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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明栋，男，1955年生，中国江苏人，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孔子学院院长，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特别顾问，负责推选中国第一位文艺理论家进入世界最权威的文论选。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文论、比较诗学、中国思想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著有英文专著3部：1.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米勒教授作序）；2. 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3. 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中文专著1部《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李泽厚先生作序），出版编著、译著多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大部分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外主流学刊，国内期刊有《文学评论》（两篇）、《文艺研究》（两篇）、《文艺理论研究》（两篇）、《北京大学学报》（三篇）、《清华大学学报》（两篇）、《学术月刊》（两篇）等，国外学刊包括《新文学史》、《今日诗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季刊》、《辨析批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加拿大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普通文学年刊》、《东西方哲学》、《文学与心理学》、《现代语言季刊》、《翻译研究》等。其中20余篇收入A & HCI（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和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美国当今文学批评及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华人学者之一。

摘要

在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下，中西研究中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呈现出知性商品化的趋势，使得中国知识生产极大地偏离了其本来目的。然而，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学者们往往并没有自觉认识到这一问题，因而导致了汉学主义和汉学主义化的产生。汉学主义作为知性商品偏离了汉学的原初意图，并不是真正的汉学和中国学，而是汉学、中国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异化。广而言之，汉学主义是知识的异化；具体而言，汉学主义是汉学和中西研究的异化。汉学主义何以成为异化的知识？汉学主义的研究应该向何处去？通过对异化的探索，可以找到汉学和中国知识异化的根源，并对如何克服知识生产的异化、认识“精神殖民”和“自我殖民”的严重后果，如何克服认识论惰性和学术惰性、重新燃起对原创性和创造性的追求欲望找到一些洞见。

关键词：汉学主义     异化       文化无意识     中西研究   思想解放      

将无意识文化转化为有意识批评

归根结底，汉学主义是一种无意识文化，其根基是使知识和学术生产异化的文化无意识逻辑。要消除汉学主义的异化现象，笔者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发起去汉学主义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并就如何使文化无意识转向有意识及如何使汉学主义从一种解构性理论转化为一种建构性的学术批评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要实现去汉学主义化，第一步就是充分认识汉学主义化的后果。笔者已探讨了汉学主义化的各种现象，但并未对这个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在这里将尝试做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汉学主义化是一种未有明言但心照不宣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方法的体制化，这种方法以西方认识论视角观察中国，并拒绝或不愿根据中国自身情况认识中国文化；这种方式根据西方方法论研究中国材料并生产有关中国文明的知识。西方方法论往往无视中国现实并简约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使之能被纳入以西方模式为蓝本的简单化发展模式。汉学主义化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笔者在下文将谈到。

作为一个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笔者研究的汉学主义的主要涉及文学、语言、思想和其他人文学科领域中的汉学主义现象。因为汉学主义的逻辑是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已经渗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处，并几乎存在于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因此，将来对汉学主义的研究应当拓展到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这些领域中的汉学主义现象迄今几乎无人关注。把汉学主义的理念引入这些领域的研究定会带来全新的发现和洞见，并将启发我们跨越汉学主义。抵制汉学主义化就是有意识地抵制观察中国和研究中国材料时所用的汉学主义方法的体制化。这涉及到两大方面：一方面与中国学者相关，另一方面与非中国学者相关。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去汉学主义化就是要认识到汉学主义学术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认识到西方概念和概念化结果的范围和局限；克服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也要有意识地拒绝使用在特定的西方文化中产生的模式和方法论进行学术研究的知性习惯。归根结底，这是一次让思想从西方的感知、概念和抽象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知性解放过程；在精神上恢复对自我能力和创造力的信心，重新燃起追求原创的热情。对于非中国学者而言，去汉学主义化就意味着要清醒认识自己观察中国时所用视角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敏锐地注意以西方模式研究中国学术的问题，并尽可能地以客观和科学的方法生产中国知识和进行中国研究，在中西研究中坚持区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向。

有人或许会说笔者对知识去政治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特里·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和其他很多理论家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一切知识都有意识形态性。[10]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呼吁非政治性的中国知识生产就不切实际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本人认为，恰恰是因为政治影响的无所不在，知识生产的去政治化才显得如此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去汉学主义化的成功取决于知识和学术的去政治化。

