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文汇报”，特此致谢！

演讲者简介

　　邬国义，1951年4月生，浙江奉化人。1978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二十世纪学术史等。主要著作有《国语译注》、《资治通鉴》（附考异）（校点），撰有《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国语译注》、《南朝五史辞典》（副主编）等，承担国家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王国维全集》的点校整理工作。

核心观点

　　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是一位先驱者。其所著《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在欧洲广为流传，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游记》首次向西方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的大门，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然而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部“奇书”才渐为国人所知晓。

传教士掀起绍介的序幕

　　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最初传入中国，是通过传教士的译介而知的。在传教士到达中国之前，契丹和中国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是长期困扰欧洲人的一个问题，利玛窦来华后在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过程中就说起过马可波罗及其《游记》之事，但这在中国的典籍中至今未能找到相关的记载。

马可波罗游记地图

　　据现有的材料，中文文献中介绍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约始于鸦片战争前夕。1853年的《遐迩贯珍》中文月刊中《西国通商溯源》一文论述了中西交通和通商互市的历史。其中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马可波罗来华的事迹及所著《游记》之事，可以说是最值得注意的详细记载。

　　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发表后，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在当时缺乏东方常识的欧洲人看来，《游记》所叙述的简直像是“天方夜谭”，因而既使他们感到震惊与向往，同时却又怀疑其真实性。后来马可波罗以及不少传教士都力图证实《游记》所言不虚。

　　经过西方传教士的介绍，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始为中国人所知。从最初的传播来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及慕维廉《地理全志》等传媒均有相当的辐射力。

　　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可波罗及《游记》的传播有了新的进展。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则是有关专文的出现。据向达先生考证，中国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是《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作者一直是一个谜。

　　近年经学者的研究，关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有了一些新进展。如《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专门论述了马可波罗父子来华的详细经过及事迹。

　　1880年之后，在传教士编的历史教科书及所撰著述中，则已较普遍地论及马可波罗入华及其《游记》之事。同时，在教会人士创办的早期报刊中，也开始有文谈到。作为上海创办的第一份中国天主教报纸《益闻录》，于1880年第47号起刊载《天主教入华纪略》。

　　从上述传教士及教会报刊上有关情况来看，可以说，正是传教士掀起了绍介马可波罗及《游记》的序幕。其初始的介绍，无疑引起了国人的注意，从而在中国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回响。

1874年的两篇报刊文章推动传播

　　以上所说，尤其是在早期的中文文献中，都是西方传教士和在华外籍人士的介绍，这实际上反映出《游记》在中国早期传入的初始状况。那么，国人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反馈和最早介绍又始于何时呢？

　　学界一般认为，《元代西人入中国述》和《询意国马君事》，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介绍马可波罗其人其书的文章。二说均认为始于1874年。

　　其实国人论述到马可波罗恐怕比这要早得多。事实上，在传教士最初的介绍下，马可波罗及其《游记》之事已渐为国人所知晓，并在社会上有一定流传。1855年底，曾国藩的幕僚周腾虎在论述景教历史时，就曾提到过，但又把他和《圣经》中早期教会人物马可约翰混为一谈。这正反映出早期马可波罗在中国流传的混乱状况。

　　这一时期，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恰在墨海书馆工作，与传教士慕威廉、艾约瑟、伟烈亚力等均有密切联系，这些传教士均谈起过马可波罗及《游记》。所以王韬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应该有所知晓。虽说他颇遗憾未能得读《游记》原著，但最早将眼光注意到《游记》的史料价值，并第一个提出了辑译《游记》输入中国之事，以补元史的缺略。

　　尽管如上所说，国人论述马可波罗并非始于1874年，但1874年仍可认为是马可波罗及《游记》传播史上的重要年头。此年1月和4月，《申报》与《中西闻见录》分别刊载了求知子《询意国马君事》和映堂居士《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两文。以上两种均是当时有影响的报刊，无疑会引发读者进一步了解和探寻的兴趣。

　　应当指出，当时中国报刊上出现有关马可波罗及《游记》的专文，也与1871年之后英国人亨利·玉尔的英译本《游记》的出版有着直接的关联。此书在来华传教士与学者中引起轰动。

