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专栏||关于“汉学主义”之辨

        “汉学主义”专栏主要刊登国内外学者关于“汉学主义”的思考。上期“比较文学形象学”专栏推送了周宁教授和周云龙博士的文章之后，引起很大反响；就有了将“汉学主义”专辟一新栏目的想法，从而便有了“比较文学形象学”专栏与“汉学主义”专栏。本期推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关于“汉学主义”的思考，以与上一期文章形成呼应与补充。下一期则推出顾明栋教授的相关文章。敬请关注！

萨义德的《东方学》在中国出版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将这种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于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并提出了“汉学主义”的概念，认为西方汉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一种客观知识。文章在介绍了“汉学主义”的观点后，对中西学术界的“汉学”的概念做了厘清，并对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汉学主义在理论上的问题做了分析和研究。

萨义德；东方主义；汉学主义

    萨义德的《东方学》在中国出版后，关于东方主义和汉学的关系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讨论。^① 如何理解西方汉学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此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基本套用萨义德的观点，认为西方汉学的研究是东方主义的一种，“汉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他者的话语，本质上具有‘汉学主义性’”；^② 而目前中国学术界所展开的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对西方汉学的翻译工作，是一种自我殖民化。第二种观点认为，汉学主义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所不同，但在西方和中国学术中都存在一种“汉学主义”。

一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看法。如有学者认为“汉学表示学科，‘汉学主义’则表示该学科的意识形态或话语特征，表明其知识包含着虚构，协调着权力，类似萨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③这说明，该学者所说的“汉学主义”主要是从汉学这个学科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确定的。但实际上，其对汉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客观性也是根本怀疑的。在他所划分的“广义汉学”和“狭义汉学”的区别中，“狭义的汉学在西方现代性知识与权力的总体秩序确立之后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深奥冷僻的汉学有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汉学学科的意义生产的原则、制度与基本假设”。经过该学者的分析，作为学科的汉学，在学科的基本假设上，经典汉学已经把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死去的文明；在学科体制上，汉学是归属于现代西方学科体制的，在东方学这种体制下，汉学研究不是接近中国而是疏远和排斥中国。这样，整个西方汉学史就“证明汉学作为一种西方塑造文化他者的话语，本质上具有‘汉学主义性’。如果将西方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学科阶段、学科化阶段、后学科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应出现的是汉学早期显性的意识形态阶段、隐性的意识形态阶段与现代若隐若显的意识形态阶段”。^④在这样的判断下，汉学已经不再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客观知识，这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都不再具有合法性；汉学不再是表述关于中国的知识，而是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汉学包容在汉学主义中。耶稣会会士曾经构筑了一个基督教神话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又开始构筑一个启蒙神话的中国。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启动西方的世界性扩张大潮，启蒙主义者跟在冒险家后面，在观念中进行‘知识扩张’，在东西二元空间与过去、现代、未来三段时间框架中构筑知识中的世界秩序：西方是自由民主、理性进步的，属于文明的现代；东方是奴役专制、愚昧停滞的，属于野蛮或半文明的古代。在启蒙大叙事中，汉学界定的中国形象成为现代性的‘他者’：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在此汉学已经不仅表述知识，而且表述权力。因为一旦确立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就获得某种似是而非的‘正义性’。”^⑤ 这样的表述基本是从萨义德的《东方学》那里来的，其思路和表述都基本完全相似。^⑥

