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乃过去发生之事，但并非所有过去发生之事都可以称作历史，或者说都可以作为历史学家著述和研究的对象。对于那些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总是持审慎态度。一方面，事件发生后，需要一定时间积淀才能获得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事件的后果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方能显现和落定。此外，历史学家秉持的中立、客观原则，使之竭力摆脱个人情感或利益影响，力求避免被舆论及公众好恶支配，尽量不对发生不久且尚无定论的事情作出评判。因此，历史学家总是希望与过去保持一定距离，优先选择久远的过去（remote past），而不是近期的过去（recent past）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冷静理智地审时度势，对过去事件予以客观记述与合理解释。历史研究中的这种距离意识即历史距离（historical distance）。

历史距离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马克·菲利普斯提出，但他主要关注历史距离在形式、情感、意识形态和认知上的四种效应，及其对历史撰述的影响。赫尔曼·保罗等学者将历史距离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与研究对象保持某种时间上的距离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历史学家应当具备的学术品格。上述学者虽从多个角度对历史距离进行分析，但均未论及历史距离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历史距离是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物，包含两个维度：首先，历史距离是指时间上的距离，用于标示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被认可的时间尺度，是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保持公正客观的前提。其次，历史距离是过去与现在关系的一种表达，它源自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乃至断裂，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得到加强，最终形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近年来，在现代阐释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尤其是奥克肖特“实用的过去”观念影响下，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得到重新解释。特别是记忆研究的兴起以及“过去的在场”理念出现，进一步打破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界限，不仅让历史距离消失，也赋予现代历史意识更丰富的内涵。

距离除意味着间隔以外，还意味着差距或不同。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设距”，历史距离明确表达过去与现在的不同，提醒历史学家不可“以今度古”。而作为一种时间距离，历史距离则让历史学家在远离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对过去产生“陌生化效应”（alienation effect），即不再认为过去是熟知的和习以为常的，进而对之产生不囿于成见的全新认识。黑格尔就强调陌生化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熟知的东西”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建议在分析事物时，抛弃“熟悉的形式”。将过去“陌生化”有可能带来更加客观的历史认识。经由历史距离而产生的过去与现在殊为不同的观念，在英国作家莱斯利·哈特利的《幽情密使》开篇第一句中有最贴切表达：“过去是一个异邦：人们在那里以不同的方式行事。”这句被历史学家广为征引的著名开场白，流露出今昔迥异的怀旧情绪，显然是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物。

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古今殊异的观念并不常见。相反，过去被认为等同于现在。《旧约·传道书》中曾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修昔底德也认为，考虑到人性的普遍性，过去发生的事“会在未来某个时间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出现”。波利比乌斯同样把人类事务的可重复性，作为探讨政治制度变化的前提，认为政体通常会经历一个变化、消失，最后又回到起点的过程。掌握了这种周期性循环的特点，人们便可以正确判断政治制度的未来走向与发展。在波利比乌斯看来，这就是人们从研习历史中获得的教益，它让人们能够依据已发生的事情对未来作出判断：“正是这种与我们所处时代相似的环境在精神上的转移，使我们能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产生预感，它使我们能够在某些时候未雨绸缪，也可以让我们在另一些时候，通过在脑海中重现之前的情形，而更加自信地面对威胁我们的困难。”事物发展的不变性与实用主义历史观结合，催生出西塞罗“历史乃生活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的著名论断，同样强调过去与现在在经验空间上的连续性。到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那里，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一致性，成为遵循理性的人生法则：“我们的后人看不到任何新事物，正如我们的先辈不比我们看到的更多：这便是事物的相同性，一个四十岁的人只要有一点理解力，便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全部的过去和未来。”

及至中世纪，对过去的记述也是以“范例史”的方式呈现，供世人仿效和借鉴，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中世纪的人通常认为，过去为现在提供了合理样板，告诉人们如何行事，或者为当下提出了理想范型，人们可以据此对世事作出评判。所以，在中世纪人眼中，过去是真切和实在的，是触手可及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无时间上的距离，而是混为一谈。彼得·伯克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世纪的人没有“时代错置”（anachronism）观念，即没有历史透视（historical perspective）意识、变化意识和关于过去的意识。不过，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人不知道过去在某些方面与现在有所不同，而是他们不能认真对待这种差异，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对此作出区分。比如，创作于13世纪的《埃伯尔明斯特编年史》（Chronicon Ebersheimense），记载了恺撒征战日耳曼尼亚的事迹，其中罗马兵营被描述成中世纪城堡，罗马士兵被刻画成中世纪骑士，而罗马行政长官则成为中世纪封臣，日耳曼人也变成德意志人。