　　如果说，此前略知马可波罗及《游记》还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随着两文在报刊上的发表，通过报刊的传媒，知晓此事的随之就多了起来。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一部分外交人士直接走出国门，则使他们对此有了更为直接的感受。

　　中国人最早获得《游记》原著的是近代第一个驻欧使臣郭嵩焘。他出使欧洲所撰《伦敦巴黎日记》中就曾七次提到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还记下了有关外国人的反映。但是受限于时代历史的因素，郭氏在《日记》中虽有关于马可波罗及《游记》的记录，实际上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并未在社会上激起涟漪。

　　最早将《游记》作为文献资料，利用它来考证史事的则是光绪年间的洪钧。洪钧开创了以《游记》参证《元史》的先例。但洪钧与郭嵩焘同样不懂外文，他所引用的外文资料靠的是使馆译员的翻译，在其列出的《引用西域书目》中，也并无《游记》之名，可知其只是转引。尽管如此，洪钧为此后元史的研究者开辟了先路，其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自鸦片战争前夕到19世纪中期，关于马可波罗及《游记》的最初传播还是比较零星散状的，而且国人的认识也较模糊，更谈不上研究了。由于传播渠道不畅，其传播的地域、范围受到相当的限制，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这种状况，只是到了1890年之后才有了较大的改观。

广为人知、初步研究和翻译

　　1890年之后，国内书刊报章中提到马可波罗及《游记》的明显增多，同时在传播渠道与媒体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与特点。

　　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其著作和报刊中续有介绍和解说，对晚清的知识界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一些教会人士及学者最先利用马可波罗之事来论证景教及基督教入华的史事。在一些报刊杂志中，引其为例加以论说的也逐渐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除来自传教士的讯息之外，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传播渠道和信息资源。当时，有众多日本历史教科书被译介到了中国，还包括一些西文译著，其中有不少均论述了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虽如伯希和所说：“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年翻译欧洲书以前，从未知有此人。”但此事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科书中，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知识。由此，通过这些教科书与译著，使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日本传入的历史教科书中，最早要数冈本监辅1879年用汉文编写的《万国史记》。该书在日本出版后，很快便传入中国。该书后又于1895年重刊，有多种翻印本，更扩大了其影响。在卷八《意大利记》中提到了马可波罗的事迹。

　　此后还有1902年日本著名汉学家重野安绎用汉文撰写的《万国史纲目》，在1295年记载有“马哥波罗还自元”条。这些用汉文写就的著作，由于没有语言上的隔阂，对中国的著述起着直接的影响。

　　至19、20世纪之交，日本的教科书被大量翻译进来，形成了一个持续的高潮。当时几部比较出名的译作，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记载了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如1899年东文学社出版的日本桑原骘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1901年金粟斋译书局出版的日本小川银次郎著、东文学社译《西洋史要》；还有同年东亚译书会出版的日本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著，徐有成、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

　　此后出版的一些世界史著作，也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同年作新社出版的《万国历史》，1903年上海通社出版的德国布列著、特社译本《世界通史》，此书除特社译本之外，还有镜今书局译本，由叶瀚重译自日本和田万吉译本。

　　至于一些中西交通史与文明史方面的译著，其中更不乏其例。如1903年出版的日本人斋藤奥治所撰《西力东侵史》，出版界评价此书“为最新最完备之东西交涉史”。译本之一的林译本第七章中谈到：“西洋人记录日本事者，始于马尔克扑劳之《东洋闻见录》”云云。同年黑风氏所译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中国文明发达史》也谈到马可波罗促进了欧亚交流。

　　受上述译著的影响，与此相应，当时国人自撰的一些世界史与中西交通史著述，有不少均述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如1897年出版的邹弢《万国近政考略》，在卷二《地舆考》中便指出：“考中国元代始初，有意大利国佛尼斯人马穀保仕中国，为扬州总管，曾奉命出使。后告归回国，在南洋望见奥洲，归述于人，始有欧人来探是地。”卷七《沿革考》论述意大利时也专门论及此事。1899年出版的龚柴、许彬编译的《五洲图考》，在《澳削尼亚洲》“总论”中说道：西人在元代之前不知道有澳洲的存在，等马可波罗回国后，他们才知道除了亚洲之外还有别的岛屿。可见这些著述在论述五洲万国历史时，均已注意及此，而不忘写上这一内容，以阐明其重要意义。

