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老师《内在与共：社会价值创新领导力的中国探索》分享有感2024年7月6日是第102个国际合作社日，今年主题是“合作社为所有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这一天我刚好报名了在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报告厅举行第七届清华大学领导力论坛。开场主题分享嘉宾是清华大学副校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经管院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他分享的题目是《“内在与共”：社会价值创新领导力的中国探索》。看到这题目就引起了我的兴趣。看来谈论“社会价值创新”已经渐渐成为显学了。杨老师会不会提到“社会企业”？我带着这样的期盼开始了听讲。首先“内在与共”这个题目取得有意思，杨老师说他总喜欢取这种比较生僻的“题目”，这样不容易查重。有“内在与共”，那就有“外在与共”，何以区别内外呢？这个题目的灵感来源是费孝通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来杨老师提了对“美人之美”的深度思考，这是我此前并没有去想过的问题。“美人之美”的“美”的评判标准和评判主体是谁呢？这个“美”是我认为的“人之美”，还是公众认为的“人之美”呢？就这一问，当下让大家陷入思考。杨老师先从话题缘起说起，这个话题在学者层面，是“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战略转型的各说各话”，是“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的夹角”。刚好杨老师兼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本科又在我出生那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可谓是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都相当有研究。当下这个时代正是需要有能够用经管手段致力于实现公共福祉的研究者，同时需要有能够用公共情怀和视角去引领经管人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的研究者。而刚好，杨斌老师两者具备。而我本科读的是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后来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读了一个高级管理研修班。且在北大学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算是公管和经管兼备。所以我预感，我与杨斌老师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很需要一次深度的对话。接着讲杨老师的分享。在讲话题缘起的时候，在“实践者层面”引用了他在5月9日民政部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部校合作座谈会上讲的一段话：“公益慈善正在经历从传统分配视角到生产视角的转变，科技与公益相互赋能、相互促进，在企业实践中，科技的向善属性、为公属性、与共属性进一步显现”。提到两个小点，一是“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志愿性的第三次分配。其二是，“更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也更加注重公众参与和社会协作，更多创新的模式和方法等。”这段话总起来就是，商业觉醒、科技向善的大潮来了。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一些先行觉悟起来的向善企业家已经开始了志愿性的第三次分配。但光从分配端入手是不够的。杨老师也提到“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是一个整体。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与共”的目的，就需要从传统分配视角到生产视角转变。这样对应起来，传统第三次分配视角有点类似“外在与共”，而“生产视角”更偏重于“内在与共”。那么，慈善的进化方向是怎样呢？杨老师在讲完话题缘起，开篇提到了“谦逊的慈善”。那对应的则是“张扬的慈善”。这其实又在讲“内在与共”。杨老师引用了他2020年在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上的的分享。“谦逊的慈善”在目的方面，体现出“四个不以”的特征：“不以收获赞美和关注为目的，不以商业收获为目的，不以证明自己为目的，不以支配他人为目的。”“领导力如果从领导个体，领导团队、领导组织这三层延伸开来看的话，超越组织边界的‘社会领导力’，经常是慈善参与者、贡献者自己并非那么自觉，却实实在在发挥着的影响。谦逊的慈善，除开其中的物质资源给予，也给社会贡献着有机的精神财富。”“社会领导力”的产生往往是在应对种种社会问题挑战中出现的，需要聚合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应对挑战，这样的领导力往往超越组织边界，而正是这些组合起来的诸多社会力量，也必然在滋养着社会。接下来，杨老师引用了他2021年7月的一篇题为《团结基因的滋养》文章。里面提到2021年奥运会口号108年首次更新，加入了“Together”，奥林匹克格言从此变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这是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议，他认为，“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杨老师提了一个发人省醒的问题：“以更团结，来达致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他认为，“团结”本身即为目的，而不只是达成其他目的的方式。应当“将更团结的团队，更与共的社会、更共同体的人类，作为第一性目标。”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我们给“向善岛”项目选的一句口号，“全世界向善的企业家联合起来，一起让世界向上向善。”接下来，杨老师提到了“管理向善”，我此前也听过类似“管理的本质，就是要建立起一种向善的企业文化”的观点。但如何检验是否“管理向善”？杨老师说，“其中一个关键的试金石，就是看一个组织的管理制度与文化是否促进着更团结的社会群体，并向外输出着更‘与共’的社会成员”。“当我们看到‘内卷’构成大量的‘无用功’或者‘低效努力’时，要认识到‘内卷’也是对于‘与共基因’的破坏、抑制”。从本质上而言，“内卷”是“向私”的结果，人人都只为“私人目的”而努力，缺少“与共”，必然“内卷”。由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推动管理向善、商业向善，“与共”是一个关键。既然不能只“为私”，就需要有“为公”和“与共”的表率和榜样。接下来便引出了“公仆领导”的概念。这亦是为人之道。杨老师提了几个问题。“要看那些被服务的对象是否像个‘人’一样得到了成长，他们被服务的时候，是否变得更健康、更聪明、更自由、更自主、更有可能成为公仆领导？