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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实｜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专题对话二“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
编者按
专题对话二
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
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
第二场专题对话——“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章远研究员主持。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向红教授认为，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国家在转型之路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俄罗斯套娃”式的秩序模型，但地区内部秩序存在差异。美俄在欧亚地区对抗程度的差异使得东欧与外高加索次区域的稳定性远不及中亚次区域。在新冠疫情扩散的背景下，出于缓解国家内部压力的需求，部分国家试图通过挑起对外矛盾的方式转移民众注意力，这对欧亚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套娃秩序随之发生变化，但仍得以维系。疫情后欧亚秩序的特点将主要体现在：欧亚地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互动趋于活跃复杂、欧盟及土耳其等域外行为体参与度不断加强、俄美在欧亚地区介入程度的减弱等。曾向红教授最后总结道，域外国家的介入虽然是冲击欧亚秩序的重要因素，但该地区国家转型的艰难和曲折才是导致套娃秩序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为维持套娃秩序的基本稳定，欧亚各国亟需提高国家能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表示，疫情为世界各国带来极大冲击和破坏，每个国家都需为适应新秩序进行根本改变。全球各国将面临三大挑战：政治上，当今世界日益凸显出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对立，两极化和多极化已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经济上，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世界各地“黑天鹅”和“黑犀牛”现象出现日益频繁；安全上，新冠疫情将长期伴随人类社会，逐渐演变为一种慢性病，非传统安全对世界各国影响日益显著。之所以出现这一系列问题，主要原因是利益和价值上的分化。最后，赵可金教授以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如此变化作结——即中国应提出明确的对外战略，快速推进数字化、科技化的创新，尊重资本规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武心波研究员从本体论视角考察全球治理的中国逻辑，认为新冠疫情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对全球治理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并使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破绽百出。全球治理正处在转型和变革期，权力转移加速东移和中国崛起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机遇。中国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后疫情时代的转型和变革作出贡献。中国的全球治理逻辑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第一，观念在全球治理的中国逻辑中具有本体论地位，是我们理解中国的重要理论视角。第二，法治通常成为西方国家治理路径的基本选择，德治则是中国自古以来治理的主要路径依赖。第三，擅长法治的西方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十分重视合法性和合法性来源的诉求，而擅长德治的中国更重视合理性的诉求。第四，在治理方式上，中国要扮演好思想的引领者，而非权力的主导者。总之，全球治理的东西合璧是通往人类善治的康庄大道。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前总裁，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学院国家治理系系主任Vladimir Yakunin提出，新冠疫情为全球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世界各国面临复合型危机。第一，国际社会信任缺失、金融环境波动引发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动荡。第二，人民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互信降低，社会分化现象突出。因此，在疫情冲击下，需要通过共建全球秩序以应对危机并创立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第三、疫情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发言人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合作计划表示认同，并强调危机伴随着机遇，确保经济可持续性、加强合作或将成为走出危机的最好方法。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项目前主任，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非常任研究员，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与新独立国家中心非常任研究员Bobo Lo的发言主要围绕国际秩序及其失序和全球治理的再思考两个方面展开。冷战结束后，自由秩序面临决策失灵、制度侵蚀及价值观崩坏等严峻危机。目前，我们身处于混乱、无秩序可言的国际社会中。新冠疫情的爆发及蔓延暴露了当今国际秩序的混乱及全球治理的无能。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亟需重构国际秩序，而全球治理更是时代的中心使命。另外，Bolo Lo还提出了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六点建议。第一，抛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全球治理问题；第二，优先解决与全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问题；第三，以灵活、包容的理念重构有效的国际体系；第四，认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第五，建立灵活的合作伙伴关系；第六，各国家和地区需要加强自我审视与批评。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事务高级研究员于洁以英国政府根据选民态度和反映削减英镑开支为例作为引子，指出面对国际新秩序的变化全球各国都在进行内部改革。全球治理会受到各国的国内实际情况影响，如美国特朗普时期就因美国选民的态度决定退出一系列国际机制。其次，世界秩序继二战之后就重新确立，但就目前形势而言，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全球共同治理体系中获得更多发言权和投票权，西方国家需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诉求进行思考，且认识到亚洲国家日益凸显的重要性。最后于洁研究员指出，全球实现共同治理需要各国实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需要寻找到共同利益点。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殷之光副教授认为，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在个人自由的旗帜下大幅削减政治权力，并且强调市场是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这种市场和政府的二元对立结构帮助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了道德论述，然而这次新冠危机冲击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疫情下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实质上试图通过对社会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激进的私有化以及缩减政府体量的手段，强调自由人的理想选择才是资源调配的最优途径。其缺陷是，在越来越弱化的政府面前，权力很可能会进一步地让渡到受各方利益影响的地方政府和社会各部门，从而造成社会安全网观念进一步消失。如何理解并且有效处理资本、市场和国家的关系，避免中国崛起成为下一个资本的宿主，这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hristopher Len认为，新冠疫情引发了全球性的信任赤字问题，在此背景下，推动全球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全球治理中的一环，全球能源治理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从化石能源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而亚洲身为能源需求大户，其选择将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地缘政治秩序及能源可持续性的面貌。随着国际环境愈发脆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开始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出现，疫情对人类生活方式及国际形杂的挑战。正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战胜疫情，全球能源治理也需要各国加强理解、共同合作。各国领导人如想推动全球治理，则必须首先提高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否则，他们的行为仍将受狭隘的国家利益驱动，新的治理模式也将难以形成。
在自由讨论环节，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张亚月副教授等专家学者加入讨论，与发言嘉宾一起就英国禁用华为5G的原因、多边国际组织与灵活联盟的建构路径、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研讨。
出处
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
发言整理｜欧亚班
统稿｜杨子桐
排版｜瞿晶磊
审核｜李舒莹