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美国学者杰克·斯纳德（Jack Snyder）在一份关于苏联核战略的兰德研究报告里首次使用了“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这个词。他认为战略文化是破解困扰美国战略分析家魔咒的魔棒。此前美国的战略分析家们感觉苏联的核战略难以捉摸，做出的判断也与实际相差很远。通过分析研究，斯纳德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美国战略分析家们以己度人，按照自己所认定的合理标准和理论模型来推断苏联的战略反应。由此，斯纳德坚信，在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战略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战略群体成员就核战略问题所共有的思想、对一定情况的情感反应和习惯行为方式的总和”。只有掌握了苏联的战略文化，才能对其核战略取向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杰克·斯纳德的这篇报告——《苏联战略文化：对于有限核战争的意义》，是以谈论战略文化问题为主的。战略文化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战略家们的热议，研究战略文化的理论问题以及国别和地区战略文化的文章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的劳伦斯·桑德豪斯（Laurence Sondhaus）教授在其于2006年出版的《战略文化与战争方式》一书中，列出了自1977年到2004年具有典型意义的五种战略文化定义。其中第一种就是上面引用的杰克·斯纳德的定义。第二种是由K. 布思（Booth）于1990年提出的。他的定义除了增加符号、成就等文化因素外，便是将战略文化所涉及的问题从斯纳德所限定的核战略扩展到了广义上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三种是由A. I. 约翰斯顿（Johnston）于1995年提出的。他将战略文化的表现介质着落在“综合完整的符号系统（例如：论证结构、语言、类比、比喻等）”。第四种是C. S. 格雷（Gray）在1999年提出的。他更强调战略群体的地理因素。第五种是K. 朗赫斯特（Longhurst）于2004年提出的。他给战略文化的定义几乎与杰克·斯纳德的相同，只是将涉及的问题扩大到了“使用武力”而非仅是“核战略”。从这五种定义可以看出来，战略文化——笼统地说——指的就是影响一个国家（或者战略群体）选择战争与否的文化要素。

这五种战略文化的定义有两点基本相同或相似之处，一是对战略文化要素的相似划定。尽管有的表述不同，有的增加了一些要素，但是后四种定义都包含了杰克·斯纳德所列的三种主要要素，即“思想、对一定情况的情感反应和习惯性为方式”。其中有的将“思想”改为“价值观念”（布思）或者“信仰”（朗赫斯特），有的将“对一定情况的情感反应”改称为“态度”（布思、格雷、朗赫斯特）。二是对战略文化源远流长和相对稳定特征的认同。朗赫斯特对此的论述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一种战略文化尽管不是永恒不变的，但却会长期存在，往往在其形成的时代过去之后仍旧存在。它形成于这个群体形成的阶段，而且在这个群体经历的关键节口上发生逐步的或根本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曾认为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封建社会。他甚至还说，中国有三本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读不完就不算中国人。他的这些话反映出他对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的深刻认识。读者不仅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读出文化特质，同时也在直接或间接阅读的过程中被作品中的文化观念所塑造。文学作品在对文化（包括战略文化）的反映方面有比之其他文类独到的地方。以“对一定情况的情感反应”为例，没有其他文类会像文学作品那样详尽和真实地对情感反应细节以及反应机制进行记载。

文学研究可以而且也应当是战略文化研究的一个手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功能独到、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有意识挖掘文学作品中战略文化意义的研究在国内似还未见。通过研究外国文学来了解外国战略文化不仅可以扩展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外国文学研究的内涵，而且可以增强我国读者对外国在对战争与和平进行选择时的文化机理的把握，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比较突出。

既然战略文化源远流长且相对稳定，了解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难免要钻故纸堆，研究文献。战略文化专家选取的研究材料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既然他们也是对文献进行研究，其研究的基本方法难免与文学研究方法相类似。从战略文化的诸种定义不难看出，文学研究中民族身份研究、集体无意识研究、伦理道德研究以及“语言、类比、隐喻”（约翰斯顿）研究等本身就是对战略文化某些侧面的探究。约翰斯顿在他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一书中着重提到两种战略文化的研究方法。一种是某种意义上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另一种是象征分析（symbolic analysis）。约翰斯顿的认知图绘就是从文本中找出与研究课题相关的语句（如格言），用这些语句来绘成思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地图，从而把握“‘文本本身的逻辑’，而非作者所采用的表层逻辑”。这跟文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有共同之处。约翰斯顿采用的象征分析法尽管引入了较新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如认知处理、社会暗示等，但在本质上与文学研究中的象征分析别无二致，亦即找出象征物，分析象征意义。

可以说，用上述两种方法和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从任何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民族战略文化的蛛丝马迹。一部作品中的蛛丝马迹未必是一个民族战略文化的全貌。不过，蛛丝马迹积累多了，全貌也会得以大致呈现。或可说，这就是对某一部作品中的战略文化因素进行挖掘的意义所在。 

石黑一雄是位日裔英籍小说家，他童年随父母从日本到了英国，尽管日本文化的家庭熏陶依然不减，但是他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却是西方式的。尤其是在他的日本题材小说中，从西方文化角度所进行的“日本性”描写引起了不少批评家的注意。石黑一雄像其他移民英语作家一样，在写作时可以描写具有原民族文化的特点，以迎合英语读者的猎奇心理。他对日本文化的反应是漫画式的，凸显具有典型性日本文化表现。