“时代错置”现象，在绘画艺术中表现得最为直观明晰。据潘诺夫斯基研究，中世纪艺术家在借用古典主题或题材时，要么赋予其基督教内涵，要么用当时的形式加以表现。比如，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以圣彼得的形象示人，罗马妇女被描绘成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或者古代神话人物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赫、埃涅阿斯与狄多、伊阿宋与美狄亚，均被展示为中世纪宫廷骑士和贵妇的形象。林德·布罗卡托同样指出，绘画作品中的“时代错置”主要表现为，画中人物衣着和背景与人物所处年代不一致，反而与作品创作年代相符。比如，在从13世纪就开始编纂的《法兰西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中，插图描绘的特洛伊之战中的人物普里阿摩斯、帕里斯、海伦，都身着13世纪法国贵族服装。又如，成书于1450年左右的《西班牙王室族谱》（Genealogía de los Reyes de España）中，共有82幅细密画插图，只有与族谱作者和插图者处于同时代的人物符合历史情景，其他都存在时间上的错乱。显然，在中世纪历史著作和艺术作品中，不同时代相互混淆，是典型的缺乏历史距离意识的表现。而要产生历史距离意识，就必须从时间上将过去与现在分离。这一现象的发生，最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大约从14世纪后期开始，新的历史分期意识开始出现在意大利。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正处在一个全新时期，与之前的时代截然不同。为了显示区别，他们将人类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阶段，认为自己所处时代是现代，而之前的时代是介于古代和现代之间的“中间时代”（media aetas），也是一个野蛮的黑暗时代。借助带有价值判断的历史分期，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使“黑暗”的中世纪与现代产生分离。不仅如此，他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古代与现代的关系，古代逐渐失去为现在提供范例的崇高地位，现代的价值得到提升。由此产生的今胜于昔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得到普遍展现。意大利艺术家和美术史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艺苑名人传》中认为，米开朗基罗远胜于古代艺术家；弗兰芒医生和解剖学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指出，盖伦的著作有超过两百处错误；德国矿物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在《矿冶全书》中强调，普林尼的《自然史》遗漏数量众多的矿物；荷兰制图学家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绘制的第一部现代世界地图集，让古代的同类著作相形见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彼得·伯克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过去的利用极具反讽意味：最初，为了效仿古代范例，人文主义者满怀热情地研究古代，但他们研究越深入，就越认识到自身与古代的差异和中断。最终，不仅“野蛮黑暗”的中世纪，甚至古典古代也被排除在他们的时代之外。

不过，严格来说，文艺复兴时期效法过去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第1卷前言中指出：“如果公民对公共事务，或对人们染上的疾患有了歧见，总是求助于古人裁决，或求助于古人诊断和指定的方剂。民法无非是古代法学家提供的裁决，把它们简化为指令，可引导我们今天的法学家作出判断。医术也不过是古代医师的实践经验，今日医师可据此作出诊断。”但在同一部书的第2卷前言中，马基雅维里却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世人历来厚古薄今，虽然他们并非总有道理；他们偏爱旧事物的方式，使他们不但赞美作家的记载使他们得以知晓的时代，而且赞美步入暮年后回忆起的青春时光。他们这种看法在多数时候都是错误的。”马基雅维里观点前后不一致——从效法古人到对古人的作为有所怀疑，说明文艺复兴时期尚处在现代历史意识产生的过渡期。同样，在绘画作品中，中世纪“时代错置”现象或不同时间性（temporality）共存于同一幅画的现象依然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在古代题材作品中出现现代事物。比如，威尼斯画家维托雷·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创作的《圣奥古斯丁的幻象》（The Vision of Saint Augustine）中，出现文艺复兴时期主教才使用的法冠和权杖，以及在奥古斯丁时期不可能出现的维纳斯雕像和青铜耶稣像。

