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晓红，荷兰莱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什迪、女性诗歌、文学理论，在European Review、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cripta   Humana、Tamkang Review、《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50多篇，出版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中英文专（合）著6部，译著8部。

2011年8月25日，不期收到师母简短的邮件，得知佛克马（Douwe W. Fokkema）教授于8月23日因病在荷兰阿姆斯托芬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80岁。

1998年，由于机缘巧合，我在王宁教授主办的全球化国际会议上结识了佛克马教授，十余载的忘年交由此发端。2000年，我从丹麦国际交流学院(DIS)转至荷兰莱顿大学，在柯雷、佛克马和斯希珀3位教授的联合指导下做博士论文。佛老大半生活跃于国际比较文学界，广交天下学人，但正式拜过师门的弟子却不过八九人，能成为先生的关门弟子于我何等荣幸。先生博学多才，敏锐机智，风趣幽默，善良宽厚，生性淡定。虽身患绝症，对真知的追求不改，对文学的热爱不变，从未在病魔的威慑下放弃思考和写作。临终前两三个月，他逐字逐句地完成了《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 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2011)清样的校对工作。端详恩师的遗照，禁不住潸然泪下，心痛如焚。

老师与我

佛克马的一生平凡不平淡，中庸不平庸。他经历过两次重大的人生转折：一是放弃外交官的丰厚待遇而步入“安贫乐道”的学术生涯；二是经历一场长达8年的婚姻危机，与德裔荷兰人蚁布思教授再婚后志同道合、琴瑟和鸣，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著名的伉俪。一篇短文的容量无法绘制先生完整而丰满的形象，只能诉诸记忆，试着勾勒交叉重叠、模模糊糊的剪影和画面，以慰逝者之灵、生者之痛。

1952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就读本科期间，佛克马专修荷兰语言文学，其荷兰语言教授建议他选修巴斯克语作为辅修，而他决定学习汉语，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学了一辈子汉语，古文和白话文阅读水平不俗，但听力和口语差强人意，所以在与中国人交流时信心不足，偶尔调皮地蹦出几个单词，然后像孩子一样腼腆地笑笑。他艳羡荷兰汉学后起之秀柯雷的“京片子”，每每提起都是哈喇子流一地的表情。有几次，我乘坐佛老的私家车去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等地参加学术活动，见他兴致勃勃地收听《为人民服务》等广播节目录音，有时还风趣地模仿道，“这次节目播送完了”。那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真实的感动。

佛克马一直是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行动者。当荷兰汉学界集体沉迷于古典文学、高罗佩式的狄公案侦探、明朝的春宫图时，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对鲁迅、丁玲、沈从文、王安忆、韩少功、莫言等作家的熟悉程度， 时常让我这个母语读者羞愧。上个世纪70，80年代，中国文学翻译在荷兰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佛克马的贡献不可小觑。1973年，由佛克马和许理和合编的《中国文库》在阿姆斯特丹问世，这套丛书不仅包括翻译作品，同时也包括研究著作，一直出至1984年，他们的译介推动了荷兰汉学的大发展。

1985年金秋十月，深圳大学举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时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佛克马先生应邀前来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当时的深圳完全没有国际大都市范儿，道路狭窄，街道两旁建筑林林落落，深圳大学校园里只有孤零零的一栋行政楼。由于校园里没有合适的会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仪式在蛇口太子码头明华船上举行。佛老在北京任荷兰临时代办期间养成了闲逛的习惯。他独自来到深圳当时唯一的四星级上海宾馆，问服务生点一碟花生米和一瓶青岛啤酒，诧异地被告知没有花生米。

1970年代后期以降，佛克马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由汉学转向西方文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并进入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一系列独撰、合写或合编的理论力作相继问世，在国际学界的理论争鸣中发出强大的声音：《20世纪文学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7) ,《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1984) ,《走向后现代主义》(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 1986) ,《现代主义推测》( Modernist Conjectures, 1987 ) ,《后现代主义探究》(Exploring Postmodernism , 1987) ,《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7) ,《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 ,《知识和专注:文学研究的问题探讨》(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2000)等。其中，《20世纪文学理论》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印度尼西亚文等多国文字，成为多个欧亚国家的文学理论教材。《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被译介到波兰和葡萄牙等国。1996年，《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译本面世后，在中国学界掀起了“经典构成”和“重写文学史”的研究热潮。在书中，除了关于经典构成和重构、文学史编撰的理论探讨，佛克马还透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交往、经验主义研究和文化传播等重要理论问题，提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化问题，用动态的眼光审视作为一种文化参与形式的文学生产和接受。王宁在《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想》(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全面梳理了佛克马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在深入分析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构筑其学术体系，准确公正地评价了其独特而重要的学术贡献。

