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伟荣（1973—），男，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大学外语教学中心副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翻译协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国家外文局翻译研究院重点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4项，出版专著2部，译著4部等；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西方易学研究。

提 要 近年来，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新兴战略，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树立国际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而翻译作为交流文化、沟通思想的桥梁，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现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直接作用（即内部路径）。除此之外，与翻译工作相关的间接因素（即外部路径）对文化战略的实现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文章从文化传播与译介规律入手，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五种外部路径：遴选译介作品与跨界对话；厘清翻译模式与人才培养学者化；讲好中国故事，超越“中国威胁论”；建立版权代理制度，扩大作品的海外传播力；树立“和而不同”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形象；外部路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External Approaches to Chinese Culture Going Abroad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Impacts of Chinese Culture

LI Weir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Hunan University, 410082

Abstract: Recently, Chinese culture going abroad, as an emerging strategy of China’s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ol to establish China’s publicity in the world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s of Chinese culture. Translation, as the bridge for people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to communicate in culture and ideology with each othe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ly direct function (ie. the internal approach) in put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abroad into practice. In addition, the indirect factors (ie. external approaches), closely related to translation, has been of undeniable importance in realizing the cultural strategy, which also deserves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ranslation, the essay suggests five external approaches to Chinese culture going abroad: selecting proper works to be translated so as to construct real dialogu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distingu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modes and the education of translators, telling stories about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well so as to surpass the “Discourses of Chinese Threat”, establishing publishing agents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the publication of works about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abroad, building up China’s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with the touch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in such a way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s of Chinese culture will be boosted.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Going Abroad, National Publicity, External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Impacts of Chinese Culture

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或目前较为热门的“文化软实力”，依然不尽如人意。直到2004至2005年左右，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国家之一，人们对中国的总体认识依然少得可怜。客观来说，“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与我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和影响力相比，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汉语与其他语言存在巨大差异，要让外国人更好认识和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其主要途径便是翻译。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状况并不理想，很多学者都将其归因于翻译人才缺乏、翻译质量欠佳。基于此，很多学者长期讨论西方的翻译理论。丽莉亚娜（Liliyana Arsovska）认为这些讨论翻译的书籍，或译自英文，或讨论西方翻译流派，毫无新内容。

目前我国社会各界已启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各类具体项目。尽管如此，中国知名作家和经典作品在海外至今仍少为人知。据统计，截至2010年8月，作品被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有150多位，只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1.3%。另外，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国外的效果主要表现为实物或形式，如中国功夫、中国菜和针灸等，而不是无形而更具实质性、影响力的思想。我们希望世界了解中国，不只是了解中国的产品，更应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世界。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需要我们充分研究。本文认为翻译只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部路径，目前已有很多研究成果，而翻译之外的因素则是“外部路径”，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  认识文化传播与译介规律

在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相识、交往和对话的历史中，中国文化一度占有优势地位。张国刚等将中西文化关系史划分为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15世纪前期为第一阶段，中国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多数情况下处于比较主动的、强势的地位；晚明盛清时期（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叶）为第二阶段，这时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力量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观念和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耶稣会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这一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成为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这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尽管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宗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谓毫不起眼；第三阶段，即19世纪，那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阶段，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卷入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化进程中，进入这一时期，中学西传明显衰颓，但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一种单向流动局面。

外国学者也注意到这一趋势。美国学者艾恺（Guy Alitto）指出，在17至18世纪时，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洲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那时，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无论在经济贸易方面，还是在“文化贸易”方面，都处于逆差状态，而中国则因丝绸、瓷器、茶叶等对欧洲的大量出口而坐享巨额顺差。一直到19世纪，中西方之间才出现了某种逆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在当时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儒家学说以及中国的文化与典制持有高度的敬意，他们热情地向自己的同胞详细描述了作为其传教对象的中国人的信仰与习俗，并将大部分中国古代典籍译为拉丁语或其他欧洲语言，他们所传播的中国思想对欧洲知识界影响深远，并促成了某些重要观念的形成，至今仍有深远影响。那时候，许多对世界文明影响巨大的欧洲大知识分子都是热情的慕华派（sinophile），包括莱布尼茨、蒙田、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魁奈等。

艾恺还指出，17至18世纪中国文化输出最显著的物质表现是“中国风”，体现在中国工艺品出口欧洲的几次浪潮及其对西方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的影响，从17世纪初开始，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手工艺者开始将中国家具和瓷器等的制作工艺运用于装饰设计，到18世纪末达致顶峰。不过，艾恺也客观地意识到，中国风在装饰、园艺、建筑、漆术等方面的设计和制作常常是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

纪宝成曾提到他到德国去学习公务员制度，才得知德国的公务员制度学自中国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和等级制度。时至今日，古代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仍然存在于欧洲文化和世界文化之中，如不少欧美政治制度以中国为模板而确立。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也是如此，它以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高度集中、官僚统治与精英治理为模型和基础。这种制度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逐渐形成，经由法国大革命为其添加了某些关键因素（如大众民族主义）而最终成熟，随后便由西方“输出”到全世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艾恺指出，这一时期，在中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贸易失衡的状况出现了全面逆转。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从理想社会蜕变为贫弱的“第三世界”，而西方的物品和思想则因洋务运动者的推崇而大举进入中国。

从上述讨论可知，文化传播具有自身的规律。一般而言，弱势文化总会主动学习和借鉴强势文化，而不是相反。谢天振指出，当今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部分是由于对文学、文化的跨语言传播与交流的基本译介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一般情况下，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而且总是由弱势文化语境里的译者主动地把强势文化译入自己的文化语境。这便是西方译学理论所提倡的“顺译”。

