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郴州市博物馆编：《郴州西晋简牍选粹》

《郴州西晋简牍选粹》

编者：郴州市博物馆编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页数：200页

定价：480.00元

装帧：函套精装（附竹简）

ISBN：978-7-5326-5955-5

内容简介

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十号古井出土了909枚西晋木简，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宗的西晋简牍，超过了以往全国出土的晋简数的总和。这批简牍全面地展现了1700年前郴州地区地方行政和风土人情，涵盖了行政机构、农田土地、户籍人口、税收、交通邮政、官府手工业、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古迹文物、祭祀活动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全国考古界引起轰动。

传世文献除《晋书》较为集中记载西晋外，其他相关史料极少。自二十世纪以来，除了楼兰文书当中有部分西晋资料外，陆续出土的晋简少之又少，郴州晋简的出土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大家如钟繇、王羲之等，其书法作品是后世习书范本。但遗憾的是，自宋以后，后人只能在唐人摹本、宋人刻帖中揣摩其真相。郴州晋简是洞察钟、王笔法及晋代书风的极佳桥梁，为研究古代书法艺术史及书风演变，提供了原始参照物。

《郴州西晋简牍选粹》由郴州市博物馆编，精选此批晋简中的160枚加以整理、考释及初步研究。全书彩色印刷，分类编排，对简牍图片作了原大和放大的对比，对简牍的书法艺术作了上佳的呈现，并编制附录，对简牍中晋简原体和现代简体作了对照。

编者简介

郴州市博物馆，拥有馆藏文物近万件，其中珍贵文物1300余件。珍贵文物有距今7000年前白陶器，商周至明清时期青铜器、铜镜、陶瓷器，明代古籍《湖广乡试录》，2003—2004年郴州苏仙桥古井出的三国吴、西晋简牍，2013年郴州桂门岭出土战国晚期髹漆革带和丝织品等。2018年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编辑推荐

名家鉴赏，郴州晋简可称为简牍书法的“绝唱”，《郴州西晋简牍选粹》的出版是对郴州苏仙桥出土晋简初步研究成果的呈现，是研究1700年前郴州地区地方行政、风土人情和洞察钟繇、王羲之笔法及晋代书风的极佳桥梁。

更多内容

简牍在历史上有几次重要的发现。

据目前所知，简牍最早的发现是西汉武帝末年孔子宅壁中的战国竹简，经汉代著名学者孔安国整理，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

晋武帝司马炎泰康二年（281），汲郡有人盗墓，掘得竹简数十车。此次发现，对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史称“汲冢书”。

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陕西发现一古瓮，装有简牍，大多不能连缀，比较完整的有东汉永初二年（108）的讨羌檄文。

光绪三十四年（1908），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 1862—1943）访古于中国西陲，得汉晋简册，罗振玉、王国维借助这批资料于1914年编撰出版《流沙坠简》，引起学术界轰动。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简牍大量出土，年代跨战国、秦、西汉、东汉以及三国魏晋时期，历时六七百年。所书文字，有战国时代以圆浑为主的楚系文字，以方折为主的秦隶，以及小篆、古隶、汉隶、草隶、草书、行书和楷书等，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文字字体的演变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众所周知，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东晋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遗憾的是，自宋以后，“二王”已无真迹遗存，后人只能在唐人摹本、宋人刻帖中揣摩其中的真相。

碑刻毕竟是刀的表现。而纸张的寿命，导致东晋纸本墨迹又极少遗存。纸张成为日常书写的媒质后，西晋以后几无简牍。后人试图通过纸本墨迹一窥“二王”真相的企图，只能通过离“二王”最近的西晋简牍来实现。

与楚简、秦简、汉简、三国吴简有大量出土相反，西晋简却极少被发现。墨迹书法的历史，在与东晋“二王”及之后时代的续接上，因此缺少了西晋这一关键链条。

直至郴州西晋简的被发现。

2003年11月至2004年2月，郴州市文物处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郴州市苏仙桥遗址（原郴州美术印刷有限公司所在地)抢救性发掘东汉至宋元时期古井十一座，共出土简牍九百零九枚（含残简），其中无字简五枚。

在出土的简牍中，发现了西晋惠帝“太安”（302—303）与“永康”（300）年号。西晋（265—317）是一个内患不断、战争频繁的时期，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较少。

二十世纪以来，除了楼兰文书当中有部分西晋资料外，国内外其他地区仅零星出土西晋简十余枚。郴州晋简的出土，恰可起到补充作用，其中涉及的城邑与机构设置、田亩、田租赋税、户口、邮驿、里程、地理、政务公文、诏书政令、生物物产、矿冶及产业分工、祭祀与改火、古迹文物、纪年等，内容丰富，为当代人展现了一千七百多年前桂阳郡及所辖区域的人文地理与风俗人情。

魏晋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是旧与新、古与今转换的关捩点。“二王”生活在303—386年，比“二王”更早的钟繇处于151—230年。根据简牍中的年号可以断定，郴州晋简在300—303年，介于钟繇、“二王”之间，处于书体演变中的重要位置，是洞察钟、王笔法奥秘的最佳桥梁。

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经誉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的三大发现之一，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郴州晋简的出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正为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更加准确地描述了这一时期的人文地理和风俗礼法，也使原本在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偏远郡县更加立体丰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于书法，郴州晋简的出土，使我们能穿透钟、王书法的刻本、摹本，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日常书写状态，亦可对钟、王时期的笔法及相关问题有更加肯定之断言。

二十世纪初的那批学人，如沈曾植见到出土的流沙坠简后说：“汉竹简书，近似唐人，鄙向日论南北书派，早有此疑，今得确证，助我张目……展示焕然，乃与平生据石刻金文悬拟梦想仪型不異，用此知古今不隔，神理常存。” 李瑞清亦表现出以汉法中兴章草的雄心：“章草久已无传，余近见流沙坠简，欲以汉人笔法为此体中兴也。”

因拥有这些新材料，他们成为了陈寅恪所说的“预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家初果之名）。”

而二十一世纪初出土的郴州西晋简，让后人窥探到中国书法史上伟大的“二王” 时代是如何拉开序幕的，也为当代书法人成为时代“预流”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端口。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长沙楚简，信阳楚简，江陵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藏楚简，曾侯乙墓简，慈利战国简，新蔡楚简；

云梦睡虎地秦简，青川秦牍，天水放马滩秦简，湘西里耶秦简；

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悬泉汉简，长沙汉简，武威汉简，临沂银雀山汉简，江陵凤凰山汉简，江陵张家山汉简；

长沙三国吴简，郴州三国吴简；

郴州西晋简。

在这宏大绵长的序列中，郴州晋简既为简牍一脉之终，可谓之“绝唱”，又是未来纸媒书写之序，一个伟大书法时代的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