佛克马是享誉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但他的名字在汉学界却鲜为人知。从1952年起，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专修荷兰语言文学的佛克马，因学业要求，偶然选择了汉语，由此开始了与汉语文字一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为了学习汉语，他三年如一日每周往返于阿姆斯特丹和莱顿之间，投到汉朝历史研究专家胡瑟威教授门下。由于大多数荷兰学生集中精力研修古代汉语，佛克马成了老舍、胡适和赵树理唯一的读者。1956年，莱顿大学硕士学位考试试卷有一道翻译题，要求他这个唯一的考生把《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节选片段翻译成荷兰语。

汉字是佛克马的终极“Boss”。对于欧洲人来说，一笔一划的方块字不是天书胜似天书。每每学了新词，又忘了旧字，进度像“蜗牛爬”，效果如“昙花现”。由于汉语不是佛克马的主业，时间上的投入也是远远不够。1959年，佛克马在海牙外交部东亚处就职，工作中很少接触中文材料，只能利用碎片化的业余时间继续一个人的汉学学习。所幸1963-1964年间，佛克马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Harkness Fellowship），离岗一年赴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访美期间，他大量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官媒资料，汉语阅读水平突飞猛进。同时，也收获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陈尚惠、许芥昱等人的深厚友谊。

从1959年到1968年，佛克马是荷兰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曾任东亚处处长一职，1966年4月以使馆秘书的身份被派驻荷兰驻北京代办处。由于一中国工程师随中国钢铁业代表团访问荷兰期间叛逃并死在荷兰一家医院里，两国政府交恶，宣布对方的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起蹊跷的外交纠纷，把佛克马推上了临时代办的位置，行使大使馆首长的职权，因而获得了觐见朱德、周恩来、陈毅、陈永贵等国家领导人的机会。他在北京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后来也开始接触红卫兵报，上面有关于中国各大城市 29 52856 29 15534 0 0 1634 0 0:00:32 0:00:09 0:00:23 2820边远省份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各种八卦消息。除了在办公室阅读报纸和官方文件以外，佛克马还请了一位名叫武汉章的中文家教。武先生是一个神秘的老年绅士，出生于满族世家，据说其父曾在清廷做官。在先生的帮助下，佛克马完成了邹荻帆的《大风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红色经典的阅读。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漫步北京王府井，当时街道两旁种着树木，边走边“淘”红卫兵报。不过，他1.85米的欧版身高和大鼻子长相很快引起了红卫兵小将的戒备心理。他经常好说歹说，卖家就是冷冷地丢下两个字：“不卖”。

一次闲聊之际，佛克马回忆道，在人民大会堂大厅另一端，红卫兵小将又是鼓掌又是吆喝，邻座的川军将领蹙着眉头发问：“那个女人是谁？”他顺着指头望去，原来是身穿绿军装的江青在挨桌敬酒。他曲折的视线扫视周围，瞥见外交部部长陈毅在用牙签剔牙。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佛克马养成了搜集中国报纸、仿古字画、毛主席语录和像章的习惯。

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事件发生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往来几乎冻结。红卫兵的破坏行为，无论从程度上还是规模上来讲，都不足以报复当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国仇。佛克马接到英国大使馆女秘书的求助电话后，赶到现场，只见馆内一片狼藉，英国大使身上的衬衣沾着血迹。“干吗不换件干净的衬衫？”“血的证据，不能毁灭。”英国人的幽默，让人啼笑皆非。成年人惶惶不可终日，孩子们不改嬉戏的天性。佛克马年幼的儿女（女儿现为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英语系教授，儿子是荷兰最大的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召集了一大群巴基斯坦、印度使馆的“熊孩子们”，深夜潜入英国大使馆，在水晶灯碎片中玩起“孤岛寻宝”的游戏来。事后，佛克马的家人先行回国，转道东南亚，历时半年才回到荷兰。佛克马独自留守。教汉语的武先生人间蒸发，从此音讯杳无。据使馆雇员老张司机说，武先生的母亲被红卫兵打死了，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武先生和弟弟用三轮车把母亲的遗体运到北京郊区的农村亲戚家，用锄头在冻结的地方挖了一个坟墓。随着局势变化，一对一中文面授课被迫中止。

