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是冯骥才先生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今他出版的游记不下10本。旅途中，冯骥才先生对历代伟大艺术家的遗迹、作品，感触尤深，每当写到他们，笔下的文字总是充沛着格外强大的情感张力。

作者：冯骥才

4月2日

英法海底隧道——伦敦

从海底到英国

法国与英隔海相望，之间往来只有三条道:一是飞机，一是乘船；自一九九四年又多了一条，即搭火车从海底隧道过去。于是这次我选择了第三条，我想体验头顶着深深的海水穿过海峡的感觉。

中午乘车先出法国海关，再到英国海关交验护照。法国海关摆摆手就过了，英国海关恨不得把你的胡子拔下几根化验一下。这两国人也是两样，英国人精于工业与管理，法国恨不得人人都是艺术家。你的名片上边的身份若写“艺术家”，法国人马上对你表示敬意，表示亲近。你若写上什么长什么官，法国人毫无兴趣，这与他无关。待过了海关，车入码头，开始排长队，一辆辆驶上一列火车。这种特制的车厢高大，汽车入车厢停好，每三辆为一组自动关上一道玻璃闸门，我立刻明白这是载车火车，人坐在自己的汽车里，汽车“坐”在火车里——穿过海峡。不一会儿火车开动，纵入隊道，除去轻轻揺晃，并无异感，更无海水在头上荡漾之感，至多过半小时，车窗外出现房子、灯杆、路标，原来已经到了英国的多佛尔，跟着上了高速，径直驶往伦敦。

三十年前初访英国

前一次来英国是一九八一年，种种情景忽在心中出现。那是我有生第一次出国。此前是“文革”，“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出国，尤其是去西方国家。我连英国是什么样子都想象不出来，所以我从议会大厦前面的大桥走进这座城市时，面对着那一大片极华丽的古典建筑，完全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世界，我蒙住了。

那次访英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三人，除去翻译，还有团长、老作家吴伯萧先生和我。我对吴老所知不多。“文革”前我从事绘画，不大通晓文坛的事，只在上学时读过他的一篇散文《记一辆纺车》，那正是他的名篇。“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厉害，甚至破开除党籍，“文革”后也是头次到境外，心里紧张，也发蒙，逢到交流座谈基本不知该谈什么。那次在牛津大学与教授们做小型的交谈，我忽见吴老睡着了。傍晚从牛津回来吃过饭，吴老把我叫到他房间问：“下午座谈时你是不是以为我睡着了？”我一惊，他怎么知道我的想法？我忙说:“您岁数大了，又有时差，这两天安排活动多，太累了。”谁料他说:“外事无小事。今天人家提的那些问题怎么回答？外事工作不犯错就算圆满了。”我由此感到老一代作家在经历“文革”重创后的“心有余悸”。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初访英国。

那次访英的活动由英中文化协会安排，其实活动都很有趣。包括出席布克奖颁奖，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蝇王》作者威廉・戈尔登见面交谈，造访剑桥、牛津和伦数等几所大学；由于此前中西方隔绝，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再加上有点“发蒙”，留给今天的印象恍恍惚惚，恍如隔世了。

可是那次短暂的出访回来，竟写了两本小书。一是缘自在唐人街上结识的一位命运多舛的女子， 写了一部十分暗淡的中小说《雾中人》；再有是我第一本薄薄的旅行札记《雾里看伦敦》，这本书在百花文艺社出版，素白封面上印着浅赭色伦敦的影像。其实此刻的伦敦早不见狄更斯小说中所写的那种浓得发黏的厚雾，连薄雾也不见了，大片大片平整鲜亮的绿地铺着阳光，但我还是喜欢这本幼稚又单薄的游记的书名，这正是我和西方世界初次直面的真实感觉——如隔大雾，看不清楚。

这本书中有一篇散文叫做《在旧日梦中甜睡》。我对英国人依然活着的历史既惊讶、欣赏又莫解，因为经历过“文革”，我们已经把历代帝王当作敌人彻底荡除，在这里历史居然被敬重着。记得后来一位记者追问我做历史文化保护的精神根由，我说到这次访英，它使我看到一个与当时的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观。

不同的事物才会有启发。

又入伦敦

这次，只是刚进了伦敦，就把我差不多忘掉的景象摆到面前。又见到了伦敦三种红色的标志物，两种静的一种动的。红邮筒和红电话亭静静地立在街头巷尾，红色双层的大巴在路上威风十足地开来开去，上面坐满举着相机四处张望的游客；又感受到左行车的别扭与奇异。我的伙伴——这伙伴有点像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她还发现伦敦的出租车十分特别，老式的黑色小车，敦敦实实的长方形，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男人皮鞋。其中一些车上面用谐调的蓝色、红色与白色印满了伦敦大大小小的地名。我忽记起，上次访英就是这种出租车，过了三十年，英国人还不换车吗？

这种车司机旁边没有“副驾驶”的座位，后边车厢里有五个可以对坐的座椅，很宽敞。它们多停在固定车站排队等候载客，不能随处招手即停，更不能想停就停；英国人把这种对出租车管理的行规也留给了香港。由于英国人从不改换这种自己钟爱的事物，这种黑车和上面说的“三红”被称作“三红一黑”，经久不灭地成了伦教的标志。

记得上次有人对我们过这“三红一黑”，我说我们也有“三红一黑”——红歌红语录红袖章，还有黑帮。当时“文革”刚过，记忆犹新，吴老和翻译何滨都笑了，笑我的“三红一黑”的荒诞，好在这些东西被历史摒弃了。历史对事物的选择一任自然，喜欢的留下，厌恶的抛弃，谁也无法勉强历史。

在旅店门口又见到欣然，她来接我们，这位兼做“母爱桥”公益事业的女作家依然像我前两年见到时那样，亲切又优雅。只是这次一见说不出哪一点有些改变。是不是她来天津访问我时身份是客人，此刻她是主人？做主人和客人两种自我感觉当然不同。天性热情的欣然一见面就表现出把我这次访英的一切杂事都担过去那种架势，使我们立即与伦教没有任何生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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