学术和知识生产的去政治化意图是区分汉学主义观念和东方主义及西方主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虽然在学术研究中彻底撇开政治并不完全可能，但我们仍然应该努力实现纯粹客观的学术生产，并将为知识而生产知识作为理想，而不是生产顺应意识形态要求的异化知识。同样，我们虽不能彻底清除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影响，但我们应尽可能地使学术去政治化，并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接近这一理想的一条可行途径就是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的阐释学方法，这一方法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是一部大书，需要反复研读并予以全新的阐释。

汉学主义研究的发展方向

汉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范畴，其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本人研究只是做了尝试性的初步探讨。那么，将来的汉学主义研究应当走向何处呢？在此笔者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以对已有的研究做一个初步的总结。首先，我们要继续探讨汉学主义的兴起、根源、历史演变、特征、现状及其内在逻辑，并将这一研究延伸到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领域。本人研究目前仅聚焦于语言、文学、思想和文化。将来的汉学主义研究要拓展研究领域，进一步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医学、社会、科技和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与中国知识生产和跨文化研究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笔者曾稍微留意这些领域的研究，发现每个领域都充斥着汉学主义的现象，汉学主义的逻辑甚至几乎成了一些领域学术研究的一种指导原则。

其次，汉学主义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揭示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纠正对中国文明的歪曲和讹传、辩驳对中国资料的误识和误读这些目标上，当然，这些都是汉学主义分析研究过程中的必要目标。我们研究的一个重大取向应是在问题表象之后和之下找出这些现象所以产生的动机、精神框架、态度以及原理。换句话说，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揭示导致这些中西研究中学术问题产生的内在逻辑。用概念性的语言来说，汉学主义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探究“汉学主义”这一标题之下形形色色现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

再次，我们应当帮助人们提高对汉学主义知识生产中的陷阱的认识，并说明汉学主义的知识生产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严重后果，如阻碍跨文化交际、导致认知惰性、致使非西方民族的原创性萎缩等，类似的后果还有很多。汉学主义理论应有助于理清在汉学和中西研究中应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所引起的学术问题。

最后一点同样重要，因为汉学主义理论首先关注的是知识和学术，汉学主义的批评应当提出一种中西研究的新范式。它应当能促使我们思考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生产的现状、问题和将来的发展。具体而言，汉学主义理论应反思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理论和科学主义目的论的现有范式和方法，并发起一次中国研究现有范式的可行转变，使其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和伪科学的目的论走向真正科学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道路。汉学主义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鼓励和促进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使其远离歧视、偏见、主观态度以及任何形式的政治影响。这一目标似有乌托邦之嫌，因为笔者在本文开篇所言，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知识是建构的产物，而真理，即便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也难逃主观性的嫌疑。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坚持认为，虽然没有绝对客观的知识，但有相对客观的知识，而且力求知识的客观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

在学术领域，汉学主义是一种被异化的知识。在非学术领域，汉学主义是一种知性商品，由各行各业的西方人、中国人还有其他人生产，用以满足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知识的需求。欲想使一件商品满足市场需求，就要对其内容、样式、质量和包装进行修饰和改进。同样，汉学主义作为一种知性商品也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理环境的需求而发生改变。在历史上，为了满足欧洲人对异国情调追求的猎奇心理，中国就成了马可波罗笔下大汗帝国的浪漫主义图景；为了对抗欧洲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国就成了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眼中圣贤明君统治下的理想王国；为了说明欧洲历史的不断进步，中国就成了黑格尔和赫尔德笔下木乃伊般僵死的文明；为了冷战的需要，现代中国曾被描绘成如“黄祸”一样面目狰狞的赤色中国。近二十年来，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和跨国资本的扩张，当今中国又有了两幅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是跨国资本赞成接纳中国的一翼把中国塑造成全球化的先锋和动力；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排斥中国的一翼把中国描绘成正在步老牌帝国主义后尘的新殖民主义甚至是新帝国主义。有关中国知识的知性商品包装常变，但在其核心运作的内在逻辑不变，那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知性消费主义的逻辑。