尽管如此，在文艺复兴时期，过去还是经历了“祛魅”的过程。欧洲人开始意识到，每个时代各不相同，各有其特点，适用于一个时代的东西并不一定被另一个时代需要。这种观念让人们在认知和研究过去时，能够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并尽可能地采取客观视角。过去与现在之间历史距离的出现，或者说过去与现在的分离，标志着现代历史意识萌生，即历史学家能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作出区分，并知晓不同的历史实体应当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情景中，而这正是客观真实地再现过去的前提。15世纪意大利建筑家安东尼奥·费拉雷特（Antonio Filarete）劝诫从业者的一段话，形象地概括了现代历史意识：“使服饰符合你所描绘的那些人物的特性。如果你确实要描绘现代，就不要让人物穿戴古代流行的装束。同样，如果需要展现古代，就不要让他们穿着现代服装。”

过去与现在分离，或者认识到过去与现在分属两个完全不同时间段的意识，在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发展。1697年，法国启蒙运动先驱皮埃尔·培尔出版《历史与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培尔写作该书的目的是揭示和批判以往历史著述中的各种谬误，而这些谬误因为代代相传，已被现代人当作真理和日常接受，但实际上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扭曲。为此，培尔以历史上的人名或城市名来设置词条，细数其中的错误与不实。培尔的证伪方法源自启蒙时代普遍流行的怀疑主义，具体到历史领域中，就是否认过去的神圣性和确定性，并坚称历史真理只能建立在有效证据上，而不能建立在宗教或政治的偏好上。培尔实际上对过去与现在作出明确区分，他强调过去的“事实”只能是当前历史知识的“终点”（ter minus ad quem ），而不是“起点”（ter minus a quo）。“事实的真理”内核，只有通过对琐碎证据最精心的筛选和最细心的考辨，才能被分离出来。

培尔指出，古今殊异的历史观念，是将过去与现在分离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过去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时，只是不加批判地引述和传递前人的话，或借助修辞，用生动的语言增加一些不可证实的细节：“我认为所有古代历史学家，在查阅过去的回忆录时，都行使同样的特许权。他们添加一些额外材料，随意扩大和修饰它们，却没有找到根据他们的想象衍生和附加的事实。而我们今天却将之视为历史。”与此相反，现代历史学意义则在于批判地权衡历史现象的所有特征。为此，历史学家必须严格审查档案，以发现后人因誊抄文献而造成的错误。他也要识别前人的记忆偏差，并根除激情和腐败带来的偏见。为应对过去与现在的时代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观点和情绪的剧烈变化和反复无常，培尔主张研究者应秉持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在求变中探查过去，并“随着事物变化，随时准备以不同方式进行推断和思考”。

正因为意识到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了明显的历史比较意识，孟德斯鸠于1734年出版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堪称范例。从表面上看，该书将不同时期的罗马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高卢、迦太基、波斯、阿拉伯进行比较，进而揭示罗马兴起和衰亡的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孟德斯鸠论及某一时期罗马的历史及其特征时，经常性地将之与现代欧洲比较，以揭示两者的差异。比如，在谈到罗马人通过分散各民族力量以达到消解联盟的目的时，孟德斯鸠强调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全力支持；在讲到迦太基因为权贵滥用职权而灭亡时，孟德斯鸠指出英国政府的“高明之处”在于有一个经常检查政府和进行自查的机构，因而不会犯下长久的错误；而在感叹东罗马帝国发生一系列叛变、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时，孟德斯鸠又指明这样的事情在当今很难发生，因为国家间的频繁交往和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任何阴谋都难以被隐瞒；等等。借助在两种时间体系间不断转换的叙述方式，孟德斯鸠得以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进行连续对比，加深了人们对过去与现在分属两个不同时间范畴的认识。

《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虽然以时间顺序讲述罗马历史，但全书没有出现任何一处年代和日期，这在一部历史著作中是非常少见的。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孟德斯鸠的重点不在于准确地重构过去，而是通过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从现在的角度审视过去，由此凸显现在的价值。阿尔贝·索雷尔对孟德斯鸠看待过去的方式有过如下评价：“在试图复活古人的同时，他用自己的灵魂，用他那个时代的灵魂来赋予其生命。他不是在凭空创造已死去的、超越新生命力量的古代亡魂；他从中引出某种属于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形式，注定会给法国的政治、文学，甚至艺术本身带来变革。”当代学者扎卡里·希夫曼认为，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采用跨历史的比较方法（cross-historical comparisons），强化了过去与现在的区别，即过去不仅先于现在，而且不同于现在。这样一来，过去便被语境化了，被推向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时间场域。人们只有将过去置于应有的语境中，才能形成准确、客观的认识。

