
“我挺后悔的，为什么不在35岁前赶紧跑出去？管他编制不编制！”张斌说，现在，家庭、孩子以及年龄，都成为重新选择的羁绊。
说这些话时，张斌眼中漠然，他也搞不清楚路在何方。
但随着这次疫情出现，他注意到高层领导和业界专家频频发声，他感觉，或许，这会是疾控人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机。
 


01.一个县域疾控中心的“底单”
 
张斌已45岁，在桂县疾控中心，大部分都是他这个年纪及以上。
今年3月下旬，张斌提供给我一份在职人员花名册显示，桂县疾控中心里，最年轻的是名1990年3月出生的女孩李晓（化名）。
“她是5年前招进来的”张斌说，最近几年，单位每年都去招人，而且免考入编，但都招不到人，李晓是单位里“最新”招进来的女性。
张斌说，单位其实更愿招男性，因为疾控工作需要经常下乡，“在乡下，女性出差不方便，而且她们通常把更多精力用于照顾家庭”张斌说，单位最新招到的一名男性，也是9年前的事，此后，单位一直招不到男性，现在连女性也招不到。
根据张斌提供的花名册，我统计发现，目前在桂县疾控中心上班的有51人，其中“60后” 15人，“70后”19人，“80后”14人，“90后”3人。
在人员学历构成方面，乍一看，九成以上是大专学历，但结合“备注”一栏核对发现， 很多是后来通过进修来提升的，特别优秀和高学历的，招不到。
在桂县疾控中心，最高学历是本科，但第一学历是本科的，只有2个人，绝大部分职员的第一学历是中专。
统计发现，这家拥有51人的县疾控中心，第一学历是中专的有39人，第一学历是大专的有10个人，第一学历是本科的仅2人。
依据花名册统计还发现，“60后”“70后”员工占比67%，第一学历为中专学历的，占比76.4%。第一学历为本科的，不足4个百分点。
“40-50岁，是我们单位目前的主要构成人员。”张斌说。
“能走的都走了，不走的，要么年纪大走不了，要么是没能力或专业不对口，走不了。”张斌说，个别的是因家里不缺钱，仅仅想找份事情做而已。
 


02.待遇低，无法买房买车
 
提及出走原因，张斌将他手机短信点开给记者看，短信显示，张斌2月工资到账3100多元。
“我是副主任医师级别，但每月到手就3千多元，加上年终1.5万元绩效工资，一年总收入大概5万元”张斌说，他算是单位里收入较高的了，同时，他还是单位科室负责人。
在单位里，收入更低的是领13级工资的职员，每月工资到手2000元左右。但当地房价每平方米3500至4000元不等。
“据此收入，年轻人无法买房买车，只好出走。”张斌说，他没走成，不是因为能力问题，而是家庭原因。
“我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历”张斌说，他此前还在乡镇医院做过院长，有实战经验。
二十年前，张斌大学本科毕业后，在桂县一个镇的卫生院做医生，并很快担任镇卫生院院长。
十年前，他从镇卫生院考到县疾控中心上班，当时，他主要是考虑到孩子在县城能接受到更好教育。
“而且十年前，县疾控中心的待遇和医院的待遇相差不大。”张斌说，后来，医院和疾控中心的待遇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出走，最近几年，单位走了8个人。
“和大城市不一样，县城的机会少，事业单位流动性很低。”张斌说，但走了8个人，这是个不小数据。
这些人出走，去哪里？“有去广东的，也有在当地或去市里的。”张斌说，但能出走的，大部分都不再从事疾控工作，主要去医院、血浆站或学校（校医）。
3月20日，在广东东莞见到从桂县疾控中心辞职出来的韦康（化名）。韦康告诉我，他2006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桂县疾控中心从事医学检验工作。
“刚进去时，没编制，一个月1000多元”韦康说，两年后，他考试入编，一个月2200多元，加上年终奖，一年3万多元。
2014年，犹豫很久，韦康终究还是辞职出来了，连编制都不要。他父母知道后，痛骂他一顿。
现在，他父母也支持他的选择。“我到东莞血浆站工作的第一个月，收入是7000多元，是过去的3倍。”韦康说。
后来，韦康离开血浆站。目前他在东莞一家三甲医院的检验科上班，月收入1万多元。
“和现在单位的很多医生比，我算低了。”韦康说，但比过去好。
 