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无所不在的知性消费主义呢？笔者已将汉学主义重新定义为汉学和知识生产的异化形式。这一定义蕴含了走出作为异化的知性商品的汉学主义以及恢复汉学和知识本来目的和功能的思考。但我们如何才能克服汉学主义的异化现象呢？一条可行的途径是脱离汉学主义思考的常规道路，并就如何从一种真正学术性的视角进行中西研究做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汉学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势必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有重叠之处，但如笔者此前所述，它们之间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东方主义在批评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面有其优势，但极少涉及被殖民者在东方主义创立中的作用。后殖民主义弥补了些许这一缺陷，但仍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批评。在笔者看来，汉学主义理论不应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而应努力成为一种批判思考如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相对较少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理论。例如，中西方从事中西研究的学者可以先批判分析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所生产的中国知识中的问题，以及中国人自己对待中国文明的观点、态度、评价中的问题，然后他们会对其研究的指导原则、方法论、概念范式和研究成果进行自觉的反思，这样就可望找到更科学、客观、公正的中国学术研究方法，也可以就中国学术研究去殖民化、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得到启发和灵感。

自觉反思的批评理论

汉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阻碍了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和表述，也阻碍了对西方的认知和表述。它反过来蒙蔽了西方和非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原因是，对自身文化的正确理解有赖于其他文化所提供的镜像。因此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样都亟需进行自觉反思。中国人同样需要做到这一点才能理解自身的文化。因为汉学主义已经渗透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各个层次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已然构成了威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思想和学术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成为可能，但同时强化了以知性殖民为中心的文化无意识，也强化了中国人思想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并使其学术创造性和原创性萎缩加剧。目前中国学术的繁荣靠的是引入、模仿、复制和重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众多学者对中国学术界原创性和创造性的低下感到痛心疾首。但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满足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低层次复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在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引入流行的西方理论已成了获取声望荣誉、走上成功之道的不二法门。中国人创造的“山寨”[11]一词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学术现状和社会心态——无意创新，满足于搬用。十分令人不安的是，自问世以来，“山寨”一词逐渐失去其本来的贬意，似乎已成为一个中性词。这从语言角度证实了笔者所发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惰性问题，而这种惰性在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同样泛滥，在大部分科技领域，中国学者极少有原创性的研究和成就。只有在那些没有西方模式和范本可以“山寨”的领域，中国学者才做出了令世人钦佩的原创性和创造性工作。中国社会有着浓厚的诺贝尔奖情节，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汉学主义心态一日不除，中国科学技术就无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因为汉学主义的思考方式是原创性的天敌，无论“山寨”出来的东西多么优秀，没有那个科技大奖会授予杰出的“山寨家”或山寨大师的。中国学界亟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汉学主义的批评理论及其思考范式将有助于实现这一解放。

在中西研究领域，汉学主义对中西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造成障碍。从中西研究以外的角度来看，汉学主义则对不同文化间的文化交流设置了障碍。汉学主义化对第三世界文化具有更大的毁灭性，因为它会导致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论惰性和原创性萎缩。在全球的语境中，汉学主义的批评理论有助于全球知性和精神的去殖民化事业。它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认识到“精神殖民”和“自我殖民”的严重后果、克服知性和学术惰性，并带来学术和文化领域中的原创性和创造性成果。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消除汉学、中国知识和跨文化研究知识生产中的异化现象。

