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 资料图）

我与傅高义教授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70岁。1999年秋季，我和一起来哈佛大学访问的舍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李大华教授一起选修了傅高义教授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中国研究研讨会课程，现在想来，那时他在哈佛任教的时光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我们可能是他课堂上的最后一批外国学人。

因为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的缘故，更因为当时正在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这以后，就像我常常会去弗朗西斯街65号看望丹尼尔·贝尔教授一样，我也常常会去叩开不远处的萨姆纳街14号傅高义教授的家门，或邀他去哈佛广场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饭店小酌，听他聊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历史，尤其是凭结构功能主义君临天下的帕森斯教授的其人其事。

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傅高义就选修过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研究课程，这不仅影响到他后来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而且后者的社会均衡的观点还左右了他最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负笈海外，研究日本中产阶级

1930年代，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受社会学教育后回到美国，通过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0年)和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一方面将韦伯和欧洲社会学引入美国，另一方面则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扛鼎人物。1944年，他接替俄国人索罗金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囊括殆尽。

1973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强调整合与均衡的结构功能理论在米尔斯、达伦多夫、古尔德纳等人的持续批判下，尤其是面临1960年代后半期美国社会的风雨飘摇，已经开始式微。用那时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傅高义的研究生赵文词的话说，当时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们都以讽刺帕森斯为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霍曼斯将社会关系系改回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则各自回了同在詹姆斯楼的人类学系和心理学系。一时间帕森斯苦心经营起来的“帝国”土崩瓦解。难怪傅高义会告诉我，那时刚刚退休还常常去系里拿信的帕森斯会拿着拐杖戳着地板大骂霍曼斯，把系里的行政人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已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0年。往前回溯，这位1930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犹太后裔，20岁时毕业于威斯利安大学，在军队服了两年兵役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1957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因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曾参与美国战时情报处的工作，克拉克洪对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就建议傅高义不妨去日本从事研究。恰巧另一位哈佛的人类学家威廉·考迪尔博士刚刚从日本结束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回国，克拉克洪的建议获得了考迪尔的积极赞同。第二年，28岁的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傅高义参加了人类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心理学家约翰·施皮格尔联袂指导的一项有关家庭和心理健康的大型调查，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婚姻关系与受情绪困扰的孩子》。因此，一开始傅高义日本之行的目的不过是想将这项研究扩大到不同的人种学背景中去。不过，在快要完成在日本的田野工作之时，傅高义开始对自己似无新意的研究产生了倦怠之感。

相反，在东京市郊真间町(学名M町)的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家庭模式上的差异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来，原先有关家庭与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被后来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即工薪族的议题所取代。

研究中国的目的

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

收集完田野资料返回美国的傅高义最初是到耶鲁大学任教的，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大学的机会。进入1960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在政治上逐渐失势，而美国人也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对手长期存在，曾作为“危险领域”的中国研究又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在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哈佛、哥伦比亚、华盛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以及康奈尔等大学的中国研究如火如荼；而“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费正清也再一次慧眼识珠，使得傅高义1961年有机会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返回哈佛，而他的社会学背景也开始成为费正清等人实现将传统汉学改造成当代中国研究的契机。

进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傅高义一面跟着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学习汉语，跟着费正清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一面利用在日本收集的田野资料撰写《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2013年出版的第三版去掉了副标题，名为《日本新中产阶级》)。1963年，几乎在这本著作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香港，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尽管当时的美国弥漫着冷战的氛围，主流意识形态视中国为对手，但傅高义及一批年轻的中国研究学者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却对中国抱以同情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但大多数研究者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目的却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而不是对抗。

如果说上述立场决定了傅高义对中国研究的态度，那么社会学的训练则使他脱离了关注中国之命运一类的宏大叙事，转而研究离香港较近因而能够获得相对丰富的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广东。在香港除了约谈访谈对象(多数是来自广东的移民或偷渡客)外，他开始系统阅读《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一年后回到美国后还继续阅读哈佛大学购买的1949年后完整的《南方日报》。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乎所有1949年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变化都引发了傅高义的高度关注。至此，傅高义成为全美能够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并因此能够洞悉整个东亚局势的不二人选，他将费正清和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一译赖世和)开创的哈佛东亚研究传统近乎完美地继承下来。

