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归22周年，在这22年里，我们经历过误会，经历过隔阂……但是，不管时间如何变迁，终究改变不了香港与大陆一衣带水、同根同源。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曾经被遗忘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陆居民，无法忍受饥饿和贫困，以及历次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间从未停止。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

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在这场“大逃亡”中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画面：

本视频记录1962年“大逃港”的景象：香港人民涌上街头，将手中准备好的衣物，食品等纷纷投向需要援助甚至一些可能等待被遣返的大陆同胞。画面非常感人。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

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

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

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

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

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约125万人逃港，以后每年逃港人数万余。无数逃港者丧命于深圳河边，铁丝网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

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

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

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

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

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

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

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返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

“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

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

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

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

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

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内地投资办厂。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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