二 遴选译介作品与跨界对话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译什么，也就是说遴选什么样的作品翻译出去，才能更好地代表中国文化。

不管是古典作品还是当代作品，代表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国外有着不同程度的译介。很多影响巨大的作品有多种译本，《论语》、《道德经》和《易经》的中译外译本就有几百种之多，英国的理雅各几乎将“十三经”都译成了英文，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和法国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也翻译了“十三经”的大部分作品。

我们决定哪些作品需要翻译为外文而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前，必须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以及中国文化影响力进行全球范围的调查与研究，拟包括六方面：1）调查外国人所译的中国著作的出版与销售及研究状况，建立动态数据库；2）调查汉学家的著述，将这些著述与中国学者的著述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共同点和超越之处，建立动态数据库；3）调查中国人译成外语的中国著作，将这些译本与国际知名汉学家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建立动态数据库；4）研究外国人的译文及其凸显的思想，并将其与国内权威的注疏进行对比，检查译者是否完全依据权威注疏，是否在原注疏基础上做出了超越；研究这些译本是否符合原意，以免误导西方读者；5）调查国际版权代理情况，获取国际版权代理翻译、出版中国文化作品的状况，建立动态数据库；6）调查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主要采用问卷调查，通过网络等途径发出问卷，同时设立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状况网站，建立动态数据库；同时，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呈现，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或日常生活中的中国元素等，以及这些元素对中国文化的反应是否正面、恰当。

无论是古典作品，还是现当代作品，哪些作品已经译介出去了，译介的状况如何，已经译介好且在国外接受状况优良的作品，便无需再去译介，只需译介那些重要而未译介出去的作品。如果已有译本的质量和接受度都较好，只有少许误解和误读，可对其进行修订，从而消除其的不良影响。杨慧林指出，重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前提，是认真整理已有的历代译本，特别是那些研究性译本的相关注疏，因为由此才能直接切入西方学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使经典翻译不仅提供新译本，而是形成真正思想对话。

有学者也指出，要选译既具普适性又有异质性的高质量作品，同时所选作品不应与译入语传统发生正面冲突，选译作品应该基于古典而侧重现当代。

那些具有普世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作品，应该能够诠释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中国经验。这种作品，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都应该译介出去。针对目前的状况，应以现当代的作品为主，而不忽视古典作品，因为西方人对我国古典作品一直比较认同和尊重，如《论语》、《易经》和《道德经》等仅英译本便有几百种之多，闵 51 30458 51 15533 0 0 2364 0 0:00:12 0:00:06 0:00:06 3072 51 30458 51 15533 0 0 1944 0 0:00:15 0:00:07 0:00:08 3219德所译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孙子兵法》、《聊斋志异》和《易经》均列入“企鹅经典丛书”在企鹅出版社出版，《道德经》也已与企鹅出版社签约。在国内，目前《淮南子》的受众应该不多，汉学家却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罗浩（Harold Roth）等历时12年将《淮南子》全译成英文，2009年出版，已售出80万册。这不是小数目，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译本一般能销出几万册就很不错了，如《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克诺夫出版集团（Knopf）出版，最终前者售出1万3千册，而后者售出3万4千册，而且此后每年还能售出近4千册。

 在“选择译什么”的问题上，同时需要注意“送去”与“拿来”的辩证关系。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将自己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译介出去，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必要的战略。不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宏大工程中，并不意味着我们“送出去”的就是别人喜闻乐见的，如当季进问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国读者比较喜欢哪类中国小说时，他说美国读者大概喜欢sex（性爱）多一点的、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或是侦探小说，而那些较深刻的作品则难卖得动。与此类似的另一现象是：“读者常把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当作是社会政治文化资料来阅读。结果，只有对中国有点兴趣的人会偶尔看看当代小说，而喜爱文学的老百姓则一律对中国小说的英译本敬而远之。”很多专业学者更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阅读关于中国的资料，笔者曾与贺萧（Gail Hershatter）讨论《译丛》（Renditions）在美国的接受状况，她认为这个刊物很不错，在美国大约有近500人阅读这个刊物，而她自己则主要是因为研究需要才去阅读，并未将其作为文学刊物看待。一个国家的文化要真正“走出去”，仅仅靠“送出去”是不够的，还得让别人主动来拿，那才更重要。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出版后，美国学者认为这部著作非常重要，就主动翻译过去了。毕飞宇曾在访谈中提到“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

    我国文化，尤其是现当代的文学文化在西方的译介和接受暂时并不理想，但是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要看到文化译介和传播的一般规律。苏童就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欧美文学在中国，这两者将长久性地保持非对等地位；尽管这几年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但无法改变其相对的弱势地位。

同样需要重视的是，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文化时，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逆势而行，则事倍功半。通过西方出版社或版权代理运作的中国文学、文化产品就比我国自行翻译和传播的中译外作品的销量要大，而且效果也更好，如莫言、余华、麦家和刘慈欣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在西方发行后，《纽约客》、《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书评》等国际知名刊物或报纸都对其进行评价或介绍，从而引起读者的兴趣，促进了他们的作品在西方国家的接受。

对于现当代文学而言，要选择的主要是作家及其作品，而对于古典作品而言，更重要的是选择重要而精当的注疏。丽莉亚娜就曾指出，刘笑敢所著的《老子古今》是她认识《道德经》的“圣经”，因为这部著作比对了五种不同版本，对其进行逐句逐章解释，并附有很多极具价值的参考文献和脚注，从而使她得以分析《道德经》的不同可译性区间。

（待续）

[注]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因原文较长，所以推送时将文章分为三部分，并且注释也删除了。感兴趣的读者请到知网下载阅读。全文信息如下：

李伟荣.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研究——兼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J]. 中国文化研究,2015,(03):2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