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傅高义成为中美关系变化的积极推动者。他参加了冷战期间建立的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并和费正清一道为先前的哈佛大学同仁基辛格出谋划策。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关系获得实质性改善，傅高义也有了机会进入自己研究了多年的中国内地。

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资助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从此之后，访问中国成为他日常生活和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一年，43岁的傅高义接替退休的费正清出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不久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

不二人选

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成了傅高义学术人生的“双推磨”。1975年，刚刚陷入中美关系变革大潮之中的傅高义，又接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尽管自1958年之后，傅高义几乎每年都会去日本访问，在1965年开设中国社会课程的同时甚至更早，他也开设了日本社会的课程，对这个岛国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但一直到完成这次研究归国时，他才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

而日本这个原先他一直带着优越感打量的“他者”开始以惊人的成就使其“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的这样头头是道呢？”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并很快成为日美两国企业界，以及不久后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商两界的“葵花宝典”。

在《日本第一》出版之时，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进入后来令全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这一背景，也使熟知中日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傅高义成为这两个历史积怨深厚但现在开始热络起来的国家相互争抢的“香饽饽”。不仅因为在197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到过广东(傅高义的妻子艾秀慈还会粤语)，1980年刚刚开放之时又在中山大学做过3个月的访问，熟悉那里的一切，制度、组织、环境、政策和人头……而且因为《日本第一》的成功，刺激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向世人展示自己进步的欲望，傅高义成为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不二人选。

1987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艾秀慈夫妇再度来到广东，艾秀慈研究中国的老人和社会福利，傅高义则开始系统研究广东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在广东的近7个月内，尤其是在省内周游的十周里，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14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全省100个县他去了70多个，拜访了30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

广东为他们自己请来的客人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方便”，为了傅高义能够进行自由而有效的调查，配给他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懂粤语的助手。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这本涉及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的著作，开始将研究的视野从全能型的国家转向“过渡中的社会”。尽管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发生了“风波”，对 48 31946 48 15533 0 0 3072 0 0:00:10 0:00:05 0:00:05 3072国改革开放富有信心的傅高义还是坚信：“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实，在研究广东的同时，傅高义的眼光已经从日本和中国投向整个东亚。1980年代初，哈佛大学要求资深教授们为学生开设公开课，傅高义开设的课程为“东亚产业社会”，他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着重讨论后发型产业社会的特点。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两年后，《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1991年)一书出版。尽管“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成于1970年代后期，但只是在傅高义的著作出版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现在看来，此番对韩国的涉猎，为他最近几年与高丽大学金炳周教授合作主编的《朴正熙时代》(2013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傅高义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傅高义著作中译本《邓小平时代》

用了10年时间撰写《邓小平时代》

到1990年代，傅高义对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的出色洞悉，已经使其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出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时，自然就会邀请自己的老朋友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提供材料与分析背景。不过，这样的“从政”机会对一个63岁的人来说似乎有些晚了，所以仅仅两年后，傅高义再度返回哈佛，接替人类学家华琛，再度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在这一任期内，傅高义的努力使“费正清中心事实上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波士顿分部……这段时间也成为中心四十年来最为活跃的时期”。对中国人来说，傅高义这一阶段最出色的贡献是促成了江泽民1997年访问哈佛大学。我1999年春到达费正清中心访问时，傅高义已经进入第二个任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秋天，邀请我去访问的裴宜理教授出任中心主任。

记得傅高义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强化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两个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只是感叹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了10年时间撰写长达700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

而再度学习中文，像他后来所说，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从而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后来被誉为“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的著作，获得了包括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等一系列奖项。

2013年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10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50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6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来源：公众号“花家地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