启蒙运动时期，过去与现在进一步分离。作为一种时间范畴，过去逐渐被认为与现在不同，过去的经验与价值也被认为并不一定适用于现在。人们的历史距离意识和时代错置意识不断加强，过去的重要性不断降低，逐渐失去为现在提供范例和指导的价值。用恩斯特·卡西尔的话说，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为历史卸下了纯粹的尚古主义（antiquarianism）重负。不过，尽管启蒙时代人们不再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但过去与现在之间还没有彻底断裂，这种断裂最终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过去与现在的断裂，或者说过去作为一个时间阶段被人们彻底抛诸脑后，其体验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带来的时代断裂感。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赋予“革命”（revolution）概念现代意涵。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政治意义上对“revolution”一词的使用，主要指一种周期性地回到过去政治秩序的变化，与“revolution”一词的本义“旋转”、“循环”是一致的。到法国大革命时，“revolution”开始指一个国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对过去突然的、根本性的和革故鼎新式的背离（innovative departure）。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部分，点明法国大革命的特性：“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过去不再是储存范例的宝库，历史的垂训作用泯灭在纷繁难料的政治剧变中。早在托克维尔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16年前，“过去的意义”的消失就已引起他的感慨与沉思。在1840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末尾，托克维尔对曾经固若磐石的过去，在经历革命激荡后所显示的与现在的不确定关系，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迷惘。他想知道，在革命后的巨大混乱中，哪些古老的制度和习俗会劫后余生，或是消失殆尽。为此，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向上回溯，试图从历史中找到先例，但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没能发现历史上任何变化与现在的变化相似。托克维尔就此得出结论：“过去已不再能为未来提供借鉴，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

如果说托克维尔的上述言论是在革命过去半个世纪后的回顾与反思，那么，像埃德蒙·柏克和夏多布里昂等革命同时代的旁观者和亲历者，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时代断裂的强烈感触，应当更加直观和真切。在一海之隔的英国，柏克于法国大革命爆发次年写下《法国革命论》。尽管柏克对法国大革命持强烈否定态度，认为这是一场“脱离了自然”、“轻率而又残暴”的混乱，但他敏锐地发现，这场革命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对“古代生活见解和规则”的颠覆。柏克看到，革命者与一切既有的成就都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中，过去的恒久性或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持续性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是旧事物，就必须被摧毁。历史这部“从人类过去的错误和痛苦中汲取未来智慧”的大书，被彻底反转过来，不再用于指导现在，反而成为挑起争端和引发敌对的工具。

在革命发生四年后的1793年，流亡伦敦的夏多布里昂开始创作《试论古今革命》，试图将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历史上诸多革命进行对比，进而从历史、政治和道德的高度予以反思。夏多布里昂直言，该书要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一古训的正确性，即法国大革命并非“史无前例”，它的人物和特点其实都是对古代革命的重演和再现。不过，当夏多布里昂30多年后回顾这一写作过程时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革命事态发展之迅猛、变动之剧烈，是以往任何经验都无法认知、把握和描述的：“常常，晚上就要把白天的草稿涂掉：事件跑得比我的笔迅速；突然一个革命让我所有的对照都变成谬误。”显然，夏多布里昂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催生出一个与既有时间关系冲突不断的时代——他生活的世界被革命彻底粉碎，他坚定支持的事物迅速蜕变为“旧制度”，因而无法与现在达成和解。作为革命中的失败者，夏多布里昂更能深刻感受到突如其来的现代时间秩序所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他表现出对过去的眷恋，但深知这个过去已经积重难返；另一方面他又对未来有所憧憬，但这个未来有着难以掌控的不确定性。在《墓畔回忆录》结语中，夏多布里昂剖析了自己的复杂心态：“我生活在两个世纪之间，就像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一样。我跳进它们动荡的河水中，依依不舍地离开我诞生的那个古老河岸，怀着希望朝未知的彼岸游去。”过去的失落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夏多布里昂只能栖身于当下而无所适从，这大概是他数十年一直写作《墓畔回忆录》的原因之一。对此，阿尔托格评论道：“40多年的时间里，夏多布里昂一直在写作和重写回忆录，他将这种时间的断裂，新旧历史性体制（regime of historicity）间无法弥合的距离，视作自己写作的现实原则和享乐原则。”