这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什么影响，他们会从中受益吗，或者至少不会变得更加边缘化？”要出现“公仆领导”，就需要有“公仆教育”。同样的问题便来了，“教育者是否使受教育者像个‘人’一样获得了成长，当他们接受教育的时候，是否变得更健康、更聪明、更自由、更自主、更有可能成为公仆领导？这样的教育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什么影响，他们会从中受益吗，或者至少不会变得更加边缘化？”“公仆教育”能促生出“公仆领导”，“公仆领导”会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更公平的关系。这也便是管理工作对于社会的贡献。管理工作的重要副产出是“管理中人与人的关系”。杨老师在《为人之道》一文中写道：“这些关系无论是发生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与组织间，是上下级或者平层，长期或是阶段性的，公开的或者隐约的，如果我们透过组织这层皮囊透视过去，就都是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在动态演化中，并如涟漪般，进一步地波及社会中的其他个体、群体。”商业模式中，我们经常会提到to C、to B，但是你有听过to S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并瞬间就感受到这个提法的精妙处。S所代表的自然是Society，社会。社会企业天然是“为社会的”。杨老师先从腾讯集团的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的创生说起。在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1月27日，当时腾讯紧急开发健康码，于是贴出一份技术志愿者招募令。当时就有数千人响应。那是极为特殊的一段实践，在6万员工的腾讯内部，“部门墙”神奇地消失了，“你的利益、我的利益，一般经常碰到的问题全都一扫而空”，“所有人奔着同一个目标，投入的激情大大超越了商业业务。员工的热情推动着决策的诞生。“科技向善”的发生自然而然。那时候，越来越多腾讯人开始觉醒，一个企业可以担任的角色其实不止是业务上做好。在关键的时间点，因为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召唤，可以发挥的力量是很大的。腾讯联合创始人张志东总结得好，“科技向善，是一种产品能力”。马化腾说，“腾讯过去做公益在行业内是走在前面的，包括成立了中国互联网的第一家公益慈善基金会。但这些都停留在传统公益和企业社会责任上”。这一段可以理解为，传统的做法还不是内生性的，不是“内在与共”，可以视为“外在与共”。但是2019年正式提出“科技向善”的新使命之后，马化腾发现，“科技平台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不是把一定的利润投在公益里就足够了，还需要更多地发挥平台的科技能力。”本质上而言，就是需要从“外在与共”走向“内在与共”。杨老师总结说，“传统、主流的企业公益慈善行为是捐款捐物，公益内容往往跟企业的经营业务关系不大，企业也不会深度参与公益项目的管理运行。其蕴含的预设是：企业以出资者的角色参与公益，它所要表现的是将经济收益回馈社会的一种社会关怀的态度，至于相应的社会问题是否得到持续的有效解决，那不是企业需要不断关注的事情，更不是企业的专业性所在。实际运行这些公益项目，是基层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受赠方。过去，在社会资源匮乏，以补充再分配资源为目的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企业捐赠-其它主体运作’的模式很普遍。然而伴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解决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更需要专业手段和系统性的资源整合，并需要更多主体的共同参与。”这段总结非常妙。一方面，公益项目的现有执行体系跟不上社会问题的需求，另一方面，企业的专业能力又可以实现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便出现了经典的“双向奔赴”和“与共融合”。公益与商业的“双向奔赴”，便是“社会企业”。这里便是“与共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的企业化”结果是“社会企业”，“企业的社会化”的结果依然是“社会企业”。接下来杨老师阐述了“社会企业化”和“企业社会化”。何为“社会企业化”？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的企业化，换言之，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因为“为善也要专业。”社会公益项目吸收企业在技术和经营上的专业性，以提高应对社会问题的效率。何为“企业社会化”？企业业务经营过程的社会化，生产本身是“社会化”的生产，这里的“社会化”要求取得更多社会力量支持。将主营业务内化“社会”思维，在日常经营中即实现产品的社会价值。杨老师总结说，“企业的公益项目和主营业务结合得越紧密，就越容易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增和多赢”。腾讯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就是一个“内在与共”的典范案例。to C、to B、to S，用户、产业、社会都有考虑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两手抓。
讲到这里，我们对“内在与共”的理解便更深了。如杨老师所说，“内在与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企业完成内在使命的一种外挂添彩。而是与共（向善为善）根植于组织使命、价值观和战略中，而是内在的向善为善持续创造组织的领导力、文化和行为。”“从善意升华生意，到善意生发生意”，“为善也要善为，为善还要永续”，“善生意催生动力，团结凝聚打破藩篱、激发创新、变革转型”。这些都是“内在与共”，这一段总结也是非常精妙。杨老师是清华经管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既然“与共”如此重要，那反映到“领导力”自然就是“与共领导力”。“商业向善”和“内在与共”都是能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与共领导力视角下的价值创造，经济价值的组织表现是，1+1大于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社会价值的表现则是多维的。组织层面，“内在与共”、向善文化让责任由“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走向企业整体的“全员与共”；广义的社会价值，则体现为“对整体社会价值的贡献，社会全体成员的福祉和团结”。狭义的社会价值则体现为，对社会中的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帮助。“首先是要做一些最适合腾讯来做的公益性工作，这责无旁贷。第二是要做一些让大家能兴奋起来的、前所未有的工作；第三个是要开拓我们的眼界和思路。