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红“荷兰汉学”专栏 || 佛克马（Douwe W. Fokkema）学汉语
张晓红“荷兰汉学”专栏
经过精密筹划、酝酿，“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微信公众号的第一个专栏“荷兰汉学”专栏今天正式开始发布。
该专栏由张晓红教授撰稿，每周推送一期；以佛克马为代表的荷兰汉学研究为中心，以轻松明快的笔触，以散文化的形式，多方位地呈现荷兰汉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些专栏文章不像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那般严肃，但是却能够让人得到启迪，也可以让读者领略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种种路径。
目前正在与相关专家商谈其他专栏的开设，例如“美国汉学”专栏、“法国汉学”专栏、“德国汉学”专栏、“日本汉学”专栏、“印度汉学”专栏等等；既邀请国内专家来撰写专栏，也计划邀请外国专家来撰写专栏，以期丰富国内汉学研究的方式。
张晓红“荷兰汉学”专栏 || 佛克马（Douwe W. Fokkema）学汉语
窗外起风了，风中飘下一片，两片，三片……片片都是记忆的落花碎玉。恩师佛克马（1931-2011）去世已有六年之久，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清晰如昨。
佛克马教授与本文作者 （张晓红 提供）
佛克马是享誉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但他的名字在汉学界却鲜为人知。从1952年起，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专修荷兰语言文学的佛克马，因学业要求，偶然选择了汉语，由此开始了与汉语文字一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为了学习汉语，他三年如一日每周往返于阿姆斯特丹和莱顿之间，投到汉朝历史研究专家胡瑟威教授门下。由于大多数荷兰学生集中精力研修古代汉语，佛克马成了老舍、胡适和赵树理唯一的读者。1956年，莱顿大学硕士学位考试试卷有一道翻译题，要求他这个唯一的考生把《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节选片段翻译成荷兰语。
佛克马教授在书房 （张晓红 提供）
汉字是佛克马的终极“Boss”。对于欧洲人来说，一笔一划的方块字不是天书胜似天书。每每学了新词，又忘了旧字，进度像“蜗牛爬”，效果如“昙花现”。由于汉语不是佛克马的主业，时间上的投入也是远远不够。 1959年，佛克马在海牙外交部东亚处就职，工作中很少接触中文材料，只能利用碎片化的业余时间继续一个人的汉学学习。所幸1963-1964年间，佛克马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Harkness Fellowship），离岗一年赴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访美期间，他大量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官媒资料，汉语阅读水平突飞猛进。同时，也收获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陈尚惠、许芥昱等人的深厚友谊。
佛克马教授夫妇与季进、王尧教授合影（张晓红 摄影）
1966年4月，佛克马的生活发生了转变。他被派驻荷兰王国驻北京临时代办处，任一等秘书。他在北京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后来也开始接触红卫兵报，上面有关于中国各大城市和边远省份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各种八卦消息。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漫步北京王府井，当时街道两旁种着树木，边走边“淘”红卫兵报。不过，他1.85米的欧版身高和大鼻子长相很快引起了红卫兵小将的戒备心理。他经常好说歹说，卖家就是冷冷地丢下两个字：“不卖”。
佛克马教授在品茶 （张晓红 提供）
除了在办公室阅读报纸和官方文件以外，佛克马还请了一个名叫武汉章的中文家教。武先生是一个神秘的老年绅士，出生于满族世家，据说其父曾在清廷做官。在先生的帮助下，佛克马完成了邹荻帆的《大风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红色经典的阅读。上课之前，师生会用中文进行简短的交流。一天，武先生讲述了自己秘密送亡母出城下葬的经历。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武先生和弟弟用三轮车把母亲的遗体运到北京郊区的农村亲戚家，用锄头在冻结的地方挖了一个坟墓。随着局势变化，一对一中文面授课被迫中止。
张晓红，荷兰莱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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