03.缺成长空间，看不到未来
 
韦康出逃两年后，罗宁（化名）在31岁这年选择“出逃”。不过，罗宁没像韦康逃得这么远，他选择在桂县人民医院从医。
罗宁本科毕业，大学学临床医学专业。3月20日，他接受我采访时表示，收入低是他离开桂县疾控中心的重要原因，现在在县人民医院，底薪2000元，绩效工资每月4000多元，总收入是他在疾控中心的2倍多。
不过，在张斌看来，罗宁有所隐瞒。“加上科室奖金，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总收入应有上万元。”张斌说。
我再度和罗宁确认时，他说：“没有上万，我大概就7000多元。因为县里经济水平不高，高收费也收不起，不像广东，一单手术可收费2-3万元，我们这里一单就3-4千元。”
不过，促使罗宁离开的另一因素是，在疾控中心看不到成长空间。
“疾控中心作为县卫健局下属事业单位，是个副科级单位，上升空间小”罗宁说，此外，对干事创业的人，也看不到未来。
“就填填表，收集相关资料，统计以前本地出现什么传染病”罗宁说，平时到乡镇卫生院检查指导公共卫生工作，查看学生是否都打预防针了，如果没打，督促补打。
在罗宁看来，这些工作的技术含量不高，谁都可做，对个人提升没帮助。
“疾控中心本来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但因待遇低，招不到人，同时优秀人员流失，所以很多工作不能很好开展”张斌说，这样导致的结果好像谁都可以做疾控工作，但这是误解。
张斌说，按县级疾控中心职能，其主要负责全县传染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精神疾病等防治工作任务。同时，负责全县公共卫生信息报告管理和传染病疫情预测、预报及免疫规划工作；调查处理传染病爆发流行、中毒、不明原因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食品卫生、职业卫生、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监测；负责全县结核病、麻风病防治，艾滋病筛查管理等方面工作。
“此外，包括寄生虫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良健康行为干预等职能职责。”张斌说，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去做。
 


04.无法留住的疾控人
 
桂县疾控中心的处境并非个案，而是疾控系统的普遍现象。
“省级、国家级疾控中心，甚至广东等发达地区的疾控系统，都面临类似问题。”广西某医学院就业办主任王兵（化名）告诉我，现在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不想去对口的疾控中心就业。
“十年前，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有4成去疾控中心就业。”王兵说，现在很少去了。
王兵鼓动学生去疾控中心工作，有学生一脸难为情地说：“老师，我们也要养家糊口。”
不仅基层疾控人才流失，在省级疾控中心，同样存在领导和骨干流失的现象。
在广西中医药大学，该校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院长董柏青，副院长李海，都从广西疾控中心出来。董柏青此前曾任广西疾控中心主任。
在该校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担任讲师的韦明，也从当时的广西河池地区卫生防疫站出来。
在广西医科大学，该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韦霄，也是从广西疾控中心出来。
国家层面亦如此。
在2017年4月以前，舒跃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
2017年4月，舒跃龙离开北京，离开中国疾控中心，赴广东就任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长。
舒跃龙不是第一个从中国疾控中心出走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
2019年6月15-16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中国医改十年研讨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直言，“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计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大家都关心中国公共卫生向何处去。”
 
 


5.困局：爱恨一类公益
 
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组建成立。
在张斌看来，这次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好的，就是将疾控中心纳入一类公益的事业单位进行财政供养，保证疾控人专心做事的纯粹性。
和防疫站时代相比，变成疾控中心这18年来，一个重大转变是疾病预防和治疗分离：疾控中心只负责疾病预防，不负责具体治疗。
过去，县疾控中心曾拥有收费打预防针、健康体检（入职体检）收费等项目，其旗下还有皮防站医院、门诊等产业，也都在改革中相继被剥离，其业务被纳入当地医院，实现“防”和“治”彻底分离。
过去，疾控除了预防，还要治疗，是“防”和“治”结合。
不过，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认为，人们对防治结合存在一些误解，所谓防治结合是说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都可在当地完成，但不是说非得由疾控部门既防又治，疾控部门负责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医院负责治疗，保持各自的专业和方向，这本身没有问题。
但这次改革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疾控中心的经营业务被剥离，实现“防”“治”分离的同时，也失去留住和激励疾控人才的“钱袋子”。
变成一类公益后，疾控中心的财政供养只能满足基本供给，其结果是大家普遍低薪。
此时，原以为改革后可专心和纯粹做事的疾控人，变得躁动不安。
罗宁说，当挣钱的业务被剥离，财政供养又无以定人心时，很多人怀念起医院、大学等二类公益的事业单位，因为留成部分可用以激励员工。
伴随一类公益出现的是低薪，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广东。
3月22日，广东省某县疾控中心负责人告诉我，疾控中心人员编制按常住人口配给，每1万人配1.75个编制。
“原本应配给我们疾控中心68个编制，但现实是只给28个。”该负责人说，财政紧张，县里也在控编。
该负责人称，该县疾控中心的员工，一年到手大概就6万元，人员流失也比较突出。
“去年走2个，今年又准备走1个了。从2013年至今，走了7个。”
该负责人称，这是全国普遍现象，没办法。
2019年1月召开的广州“两会”上，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提到，广州市疾控中心、血液中心等公共卫生单位因人均绩效工资水平低，人才流失严重，建议在广州的公共卫生单位探索建立“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机制。
2019年6月，曾光在医改十周年研讨会上曾就存在问题表示，近期国家取消了几乎所有疾控机构收费自留技术服务项目，虽然有利于还原公共卫生的本色，本来是好事。但是不该忽略了因此较大幅度降低疾控系统及人员原本就偏低的收入。
“没有保证财政合理的补偿，使公卫人在家庭和社会都失去了尊严，队伍安能稳定？”曾光说。