1968年，佛克马辞去荷兰外交部的工作，接受了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一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当佛克马提着满箱子的毛主席像、仿宋山水画、红卫兵报纸、蒙古炭火锅回到荷兰时。他的前妻到机场迎接，礼节性的拥抱后，调侃道：“怎么没带个中国美人回来？！”。回国后，他开始撰写《来自北京的报告：一位西方外交官对文化大革命的观察》（Report from Peking: Observations of a Western Diploma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书中包含作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观察、理解、评述、分析，富含第一手资料，其中穿插着带有强烈个人性质的传奇经历和思想火花。1971年，该书英文版问世，为当时的欧洲人隔空远眺“神秘莫测”的共产主义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十分畅销。

1980年，时过境迁，中国国门再度敞开，佛克马以学者身份重访中国，陆续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知名学府进行学术访问，回国后整理出版了荷语版《中国日记》（1981）。在立场、主题、材料、方法和体例上，《中国日记》和《来自北京的报道》虽然体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连续性，但由于作者的身份和兴趣发生了变化，后者更多地聚焦于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文化生活和学界动态，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从作者的视野中淡去，充其量起到陪衬和烘托作用。

同年6月，佛克马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的学者们座谈，当时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张隆溪担任翻译。佛老对年轻的张隆溪颇有好感，邀请他同往三里河南沙沟拜会钱钟书先生。钱先生和佛克马对谈，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语，滔滔不绝，两人相谈甚欢。言谈间，钱先生大为赞赏佛克马与夫人蚁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此书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印度尼西亚文等多国文字，成为多个欧亚国家的文学理论教材。钱先生问佛克马，为何未涉及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的理论。佛克马解释道，弗莱理论带有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玄想色彩，忽略了文学文本自足的文学性。2011年，佛克马给已在香港城市大学任讲座教授的张隆溪先生发送一封电邮，请他为即将问世的英文著作《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2011）作序。于是，三十年前的相遇竟然成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一次绝唱。

佛克马生前频频到访中国，与众多的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在比较文学界，他的学说和思想被许多学者奉为圭臬，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风向标。杨周翰、乐黛云以及曹顺庆等中国比较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与佛克马私交颇深，频频进行互动与对话。在佛克马的鼓励和指引下，王宁走上了比较文学道路。三十年间，王宁翻译了佛克马的多部论著。在他本人的著作与文论中，也时常援引佛克马的观点与见解作为理论支撑，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佛克马学术思想的赞赏和敬意。王宁多次邀请佛克马到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并做主题发言，两人亦师亦友的学术关系持续了一生。

佛克马的中国情结从其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见一斑。他结合自身的从政经验和学术背景，夹杂对中国的文化想象，用荷兰语创作了中篇小说《马尔科的使命》（中译本载《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小说主人公马尔科是荷兰植物学家，受一神秘的国际组织委派携带一只装满书籍的箱子（其中包括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来到湘西武陵源地区，在山涧旁邂逅“洁白如钟冠花”的中国姑娘美丽，流连于花花草草之间，忘情于纯洁的爱情中，马尔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美丽死在瑞典女间谍的枪下，马尔科经受数月审讯之后被驱逐出境。佛克马用抒情的笔触勾画了中国式乌托邦“天下平”客栈，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那美丽世界的深深眷念，其间寄予自己的文化理想——“文化从来不是同质的，不同文化决非处于彼此的对立面”。异质文化之间平等自由的对话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十分有益、值得尝试。异质文化发生交流、碰撞和冲突，赋予我们一种相对的文化视野，促使我们做出文化比较和文化选择，并对自身所属的文化系统进行必要的更新。

经典是如何构成和重构的？这个问题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相关性。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经典的构成、内容及意义的论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佛克马重新审视了中国经典的构成与重构。

由于语言障碍，佛克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大多依赖翻译文本。通过译介，不同民族文化有了共享的经典作品。比如，中国的《红楼梦》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是中西方共同的经典。借助翻译，他广泛涉猎了唐宋诗歌、《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以及现代作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和钱钟书。在大多数荷兰汉学家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20世纪50、60年代，他却对红色经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过的文本包括杨沫的《青春之歌》、艾芜的《百炼成钢》、四部革命样板戏等，甚至把周立波原载于1961年12月16日《红旗》杂志上的《一个星期天》译成荷兰语。除了红色经典，他间或也阅读一些“非主流”的作品，如张爱玲的《赤地之恋》。