对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与这场革命有一定距离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法国大革命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巨变，革命期间及之后，历史进程骤然加速，让他们即刻感受到“新的时代”（Neuzeit）降临带来的时间上的断裂。黑格尔对此有过明确表达，在写于1806年的《精神现象学》中，他说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的新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构造。”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更是直接否定过去的经验，宣告效法古代先例的无效性，并暗示过去和现在的距离在无限加大，直至断裂：“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事件对黑格尔的深远影响，使之力图在哲学上解决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即世界历史的延续性不再有效，不论对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来说，“伴随新的时代和革命而涌现的东西，都意味着此前历史的结束，未来与传统再无关系”。

在英国，长期关注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约翰·密尔与黑格尔有相似感受。在分析和解释1789年及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时，密尔从早先基于人性的先验假设，即革命是一场人类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和对权力的无限渴望所引发的冲突，逐渐转向对历史进程必然性的思考。换句话说，密尔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一次孤立的政治改革尝试，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进步的范例。因此，在1831年发表的《时代精神》一文中，密尔赞同进行一场“道德和社会革命”，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转变，人们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这是“每一个能够感受到时代要求的，而无须留恋过去的人都会得出的结论”。密尔所谓的“时代精神”其实就是革命所带来的“新”和“变”两种特质。正如他所说：“时代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属于变革时代的观念，它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时代以一种或注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区别于之前的时代”。进而人们也意识到他们是一类“新人”，应当由一种新的方式来治理。原因在于，人们“将被新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被新的障碍所阻隔；因为古老的契约现在已不能将人们凝聚起来，古老的边界也无法再将人们困于一隅”。由此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不仅认识到现在与过去的不同，更宣告了现在与过去的决裂：“社会需要和期待的不仅是一台新机器，而且是一台以不同方式建造的机器。”新的历史意识，推动人们摒弃“旧体制和旧学说”，因为“旧的事物秩序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和人类心灵的状态”，“旧的箴言和旧的指导将不再引领人类”。

从文艺复兴时期过去与现在分离，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两者彻底断裂，历史距离的形成与现代历史意识出现和发展相生相伴。首先，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发现了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形成所谓的“时代错置”观念，即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过去”和“现在”分属两个不同时间阶段，具有两种不同时间属性。差异意识使得人们在记述历史时，不再将过去与现在混为一谈，而是将过去置于特定语境中审视和评论，进而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一方面，历史学家不再满足于中世纪通过罗列事实来纪事的编年史，以及体现上帝意识的普遍史，他们试图在历史事件之间建立逻辑联系，对历史进程作出合乎理性的而非神意的解释。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放弃古代史家对当代史的偏好，放弃后者笃信的撰写当代史更加可靠，以及距离现在较近的历史事件更具重要性的观念。历史学家相信，对历史客观记述的前提是拥有大量经过严格甄别和考证的史料，而非在时间上距离历史事件更近借以获得的丰富细节，也不能仅仅依靠“目击”和“亲历”这样虽然直接但更具主观性的行为。

其次，在现代历史意识中，过去对现在不再有指导作用，过去不再是提供经验和范例的宝库，相反，它成为被批评和扬弃的对象。浦朗穆指出，现代批判史学的性质，就在于消解前人用历史术语解释生活之目的时，所使用的那些简单的、结构性的归纳，进而削弱和否定过去。因此，现代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已“死去”的过去，而不是依然与现在发生关系的过去。用奥克肖特的话说，这是“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一个固定的和结束了的过去，一个独立于现在经验的过去”。由此，历史学家才，能理性审视并自由掌控过去。过去的神圣性消失了，人们无须膜拜过去，亦无须接受其传递下来的各种不言自明的意义和价值，真理因而不再是权威的产物。这便为客观认识过去提供了可能，也为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基础。历史学家相信，只要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批判性地运用史料，并辅以科学的研究手段，假以时日，就一定会探知历史的本来面目。

