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

清末以前，普通百姓对卫生的概念十分淡漠，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人们：要保持居室清洁，单独建立厕所并掩埋秽物，远离尸体及腐坏之物，时常沐浴，确保食物、水源干净卫生。但现实情况是，稍有财力的王公贵族或许能够维持起码的清洁环境，而大多数平民就只能面对糟糕的生存环境，他们很难有效地处理生活垃圾，更无从保持居住环境的卫生，以至于自古以来，不少名城都饱受垃圾的困扰，甚至不得不全城迁离。大量垃圾不仅会堵塞河道、污染供水系统，也会滋生虫鼠，成为病菌繁殖的土壤，虫鼠如同一颗定时炸弹般，随时有可能招致瘟疫。在这种条件下，“时疫盛行，死亡相继”在古代如同家常便饭。

古代社会不是完全放弃了对卫生事业的管理，比如清代在工部下设街道厅，专门保障街衢通畅整洁，居民行人不管是淤塞沟渠、盖房侵占，还是撒放牲口、污损街道都要被问罪。不过这些措施只集中在首都地区，与其说是照顾民众健康和城市整洁，倒不如说是保证皇帝和官员出行的方便和雅观。对地方而言，保持清洁卫生既不为地方官府的主要职责，又无专门的部门和纠察人员，即便有所规定，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最后只有少数地方能靠社会力量勉力维持，根本无从实现常态化的保障。

卫生事业作为一项公共行政事务，最早进入大众视野始于租界。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华设立很多租界，他们在此设立医院，引进医生与护士，使用西药与手术等治疗手段，着实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许多现代医学概念也至此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少人对西医嗤之以鼻，许多封建的卫道士们秉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对外科手术之类的做法畏之如虎，或者是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大骂男医生给女性患者就诊是有违人伦。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上海瘟疫流行，上海市卫生局派出巡回诊疗车为市民免费治疗。

很多西方人从“卫生”的角度鄙夷中国人的先天羸弱，强调自身的体质强健，“东亚病夫”的污名不仅是形象上的贬低，更是对民族自信心的强烈打击。

在晚清的士绅精英们看来，清洁卫生带给他们的不仅是感官上的美好，还有自豪与强盛的心理；而污秽带来的，既有身体上的折磨，也有感染疾疫和遭外人欺辱的焦虑。这些人在与西方的接触过程中愈加认同其卫生观念，并在之后进一步延伸，将其与文明进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形象挂钩，成为强盛与发达的象征。所以要使中国摆脱贫穷愚昧、落后污秽面貌，走上强盛与复兴之路，达到强国保种的目标，就必然要动员全国人民保持卫生、注意清洁，至此“卫生”的观念俨然超出了个人乃至团体的范畴，成为关乎民族尊严与国家兴亡的大事。

士绅精英们认为，在健康与自身权利两者之间，毫无疑问应当选择前者。“污浊者，引疾之媒也”，既然清洁有利于卫生，符合现代科学道理，且关乎国家的强盛，何不大力推行？

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从城市清洁开始。1902年天津卫生总局的成立，拉开了中国地方政府施行卫生行政的起点。后来清末新政实施，1905年巡警部警保司下成立卫生科，成为第一个中央卫生行政机构，次年升级为卫生司，全国范围内制度性的卫生行政就此起步。

不过就其实际成效而言，恐怕并不尽人意，真正使卫生行政事业深入人心的还是清末著名的东北大鼠疫。这场1910年开始的大规模疫情夺走了6万多人的性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在这场浩劫中，清政府专门颁行了中国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还有相配套的《火车防疫章程》《国际海港的检疫办法》等专门性行业规章，也有《检疫规则》《检疫章程》等综合性防疫法规等。地方防疫局纷纷设立，地方卫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培育了大批专业的医学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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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王朝步入终结之后，这场观念上的洗礼并未结束。“卫生”作为现代化、科学化的代名词，逐渐走入千家万户，它不仅在公共生活领域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同时也在观念上改造着大家对事物及环境的看法。

这场改变逐渐深入乡村乃至家庭之中。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中，国民政府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目标，将“清洁”与“卫生”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客观上在注重卫生、移风易俗、救济灾害、服务抗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尝试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卫生教育，让广大贫苦农民也能享受起码的医疗服务，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推进，但却在农村社会播下了一颗卫生观念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民性的公共卫生观念才真正得以发扬光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开展起“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在短短数年内消灭了为祸全国的血吸虫病。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医疗事业迎来了大发展，而在农村，不计其数的赤脚医生走家串户，用他们的双手与汗水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为大多数普通民众普及了重要的公共卫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