佛克马最喜爱的三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和鲁迅的《阿Q正传》。对于鲁迅，他反对简单粗暴的政治化阅读。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有着某种神秘甚至超验的东西。夏志清的《黑暗的闸门》（1968）对佛克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伯克利大学访学期间，佛克马和夏志清交往甚密，中国文学成为两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反对把《阿Q正传》解读成简单的社会批判。根据佛克马的观察，《阿Q正传》讲述了一个怕丢面子的人的故事，他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不断地自我欺骗。作品由此获得一种普遍性价值，不单单涉及某个不幸的中国人，而涉及任何人以及任何人类生活状态。

佛克马颇为赞赏王安忆的“三恋”、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莫言的《酒国》等当代先锋文学作品。《锦绣谷之恋》让他联想到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他认为，王安忆和伍尔夫的作品都流露出一种“抒情性叙事”诗意的文本品相。在他看来，《马桥词典》触及另一个普遍性问题——关于语言的局限性和潜能，就像乔伊斯、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等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借鉴和观照尼采思想，即：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事物的意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佛克马就发现，莫言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一个古怪的预言家，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天才。

佛克马在汉学方面的代表性成果Literary Doctrine and Soviet Influences 1956-1960 (1965)蛰伏四十多年，2011年才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在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的推动下，翻译和出版工作于2005年启动，中译本完稿后，颇费周折，辗转几家出版社，最终以《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聂友军译)为书名，被收入程光炜教授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

与佛克马其他更为中国学者熟知的著述相比，如《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和《走向后现代主义》，《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是理论性最隐秘的一本书。它没有气势如虹的理论构架，没有时髦流行的批评术语，没有掷地有声的学术见解，没有自我标榜的“填补空白”，由此显得“不入流”“不厚重”“不好看”“不震撼”。这“四不”，其实是一种非历史的浅见。回到历史语境中，英文版成书之际，冷战风云遍布全球，国内正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交往门扉紧闭。1963-1964年，担任荷兰外交部东亚处处长一职的佛克马获得了哈尼克斯奖学金，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研修，在陈世骤、白之、夏济安和夏志清等著名汉学家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1965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答辩成功。他是荷兰学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一人，也是国际汉学界最早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学者之一。该书为当时的欧美学者透过“铁幕”，隔空眺望中国的文学生产和接受打开了一扇小窗。即便在今天看来，作者的学术精神和行为魄力仍然堪称楷模，其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辨真去伪的文献学功力仍然启迪心智。

佛克马把研究对象锁定为1956-1960年期间的中国文艺政策、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从局外人的角度，把曾经被国内外学者有意无意回避或忽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片段、场景和花絮呈现出来。其实，作者的视域不止于“百花齐放”文艺政策推行之前、之中和之后的短短几年，至少向前追溯至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了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1943)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3)再到“革命的浪漫主义十革命的现实主义”(1957)这一官方文学话语的形成过程。佛克马认为，中国官方文学话语是苏联文学和理论与本土内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一方面反映着中国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折射着个体对文学活动的介入和干预。

佛克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中国当代文学断代史的卷轴。在理论层面上，中国官方文学话语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杂糅而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舶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苏联影响与中国政治现实“博弈”的产物。佛克马概述道，中国官方文学话语“既不是独立于外国影响的产物，也不是本国传统自然发展的结果。它迥异于苏联的、西方的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规范，它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产物”。在实践层面上，话语权掌握在佛克马所谓的“文化设计者”手里。如果说毛泽东是“总设计师”和“精神导师”，那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是“执行设计师”。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论断——“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成为建国后文艺政策的指导性思想。根据佛克马的看法，毛泽东的文艺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美学+现实主义哲学+功利主义思想的混合体，以“社会效果”区分艺术好坏，且必须避免不好的艺术，因为它“不能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20世纪50年代，周扬充当着毛泽东文艺观最重要、最彻底的推手之一，而郭沫若、茅盾等人则发挥了敲边鼓的作用。“周扬强调文艺的重要性在于其教育功能，但他又一再把教育狭隘化，使之成为政治形塑的代名词。”身居要职的“文化设计者”行使着文学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双重功能，文学因而被政治裹挟和束缚，这样的局面即使在思想文化相对自由的“百花齐放”时期也没有显著改观。   

如果把历史喻为一面镜子，那么历史叙事就是蒙上尘埃的有色玻璃或者凹凸镜。在《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中，佛克马像玻璃工一样擦拭历史之镜，又像福尔摩斯一样还原被歪曲的历史现场。季进在译后记中写道:“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和实证的立场梳理历史线索，还原历史现场的做法，为我们重返生动感性的历史现场、重审那段错综复杂的文学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导向”。季进固然言之有理，但他的评述留有空白。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年轻的佛克马志存高远，不满足于一部中国当代文学断代史的编织。从那里出发，佛克马走上了突破文化藩篱的学术旅途，开始了对文学性、文学成规、经典构成、文学功能、文学交往等重要理论问题弥久而新的严肃思考。