最后，新的历史意识，因为强调历史的中断或延续性的消失，而不再以过去为导向。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成为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并最终指向未来。由于不再以过去为导向，或如海登·怀特所言，不再把研究过去作为“其自身的目的”，而是为解决我们时代的特殊问题、提供透视现在的视角，历史便不会成为羁绊人们前行的重负。同时，当历史获得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指向，亦即经历莱因哈特·科塞勒克称之为“历史的时间化”的过程后，历史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并重新对现在产生意义。“历史的时间化”因而推动过去与现在分离，使两者的距离愈发扩大，直至最终断裂。不仅如此，未来的无限开放性，更为人们提供创造历史的多种可能，历史进程因而不再是宿命论或决定论的。对身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断随着时间变动的现在，始终代表一个全新的时刻，将赋予人们乐观而坚定的信念，相信历史进步以及经由进步而达到对未来的掌控。由于既能够把握过去，又能够驾驭未来，人们将获得持久的确定性，而确定性正是现代历史意识的根本特征。

现代史学对过去与现在之间差异的强调，对客观性与历史实在的追求，使得历史距离成为历史认识的先决条件。正因如此，米歇尔·德塞托指出：“现代西方史学在本质上起源于现在与过去的分离。它假定在试图表述的沉默晦涩的‘事实’，与产生自我话语的地点之间存在一定间隔，而这一间隔受到现代西方史学与其对象之间距离的保护。”然而，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知，主要借助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本，如何理解和解释文本就成为历史认识的关键。在客观主义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只要排除自我情感、立场，设身处地解读文本，就能够做到不偏不倚，甚至让文本自己说话。“自我设距”的意义正在于此。但在现代阐释学看来，后代之所以能够很好地理解前代之文本，不在于后来者让自己置身于文本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反而是因为他们与文本之间固有的不可消除的时代差异。伽达默尔强调：“每一时代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都对这个传统有实际兴趣，并试图在其中理解自身……文本的真实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规定，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历史进程所规定。”

与客观主义者一样，伽达默尔承认历史距离造成现在与过去的不同，但并不认为历史距离就是一道过去与现在发生断裂的鸿沟。相反，他强调历史距离状态下过去与现在沟通的可能性：“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这种看法其实是历史主义的幼稚假定，即我们必须置身于时代的精神中，我们应当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非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并从而能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和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出来。”因此，现代阐释学认为，历史距离并不会造成过去与现在各自孤立地存在，而是通过某种历史传承物将两者连接起来。认为只有经由某种历史距离才能排除主观干扰、达到客观认识的观念，实际上强调了历史文本的封闭性，即文本只有内在于产生它的历史情境，同时摆脱由研究者所处的环境而产生的现实性时，其意义才可以客观呈现。然而，对历史文本进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把握，不仅在于辨明真伪、更正谬误，亦即客观地理解过去，还在于阐发新的意义。在现代阐释学看来，文本意义的产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东西中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而历史距离本身——由于时间的延续导致现在与过去的不断分化——或许正是产生新意义关系的关键。因为，与相对恒定的过去相比，现在总是变动不居的，随着历史距离的拉伸，总会出现新的、不同的现在，形成新的、不同的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不断运动和扩展的历史距离，将会成为从现在不断回望过去，进而发现新意义的起点。

在历史距离动态和开放的变化中，文本的阐释者或历史学家的现在视域，与他们将自身置于过去之中的历史视域发生了“视域融合”，过去与现在不再对立，而是在“视域融合”中彼此向对方转变，历史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与客观主义强调历史学家在实践中要放弃自我且置身于过去不同，阐释学主张历史学家应从自身立场和当前语境出发，因而具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这种历史理解方式似乎是对客观主义史学的反动，却赋予历史学家更大的自由和能动性。正如克罗齐所说，“历史的积极性质”的显现，在于让历史永远并坚定地追求主体性。也就是说，只有将过去的事实与历史学家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或者让历史学家的精神世界融入历史世界中，过去才不会因历史距离的间隔成为死的和没有意义的历史，而是成为活的和真正的历史。由此，过去完成了向现在的转化并融于其中，进而作为现在的力量存在于当下。这就是克罗齐将一切历史都视作“当代史”的原因：“因为从年代学上看，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克罗齐声称：“过去只在现在中活着，作为现在的力量在现在中融解并变形。”同样，柯林武德也认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存活于现在的过去”。也就是说，过去并不如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是确定无疑和缺少变化的，而是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不断重演（re-enactment），进而被“合并到我们现在的思想中来”。因此，在柯林武德的历史重演论中，过去并不会因历史距离的存在而宣告死亡，反而会经由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与现在融为一体。在某种意义上，重演论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十分相似，其目的都是跨越现代史学所设定的历史距离鸿沟，将过去与现在重新整合在一起。