另外有学者认为“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不同，因为东方主义主要是西方的近东研究，尚不能在地理上包括远东；并且，在西方的汉学研究中，并非像研究中东和阿拉伯地区那样充满着鄙视和仇恨，相反这些汉学家十分热爱中国文化，如莱布尼茨和庞德。“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由衷欣赏和高度推崇在殖民主义时期的东方学中几乎是不存在的。”^⑦由此，这位学者提出了一种汉学主义的新的定义，汉学研究中“汉学主义首先是一套集各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于一体的隐性体系，它由西方构建并运用在西方与中国的接触时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事务和阐释纷纭复杂的中国文明”。^⑧“汉学主义既是认识论、方法论，又是意识形态。作为认识论，汉学主义是看待中国和与中国相关的世界事物的总体方式。作为意识形态，是由西方学者和非西方世界在中西方接触时所持有的一系列观点、信仰、态度和价值的总和。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意识形态决定了认识论，而是认识论演变成了意识形态。因此，汉学主义也许应该在概念上定义为‘认识论的意识形态’。它有两个范畴：一个与中国相关联，另一个与世界相关联。在中西研究中，汉学主义的表现有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们全面看待中国的方式。居其范畴核心的是西方习惯性地从西方角度、用西方的价值观去观察、建构以及赋予中国文化以意义。这一核心决定了该概念范畴中具有一种固有的存在意识，即拒绝或不愿意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及其资料。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中国知识经常大大偏离中国现实，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学术与其说是对中国客观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中国问题西方化了的描述。汉学主义的另一范畴与中国人有关，尤其表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的看法之中。这一范畴是前一范畴的反映或折射，其核心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性地用西方的观察、构想和评价来看待中国，以及相应地用西方价值观、西方的首肯或反对来判断和衡量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它既表现为若干中国知识分子透过西方眼光来看待世界的普遍倾向，也表现为全世界人民透过西方眼光来看待中国。”^⑨

这里的汉学主义说的是西方和非西方中国研究的一种知识体系、一种认识论的方法。这种观点认为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不同在于，这种知识体系和方法不仅仅是在西方，而且在中国学者那里也是这样。“汉学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纯西方问题。由于国际知识系统由西方所控制，非西方国家和人民倾向于通过西方的透视棱镜来看待中国和中国文明，并且他们的中国知识很容易为西方知识所左右。最重要的是，这些非西方国家也包括中国自身，因为许多在中国的中国人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倾向于从西方视角看待中国及中国文明。”^⑩

这里的两种观点既有相合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同时还涉及一些基本概念的厘清和对中国近代知识体系与思想史的认识问题，需要我们从知识体系和思想史两个角度加以分辨。

二

张西平，1948年生，河南温县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著名海外汉学研究专家，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会长（日本注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主编、《大航海丛书》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编委、《语言文化研究辑刊》编委等。

张西平先生曾在北京政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哲学，于1988年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研究部工作，于1994年至1996年赴德国汉学重镇《华裔学志》研究所访学，期间在波恩大学汉学系、慕尼黑大学汉学系、马堡大学汉学系、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波鸿大学汉学系、莱顿汉学院做学术报告，于1996年转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工作，于1998年应邀参加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和南怀仁基金会联合召开的“南怀仁国际研讨会”及“巴黎第七届国际汉学研讨会”，于2000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参加“中国和葡萄牙科学技术史研讨会”以及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相关国际研讨会，2001至2002年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做学术访问，次年赴意大利罗马大学访学，2004年在德国波恩大学做学术访问，次年在德国纽伦堡—爱尔兰根大学访学，2006年在德国Wolfenbutter图书馆做学术访问。近年，为联合世界汉学家，推动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发展，先生频繁地游走于世界知名学府和海外汉学家之间，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他又不断地往返于孟加拉、印度等国之间，摸清中国文化著述的译介情况，了解各国的中国文化需求，为国家制订相应的文化传播政策提供咨询，同时引领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路向。

张西平先生虽已近七旬，但笔耕不辍，发表重量级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编著二十余部、主译著作一部，主持译著若干，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20余项，其中代表为国家汉办调研项目“世界主要语言推广情况调查”（2002）、教育部社科人文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2007）、国家社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2010）、国家重大攻关项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研究》（2015）、国家项目《白晋易经研究》（2015）、北京市社科项目“海外中国学视阈中的北京形象历史文化渊源研究”（2012）等，这些项目的设立和部分成果不但获得良好的反响，还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成果斐然，且为人谦逊低调，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广结天下学友，为学界后人所称道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