佛克马终生崇尚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生产和接受，为此被贴上“残存的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的标签。佛克马坚持区分作为文化参与的文学批评和作为科学研究的文学研究，从方法论上质疑和批驳各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无独有偶，佛克马与俄罗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思想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曾经有过一次有趣的交集。访学哈佛期间，佛老遇见了雅各布森。交谈中，雅各布森痛心地一声长叹，“流亡者的面包是硬的”。

在《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一书中，佛克马先行试用连贯性解释、经验材料、共识三种学术导航信标，借以审视文化官员、批评家、写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个能够介入现实和解释历史的概念框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佛克马的经验材料局限于《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少量文学批评文献和相关文学作品，他所关注的共识仅限于至上而下的政策性共识。例如，佛克马精辟地解读了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会议上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且“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佛克马根据有限的经验材料和政策性共识作出了合情合理的连贯性解释：1956-1960年间中国官方文学话语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场合下的意识形态构造物，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学教义”。由于特定群体借助语言的整平效用来简化复杂深奥的客观和主观现实，对文学生产和接受进行强制性规范，所以“中国文学理论是规定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文化设计者”据此创建了审查制度，它形如一把双刃剑，一面磨砺和锻造正面经典，一面斩断和根除反面经典。无论置身于文学体制内外，写作者们都要随时准备接受审查，并不断进行自我审查。以郭沫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作家熟悉官方文学话语的规则，善于把握政治风向左右逢源，他们的作品因而被赋予正面经典的权威地位。有人若以自由的名义拒绝审查和自我审查，就有可能被边缘化、遭受排挤，甚至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当文学遭遇政治，当有名的个体遭遇无名的集体，当人道主义遭遇社会主义，个体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每一次“政治不正确”的选择，都意味着政治风险和政治代价。在1957-1958年反右运动中，艾青、陈企霞、冯雪峰、萧乾和丁玲等“文学修正主义者”受到批判，“他们的错误包括曾计划退出作协，或者不经过审查发表文学作品，但事实上，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用手中的笔为党5月份的文艺政策辩护……”虽然没有亲历历史，但佛克马敏锐地察觉出，这些“另类”作家们缺乏合作性，“当1954年底冯雪峰遭批判时，胡风作壁上观，到第二年胡风被斗时，冯雪峰则默不吭声，置身事外，1957年大部分作家都是在孤军奋战。”令人费解的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各自为营的作家们被戏剧性地划归为阴谋小集团，作为一种历史叙事(而非历史事实)的“丁陈事件”和“胡风反党集团”就这样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那段时期，中国多次上演“文人相轻”的历史剧。佛克马记述了胡风与冯雪峰、丁玲与何其芳、冯至与艾青、陈其通与茅盾、秦兆阳与王若望之间的“书剑恩仇录”。在观照个体生命的同时，他不露声色地批评了马列主义“人性论”——“只有阶级的人，阶级的人性，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或人性”，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价值的认可，对普遍人性的渴望。涉及对人性问题的探究，《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 )》同样意味着一次出发，这在佛克马的遗作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 2011)中到达高峰。

顾名思义，《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属于比较文学之影响研究范畴。从那里出发，佛克马逐渐克服实证主义影响研究的局限性，把自己的理论触角伸向更广阔、更深远的学术领域。汉学功底造就了作为比较文学大师的佛克马，比较视角和方法成全了佛克马早年的汉学梦。从1965年到2011年，该书完成了一次跨文化旅行。于佛克马本人而言，它既是出发，又是到达，是其学术理想的宣言书和其学术追求的试金石。