6.改革探索：路在何方？

存在即合理？
疾控行业普遍低薪，是不是疾控本身不重要或不需要专业的人去做？亦或疾控本身的职能定位出了问题？
“疾控工作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疾控工作不是不需要知识和能力，而是需要非常高强的专业和能力！”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陆家海表示，这些年，疾病不断发生变化，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方面的疾病，已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致死因素，严重影响人类寿命，这都需要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来保障。此外，还有食品安全等等，怎能说疾控不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有很多的专业知识。
“疾控并不是随便做个什么调查，其不光是要为国家制定疾病控制等公共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是人类健康的保护神”陆家海说，哪些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最重要？这需要通过公共卫生来解决，你说重不重要？疾控人并不是只是简单的“填填表格”。
在陆家海看来，“非典”以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但通过这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包括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流失，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待遇没能得到很好体现。此外，一些地方疾控中心还存在职能定位把握够不清晰，思想观念和相关体制也没转过来等问题，导致人们对疾控认知存在偏颇。
“多少年来，人们只重治疗，而不重预防，疾控人的待遇也比较低，队伍也不稳定”陆家海说，这些年，各地改革做法不一样，有的没改到点子上。
陆家海表示，改革让疾控旗下原有的收费产业消失，本意是让疾控的职能更加清晰和专一，让疾控人以疾病预防控制为主要目的开展工作，但这个过程使他们的利益受损，待遇难以保障，希望接下来的改革让人们更加感受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因为疾病预防远远比疾病治疗更重要。但这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以化解目前存在的问题，切实加强疾控人才的培养，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的职能定位更明确和清晰，同时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训。
陆家海说，从大预防来讲，公共卫生是多学科交叉的。公共卫生不光应对传染病，也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测，改革就要变被动预防为主动预防，让专业人才更好发挥作用，能及早识别疾病并控制住——无论是传染病还是慢性病。
陆家海说，通过改革，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提高他们的待遇。转变他们的观念，增强他们的技术，这应该是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


“疾控中心的职能定位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确保其职能发挥作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无论是从流行病学调查、样本采集、现场消杀，还是检查指导社区疫情防控，追踪密切接触者并进行科学管理等等，疾控中心都发挥积极作用。
胡善联说，社区是疫情防控最核心的环节，所以疾控的地位显然重要，但外界对疾控的作用和地位认知不够。
在胡善联看来，疾控中心成立18年以来，总的改革方向没问题，改革将疾控中心旗下的门诊治疗和体检等相关业务剥离，目的是让其更纯粹和专注于开展疾控工作，这本身没问题。
“疾控和医院的职能、分工不一样，但不能认为医院治疗的重要，疾控预防和控制就不重要”胡善联称，疾控中心要求工作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撰写、对疫情数据进行管理以及进行相关的试验检测，这需要专业人才。
“基层不是没有可为，而是大有可为！”胡善联说，问题是疾控人在调查中，是否拥有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专业能力？
胡善联说，很多流行病的产生，都是从基层最先被发现的，但如果疾控人缺乏技术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就会感觉乏味，似乎就填填表，没什么价值，但上级疾控要加强对疾控人的培训和指导，强化他们的能力。
对于改革方向，胡善联认为，既然是一类公益，就该加大财政的供给，可现实是，财政只能保障七成左右，另三成没补到位，这是全国普遍面临的困境。
他建议，同时要进行疾控体制机制和人事改革，鼓励和引导技术人员下沉基层，强化对基层疾控人员的培训和指导。
窗外，春花烂漫，疾控人的春天，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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