《团圆饭》是石黑一雄的一篇短篇小说。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日本家庭的儿子，母亲因吃河豚中毒故去，除了这个儿子外，家里尚有父亲和女儿。父亲沉默寡言，二战中曾在日本海军服过役，儿子在母亲尚在世时离家赴美，此举曾令其父母大为恼火。许多年过去了，儿子从美国飞回日本。父亲似乎已经尽释前嫌，去机场将儿子接回家中。尽管得知儿子在飞机上已经吃过东西，父亲还是坚持亲自做晚饭。女儿是大阪一所大学的学生，此时也回到家中。一家三口吃了一顿团圆饭，主菜是煮鱼肉卷。尽管未予直接交代，但小说给读者的感觉是，鱼肉卷很可能是用河豚做的。

这样一篇短篇故事，借用经过约翰斯顿改造过的认知图绘来研读，也不难发现作者在对“日本性”的刻画过程中所呈现的日本战略文化因素。在《团圆饭》里，一些语句引人注目，从中至少可以看出日本战略文化中的两种基本特征：一是独特的等级观念；二是武士道的传统。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即本尼迪克特（Benedict）在她的《菊与刀》中所谓“各居其位”的观念，“是日本人认识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二战期间，日本人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由其特使交给美国国务卿的照会中强调：日本人之所以袭击珍珠港，就是因为不能容忍与日本促使各国在世界各居其所的基本政策相悖的现状长期存在。本尼迪克特在她的书中还认为，通过描述诸如日本家庭等单位的结构机制，可以了解日本人“各居其所”的等级观念。

《团圆饭》里，石黑一雄将这个日本家庭中的等级关系及其表现细节做了生动的描写。在直接谈及父亲的主宰地位时，作者是这样写的：“父亲在场，往往没法进行轻松的谈话；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每句话似乎都是无可更改的最终决定。”当然父亲在家庭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更多地是通过其女儿在他面前的驯服和紧张的表现折射出来的：“父亲一离开房间，妹妹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不一会儿她就滔滔不绝地说起她在东京的朋友和学校里的课程来了。”

武士道的本义是武士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在二战中体现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对天皇的以死效忠。《团圆饭》中的母亲是因吃河豚中毒而亡。作者特意交代：“河豚在战后十分受欢迎。在严格的规定颁布之前，人们发疯般地在自家厨房里掏河豚肚子，然后邀请邻居朋友前来品尝。”战败后的日本疯狂吃河豚是武士道传统的一种体现，带有一定的自杀性质。父亲在生意上的合伙人渡边也在公司破产之后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用煤气毒死，自己刨腹自杀了。父亲本人是神风敢死队的崇拜者，他自制了与他在二战中服役过的军舰相似的模型，他对儿子说道：“我的梦想是当空军。……如果舰船被敌人击沉，你只能在水里挣扎，等待救命的缆绳。然而驾驶飞机——哼——飞机就是最后的攻击武器。”

将认知图绘的方式延展一下，不仅在研读中寻找有意义的语句，而且也用于发现文本中的原型暗示，深藏于《团圆饭》中的具有战略文化意义的态度情感也可得见。尽管石黑一雄在他的日本题材小说中总是对日本人的战后情感描写不遗余力，但是正如石黑一雄是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混合体一样，他对日本战略文化的反映难免取用西方文化的视角。把握这一点，对于了解《团圆饭》里的原型暗示十分重要。

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看《团圆饭》，小说的题目似乎就具有原型暗示意义。题目的原文是The Family Supper，以其于The Last Supper（最后的晚餐）的相似性，难免引起西方读者的联想。“最后的晚餐”是基督跟其使徒们一起吃的。餐间基督说明了所用的面包和酒的含义，同时也预言了自己将被一名使徒背叛。《团圆饭》里，父亲俨然是基督，分食着鱼卷，而且他也在一定意义上被背叛了。尽管父亲委婉但却执著地相劝，儿子似仍无意留在日本，想再度去往二战时的敌国——美国。父亲称赞女儿会听他的话留在他的身边，殊不知女儿也心存与男友同往美国的打算。将一位参加过二战、对战争失败耿耿于怀的父亲下意识地与遭受背叛的基督相提并论，反映的是类似作者的日本裔人为日本的二战参与者鸣冤叫屈的情感。

《团圆饭》里游子回家的基本故事框架，也可以让西方读者得到与《奥德赛》相联系的暗示。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之后饱受磨难，终于回到家中。然而他的家却被一群他妻子的求婚者所占据，搞得乌烟瘴气。奥德修斯与其儿子一道杀死了所有求婚者，恢复了家庭的秩序。《团圆饭》里回家的不是父亲而是儿子，然而儿子所看到的的家似乎有点像奥德修斯遭到占领的家。母亲被动地死于战后吃河豚的疯狂。父亲与渡边合开的公司倒闭了，渡边因此带着全家自杀身亡。而公司倒闭的原因似乎与美国人的占领有关系：父亲和渡边不理解也不愿意“按外国人的方式经营”。公司倒闭后，父亲在闲暇时制作了军舰模型，仍然“信仰战争”，似乎在内心作着复仇的梦。

将小说中的父亲与被出卖的基督和复仇的奥德修斯进行隐形勾连，未必是作者有意所为，而是西方文化图式对作者的下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基督和古希腊英雄人物类型的下意识套用，反映的是部分日本人对小说中参加二战且对战败耿耿于怀的父亲这样一类人物的深层次情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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