原来腾讯的技术、能力和思考都停留在行业内，现在要把视野打开，去创造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对那些瞄准社会价值的项目，既需要目标纯粹，也要包含可持续的思维，不能抱着功利心。认真投入到那些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没准也能开拓一片蓝海，吸引更多人前往。”腾讯集团总裁刘炽平总结到：“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正将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的重要机遇与使命，赋予数字科技企业。数字科技企业绝不能满足于站在同心圆‘最内圈’来提供产品与服务，更要时时刻刻以同心圆‘最外圈’的利益相关者——社会（特别是社会边缘人群）来深思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主线业务来说，其“社会价值”体现，“在广义上是满足了社会需求；从狭义上来说，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并不是衍生出额外的、专门的社会价值产品，而是在其主营业务中形成促进弱势群体产品可及性、促进公益目标实现的人文思维。比如产品和服务针对性地减免弱势群体的使用费用，对于公益性较高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补贴，以降低其使用成本，以供更多用户使用等。”换一句话来说，企业主线业务的价值体现在一种“积极的企业公民”意识的培养上，“不仅仅是直接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满意服务，还包括积极主动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由上便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价值创新？杨老师总结了四点：第一，社会化背景下商业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受到威胁；
第二，重建商业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
第三，重新定义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第四，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的取舍解决方案具有重大缺陷。社会价值创新的主线有哪些呢？杨老师总结了六点，分别是：一、探寻商业与社会相互促进的更优解决方案；
二、建立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与商业机会的链接；
三、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嵌入企业核心业务；
四、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总量的增加；
五、企业竞争力提升与社会进步的同时实现
回到“内在与共”，怎样实现呢？杨老师总结了“四步嵌入”：第一，搜寻识别目标性的社会议题。首先，通过“由外及内”的搜寻对未被满足的社会需要与社会差距问题进行系统性扫描，并分析它们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寻找二者具有交集的社会议题。其次，通过“由内及外”的搜寻来分析企业价值链的社会影响，寻找与“影响”相关联的社会问题，考察可能的商业机会。通过“由外及内”和“由内及外”的搜寻，就能生成符合共享价值特征的社会议题集合。第二，构思和实施社会议题的专业、科技、管理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在表达一种社会关怀的态度，而且在用做企业的理念做公益，即精准识别社会痛点、精准使用专业工具，从而有效提高改进社会问题的效果和效率。第四，测量结果并洞察新价值。发现社会问题，洞察社会需要，创造社会价值，持续社会贡献。 这部分再次引用了马化腾的一段话，“这些远景的实现，它不在别处，它在于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融入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业务的细节打磨中，也在于融入公司的文化塑造中。日行一善的累积，会逐渐沉淀在大家的习惯中，这也将是产品创造社会价值不竭的内生动力。这样，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就成为照亮我们产品与业务的一束光，也将由内而外地影响我们的伙伴、响应社会风尚，从而众行致远，共创发展。”讲到最后，杨老师总结了“内在与共”或者社会价值创新的生成过程。从外挂到嵌入，再到战略性嵌入、共享价值，最后达到“内在与共”的境界。“外挂”这一形象说法，对应的是CSR1.0，亦即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是游离于企业的业务活动之外，属于“外挂式”实现方式。最开始的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有作秀性质，可有可无，用“外挂”来形容很生动。进入到CSR2.0阶段，开始将社会责任嵌入到企业发展之中，也可以称之为“企业社会回应”阶段。企业社会回应聚焦与被普遍关注与期望的社会议题和环境议题，虽然这些议题与企业的业务活动缺乏关联性，但成为企业运营活动的边缘性组成部分。这是边缘性的“嵌入式”实现方式。此外，还有运营性的“嵌入式”，工具性的“嵌入式”实现方式。到了CSR3.0阶段，开始将社会议题嵌入企业商业战略，通过与核心业务活动紧密结合推动社会进步，这便是属于“战略性嵌入”实现方式。CSR3.5阶段是共享价值阶段。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价值增量”概念，即社会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双元创造应扩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总量，要创造新的价值。最新的一个阶段是CSR4.0，即“内在与共”。这个阶段的本质就是社会企业化。或者真正实现“内在与共”，成为能够实现共有、共治、共享的企业，那便是“社会企业”了。生产决定分配，“内在与共”决定“商业向善”。全篇分享，我认为最了不起的概念创造是“toS”，而且将“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的本质极简洁的概括为“toS”（Society，社会）。我在网上搜索不到这种提法，可见这是杨老师的原创。而且他还延展出4个S。“S”是社会（Society as whole），是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 ，Social governance），是组织社群或公司员工共同体（Society of company），是可持续未来（Sustainable future，Social Enviroment）。这和我们对三三制社会企业有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三三制社会企业是将社会、团队、资本三方利益都考虑进来，这三方都可以对应到4个S中来。这样“为社会的企业”，同时还是“社会的企业”，“靠社会的企业”。所以，讲完“toS”，杨老师还提到必须by S（靠社会）。