与伽达默尔、克罗齐、柯林武德不同，奥克肖特不是通过强调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或主观性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而是借助对过去性质的辨析，将过去划分为“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和“实用的过去”（practical past）两个层次，论述过去存活于现在的必要性。奥克肖特认为，“历史的过去”是由历史事件构成的过去，是历史学家探究的过去，是固定的、结束了的、独立的和有待发现的过去，是由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组成的过去。相比而言，“实用的过去”是想象的过去、记忆中的过去，以及作为传奇和神话的过去。这种过去以现在为依据并以现在为目的，对人们当前的实践活动（practical engagements）具有重要价值，因而被视为政治智慧的宝库、宗教信仰的权威、哲学体系的表达方式或文学的原材料。总之，“实用的过去”是一种服务于现在并对现在有用的过去（useful past）。

在此意义上，现代史学的产生，基本上是形塑“历史的过去”而摒弃“实用的过去”的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将过去从现在中分离出去，进而客观地研究过去；同时希望人们能够摆脱过去的束缚，将目光投向未来，以“期待视域”取代“经验空间”。浦朗穆认为，现代史学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实用的过去”在当今宗教、政治、教育和道德领域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因为“过去总是被发明的、带有目的性的意识形态，旨在控制个体、诱导社会或鼓动阶级。没有哪个概念像过去这一概念那样被不正当使用。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未来就在于，将有关人类的记载从有目的的、过去的、带有欺骗性的幻象中清除出去”。然而在现实中，现代史学在诞生之初就带有明显的“实用”特征，比如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帮助塑造民族认同，为国家培训教育者、政治家、殖民地官员，以及政治和宗教理论家等。因此，现代历史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历史的过去”与“实用的过去”不断缠斗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设置历史距离，力求达成实证的、客观的研究；另一方面，实证的、客观的研究背后却体现强烈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彰显过去对现在的作用和意义。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实证的、客观的研究对象的“历史的过去”，与作为经验空间的“实用的过去”实际上是耦合在一起的，很难将两者彻底分开。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历史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科学，其目的是清除对过去的研究中的任何伦理内容，但是历史作为民族国家谱系的监管人，同时也在为民族国家服务。因此，虽然史学旨在研究‘历史的过去’，但实际上它是在以科学的形式去满足‘实用的过去’的需要和利益。”

无论是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还是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抑或奥克肖特对“实用的过去”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19世纪以来以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史学的反思。他们试图从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及经验出发，或者从作为研究客体的“过去”的性质入手，重新解释被现代史学固定下来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力图弥合两者之间的分离状态。不过，上述新的洞见基本属于历史认识论范畴，不涉及历史学家实践层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新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现象出现，让实践中的历史学家发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界限日趋模糊，让过去远离现在的历史距离正在消失。

带来这种效应的重要原因，是记忆研究在史学界的兴起。记忆研究源于历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这一在欧洲当代史上最具象征意义事件的反思。1978年，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出版关于大屠杀的回忆录《记忆来临之时》（Quand vient le souvenir），该书是此类回忆录中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一部，确立了大屠杀和记忆研究之间的基本关系。从1986年开始，在联邦德国思想界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大屠杀独特性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之后，就如何历史地再现大屠杀，历史学家展开广泛讨论，推动记忆研究的整体发展。到20世纪末，记忆研究几乎覆盖可以想象到的所有历史主题，成为文化史甚至整个历史学中唯一起主导作用的领域。此外，经由大屠杀，历史学家对记忆的研究，逐渐拓展到历史上尤其是二战以来的各种创伤性事件中，比如种族屠杀、国家暴行、政治迫害、非正义行为等。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将这些事件展现出来，使之存活于当下，昭示后人。

不过，记忆研究的出现，显然与现代史学注重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特点相抵牾，更因其将过去纳入现在的做法，有悖于现代史学固有的过去与现在分离的观念，这也是记忆研究经常与后现代史学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加布丽埃尔·斯皮格尔指出：“记忆使过去重生、复活、被再次利用，使过去重现和再生于现在，但它并不按历史的方式运作，因为它拒绝让过去停留在构成现代史学大业的过去之中，可以说与现代史学划清了界限。”皮埃尔·诺拉在论述记忆与历史的对立时强调：记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现行现象（actual phenomenon），是将我们与永恒的现在系为一体的纽带；历史则是对不复存在的事物的重构，对过去的再现。记忆是充满情感和神奇的，只接纳适合它的事实；历史则是思想和世俗的产物，需要分析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记忆也可以视为“实用的过去”作用于现在的一种形式。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记忆研究以一种不同的时间性对现代史学提出挑战，它通过让过去介入当下，强调过去的持久性以及“过去的在场”（presence of the past） 的信念。