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中汉学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文化无意识，这是由对族群、民族、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差异的错误认识以及意识形态干预所引起的。詹明信在对政治无意识的研究中说：“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怀念一种治愈的最终时刻，在这一刻，无意识本身的动态运行进入了光天化日和有意识境地，并被进一步以某种方式整合成为关于我们自身的清晰认识，并决定我们的欲望和行为。这种想法是一种神话。” 他又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即预见有这样的时刻，个人主体通过某种方式会完全意识到自己是由阶级所决定的，并能通过纯粹而又清晰的思辨完成意识形态决定所不能做的事，”这也是一种幻觉。[12]“笔者认同政治在所有话语中无处不在的观点，但无法认同纯粹的知识和学术生产无路可走的看法。在此，笔者将做一例个案分析以说明原因。斯皮瓦克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属下能说话吗？》，文中作者对“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参与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13]的问题表示关切。斯皮瓦克以大英帝国在统治印度时宣布 “萨地”( Sati) ( 印度寡妇殉夫的习俗) 为非法的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英国人的干预确有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目的，但这样做也强化了对英国“文明”和印度“野蛮”之间差异对比的认识，从而为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和吉卜林那声名远播或臭名昭著的说法，即白种人有教化被殖民民族的负担，找到了借口。因为在殖民史中，印度文化被视为非法，并因英国人的干涉而走向地下，斯皮瓦克担心当今的知识分子在为被压迫者代言的时候会犯类似的错误，即居高临下地俯视那些殖民者。在此，笔者要联系中国一个类似的历史事件。裹脚是前现代时期男性主宰的父权社会强加在中国女性身上的一种摧残性习俗。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的共同努力，这一习俗最终被废除。反对裹脚的运动是中国人发起的，但是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启示，西方传教士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传教士支持这一运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裹脚不符合基督教信仰。虽然他们的立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信仰的特点，但因为传教士们没有将这一行为视为显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东方文化的拙劣性的事例，人们很少用看待英国人取缔“萨地”的方式看待他们的干预。英国人的人道主义干预引发了负面效应，恰恰是因为他们借人道主义手段强化对印度的政治统治。如果英国人取缔“萨地”的行为没有政治动机的玷污，那将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人道主义。

最近，笔者的一位朋友在读过本人发表在中国一些学刊上的有关汉学主义的文章之后，跟笔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笔者对汉学主义的分析没有问题，但质疑笔者对学术和知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倡导。他向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种学术研究的本质和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的，你如何才能进行纯学术研究？他还举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笔者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统治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笔者承认，没有绝对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学术研究，但有相对纯粹的学术研究。萨义德在反驳对他东方主义的质疑时否认了伯纳德·路易斯认为他“违背了纯粹学术研究这一概念本身”[14]的指责。虽然他们两人争论中所持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但有一点他们事实上是认同的：纯粹学术研究是存在的。他们基本认同古希腊文化研究就是纯粹学术的典范。[15]因此，笔者坚定地认为有纯学术的研究，有相对中立、客观和无偏见的知识生产方式。

笔者的研究表明，汉学主义是一种以文化无意识为逻辑的无意识文化。因为文化无意识深深隐藏于中西研究之中，汉学主义不会是一种短期的现象。认识汉学主义的逻辑和原理是跨越汉学主义的第一步，而要使其彻底消失则需创造一种真正人本主义的而非族群中心主义的心态，这一心态应根据我们的共同人性，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对事实、真理、平等和知性完满的无偏见崇敬之上。一旦摆脱了汉学主义的无意识逻辑，跨文化研究将不再依赖西方理论作为普世范式，但它们仍可被用为参考框架来研究非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历史情况，我们将会有真正科学、客观的方法来研究非西方材料，我们将会拥有无偏见的非西方文化知识。在中西研究领域，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汉学主义的逻辑，并提防其在知识和学术中的出现，我们终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中国和其他文化的研究将是为了知识本身而研究；将不再受到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其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使命的影响。人们将真正理解欣赏其他文化和传统，这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以及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汉学主义的理论是如此构思并以此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因而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应该成为一种自觉反思的批评理论。

注释

[1]作者简介：顾明栋，芝加哥大学博士，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

[2] 这样的观点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卡尔·波普的证伪说以及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之后已逐渐成为广为接受的常识。

[3]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4.

[4] Williams, Keywords, p. 35.

[5] G. W. F. Hegel, “The World of Self-Alienated Spirit,”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97-302.

[6] Ludwig Feuerbach,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1841)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9).

[7]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 35.

[8] Marx, “Comments on James Mill's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Jon Elster, ed., Karl Marx: A Rea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1 - 35.

[9] 见作者刚出的英文专著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3),以及发表在国内多家杂志上有关汉学主义研究的文章。

[10]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3), pp. 194-217;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7-23.

[11]山寨一词起初被用以指称假冒伪劣商品。现在用作名词时意为“盗版”，用作形容词是为“假冒的”，用作动词时为“造假”，等等。目前，该词似乎已成为“复制”的同意词。

[12]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p. 283.

[13] Gayatri C.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  Quoted fro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2010), p. 2114.

[14] Edward Said, “Afterword” to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 1995), p. 342.

[15] 参见 Said, “Afterword” (1995), pp. 342-44.

网络编辑 / 吴朝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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