　　严复的译著也值得一提。戊戌时期他以翻译《天演论》名动天下，纸贵洛阳。他所译的亚当斯密《原富》，1901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原富》中认为，中国尽管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但现在却处于停滞状态之下，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原书中此段文字并不很长，但它直接与中国的现状相比较，以此来说明中国社会进步之缓慢，再经严复的译介，在清末险象环生之际，不免令人看了触目惊心，因而其所造成的影响也就非同一般。如吴汝纶在读严复译稿时，《桐城吴先生日记》上卷《西学》第九中，便摘录了严译之文，指出“今其国富庶不加益也，其编户齐民颠连穷厄，则欧洲极贫之国未尝闻也”。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中，引严译《原富》中“玛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之语，说道：“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籍，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对此表示了十分沉痛的心情。

　　由于上述历史教科书包括严复的译作等，均是一般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读物，其受众及影响的层面自然远较此前扩大，也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由此，国人获知此事就较前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新的学术资源。至于当时不少的报刊传媒，在这方面同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查阅有关的报刊资料，一些文章在论述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时，提及马可波罗之事，也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值得提出的是，1903年2月在福州出版的《闽报》上，连载有黄乃裳所撰《欧人东来考》一篇长文，详考有关中西交通及欧人东来的历史。其中论列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又有意大利人姓保罗名恪路者，与其弟麻标来”，以及此后携其子马可再次来华，马可在华事迹和返意大利后写《游记》的情况，远较一般译著的教科书为详。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关于马可波罗的专题演讲活动，也是值得关注的动向。据当时《申报》载，1906年3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上海尚贤堂作了题为《意大利名人马克博罗》的演说。此后又连续二天，大幅登载这次演讲的情况。当时如盛宣怀等一批上海官员和士绅均参加，可说是中外同人共聚的重要活动。

　　上述报刊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介绍与论述，说明它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成为当时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知识分子、士绅和普通民众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曾任清廷大臣、1904年逝世的文廷式，在其《纯常子枝语》卷四十中也引：“西人马留哥波罗尝仕元，世祖时巡视各地。其纪行书有曰”云云。很有意思的是，1907年11月，在唐景嵩、宝熙为光绪帝讲授《西史讲义》的讲稿中，论述“新航路之发明”、“新大陆之发见”时，也讲到“葡人之寻新地于非洲也，意大利有哥仑布者，素操航海业，尝读马可波罗书，颇悉亚东事”。可以说，这一时期，经报刊媒体的传播与宣传，上至皇帝，下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有关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已经广为人知，成为社会上一种普泛的常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初步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单士厘。她是清末最早走出国门的知识妇女之一。1908、1909年间曾随出任清廷驻意大利公使的丈夫钱恂旅居罗马。著有《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归潜记》记载了她在意大利罗马等地游历的情况，其中有专文《马哥博罗事》详细地介绍了马可波罗及其《游记》。