无论是从文学理论到文学批评，还是从文学阐释到文学史编撰，再或是从东西方文学比较到新世界主义，视野开阔、博学多闻的佛克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他始终强调从多元的角度整体地把握生产与接受、文本与语境、文学传统与个人才华、东方与西方的互动关系。由于青睐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批判性理性主义和希拉里·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加之深受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接受美学、符号学等庞杂理论的影响，佛克马终生崇尚科学的思想立场和研究方法。为了使科学的文学研究具有适用性，他明确区分基于经验的文学研究和基于阐释的文学批评，从而划清了研究者、批评家和文学史学家的任务界限。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佛克马坚守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倡导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以突破文化的藩篱，克服狭隘的民族或区域“中心主义”，时刻警惕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避免陷入各种原教旨主义、文化分离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话语圈套。对佛克马而言，文学是具体的文化表征，是通往所有文化的一种渠道和一扇门。因此，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佛克马致力于发现各国文学和文化差异性表现中的共同性，并努力建构具有乌托邦理想的文学新世界主义，致力于人文学科在谋求个体幸福和全人类福祉的终极目标。由于佛克马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的重大影响和独特地位，故而对其思想脉络的梳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佛克马曾说，了解文学学科史具有重大的意义。佛克马意在强调，文学研究者应具有历史观念，不能无视纵向的国别文学史和横向的比较文学关系史。在西方，文学史的研究经历了从实证主义阶段到俄国形式主义，再到以尧斯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点的研究范式的嬗变。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以实证主义为理论指导，强调影响文学发展的外在客观事实，例如作家心理、社会发展史等，因此早期的文学史编撰常被视为编年史式的作家与作品相关事实材料的堆砌，囿于对作家和作品的事实性记载，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内在的审美性。相反，形式主义的文学史研究强调的是文学内部自身规律的演变，重视文学形式和方法上的变化。对于形式主义文学史研究者而言，文学史就是文学自身的历史，应悬置诸如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影响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形式主义文学史观是在与依附于社会史、作家传记材料史的传统史学研究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尧斯从文学的接受与影响之维，建立了一种以期待视野为中心概念的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尧斯看来，文学史就是读者期待视野不断变迁、对象化的文学接受史。佛克马深刻认同尧斯的接受美学文学史观，认为它突破了作家中心的实证主义文学史观，又从接受角度对文本中心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必要的修正。

在佛克马看来，历史的编撰工作是一种从当代角度阐释和评价过去事件的规范化活动。而作为这一规范化活动的主体的历史学家既是历史事实的收集者，又是进行阐释和阅读的读者与评判历史价值的批评者。历史研究就是一种在诸多历史事件之间确立异质性和同质性的方法，这无疑需要研究者从自身审美观念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甄别与判断。对于同一文学现象，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理论框架来看就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不偏不倚的历史叙述并不存在，对历史的书写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佛克马推崇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史，提倡利用经验材料和理论框架进行文学史的书写，同时又充分关注变化中的接受语境所导致的读者期待的变化。

佛克马最早在汉学领域开始了文学史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是佛克马全部学术工作的出发点。从那里出发，佛克马逐渐转向比较文学领域，开始对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如文学性、语言功能、文学史、文学研究方法论）进行严肃的思考。从那里开始，他渐渐摆脱了实证主义影响研究的束缚，把理论触角伸向更为广阔深远的学术领域。于佛克马本人而言，此书既是出发，又是到达，是其学术理想的宣言书和学术追求的试金石。于中国学界而言，此书为中国学者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提供了一个富有深意的独特视角和史论材料。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思潮和理论的不断涌现，繁衍与裂变，一时间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呈现出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盛况。面对如此纷繁庞杂的“理论批评遗产”，佛克马甄别和体察各类理论批评流派的观点和方法，在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阐发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形成了一套整合形式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思想理论，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一系列相关著作，在国际理论争鸣中发出自己强大的声音。

《文学研究和文化参与》根据佛克马1993年9-10月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稿汇总而成，由俞国强译出，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除了关于经典构成与重构、文学史编撰等问题的探讨之外，佛克马还重点解析了作为一种审美成规和阐释模式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他坚持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化问题，用动态的眼光审视作为一种文化参与形式的文学生产和接受。他深入探讨了文学研究的边界、特性、方法等理论问题，重申总体上的文学研究囊括经验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撰。

所谓“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是基于经验材料的理性分析，关乎的是文学事实，强调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及方法的可重复性、结果的可检验性。佛克马对“经验研究”的界定因袭了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原则（falsification）一说。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客观的科学知识总体的性质是一种具有经验性的猜测和假说，是由我们在解决科学问题时所提出的理论猜想、推测和假设所构成的，而不是由被证实为真的信念构成的。任何真理都是暂时的，需要通过逻辑的论证来检验，并且有可能被修正。相反，文学批评却总是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强调主观的参与和阐释，关乎文学的价值问题。

