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教授以抗战史研究为例解说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发问

　　2022年2月1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联合举办“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讲坛”第2讲，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道炫教授分享他关于抗战史研究的经历与体会，特别是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如何发问”，即如何提出问题。讲座由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研究员主持，所内30余位同仁参与。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道炫教授

一、如何认识历史学科

　　黄老师首先从如何认识历史学科谈起。他认为其他学科大多是站在现实、面对现实，历史学是站在现实、面对过去。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其他学科，不仅应对现实负责，本质上还要对过去的人和事负责，尽可能理解、尊重、同情，书写过去的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历史。这恰恰是历史学的特点、使命和优势所在。

二、如何发问

　　针对“如何发问”，黄老师认为学术研究需要与学术史和学术圈对话，提问题时不能忽略之前的研究基础。同时，在了解学术史时，也要有跳出学术史的自觉，不被既有议题束缚，不把讨论限于小圈子，应通过阅读史料和不断思考，走出一条新路。因此，提出问题的起点更重要的还是直接面对研究对象。当下对问题意识的注重，逐渐引发以问题为导向的对话。然而，我们的研究最初做的更多应该是直接与历史对话，在进入一个议题时可以先不设定具体问题，首要任务是大量阅读历史资料，了解、熟悉我们的研究对象，能够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行，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提出问题。进入历史时不一定要太早设定议题，以免先入为主，但做学术研究尤其撰写论文时则需要提出问题，需要高度概括，有解释力、穿透力和通透性。历史论文是长期研究结果的提炼与升华。

三、如何提出问题与写作

　　对于如何寻找问题，黄道炫老师将问题分为常规性和非常规性两种，并以自身相对熟悉的根据地研究为例，予以说明和解释。例如，可以提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根据地？为什么要建立根据地，背后的思想资源是什么？怎样建立根据地？上述问题又可细化为根据地的发展路径和形态；根据地的构成要素及运行；根据地的动态变化与曲折发展等等。同时，“关系”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这是历史学研究中最容易出成果和体现历史复杂性的议题。这其中包括根据地的内部关系；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根据地与国统区、日占区、延安等的关系。此外，根据地领导者的个性对根据地特点生成的影响、根据地知识人的身份、根据地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也可加以讨论。

　　黄老师认为，抗战史研究中常规性问题非常丰富，但目前基础性研究还不充分。现有成果更多是围绕事件的研究，即过程性描述。这虽是研究必经的阶段，但不一定都需要用论文来呈现。而对于非常规性问题的提出，则取决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的丰富程度。因此，研究者保持对史学理论和思潮的关注便非常重要，并应尽力将对理论的思考落到实处。黄老师还强调，我们不应被自己最初所提出的问题困住，应在写作中不断修正，文章需要反复修改。

四、如何处理思考多维与逻辑清晰

　　黄老师指出，问题的聚焦极易导致单向化。思考的过程是多方面的，而在写成论文时，则必须顺着逻辑推进，很多问题的复杂性就会因此消失。我们应尽可能保持历史的弹性，呈现其中的丰富性，并兼顾文章的逻辑与读者的阅读承受力。或许，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可以不仅遵循一条逻辑，应尝试触碰多条线索，从而尽可能地把历史复杂性在文章的逻辑中呈现出来。另外，历史学要避免变成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版，尤其在人的复杂性、主体性的坚持上，历史学可以和社会科学理论有所对话，显示历史学自身的理解和坚持。

讲座现场

五、现场共鸣与讨论

　　本场讲座引发听众的共鸣，大家就如何发问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杜继东研究员鼓励大家广泛阅读和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学思结合，不断提高认知水平，要有大历史观，要做贯通性的研究。彭春凌研究员结合自身研究体会认为，问题应来源于材料，通过读材料可以获得无穷问题。同时，从“关系”的角度切入，也会引发出许多新问题。李俊领副研究员谈到，黄老师所讲的深层次的学术体验，是“心法”。技法易学，心法难得。这种“心法”有助于我们更新研究历史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角度，对于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具有显著的启发性。从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观察，可以对抗战史研究的很多问题进行再思考。李在全研究员认为如何提问的背后，反映了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储备和学术关怀等各方面因素。在回顾中外历史书写传统的基础上，他认为以人、事、问题为本位的三种历史书写方式，均可以尝试。吴敏超研究员谈到研究者如何善于发现自己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认识到研究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在“守弱”的基础上“开新”。

　　在讲座的尾声，黄老师对近代史所的年轻学者寄予厚望，并对近代史所未来的学术发展表达了美好祝愿。交流活动历时两个半小时，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交流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