　　单士厘认为《游记》“凡所闻见，多可与《元史》相参证”。引人注目的是，文中她还对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考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一是关于马可波罗其人的问题。她通过查阅有关元史的资料，对西方学者认为元枢密副使孛罗即马可波罗之说提出了质疑。二是《游记》所载马可父子襄阳献炮一事的真实性问题。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宣称，元朝攻陷南宋襄阳城，得力于使用一种新式武器抛石炮，献新炮法的是其父亲、叔父和他本人。她据《元史》的记载揭示出史传所载“与马哥言亦不合”。此外，她和其丈夫还依据《游记》的内容，说明犹太教、基督教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这一时期，在介绍马可波罗及《游记》方面，《东方杂志》上刊登的两篇文章也值得注意。1910年6月《东方杂志》第8卷第5期上，刊登了杜亚泉所撰的《马可波罗事略》，该文称“马可波罗为欧亚最初之介绍人，本志屡引用其故事，兹撮其事略及遗像”，介绍了其生平事略，同时还刊登了一幅马可波罗遗像。第6期上即刊登了史久润所撰《马可波罗游记书后》一文。史氏认为，古今独具只眼、周游列国的只有五人：一为希罗多德，一为安思北，一为马高，一为北尔撤石，第五人即为马可波罗。指出在此之前，欧洲人至东方者，仅至君士坦丁堡与黑海之滨而止，故称道他是“灌输亚洲事情以入欧洲者之第一人”，同时“成吉斯汗一生之丰功伟烈，赖马可波罗之书而后千载万载传于世界”，因而又是“成吉斯汗之恩人”。两文发表在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刊物《东方杂志》上，其作用显然不能低估。

　　从史久润称“近方着手”翻译《游记》之语来看，说明此时国内直接接触、阅读到《游记》原著的人已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1910年11月出版的《地学杂志》第10期“绍介图书”栏中，还刊登了一则介绍英文版《马可孛罗游记》的广告，广告作者还结合当时的现实，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精神。

　　随着马可波罗及《游记》影响逐渐扩大，也有了获得《游记》原著的途径，翻译《游记》原著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一个译本，是清末魏易翻译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魏易曾经留学法国，与林纾合作翻译过《汤姆叔叔的小屋》、《迦因小传》等外国小说。他于1909年开始翻译《游记》，所依据的底本是刊于1818年的马斯敦英文译本，仅在个别地方参考了“地学本”。译文逐日登载在北京汪康年主办的《京报》上。虽说所刊登的仅是部分章节，但它的刊出，无疑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游记》的真实面目，因而引起了颇大的反响。

　　辛亥革命以后，魏易又将全书译完，1913年7月由正蒙印书局出版，由梁启超题签封面书名。书分二册三卷，计二百零五章。在翻译中，魏易对前译中人名、地名的讹误脱漏，以及道里方向与今世舆图所载不相符合的地方，参考有关文献作了较详的注释，对战事的叙述则作了删冗精简的工作。

　　不过，这一译本也有较大的弊病。其所据底本不佳，魏易所译对原文又多所删节，实际上只是一个节译本，这和当时翻译外国作品多为节译的风气是相关的。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因受西方学者鲍梯、马斯敦等的影响，误将元枢密副使孛罗与马可波罗混为一人，由此造成重大的失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如李季、张星烺等也多误从此说，直到1920年代以后，伯希和、冯承钧才纠正了这一错误。译者不谙元代史事，对译文中的人名、地名，均未与《元史》加以对证考释，故颇多讹误，因而为学者所诟病。不过此译本尽管有众多的缺憾，但作为我国翻译的第一部《游记》，国人由原先只知其名而未见原著，到正式看到译作，无疑扩大了其在中国的读者层面和社会影响。这一译作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此版《游记》现已很少得见，以具有版本上的价值。

　　在魏易译本出版以后，国内学者也随之对其作了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地名、史实的研究。1915年，史地学家丁谦在《地学杂志》发表了《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考订》，序言中声称，在读了魏易的译本后发现书中附注今地名颇多舛误，因此详细考核，以正其误。此后他又在前文的基础上，写了《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的长文，主要依据魏易译文的体例和顺序，对魏译《游记》中的地名和史实作了考订。改正了魏译的不少错误，对全书大部分作了注释并附以今名，使其事得以互证明确。同时又颇有见地的指出，《元史》之孛罗系蒙古人，魏译乃以元世祖时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实际上表明中国人对《马可波罗游记》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丁谦给予高度评价。

　　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回溯既往，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无疑展示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逐渐扩展的过程。它既反映出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

　　通过对马可波罗这一个案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当然，至于真正对马可波罗及《游记》作比较深入的研究，那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这一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展开，先后有张星烺、李季、冯承钧等人译本的出现，有吕思勉、向达、季子、杨志玖等人对马可波罗及《游记》的考证与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787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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