他再次引用了马化腾的一句话：“社会共创是社会价值的最大生产力。一个社会议题要解决好，往往不能只靠单方创造，而是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创造的结果。腾讯应该去做这些难而正确的事，以长期主义的决心推动社会共创，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最后，再谈到“内在与共”或者“社会企业化”的意义。企业通过“内在与共”，更加积极主动的与社会互动，可以帮助避免“自满”与“茧房”。让越来越多的共创者加入进来，有如源头活水，从外部使组织充满活力，更加开放。从内部来讲，也能激发组织自身活力，不断变革。以上便是听杨斌老师精彩分享的笔记与收获。主体内容依据其ppt整理而来。为什么要做这一篇笔记，主要是因为遇到知音，且为寻找更大的“共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有着深厚的社会企业研究传统，早在2010年，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教授就发表了《社会企业论纲》，该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社会企业理论与实践，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一种介于公益与营利之间的企业形态，并建议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和完善我国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框架。14年过去，清华大学的社会企业研究依然在引领潮流。2024年邓国胜教授组织开设“公共管理前沿——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选修课，线上有5.2万余人报名。可见社会企业已经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清华大学作为我国最高学府，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上重视社会企业的研究和推动，或许可以成立清华大学社会企业研究院或研究中心，集聚社会企业理论的研究与实践者，成为推动中国式社会企业发展的引擎。时代呼唤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有潜力可以助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国家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要完成2035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肯定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初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比较起来，初次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起到决定作用。现阶段而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各企业中分别进行的。这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初次分配更强调效率，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则更强调公平。有没有一种将公平和效率结合得更好的经济组织？这就需要对现有的经济操作系统进行升级。社企星球给出的答案就是“社企制”。“社企制”要求平衡社会、团队、资本三方力量。将社会价值创造放在第一位，有1/3以上的资产锁定为社会资产，成为保障共同富裕实现的基石。社企制重视团队和资本的贡献，本质上是实行多劳多得，这样便也兼顾了效率。实行社企制的企业越多，社会公共财富创造就越多，社会给予的支持越大，企业的生意更好做，这样就不断形成了正向循环。做成社企的好处多了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争先恐后地要成为社会企业。当社企渐渐成为主流，即社企的数量加上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组织的数量超过总企业一半以上，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管从质还是量上都占主导地位，这必定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式的现代化。因为国有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增速有限，为达成2035年目标，就迫切需要发展大批的社会企业。总结成一句话即是：发展社会企业，助力实现2035年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只有社企星球这样认为。尤努斯的《三零世界》的副标题为：“一种可以实现零贫困、零失业、零净碳排放的经济学”。发展社会企业，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共创美好世界。“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社会企业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大本大源。“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抓住“天下之心”才能“动天下”，才能共创美好世界。社会企业是超级共识，社企星球是超级愿景。谨以此文，希望助力社会企业遇到更多超级伯乐。刘玄奇
（刘玄奇与杨斌老师在经管学院合影）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陈岱孙）
社企星球集团（Social Enterprise Planet，简称SEP）始于2009年，是中国较早的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之一，以「三三制社会企业」为理论创新基础，创新提出「社企经济学」，以「推动中国乃至全球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使命，终极愿景是「发展社会企业，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共创美好世界」，2030愿景为：推动中国社会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1/10。SEP总部设在北京，设有广东社企研究院和四川社企星球信息技术研究院，在成都、武汉、杭州、长沙、广州、海口、福州、南京、香港、大连、张家口等地设有子公司，是四川省企业家研究会社会企业发展委员会、湖北省公共关系协会社会企业发展委员会的发起单位和会长单位。SEP以社会企业人才培养为核心，开展社会企业研究、传播、大赛、培训、咨询、认定、孵化、投资等八大板块业务，培育N个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即「1+8+N」模式。欢迎加入一起奋斗，让社企遍及中国乃至全球，共创社企的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