此外，佛克马通过厘清解释（explanation）与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两个概念，据此对“研究”与“批评”进行区分，也使得他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和分野进行反思。他援引伏尔泰对两者进行区分的观点，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在认识论上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自然科学工作者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者也需要遵循一套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审视，包括批评家价值判断在内的文学系统，其研究结果要能够经得起检验和修正。在他看来，分析作为一种解释活动，受到某些严格规则和标准的指导，这些规则和标准可被重复使用，并得到验证，分析最终导向的是具有科学有效性的结果。阐释则是具有主观性的赋意行为（attribution），这使得阐释必然与阐释者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发生关联。这就是说，文学研究者采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文本的生产、接受与流通，而个体读者或批评家则根据个人的价值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现实阐释文学作品及其价值。从上述观点出发，佛克马明确主张以“研究”与“批评”的二分法代替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三分法。佛克马的观点道出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基本差异，即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具有批评性质的文学研究的不同：前者以标准化实证分析为准则，得出的结果具有真值，是具有相对广泛适用性的（暂时）真理；后者则以建构不同理论观点为己任，得出的结果无所谓对错，其有效性程度不一、高低不同。但无论是科学或文学最终都为人类提供了知识，只不过作为艺术的文学所传递的知识更具个人性，是个体认知与想象的产物，所追求的是普遍意义而非普遍的有效性。

也许与其一以贯之的科学研究态度和批评理性主义的主导思想有关，佛克马认为所有的文学研究都受到问题驱动，需要针对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和工具。文学经典也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和工具，以解决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中的问题。一方面，经典作为文学批评的参照点，以确定文学史的内容。另一方面，经典则起到传承文化传统、启迪智性的作用，在教育机构中被用以教学。佛克马对文学研究方法论富有创见的探讨，为其后来具有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性质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立场和研究方法。

作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执牛耳者，尽管鲜有专门讨论比较文学理论的专著，但从早年汉学视域下的影响研究到中西乌托邦小说的比较，佛克马就一直致力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一开始佛克马便明确表示，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是文化的具体表征，只有透彻深入地了解一种文化才能对其文学有比较全面与深刻的认识。如此说来，具有开放性、跨界性的比较文学研究，势必与其所置身的社会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在一次访谈中，佛克马强调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知道文学交往是如何在不同文化间发生和进行的。文学交往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 “成规”这一概念。佛克马曾坦言，“成规”构成了他全部理论的思想基础，是其开展文学研究工作的根本思路，他曾多次撰文对“成规”进行鞭辟入里的阐发与论述。所谓“成规”，指的是某一文化群体为解决某一协调性问题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融合而最终达成的或短或长、或隐或明、具有约定俗成性的协议和准则。任何成规都具有一种动态的本质，群体构成成分的变化，个体能动作用以及该群体所置身的语境和环境的变化都可能促使“成规”的变化。社会文化以及个体认知的不同也使得“成规”显得千差万别。相对“成规”的另一概念是“创新”。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或文学式样的出现往往是在旧有的“成规”基础之上的“创新”，即新成规对旧成规的否定与颠覆，但在新旧成规的不断更替中，旧成规又有回归的可能性。

佛克马将文学与文化界定为一套成规系统。他声称，人们可以利用这些“成规”进行文化或文学上的交往。在文学交往中，文学成规帮助人们组织关于文学现象的知识，使人们得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非虚构。包括文学成规在内的文化成规系统是从整体上开展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正因受到美国哲学家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所界定的“成规”概念的启发以及尧斯接受美学史学观的影响，佛克马把文学史置入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具体语境中加以考察，视之为不同文学成规系统的更替与变化。文学成规系统的变化，是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这一系列文学艺术创作“成规”的变化皆为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文学史研究就是基于“理论”和“经验材料”解释动态变化的成规的一种模式。不妨说，文学成规系统的演变规定了文学史编撰的轨迹。

佛克马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地发现不同文化间“文学成规”的异同。另外，佛克马通过分析经验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入手，以研究范式为基础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从法国实证主义影响研究到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再到结构主义符号学阶段的演变。这三个阶段论的提出极具前瞻性，对中国学者构建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宁提出了从宏观视域研究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的走向，他从国际比较文学演变格局的角度切入将比较文学的发展归纳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与东方学派。曹顺庆则通过总结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理论的基础和局限，从学科理论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文学研究经历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跨文化研究”三大发展阶段。乐黛云则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在法国、其次在美国、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比较文学研究已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进行。不难看出，三位学者划分不同的三个阶段理论都是从佛克马所提出的“三阶段说”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对于比较文学研究，佛克马一生都始终坚守着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态度。与传统意义上带有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化相对主义甚为不同，佛克马所倡导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观念上的转型，即认为每种民族文化都相对独立于他种文化而存在，而每种文化都蕴含其自身的价值，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佛克马对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和修正实则是强调研究者应怀有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应倡导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多样性共存与平等的对话。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愈发显著，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上吊诡的两极格局，一极是由“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另一极则是由“地方化”造成的文化多元和文化孤立。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语境，佛克马所坚持的温和的、相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实则 “醉翁之意不在酒”，力图消弭这两种文化潮流之间的抵牾。一方面，他率先打破文学研究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强调各国文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他又试图突破文化的樊篱，竭力探寻各民族文学的审美共性和普世价值，并致力于建构具有乌托邦理想的文学新世界主义，试图搭建一座促进不同文学交流和世界文学的桥梁。