所谓“过去的在场”，就是指过去以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精神的或物质的方式存在于当下，它意味着过去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只存在于遥远的过去，或者以某种经过历史学家建构的方式重现于现在，而是以其自身方式直接呈现于现在或对现在产生影响。用伊森·克莱因伯格的话说就是，处于在场中的过去不是被建构的过去，而是实际存在的过去。为了纪念大屠杀受难者或为了保存大屠杀记忆而修建的，存储并展示各种证据及见证的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就是有形的或以物质方式存在的“过去的在场”。而由各种灾难性事件造成的心灵创伤，虽非实体，却在精神和心理层面更加难以抚平，无形的“过去的在场”反而让过去更加持久地萦绕于现在，挥之不去。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过去的在场”都表现出违反常规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即被认为消逝了的和无可挽回的过去仍在进行中，被认为是均质的和不可逆的时间，其实正发生着反向回归。过去不再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或与现在无关的，而是直接呈现于当下的时间框架中。埃尔科·鲁尼亚将充满悖论的“不在场的在场”（presence of absence）状态称为历史发展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的混合，克里斯·洛伦茨则将之描述为“时间的紊乱”（unstuck in time）。

“过去的在场”显然改变了人们的时间体验。对灾难性事件亲历者来说，心灵和肉体的创伤时刻提醒着“过去从未死亡，它甚至还没有过去”。对大多数远离灾难性事件的后来者而言，参观遗迹、纪念馆、博物馆之类的记忆场所，同样会产生过去从未离去的感觉。记忆的在场效应，使得过去向现在延伸，现在也在与过去对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让过去与现在发生分离的历史距离也在消失。诚如伯伯尔·贝弗纳奇所言：“持续存在的过去不仅解构了不在场和距离的观念，而且模糊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绝对的界限，也因此对作为不同实体的时间维度的存在提出疑问。”

然而，让过去在场，不是为了发现、保存和证明“历史的过去”，而是通过一种纪念功能，让“实用的过去”即对现在依然有用的过去，持续地萦绕在当下，并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过去首先是一种创伤性过去，涵盖人类在20世纪以来所经历的种种战争、暴力、种族清洗、文明冲突、殖民主义行径等灾难性事件。因此，记住过去并让其延绵于当下，既是对过去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尽管如尼采所言，纪念性历史的弊端在于，它永远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有着“让死者埋葬生者”的危险，但在一个历史上的创伤尚未抚平而新的创伤性事件仍会出现的时代，历史学不能完全放弃其纪念功能。

西蒙·沙玛对执着于追求客观性的历史学家作出评论：“历史学家对从距离那里所获得的智慧过于自信，认为它以某种方式赋予了客观性，而客观性是他们寄予厚望的不可企及的价值之一。”显然，客观性是现代史学最重要的目标，历史距离正是历史学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自我限制。

但是，客观性不能成为现代史学追求的唯一目标，尤其当客观性遭遇道德与伦理问题时。卡洛·金兹伯格指出，当某些历史事件只有一个目击者甚至无法证明其曾经发生过时，人们不能仅仅依据客观性原则，即证据不足来否定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因为在由证据和客观性所决定的历史真实之外，还有一种只能经由道德才能认识的历史真相，而后者往往不能借由理性和证据建立的逻辑链条得到证实。说明，现代史学还存在诸多理性认知的盲点，但这些盲点却为记忆研究、情感史、历史之用等当前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留下空间。

从历史时间角度看，“过去的在场”通过强调“持续存在的过去”对当下的作用，让人们重新反思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注意到两者之间或许并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醒现代史学应当面对并处理总体性之下的，那些看似非理性，实际上依然在个人、群体和国家层面得到实践，并对现在产生重要影响的，包含情感、审美、记忆、神话在内的“实用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在场”与历史距离一样，同样塑造了现代历史意识，让其在追求客观性的同时，能够容纳客观性之外的更多意涵。现代历史意识经此嬗变，内涵更加丰富，更好地适用于当前史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