佛克马对文学研究的独特洞见，使其成为国际学界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但决不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其全部的学术研究工作从经验出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手段，终其一生苦心孤诣地致力于探寻异质文化间的文化通则和各民族文学的审美共性。2011年8月25日，佛克马逝世两天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就是一部凝结了他毕生思想精华和美学主张的遗作。

在书中，佛克马从分析中西乌托邦传统入手，从社会、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角度切入初步探讨了中西乌托邦思想的异同之处。全书开篇处，佛克马就导致乌托邦小说出现的理由提出了四点假设。第一，表现时代危机的乌托邦小说。即时代危机出现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需求产生矛盾时，作家们便渴望虚构出一个更好的社会。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就是对理想政治体制的诉求。第二，乌托邦概念的世俗化。在社会世俗化进程中，那些从宗教启示中解放出来的作家具有乌托邦叙事的冲动。第三，反乌托邦与乌托邦的对立，即“我们越是接近政治结构化和社会工程的实践，包括乌托邦原则的实现，我们就更有机会看到越来越多试图暴露美好意愿而导致不良结果的反乌托邦作品的出现。第四，文化差异和中欧乌托邦思想的逆向发展。

基于以上假设，佛克马指出社会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是促使乌托邦文学出现的主因，当现实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便会把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愿望诉诸文学想象。不论是源自文艺复兴传统的西方（反）乌托邦作品（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韦勒贝克的《一座岛屿的可能性》），还是源自儒家传统的中国乌托邦小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汝珍的《镜花缘）、老舍的《猫城记》、高行健的《灵山》等》），都会提出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表达了人类对建立一个和谐、自由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都肯定了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

佛克马与时俱进，但决不随波逐流。其全部的研究工作从经验出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手段，终生致力于探寻突破文化樊篱的文化通则和各民族文学的审美共性。谈及国际学界(尤其是美国)对他本人的种种冷嘲热讽，如“科学主义的卫道士”“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残渣剩羹”及“伪装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佛老生前往往一笑置之。他时常提醒我，从事学术研究一定要站稳脚跟、睁开眼睛、敞开心扉，在坚持学术立场的同时学会聆听、善于变通。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两件事：一是先生和解构主义第一人德里达同为波兰华沙大学的荣誉博士，而他比德里达早一年获得桂冠；二是，2001年他被比利时根特大学授予“萨顿骑士”勋章。

在我看来，与其泛称先生为欧洲中心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和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波普式的批判理性主义者和普特南式的实用主义者。根据波普的看法，科学研究的一切结论都应被视为暂时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原则上可能受到批评)而非确定的真理。先生对此高度认同。他也赞同普特南的“概念相对论”( conceptual relativism)哲学立场，屡屡引用普特南在以色列特拉维大学讲学时所用的一句箴言—“怀疑和信念一样需要理据”( Hilary Putnam: Pragmatism: An Open Question，Blackwell，1995，p. 20 )。他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但又时时警惕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如：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陷阱。2001年，比利时根特大学授予佛克马教授“萨顿勋章”，先生在致辞中援引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的话：“文学能把我们从一种生活传送到另一种生活当中，同时又能使我们保持秉性”，并且“叙事性想象为道德互动提供绝对必要的准备”，从而使我们能够洞悉人类共有问题的多样化体现形式(见Martha Naussbaum：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 110 , p. 90 )。对于佛老来说，人文科学的宗旨就是不仅让人类过上富庶的生活，同时也为个体追求幸福指明道路，其终极目标在于谋求个体幸福和全人类的福扯。从这个意义讲，他可以说是一个怀抱乌托邦理想的实用主义者。

佛老在世时，用智性之光照亮我蒙尘的心灵，用人性之美为我敞开天堂此岸。而今，他离世而去，眼泪不能冲淡绵绵哀思和怀念，悲伤不能填补内心永远的黑洞，言语不能表达阴阳两隔的无奈，惟愿先生的英魂在完美的乌托邦里永远安息。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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